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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韩愈作为碑志文发展史上的关键人物，其碑志文创作涵盖体式多样，打破了魏晋以来碑志文撰写的僵化体式，后人称之为“变体”并给予了较高评价。本文拟从史家笔法和小说家笔法两个方面，从韩愈碑志文的叙事笔法切入，指出其创革之处即是将“尚实”与“尚奇”完美融合，将碑志文体发展到前所未有的新阶段与新境界。
关键词：韩碑;叙事笔法;史家笔法;小说家笔法
叙事策略是作者为了达到某种写作效果而在叙事中所使用到的一些方法，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讲故事的方法和切入点，叙事笔法亦包含在内。对韩愈碑志文（以下简称“韩碑”）的叙事笔法进行再解读，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韩碑的“新变”及其在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
一、史家笔法：尚实
前人对碑志文的属性及创作者的要求多有论述。如《文心雕龙·诔碑》和《文史通义·黠陋》都曾提及碑志文“亦文亦史”的特殊属性，认为碑志文创作者需具备一定史才。此外，《史记》《左传》等史传文对韩愈创作的影响亦十分深刻，因而他在碑志文撰写过程中也会不自觉受到其影响。
（一）互见法
由《史记》所开创的互见法乃史传之常法，韩碑亦时而用之，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将一朝大事分散在数碑当中，使之在不同的层面得到完整的记录;二是同一志主的事迹分散记录在其墓志铭与神道碑文中。
最典型的当属淮西之战。元和九年冬，彰义节度使吴少阳死，其子吴元济自称留后发兵作乱，宪宗决定出兵淮西，但兵力分散，屡战功微。后宪宗力排众议，遣太子詹事李愬为唐、随、邓三州节度使领西路军参与讨伐。十二年三至五月，李愬拔文城栅，切断吴元济割据的申、光、蔡三州之间的联系。其间，北路军在李光颜率领下，在郾城附近击败叛军主力;东路军由寿州西进，南路军由鄂州北进，牵制了申、光二州兵力，造成西路军可直捣吴元济老巢蔡州的有利态势。已到郾城督战的宰相裴度奏请朝廷撤去监军，使主将能机断行事。之后，李愬率部乘雪夜奇袭蔡州，生擒吴元济，淮西叛乱至此结束。以上时事均体现在韩愈所撰的《平淮西碑》中，但碑文以颂德记功为首要目的，主要突出了裴度在执行宪宗旨意后的运筹帷幄，其他将领着墨不多。主要将领之一的韩弘，由于韩愈当时为行军司马，与其有过相处，因而在《司徒兼侍中中书令赠太尉许国公神道碑铭》中，对韩弘拒蔡、治汴和平郓、蔡二州功劳做了详尽描写及赞许;而对于另一主要将领李道古的战功，韩愈在其墓志铭《唐故昭武校尉守左金吾卫将军李公墓志铭》中只是一句话带过，而在其妻《楚国夫人墓志铭》和其先祖《曹成王碑》中，则对李道古参与平淮西一役做了较为详尽的叙述。
此外，唐朝高官死后，不仅有墓志铭还会立碑，如何使得二者的叙事不机械式的重复，韩碑给出了佳例。如刘昌裔殁后，韩愈为其作《唐故检校尚书左仆射右龙武统军刘公墓志铭》，后又作《刘统军碑》，既有墓铭又有碑文，因此碑文“若将生平事重复更叙，虽大手笔亦不能工，故变调作为韵语，与墓铭初不相犯”。
（二）秉笔直书
秉笔直书的求真精神是史家在修史时应坚持的原则。自从班固盛赞《史记》“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勇于实录的精神即成为后代良史的宝贵传统，也扩展到文学领域，尤其成了传记文学的基本创作精神。韩愈亦继承此法。
如《兴元少尹房君墓志》和《殿中少监马君墓志》，前文志主是房武，文章武功无可叙说，只好详叙其家族及先世;后文志主是北平王马燧之孙马继祖，以门荫入仕，年纪轻轻即去世，而由于韩愈不了解马继祖，因而志文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是对马燧的感激之情和对志主父亲马畅的交谊之情，及第一次见志主时的情景。可知，两位志主并无突出惊人的事迹可记，于是韩愈便另开生面，从别处着笔敷衍成篇，也不生造事迹来滥美一言。
在本应“为死者讳”的碑志文里，韩愈也有自己的理解。在《故太学博士李君墓志铭》一文中，对于志主李于因服食金丹而死并未加以隐瞒，反而借助此摆事实讲道理，使世人引以为戒;《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中的“骗婚”一段，实际上来说并不适合于写入以颂功记德为主要目的的墓志铭中，但它有利于塑造墓主形象，韩愈也将其记录下来。
