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回村庄

　　 2015年11月6日，农历九月二十五。爷爷去世三周年纪念日，我再一次地回到了史家河。冰冷的秋雨已经淅淅沥沥地下了几天。回村之前，听说60多岁的大姑病了，且病得不轻。还有，我的小姑奶奶都80多岁的人了，身体也不是很好。我、父亲、姐姐和弟弟一起，前往大姑家所在的永乐镇汉坡村。彬永二级公路上漫天迷雾，车在缓慢地爬行。进入村庄的生产路上，雨大了起来，坐在弟弟的车里，能见度不到几百米，急着落下的雨敲在了挡风玻璃上，噼里啪啦地响个不停。
　　 父亲和我已经记不清大姑家的具体位置，父亲这些年在外务工，家里与亲戚之间人情世故都由弟弟来操持。谁家孩子结婚，谁家女儿出嫁，谁家孙子过满月，谁家老人棺材落成，谁家新房建好，谁家老人去世，等等，都会给弟弟打电话或者捎话去，弟弟就会代表父亲去参加亲戚家的红白喜事。就是因为血缘和婚姻的关系，农村亲戚一年中的交往才算是得以联系。亲戚之间，已经没有原来时候，在农闲或者过年之间相互走动的兴致。远房亲戚见面，基本都是在别人家的红白喜事上，见了面，打个招呼，相互之间已经没有原来那种血缘之间的亲近和热乎。常年下来，亲戚之间的关系也就越来越淡漠。
　　 到了大姑家，推门进去，整个院落鸦雀无声，大姑因病在炕上躺着，前几天才出的医院，人老了，身体就不那么硬朗，老年病也就日渐凸显。姑父蹲在炕头上抽着旱烟，正好天雨，庄稼地里也没有多少农活，他们老两口有一句没一句地说着些陈年旧事。我们走进了房间，他们才回过神来。大姑已经基本上不认识我，姐姐再三给说我是谁谁，她才慢慢地想起来，说咋都这么大了。大姑家还是老房子，农具、家具、粮食囤都在房间的地上摆着，房间墙上的相框里，挂着一些陈年的老照片。最珍贵的一张是，奶奶带着她几个儿女的一张合影，照片已经有些褪色和腐蚀，但依然可以看清她的面庞。这张照片，在奶奶的孩子里面，唯一就缺了父亲一个人，父亲作为长子，分家早，过早地承担起了那个大家庭的责任。父亲和大姑、姑父三个人聊着，说着这些年的農事和生活。大姑家这些年种植了些苹果树，一年有一些产量，能卖上一点钱。大姑家有四个儿子，其中三表哥快40岁了还没找上对象，后来就给别人做上门女婿了，三表嫂是个小50岁的女人，在爷爷去世时，我见到过她在厨房里帮忙;四表哥是1974年左右出生的人，30多岁在西安打工时，自谈恋爱，娶到了一个四川女人，女人算不上很漂亮，但是个机灵人。他们结婚时，我还和家族的人一起，参加过他的婚礼。婚后生了一个女儿，四表嫂就外出不归，至今好几年已不知去向。四表哥还在外面打工，留下的女儿由大姑照看着，在镇中心校上学。家里的墙壁上，贴着三五张红彤彤的大奖状。
　　 窗外的雨慢慢地停止，我们告别了大姑，顺着盘山的柏油路向安家河的川道里下去。乡间的道路虽这几年基本上都得到了硬化，广大农民出行的条件略有改善，但走的人越来越少，路两边被长疯了的柴草所吞没。沟边上，低头的野鸡都在争先恐后地觅食。车过来，野鸡们紧张地飞起，又落下，在品尝着野草籽的美味。车子顺着高安公路，经过马家河、林家河，一直走到史家河村的吃水沟，柏油的路就断了头。车子进入了泥泞的土路，左右摇摆。这些年，走路的人少了，路就变得更加高低不平，荒草丛生。雨水像一条条小溪，汇聚在一起，顺着低低洼洼的路，肆意流淌。弟弟紧紧地握着方向盘，不敢轻易地快速行进，稍有不慎，车子的尾部就摆个不停，我们坐在车里，也像过山车。花了近半小时，才走到了爷爷老房子的路边，下车后穿上雨靴，深深浅浅地走在荒草堆里。
