她的一生,唯一的传世成就是生出了一个名为张爱玲的女儿。
　　然而,倘若人生能够不以留给后人多少来计算价值,黄逸梵(原名黄素琼)的人生是一个女人钻石或者翡翠的生命,即使时至今日,也足够良家女子羡慕、唏嘘。她在结婚生子后,开始追逐自己喜欢与满意的人生,尽管也有抛家离子时“伏在竹床上痛哭,绿衣绿裙上面钉有抽搐发光的小片子”的时刻,然而,倘若不是如此,恐怕连哭都没精神了,因为在那样一种婚姻中,“心已经像木头一样”。
　　22岁与门当户对的张廷重成为金童玉女组合,最终却因人生观的不同而分道扬镳。那个年代,对女子来说,人生观是相当稀罕的东西。女人是没有权利要求子女们入新式学校、要求丈夫不拈花惹草、要求世家子弟不躺在祖辈留下的财产上吃老本的。对男人失望大约很容易使女人变得精明、勇敢、狠心,此为古今大同。黄逸梵决定陪同小姑出国留洋,那时候她已经31岁,到了那个年代的女子黄脸婆的年纪。“湖南人最胆大。”这是张爱玲对母亲零散的记忆中,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尽管人们喜欢将罗曼蒂克的黄逸梵归入上海女人的代表,她所认可的却始终是湖南血统。作为长江提督的孙女,她从小接受极为传统的教育。大约一个人,被压抑得越厉害,一旦觉醒时,反抗的力量便越强大。
　　在留洋的最初,她并未想过离婚,然而面海的窗户一旦打开,其实已经很难关上。
　　她的高跟鞋前端塞满棉花,健步如飞地走在塞纳河边。她裹过足的小脚装进滑雪板,从瑞士阿尔卑斯山上滑翔而下,超过了从未缠足的小姑。在欧洲的美术学校学画,去马来西亚的华侨学校教书。买回一整箱蛇皮,决心自己设计皮包皮鞋,搞“高级订制”(倘若成功实施,或许今日的国人便不必蜂拥去买LV)。她所交往的好友中,许多人的名字在今日听来依然如雷贯耳:徐悲鸿、蒋碧微、常书鸿……
　　“与外国人恋爱后,再也不想跟中国人恋爱。”这句话被今日许多文艺女青年引为时尚,正宗的原创却是她。离婚后,她再未与中国男人谈情说爱。据说女人比男人晚进化五百年,而她又不巧比中国大多数女人早进化了五百年,在当时男人三妻四妾的中国,自然是曲高和寡,所以只能去更发达的欧洲找伴侣。然而理想虽好,现实于女人来说却总是更为残酷。她唯一想作为归宿的男人死于非命,此后马不停蹄的恋爱便只剩下薄如蝉翼的爱情本身。最后一次回国,她幽幽道:“一个女人年纪大了些,人家对你反正就光是性。”
　　李敖大叔说,女人最大的敌人不是男人,而是时间。随着时间流逝,风光的日子背后也有了忧郁。1957年客死伦敦时,她曾写信给张爱玲“我现在唯一的愿望就是见你一面。”可惜,女儿并没有满足她的这个愿望,还以为她是生病无钱医治,找她要钱,慌忙寄了一张一百美金的支票给她,便预备着老死不相往来。几个月后,她的遗产寄到了张爱玲在美国的住处。箱子里满满当当是值钱的古董(不知有没有一两幅徐大师画的骏马)。
　　以寻常观念看来,她的晚景甚是凄凉。然而,倘若一个人,一生都在追逐自我,并未忍辱负重地修功德、做劳模,最终还想获得别人许多的爱,恐怕也显得过于贪心。
　　张爱玲中学毕业时,黄逸梵为了她能读一所好学校而刻意回国。她给了她两条路:“要么嫁人,用钱打扮自己:要么用钱读书。”女人一生中,时常都会有这样的两条路吧,依附或者独立:卧薪尝胆做传统意义上的好女人,或者由着性子寻找当下的快乐,最终好坏自知,由不得别人评说。
　　成就自己,总是会牺牲别人,有心或无意,偶尔或者彻底。她定是知晓,所以并不强求母女恩爱。只是当正当红的作家女儿将两锭金子摆在她面前,预备作为她为她读书所做花费的补偿时,她伤心地哭了。伤心归伤心,却并没有怪罪,更不会蠢到以为可以强求补偿,只收拾行李再次踏上旅途,过自己的生活去了。
　　晚年,张爱玲给朋友写的书信中,表示自己“现在唯一想要说话的人,还是我的母亲。”并且在《爱恨录》中,将母亲归入自己爱的人。这或许应该让她释然,又或者她其实并不在意这些,她要的只是以自己的方式,粉墨登场,长袖善舞,而后黯然谢幕。而所有的他们,也终究有着自己选定的人生,谁也不过是谁的过客。
　　即使最罗曼蒂克的生活,亦是有喜有悲,有始有终。如此想想,倒可能会让那些“遵纪守法”的女人们心下释怀:坏女孩走四方,好女孩上天堂。无论四方还是天堂,都有交警与红绿灯。人生永远有两条路,对一件事的看法永远有两种,没有人能够获得全部,这或者正是人生悲喜的缘由。
　　实习编辑韩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