二、小说家笔法：尚奇
作为中唐文学的两座艺术高峰，“唐传奇的发达同唐代散文领域的叙事化（小说化）倾向关系是十分密切的”，韩愈的创作也难免受到时代风气影响。
（一）人物形象生动
碑志文体本来应该是肃穆谨慎的，但在韩愈笔下有时会被赋予很强的文学性而在今人看来颇具小说游戏戏谑性质。在写人叙事时，韩愈往往不循常格，以“奇”出胜。
以《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进行分析，本文主要叙述了墓主王适生平的四件主要奇事：一是“好读书，怀负奇气，不肯随后人举选……困于无资地，不能自出，乃以干诸公贵人”，不肯随常人应举而困;二是宪宗“以四科募天下士。君笑曰：‘此非吾时邪？’即提所作书，缘道歌吟，趋直言试”，但因言辞不当未中第;三是他自称“天下奇男子”，主动投身李惟简幕下，拒绝卢从史之聘并怒斥其为“狂子不足以共事”，后不乐而归，病卒家中;四是补叙了他伪造文书，冒充朝廷命官骗婚之事。这四件事情，处处紧扣一个“奇”字，写出了一个既有气节又玩世不恭，身遇坎坷而又旷达豪放不羁的下层知识分子形象，生动地再现志主的生活状态和精神风貌。尤其是第四件奇事，当中涉及到的人物形象，即王适、侯高处士、媒妪三个人，他们的心理、对话、行为、不同的个性描写得细腻生动，完全可当做传奇小说来读。又如《唐故朝散大夫尚书库部郎中郑君墓志铭》中对墓主郑群交友、待友逸事的描写，生动地描写了郑群有钱与无钱时对待客人的不同态度，传神地表现了其直率、豪爽，乃至有些狂放的名士个性。
（二）行文结构多变
所谓结构，即“沟通写作行为和写作目标之间的模样和体制”，“既是第一行为也是最终行为”。换言之，文章结构是指文章立意如何具体地实现，包括如何开头、結尾，怎样行文等。唐传奇结构多变，引人入胜，韩碑亦有此特点。 首先，韩碑组织结构的首要原则，是以表达内容为宗旨，结构形式为内容服务。因此，韩碑多不循旧例而多变化。以《贞曜先生墓志铭》为例，墓铭开头先叙述孟郊去世，作者接到噩耗之后无限悲痛，在家中设灵位与朋友共同哭吊及樊宗师为孟郊求铭之事;之后，在交代了孟郊生平与其诗歌成就之后，用了一长段话，先写樊宗师“合凡赠赙而葬之洛阳东其先人墓左，以余财附其家而供祀”，将落葬时写张籍提议“揭德振华”，为其私谥“贞曜先生”而得到众人赞许，随后又写到孟简谓己“生吾不能举，死吾知恤其家”，这几件事看似写的都是孟郊的身后事，又分散在文章的开头及中间部分，实际上都是在补叙其生前事。因孟郊为人正直，胸襟恬淡，诗歌高古，得到了朋友们的深深敬服，在他死后，朋友们强忍悲痛为其丧事四处奔走，字里行间，蕴含了作者对亡友的深切哀痛和他们生死不磨的真挚友情。
其次，对于韩碑的整体结构而言，某句话或某段话在这个位置而不是那个位置，本身就是一种叙事功能和意义的标志，“极有创造性的结构是隐含着深刻的哲学的”。仍以《貞曜先生墓志铭》为例分析。孟郊卒后，几位好友所作之事韩愈并没有集中叙述，而是分散在文章的几个部分，这样的文章结构超越了具体的语言文字，在文字所表达的叙事单元之间或之外，蕴藏着作者对人生的理解。孟郊一生贫寒，仕途不顺，但他操守正直，行为光明磊落。他的诗歌创作宣扬仁义道德，歌颂尧舜古风，批判浇薄时风和叛乱犯上，对时俗采取一种不合作态度，处处显示出一个古貌古心的君子姿态，与重道德，守古遣的韩愈所倡导的“道”相近，而其生活准则正好是韩愈的“道”在社会生活中的实践，因而得到了韩愈的高度赞誉。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韩碑行文结构是“无法之法”，而后世许多学者却想从韩碑中总结出金石义例之法，这是有待商榷的。事实上，韩愈为文多慷慨激昂、痛快至极，他遵循大的艺术规范，并没有定下死板的行文规范。
结论
研究韩碑的叙事策略，可以看出原本只是作为实用文体的碑志文，在韩愈的手里，负载着审美主体富有诗意的感受和思想，呈现着作者的想象和情感。韩碑“尚实”与“尚奇”笔法的成功运用，不仅为碑志文的创作注入了一股别样的生命力，亦开启后世无数法门。
参考文献
[1]（汉）班固撰.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7.
[2]（唐）韩愈著，马其昶校注，马茂元整理.韩昌黎文集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3]林纾.韩柳文研究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14.