　　 雨又下了起来，淅淅沥沥。家族远远近近的人都身穿白色的祭服，头戴孝圈。进门，下跪，祭奠，磕头，起身，作揖。三周年前，爷爷去世时，我踏进了这座老屋。三周年后，我作为孙子辈的老大，再次回来，就是为了参加这最后的集体祭奠。祭服，是老人去世后用白粗布做成的孝衣，而今在农村，已经没有人来专门招呼着去裁裁剪剪，每当有丧事，在外的人回乡时，都会给自己找上一件白衣携带，白衣大多都是来自医院的白大褂，白大褂的左上方印着“北极医院、西坡医院、彬县医院”等等字样，俨然每个穿白大褂的人，都好像成了医生、护士，来为逝去的亲人，消减着最后的病痛。中午时分，雨暂停了下来，我一个人踩着枯草，向村庙和河边走去。村头的大庙就好像村庄的地理航标和精神祠堂，一直威严地屹立在那里，见证着村庄千百年来的风风雨雨。村庙俗称“老爷庙”，官称“关帝庙”，初建年代不详，清宣统年间重修。坐西向东，土木结构，硬山灰瓦顶，五架梁，面阔9米，进深6米，内有金柱，二副梁上有驼峰，中檩上题有“大清宣统己酉年二月二十二日喜逢黄道立柱上梁大吉大利阁舍全义重修”字样。庙内有一通清代道光二年（1822）所立的功德碑，记录了数百商号雅馆主人的捐赠善款，如“恒静馆、仁义馆、永盛居、兴盛堂、清盛馆、仁和静号”等字样依然清晰可见。南北两侧墙上残留有彩绘壁画，画中人物肖像栩栩如生，色彩线条艳丽明快。庙门和窗棂已历经风雨，残朽不堪。
　　 沿河湾而下，芦苇在河边伸长了脖子，在斜风细雨中不停地摇曳着，这些《诗经》里的“蒹葭”，从几千年前的《诗经》里来，一岁一枯荣，在水一方的我，顿时变得温暖而又悲伤起来，温暖的是，这一岁一枯荣的植物，它们不弃不离，始终与这长流的红岩河水紧紧地抱在一起。水是芦苇的血液，芦苇被水滋养着，在春夏季节一截截地生长，层层密密，紧言慢语;而到了秋冬，它又在细水流光里静默不语，踮脚守护着村庄的孤独与苍茫。我踏进了河水里，虽隔着雨靴，但深秋河水的冰凉依然从脚底传遍全身。村庄里的每道山山沟沟里的溪水，都越过了砾石和草木，流到了红岩河里。红岩河的清水在雨滴中泛着波纹，党家沟里的溪水有些浑浊，两条水路交汇在一起，一清一浊，一宽一窄，逐渐交融，流向远处。就是这条河，才让我们的祖先们傍河而居，繁衍生息，直到今天。饮用，就来河边取水;洗衣，就来河边搓洗。夏季的深夜，收割完麦子的人也会在河里，擦洗掉自己的疲困。
　　 河南岸的高渠山、十二洼笼罩在茫茫的白雾之中，巍巍耸立，默默无语。百树落叶，千草枯萎，正在秋雨中历经着“一岁一枯荣”。高渠山、十二洼的每条硷畔里，我都曾走遍。放牛，割草，挖柴胡和远志这类野生药材，是暑假唯一的生活。十二洼下的砂岩崖壁下，有三窟石窑。据陕西有关文物方面史志的记载，为唐代遗存。窟口呈方形，2号、3号窟口用土坯封堵。石窟高1～3米，宽2.5～3米，进深5～6米，其中最大窟面积约18平方米，最小窟面积约14平方米。为何用土坯封堵，至今成谜。有老年人说，土坯封堵是旧社会为了躲避土匪，当闻有土匪入村时，村里的男男女女就搭着高高的木梯子，爬进石窑里后，将梯子拉进窑里;待土匪过村后，人们再从梯子上爬下来，继续着自己的生活。而如今，这些石窑里已经成了鸟儿的安乐窝。我站在石窑下的河北岸，见一群群的鸟儿，啾啾地叫着，站在石窑的土坯上，为悄然无声的村庄，带来了一声声音符。 　　 时近下午3时，天色暗沉，乌云在山顶森罗密布，便折身向祖父生前的老房子里走去。老房子建于20世纪90年代，部分屋顶已有些塌陷，可以看到拳头大的一片天空。人不住了，房子变得空落落的，没有了生机，院落里长满杂草。最后的祭奠仪式开始，磕头作揖，姑姑们哭出了声音。悲戚而庄重，我始终认为，在城乡二元结构的今天，农村最有传统且有仪式感的，莫过于老人们去世后，祭奠埋葬的礼仪。丧事活动从何时而起，已无可考，但随着社会的文明进步，已大大从简，一些迷信的做法已逐渐淡出，但如奔丧、丧服、吊孝、祭日等祭祀的传统礼节仍绵延流传。祭奠结束，要去坟地。顺着湿滑的小路，盘旋而上，走到坟地里去。逝者如斯，祖父的坟头，几棵松柏青翠，他已经在这向阳的大地，睡去了三年。从老房子走到坟地，跨过了半个村子，除参加祖父三周年祭奠的人外，只遇到了一个村人。他正提着笼，从已经霜冻了的地里，捡回来几把青辣椒。沟沟洼洼的柿子树，星罗棋布，红彤彤的柿子挂在枝头，已经没有了人去采摘，任凭其熟透，成了灰雀们饱餐的口粮。
