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话语里2011年被称作中国的事故元年。地铁也好，火车也好，飞机也好，这些被发明出来增进人类文明的机器，竟然通通失灵，成了杀人武器。我们似乎到了一个时刻，灾难越积越多，且都和人类自身脱不了干系，如果不清理干净，其残骸可能将活人也窒息。
　　席卷式的大规模还原和回顾往往带来新的恐惧和痛苦。但这种痛苦又必须有。加缪说，20世纪是恐惧的世纪（21世纪有过之而无不及），“恐惧是一种技巧，煽动恐惧，好让人沉默，这沉默意味着世界的末日。”所以，灾难之后，如果我们尚有勇气在恐惧中申诉和反省，对于人类整体而言，倒还算一个好消息。
　　然而就个体来说，一次事故足具毁灭性。这是灾难中最让人难以面对的部分。一位生活规律平稳的职员，在东京地下铁内发生的沙林毒气事件后，变得“什么东西都想扔掉”，包括保存多年的小学用的文具盒和学生帽，就连超级热爱的盆栽，他也想通通送人，实在是认为“根本没有什么值得珍惜的东西”了。
　　这次事件发生在1995年。10名奥姆真理教信徒分五路，在高峰时段的地铁里释放沙林毒气，受害者超过5000人，死亡12人。
　　村上春树采访了62名当事人，写成《地下》，无非是“不想让活生生的人变成面目模糊的众多受害者中的一个”。这样，人们才会接受，这些受害者也是有完整躯壳和头脑、有家人有工作、有苦恼有欢乐的人，才会有切肤之感：他们的命运完全可能是我们自己的命运，个人的命运就是集体的命运。
　　而我们因为本国的经历，完全可以看出些心照不宣的别的况味来。首先是日本人的超强忍耐力。许多人在吸入毒气后呼吸困难或视线变暗，不明就里，但没有大吵大闹，也没有议论纷纷。不能忍受的人默默走出地铁，也仍有人默默走进地铁，要赶去上班。不久后检票口亮出告示牌：“因刚才发生爆炸事件，电车停止运行。”（这种告示也真够坦率。）人们便在站台上等待，始终没有骚乱。更惊人的是，书中62名当事人，几乎所有人都照旧去上班，直到实在无法支撑或看到新闻才赶去医院，只有一位放弃了去公司，仿佛只有他一个人意识到“这是生死攸关的大事”。与之相应的是，一位站台工作人员表示，“与死相比，首先想到的是必须想办法做自己的工作……”清理完装有毒气的塑料袋后，他很快满嘴吐沫，全身僵硬倒地。
　　尽管美国专家认为，12/5000的死亡率已接近奇迹，但日本人仍耿耿于怀：官方应有的系统几乎没有发生作用。信州大学医学部长柳则信夫甚至认为“日本人不存在迅速高效和有组织地处理这类重大灾难的体制”。事情发生后，他们立即给30家医疗机构传送应对措施，而消防厅和卫生部几乎毫无作为，前者电话打不通，后者表示会“酌情处理”。即使在明确是毒气事件后，也没有在现场的统筹。警视厅倒是派出了四五个司法鉴定员，但都掉以轻心，“一路轻松聊天，甚至连防毒面罩都没有带”。警察采取行动时，救援已经基本结束。显然，体制的无能和混乱也是灾难的一部分。
　　发挥最大效力的是专业机构和民间的自救，以及日本最擅长的训练有素的秩序感。救护车不够，人们在现场征用电视台的采访车，把伤员送到医院，有一百多家医疗机构收治患者，很快按照受伤的轻重程度而不是先后顺序来治疗。
　　《地下》里，除了邪教的恐怖之外，东京人的生活状态也相当令人战栗。一个上班族，通常每天要花一两个小时才能从家中赶到单位，比如当时28岁的电脑维修工尾形直之，早上7点乘地铁，到某一站换乘7点42分或47分到达目的地，车挤得要命，“有时甚至觉得有生命危险”，累到一坐下就能立即睡着，不管睡得多沉，到站必定醒来，俨然一台精准高效的机器。
　　一位身为航空自卫队军官的当事人事后对日本的将来感到悲观，“长期以来只顾拼命干活，应该好好想想自己的生命到底是什么。”他生平第一回知道什么叫作“怨恨”，第一次感到真正的恐惧。
　　对于奥姆真理教，自然有人想将其信徒千刀万剐，但更有人无法产生真实的愤怒感。有人说得很贴切：“如果说直接挨揍的话倒还能马上做出反应”，但现代的恐怖事件，对于一些受害者来说，就像一次无缘无故的错乱，施害者与受害者之间的链条是断裂的，仇恨和暴力像幽灵一样随机地附着在任何生命上，而个体生命就更加地无足輕重。
　　《地下》是很好的一个范例，关于如何清算和反省。就我们自己而言，我们也真想知道，地下究竟发生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