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房价“下行”（其实就是少涨点或不再涨了）的形势中，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明里暗里松绑原先的限购政策，进行“救市”。
　　放开限购看上去可以免于指责。毕竟，限购本身就是政府对市场的不正当干预，对人们的“市场权利”的限制。但问题不在这里，而是政府的“救市”情结。为什么总是想着要“救市”？不是说了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吗？
　　而这种“救市”，把房地产利益链最后的一点秘密都抖了出来：原来，最怕房价下跌的，除了开发商、房地产的寄生阶层（炒房者等），还有某些地方政府。
　　那么多年来，房地产业的暴利性和政府的各类“救市”，已经付出了极为高昂的社会成本。权力对市场的干预，使市场经济总是蒙上“官家经济”的阴影。很多人在房地产上的投机性暴富，使一个社会甚至对勤奋劳动产生怀疑。房地产背后的权力、资本的社会价值排序，固化了一个社会利益食物链和心理食物链，至今无法撼动分毫，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败坏。而依赖货币“增长”（包括印钞和银行杠杆驱动）维持高房价，则不断地推高人们的生活成本。更不用说，房地产对中国经济的绑架，以及对政府和民众关系的绑架了。
　　很多人都已经清楚地看到，房地产本身，以及它高昂的社会成本，都注定是一场不可持续的游戏。市场经济的规律，因为权力对市场的深度介入，固然可以在一段不短的时间内无法发挥作用，但总会发挥作用，总会对扭曲它的一切进行报复。仰赖于独特的整合和控制能力，政府确实很强大，但并不是万能的。托市、“救市”，总有托不住、救不了的时候。而即使暂时能托住、救下，也只是为未来的崩溃性爆发积累更大的风险。
　　如果把政府视为一个人，那么，从理性的角度而言，早就应该阻止“救市”冲动，让房地产降温了。而在今天，各地方政府仍然想着“救市”，只能说明，一切就像被“集体行动的逻辑”魔咒套住一样。一个集团的成员，如果为了短期内个人利益最大化而不管整个集团的长远利益，那么，这将是一件让人遗憾的事情。
　　但现在，社会经济结构已经被房地产深度改变，以往的游戏很难玩下去了。“救市”有用吗？大概不会。该“入场”的已差不多“入场”了，房价的“准入门槛”不迅速降低，不会有多少人来接最后一棒。而需要追问的是，如果一个市场不靠注入会恶化民众生活处境的大量货币，不靠政府“救市”就玩不下去，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市场？房价下降一点就受不了，这样的房地产市场有多危险和可怕？
　　可以说，“救市”不仅是一个错误，而且已经是一个伪问题。现在最紧迫的，是告别那么多年来的房地产模式，是经济结构的加大转型。现在恰是一个由风险促成的契机。我们已经错过最好的契机了。
　　理由可以有很多，但最根本的一条是：社会结构已经被改变，它越来越无法支持房地产的这种玩法，以及被房地产绑架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之间早存在深刻的分裂。而当某个市场扭曲整个社会的经济结构，破坏社会结构，对于政府的治理来说，就构成了一种威胁。毕竟，政府治理的有效，恰恰来自于它对社会强大的动员能力，它对政治结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的“一体化”建构。
　　学者金观涛、刘青峰在考察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够在和国民党的斗争中胜出时发现，中共具有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可以深入到农村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国民党则到区一级以下就无法进行社会整合了。不顺应社会结构改变的政治经济和经济结构，本质上是脆弱的。
　　中国说经济结构转型已经说了很久，但到现在为止，地方政府仍然热衷于“救市”，只能让人怀疑，指向未来、体现了对执政党、政府、社会的责任担当的“转型”，能战胜眼前的“既得利益”吗？当经济结构的“转型”被忘在一边，人们有理由问一下，这对于社会的未来意味着什么？
　　从近代开始，中国被卷入到了现代化的洪流中。传统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结构的一体化就此开始瓦解，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无论是否愿意，由此成为一种宿命。这是中国建构新的自我的必由之路。甲午战争，中国输给了在向现代社会转型上先走了一大步的日本，表明一个拒绝转型的政治结构，缺乏应对内外危机的能力。
　　一个国家，一个政府，总会在既定的社会（和国际社会）情境下有一个自我认同，以及希望获得“他者”对自我的认同。中国的改革开放，一直到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都具有这样的问题意识：在改革、转型中完善自我。而向市场放权，强力反腐，强化对权力的监督约束，等等，正是完善自我的行动。与之相比，“救市”违背的正是这一问题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