　　 离开了祖父的坟地，我们需要沿着山路走，几千米后才能到塬上的柏油路，有车在等。一路的泥泞，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前迈着脚步。我与二姑和三姑同路，听她们说着这些年的陈年旧事。三姑一家人早年去了临潼，在外当厨师做凉皮生意十几年，积攒了一些财富。年龄大了，有病在身，回来在县城买了房，安了家。但是她闲不住，现在还在一家工地给工人们做饭。在外这些年，她的观念更新快，许多家长里短的事情都不挂在心底，人活得也通达豁亮一些。走着走着，二姑掉了队。二姑嫁给新民街道的姑父，姑父有修车的手艺，在自己门前开了个修车铺子，主要修理各种农机。他人勤快，话不多，来人修车，不分黑明昼夜，从车底下爬进去，到修好出来时已满身油污，30多年来，小有名气，已经形成了赵师修车的良好口碑。二姑在家照看三个孙女，他的二儿子前几年出过车祸，右脚有些残疾，经营着一家农机配件店，这是她这些年来的心病。她和我們在路上时，就絮絮叨叨地说着，二儿子经常外出吃饭，还没有生下儿子，等等。我和三姑都在劝她，应该正确地面对这些，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况且年轻人的生活行为方式，和他们那辈人相比，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二姑口上答应，但是心里还是一团苦愁，她的眉头始终紧皱着，无法舒展开来。
　　 我一步步地离开村庄，村庄也一点点地远离着我，渐渐地淹没在沟底的深处。到了文家坡村，站在塬上，看着村庄在深秋的萧瑟中，像一位耄耋的老翁，沟沟壑壑的皱纹，布满面庞，那条永不停息的红岩河，缓缓地流淌着，成了故乡无法诉说的眼泪。雨又下了起来，急急地落下，向每个人踩下的泥窝窝里，如受惊的蛇一样，蜿蜒着汇聚成溪，它们要流向沟下的村庄，顺着各沟渠向红岩河里去。它们不知道，我的祖先埋葬在这里，我的祖父埋葬在这里，我的痛苦和惆怅也在这里，这里还埋葬有母亲生我的胎盘，这里有我20年生活舞台最优美的布景，而我却成了故乡的叛逆者，不听话地逃跑了，跑得很远，很远。甚至在异乡的梦里，又开始追寻归乡的路途。

故土难离

　　 故土难离，始终是千百年来积淀在中国百姓心中的情结。
　　 2016年5月10日，初夏。在这天中午，弟弟打来电话，说在史家河小学外的砖墙上，贴出了关于红岩河库区移民搬迁的公告，并附有征地补偿分配到户花名册，每户人家赔偿的金额都算得清清楚楚。公告要求5月6日至11日完成征地补偿款的分配，5月12日至16日完成库区搬迁户的搬迁，5月17日至21日完成房屋、窑洞的拆除。
　　 公告贴出后，寂静的村庄，顿时变得沸腾起来。这些年，许许多多的年轻人，都离开了村庄，在外面的世界里，经营着自己的生活。但是他们的身份证地址还是史家河。史家河的村庄里，还有他们留下来的破旧的房屋、荒芜的田地，他们的户籍还与史家河这个即将要消失的村庄，紧紧地维系在一起。当看到搬迁公告时，还厮守在村庄的老年人慌了手脚，搬迁的期限是多么地紧迫，一辈子的家业都在这里，他们收拾了那么多的柴火还整整齐齐地堆在家门口，他们种了别人荒下来的土地里，还长着已经灌满了浆的麦穗。有人低下头，挠着头说，能不能把这茬庄稼收了呀？庄稼是农民的命啊，庄稼烂在了地里，这是要被人戳脊梁骨的啊。他们就去蹲在田间地头上，抽着烟，看着麦草秆儿已开始发黄，离收这最后的一茬庄稼，时日不多了。
　　 这些年，靠天吃饭的村庄，原来在村庄里生活的能干人，基本都加入到了外出务工的大潮里去，他们到了城里，靠着自己的力气和手艺吃饭。村庄里仅剩下了几个村干部和已经没有劳动能力的人。史家河村和千千万万的农村一样，人心离散，人去地荒。这些年，修路修桥，无人牵头;贫弱乡邻，无人过问;水利兴修，无人去管;邻里纠纷，无人帮其出面解决;红白喜事，无人帮着操持。绵延了几千年传统农耕文化的村庄，突然成了断线的“风筝”，失去了亲情、乡情，失去了向心力，转型中的广大农村，乡村秩序越来越纷乱，乡村社会的纽带也越来越松弛。
　　 就是史家河搬迁的这件事，村干部也是想尽了办法，让每个家族里选一名代表，代表的作用就是做本家族亲属的思想工作，并参与分配到户的全过程。我们家族，选了我的大哥作为代表。他原来在税务机关工作，后来下海，在县城里经营过食堂，开办过旅社，后来赶上了房地产开发的大好时机。他虽然这么多年没有在村庄里生活，但是在村民邻里之间有一定的口碑和威望。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创新乡贤文化，弘扬善行义举，以乡情乡愁为纽带吸引和凝聚各方人士支持家乡建设，传承乡村文明。在村庄搬迁的过程中，各家族选出的代表或多或少都有些乡贤的味道。2016年6月12日，狗和大哥在北极街因搬迁的事情从争吵，到双方大打出手，到后来人进了医院，无不表达着个人和集体利益的碰撞和纠葛。
　　 2016年11月，我再次踏进了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
　　 史家河村，地处渭北黄土高原的沟壑地带，唯一通往县城的高安公路因为水利工程已经无法通行，从塬上的乡村公路绕山而下，群山环绕，植被落叶，沿途一眼望去，丘垄、沟沿、树枝、草垛……所有一切，都安静了下来。因搬迁卖掉的树，已被伐掉，剩下的是与大地平行的树根，还深深地扎在土地里，一圈圈年轮是那么刺眼。弟弟说，我们家的三棵大杨树，长了30多年，总共卖了300多元，就这样还给木材厂的人说了不少好话。弟弟说，你想啊，人家买了树，还要找人来锯掉，还要找车来拉走，这些都是不少的费用。残垣断壁，这个成语最恰当不过。镇上的搬迁政策出台，同意的人签字后，拆迁的“大家伙”（设备）就进了村。属于房子的，都被推倒在地。长满苔藓的瓦砾和土坯交织在一起，无不言说着村庄最后的留恋。 　　 我们还没有走到村中的老学校院里，就听见一阵狗叫。走进院子，见有人来，我的一个远房长辈站了起来，她已经不认识了我。弟弟在一边介绍，她说，以为又是拆迁的人来了。
　　 她说：“我在咱村已经生活快50年了，现在老了，舍不得离开村子，就留下来种地。这里是我们的根。”她家原是依山而居，住在凿的窑洞里，窑洞已几近坍塌。为了安全，加之搬迁，村里的干部就动员她搬到学校的公房里来住了。我没好意思问她，她将来要搬到哪里，也不知道她是否用拆迁的补偿款在城里登记了经济适用房。
　　 她的大儿子，已经去世好几年。二儿子今年已经快50岁，还是单身汉。在传统的农业社会里，人们都喜欢生儿子，可是生的儿子，如今找不到媳妇。究其原因，还是因为穷。他的儿子很少外出打工，靠着庄稼的收入也极为有限，贫困的问题始终还没有得到解决。就在我回去的那天，史家河四组马家底传来了唢呐的哀乐声。这些年，我听到最多的就是，村里的哪位老人去世了，生老病死，再正常不過。马家底有人已经因为拆迁搬到了县城里，但是老人去世后还得拉回来埋葬。在农村，丧葬一直被视为庄严的大事举行，设灵堂、出殡、埋葬和祭奠等环节极为讲究。出殡环节为整个丧葬礼仪的高潮。孝子先祭，众亲友接着祭祀，出棺后，长子捧灵牌，长孙肩扛“引魂幡”在前引路。唢呐吹奏哀乐，棺木一般由10多个青壮年肩抬，后面亲属紧跟，同族邻里几十至上百人同赴墓地。
　　 而如今，已经搬迁的人已经没有了家，就只有在城里给老人办丧事，庄严的仪式已经再简化不过。马家底的人在县城的小区里，搭了帐篷，举行了祭奠仪式。听回来的人说，这样的做法也引起了同小区住户的强烈不满，因为举办丧事，影响了人家的正常生活。祭奠完了后，去世老人的棺材就用车拉了回来，还是埋在了史家河的土地上，这也是长期一段时间来，村里所有儿女给老人送终时，要面临的一种方式。老人们生活在村子里，却在自己老去时，去县城里转了一圈，最后又回来落叶归根。

出生的儿子

　　 2015年8月30日中午，杜陵塬，初秋。妻经近十月怀胎，小家伙还差几天就要来到这个世界，在子宫里跃跃欲试，摩拳擦掌。经检查，医生说羊水偏少，遂住院留观。一阵忙活之后，托熟人，找关系，才在326床住下来。
　　 晚饭过后，太阳落下地平线，塬上的秋便变得安静起来。草木郁绿，蟋蟀啁啾，我们在灯火通明的产二科三病区来来回回地迈着步子，不能自由地外出……
　　 守门的护士说我可自由来回，妻不可，入院了医院就得为产妇负责，她挺着大肚子，踮起了脚尖，便笑着向外张望，夜来风的世界里，自由而弥漫。她说还是家里好，舒服，想干啥都好。就是的，家里好，我们两个人的世界里，白天都在外忙忙碌碌，回到家一起窝在偌大的沙发上，或在厨房里练习着在某某大厨小宴里看到的菜肴，这也是我们普通人的幸福。
　　 回了病房，同房间的床友在打电话，别人问医院远不远，她说在三兆，说完了又觉得三兆是个不吉利的地方，手拿着电话对着窗外，“呸呸呸”地向夜空吐洒着口腔的分泌物，然后问一旁的老公：这怎么说呢？杜陵？哦，哦，雁翔路，雁翔路……
　　 夜深了，已过了11点，三病区的房间里不时传来新生儿的声声啼哭，或清脆，或沉闷，或远或近，产妇虚弱的身体，却无法阻止来自儿女人生的第一口吮吸。听着孩子们远远近近的哭声，我躺在简单的陪护床上，想起了今天一起在病区遇见的一家四口人，孕妇怀孕3个月，有可能是大三阳，且小孩保不住，她不到20岁的脸上，听见医生还没说完的专业术语，眼泪就止不住地流淌了下来。
　　 8月31日，第二夜。一早，6点爬起来，满眼迷糊。走在妇产科的通道里，竟已有20多人在妇产科门诊口排队。人估计已站累了，所以有水杯、手提袋、检查表，甚至是一袋豆浆，一溜儿地代替着主人，悄然无声地排队。回到病房，给妻说，妻笑，说看来我们原来一直都是来得算晚的。是啊，自从1月10日来医院初检，到8月30日的最后一次门诊，我们从来都是第10位以后。周内从来没来过，原来人这么多。人常说，早起的鸟儿有虫吃。早早来挂号的人，当然就排在前面，早检查早结束，说不定回到家了还能睡个混沌觉。
　　 早8点后，护士就专门带着妻去做全面B超。羊水却从昨天的75mm上升到今天的90mm，已从羊水偏少回归正常值，一阵窃喜。问医生，让回房间里等待。看着B超单上的各项指标，妻已开始用手机软件概算小家伙的体重。算完了，咧嘴笑着，说是个胖小子。这十月怀胎以来，她是最辛苦的，看看她的肚子从小变大，从大变圆，到某个时辰“缷货”，然后再开始抚育的阶段。
　　 同房间的孕妇已经哭了好几次，她是二胎，第一胎就是剖宫产，说是今天的手术约到了9时。她的眼泪里有恐慌，甚至也有喜悦。直到快16时，护士才来请她去手术，不一会儿，6斤重的丫头就陪着她回到了病房。小丫头粉嘟嘟的，来到了这个世界，躺在妈妈身旁，攥着小手打哈欠，甚是可爱。
　　 夜晚的走廊里，传来的都是婴儿们的啼哭。他们用哭声表达着自己的全部，饿了困了拉了尿了，他们的声声啼哭，都召唤着初为父母的人们，开始着手忙脚乱。
　　护士常常入房来，查体温，测胎心，问胎动，无微不至，以职业的素养为迎接一个个新的生命，在病区穿梭着。晚饭过后，陪妻在走廊散步，她说昨晚梦见小黑猪崽，我开玩笑，说是不是梦见是在窗外的杜陵塬上撒欢呢？她大笑，梦是好梦，梦随心生，我知道她也是期待着自己肚子里的小可爱，也早早地出来，给她惊喜，让她的母爱泛滥起来。
　　 是父母，都爱自己的孩子，哪怕是阿猫阿狗，何况我们即将为人父母，也是要在自己30多年的人生旅途上，开始走另外一条“养儿方知父母恩”的路子呢。
　　 9月1日上午，羊水深度88mm。一切指标正常。医生检查，小生命的到来，尚有几天，就出院回家等待。9月6日晚，正准备洗漱了换衣的妻子，突然感觉体内羊水破，遂赶快又进了医院，又是一阵抽血，检查各项指标，监听胎心。9月7日凌晨2点零5分，妻子二次被推进产房。母亲、大姐和岳父、岳母在产房门口的条椅上左右不安，期待着小生命的到来。凌晨2点58分，允许家属进产房陪产。当我穿上专门的防护衣站在产房门口，心里一阵紧张。3点33分，儿子出生，坚强得没有几声哭啼。助产士用手敲着孩子的小脚掌，小家伙才半睁开小眼睛，看着这个世界，嘤嘤地哭了起来，我的内心一阵柔软。忽想起，孩子出生前每月一次的检查，雷打不动。每当我们走到医院里，通过B超，看着孩子一月月长大，通过医生听胎心，听见他的心跳像擂鼓般咚咚咚地响着。妻子也成了家里的重点保护动物，她每天下班回来，总是会说起孩子一天来的“表现”。每天定时地在子宫里翻腾，或是在里面呼呼大睡。听医生说，孩子的活动是丰富多样的，眯眼、伸展四肢、转身、蹬腿、翻跟斗等等，母体的温室，俨然成了成长的天地。她每天都穿着宽宽大大的衣服，就担心衣物束缚了孩子驰骋的自由;她不再像原来那样臭美，不化妆从不出门，而是接触到每件物品时，都会寻找是否有“孕妇慎用”这四个字。为了让孩子快快成长，我们除了把空气、阳光和水作为最好的营养素之外，每天还不重样地有各类水果、奶品。 　　 2015年12月，我去西安曲江的某派出所为新生的儿子上户口，看到户口本上他的身份证编号是“610101”开头，心中不禁多了一些感慨。我从高中毕业考上大学，才将自己的农村户口转到了城里，而15年前，作为农村出生的孩子，要想改变自己的命运，只有参加高考这一条道路，而我的孩子，他不会再像我一样，有在山沟沟里生活的经历。在西安这座古老的城市里，我已经生活了10多年，还将继续生活下去。这10多年间，我工作，成家，买房，生子，住所搬了四五次。单身时，我一个人住在城南叫作“瓦胡同”的民房里，与来自不同地方的“蚁族”挤在一起，共用卫生间和洗脸池，每到冬天，西北风将不结实的窗子刮开来，有雪成了访客，落在角落。结婚后，我们在城内叫作“集賢巷”的地方，租住了两年，房子是个单位家属院的顶楼，20世纪60年代的砖混结构。每当下雨天，只有推着床找不漏雨的角落，或者是盆盆罐罐摆满地。后来实在没办法，就又搬到了纬二街，又住了一年，才搬到了贷款买来的新房子里。儿子出生后，我们作为父母，给予的环境，是我们小时候做梦也想不到的，因为我们小时候真不知道，山的那一边是个什么样的世界。

安居，安居

　　 对像我的父母这样的农民来说，失去了村庄，跟着儿女，到了城里，他们有关村庄的所有信息，都来自村干部给我兄弟的电话。自从移民搬迁赔偿的事儿启动以来，当了十几年村干部的他们，和村民的关系也随之远了起来，因为赔偿款是触碰每个人神经的问题。村干部与村民之间的不信任成了大事儿。
　　 自从赔偿款明细公布以来，村子里的不稳定因素就多了起来。网络上出现了反映村干部问题的帖子，民生热线上有了村民的信，还有就是非正常上访等，这也让基层政府的人忙活了起来。村干部是村民的唯一指望，因为他们肩负着一个村庄的责任，也是国家权力在农村基层的体现啊。虽然史家河村的人都因为搬迁而四散，但是他们的名字还在史家河村的名单里，一个也不能少。2017年8月3日，彬县纪委通报了四起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典型案例，其中史家河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和村文书联合侵吞惠农资金问题赫然在列。通报称，其三人于2003年和2007年，将村集体105.4亩林地和76.57亩粮食种植面积分到三人及其亲属名下，共同侵吞退耕还林资金和粮食综合补贴10.71万元，2017年6月，县纪委给予三人开除党籍处分，并将三人移送司法机关。
　　 古人言：千里之堤，溃于蚁穴。近年来，乡村基层“小官贪腐”问题严重。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村干部，已经成了小官巨贪的典型代表，每天纪检监察部门公布的案例举不胜举。重要的是，村干部作为国家权力在基层落地开花的神经末梢，看似无关紧要，实则大权在握。他们是国家意志的扩音器。村干部被移送司法机关，有些年龄大的村民们又开始唏嘘不已。说那村支书都快60岁了，刚上任之初，还争取来资金给村里修了路;那村主任，虽然爱打麻将，但人还是个好人，最小的儿子才结婚不久。淳朴的村民，以为村干部们要被判刑，要有牢狱之刑。可是他们不知道，当前的小官贪腐已经不再局限于蝇头小利了，已经不再明目张胆地向自己兜里弄一点小钱，而是已经利用了大量基层行政的复杂性、制度监管的漏洞、政策实施的缺陷，冥思苦想着谋取巨额利益了。
　　 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在市县党委建立巡视制度，加大整治群众身边腐败问题力度。强化不敢腐的震慑，扎牢不能腐的笼子，增强不想腐的自觉，通过不懈努力换来海晏河清、朗朗乾坤。
　　 县城的北滩里，原来是县城农业人口的庄稼地。而今已经成为县城最为鲜亮和活力的地方之一。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流动到了县城，安居工程住房成为政府为人民群众住有所居、安居乐业的民生工程。从史家河搬迁出来的农民，按照安置的要求，都在这里登记了属于自己的房子。村子里的一草一木、一房一田，已经不属于被赔偿过了的农民。
　　 在城里遇见了军娃，他属于年轻一代的农民工，尽管和父辈一样，出身于农村，他却有着与父辈完全不同的精神面貌和未来预期。他最初打工来到了西安，后来又去了深圳，听他说这几年又在上海。他念了一些书，但早早走向了社会，没有独立干过农活。对于农活，我们这代人没有了在田地里劳作的吃苦精神，当然在社会的大熔炉里，曾经的工作也是挥汗如雨，但是至少不会再种地。我和他说笑着，他回来就是参加分房子，这是村庄给予他这个户口还在村庄的人，最后的福利和馈赠。他在遥远的城市打工，成家立业，却始终没有安家落户。在深圳、上海那样的大城市靠着打工置业，对他来说基本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很珍惜这次村里的选房活动。他要亲自选，选自己最喜欢的楼层和户型。他笑着说，这是他的归宿之地。如果他有一天回到了县城，在他的人生规划里是要过上像城里人一样的生活，因为他已经融入了城市。
　　 有句话说，农村稳则天下安，农业兴则基础牢，农民富则国家盛。史家河的这些农民，和中国千千万万的农民一样，都在上层制度的设计下，进入了转型时期。年轻的一代，欢欣雀跃，期盼向往着能尽早离开偏远的乡村;老年的一代，痛苦无奈，觉得告别了田地，就斩断了自己谋生的双手。父母的一代，他们是中国传统农耕文明的主力军，但是今天却向现代的城市文明不断行进着，他们无法丢弃穷乡僻壤的村民艰苦朴素的生活传统，他们对在县城里生活的路，还需要继续适应着。他们中甚至有些人一辈子没来到过城里，没有坐过电梯，没有听过什么叫作“物业”，但是他们如今知道，单元房里不能烧柴火，每月还要缴纳物业费，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吃饱穿暖不得病，手头还有点余钱花。还有那些我已经叫不上名字的孩子，已经开始了在县城小学的求学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