[4]董乃斌.中国文学叙事传统论稿[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7.
[5]杨义.中国叙事学（修订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
作者简介：蔡文君（1996—— ），女，汉族，海南澄迈人，海南大学2019级中国古代文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唐宋文学。
（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 海南 海口 570100）
关键词：韩碑;叙事笔法;史家笔法;小说家笔法
叙事策略是作者为了达到某种写作效果而在叙事中所使用到的一些方法，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讲故事的方法和切入点，叙事笔法亦包含在内。对韩愈碑志文（以下简称“韩碑”）的叙事笔法进行再解读，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韩碑的“新变”及其在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
一、史家笔法：尚实
前人对碑志文的属性及创作者的要求多有论述。如《文心雕龙·诔碑》和《文史通义·黠陋》都曾提及碑志文“亦文亦史”的特殊属性，认为碑志文创作者需具备一定史才。此外，《史记》《左传》等史传文对韩愈创作的影响亦十分深刻，因而他在碑志文撰写过程中也会不自觉受到其影响。
（一）互见法
由《史记》所开创的互见法乃史传之常法，韩碑亦时而用之，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将一朝大事分散在数碑当中，使之在不同的层面得到完整的记录;二是同一志主的事迹分散记录在其墓志铭与神道碑文中。
最典型的当属淮西之战。元和九年冬，彰义节度使吴少阳死，其子吴元济自称留后发兵作乱，宪宗决定出兵淮西，但兵力分散，屡战功微。后宪宗力排众议，遣太子詹事李愬为唐、随、邓三州节度使领西路军参与讨伐。十二年三至五月，李愬拔文城栅，切断吴元济割据的申、光、蔡三州之间的联系。其间，北路军在李光颜率领下，在郾城附近击败叛军主力;东路军由寿州西进，南路军由鄂州北进，牵制了申、光二州兵力，造成西路军可直捣吴元济老巢蔡州的有利态势。已到郾城督战的宰相裴度奏请朝廷撤去监军，使主将能机断行事。之后，李愬率部乘雪夜奇袭蔡州，生擒吴元济，淮西叛乱至此结束。以上时事均体现在韩愈所撰的《平淮西碑》中，但碑文以颂德记功为首要目的，主要突出了裴度在执行宪宗旨意后的运筹帷幄，其他将领着墨不多。主要将领之一的韩弘，由于韩愈当时为行军司马，与其有过相处，因而在《司徒兼侍中中书令赠太尉许国公神道碑铭》中，对韩弘拒蔡、治汴和平郓、蔡二州功劳做了详尽描写及赞许;而对于另一主要将领李道古的战功，韩愈在其墓志铭《唐故昭武校尉守左金吾卫将军李公墓志铭》中只是一句话带过，而在其妻《楚国夫人墓志铭》和其先祖《曹成王碑》中，则对李道古参与平淮西一役做了较为详尽的叙述。
此外，唐朝高官死后，不仅有墓志铭还会立碑，如何使得二者的叙事不机械式的重复，韩碑给出了佳例。如刘昌裔殁后，韩愈为其作《唐故检校尚书左仆射右龙武统军刘公墓志铭》，后又作《刘统军碑》，既有墓铭又有碑文，因此碑文“若将生平事重复更叙，虽大手笔亦不能工，故变调作为韵语，与墓铭初不相犯”。
（二）秉笔直书
秉笔直书的求真精神是史家在修史时应坚持的原则。自从班固盛赞《史记》“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勇于实录的精神即成为后代良史的宝贵传统，也扩展到文学领域，尤其成了传记文学的基本创作精神。韩愈亦继承此法。
如《兴元少尹房君墓志》和《殿中少监马君墓志》，前文志主是房武，文章武功无可叙说，只好详叙其家族及先世;后文志主是北平王马燧之孙马继祖，以门荫入仕，年纪轻轻即去世，而由于韩愈不了解马继祖，因而志文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是对马燧的感激之情和对志主父亲马畅的交谊之情，及第一次见志主时的情景。可知，两位志主并无突出惊人的事迹可记，于是韩愈便另开生面，从别处着笔敷衍成篇，也不生造事迹来滥美一言。
在本应“为死者讳”的碑志文里，韩愈也有自己的理解。在《故太学博士李君墓志铭》一文中，对于志主李于因服食金丹而死并未加以隐瞒，反而借助此摆事实讲道理，使世人引以为戒;《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中的“骗婚”一段，实际上来说并不适合于写入以颂功记德为主要目的的墓志铭中，但它有利于塑造墓主形象，韩愈也将其记录下来。
二、小说家笔法：尚奇
作为中唐文学的两座艺术高峰，“唐传奇的发达同唐代散文领域的叙事化（小说化）倾向关系是十分密切的”，韩愈的创作也难免受到时代风气影响。
（一）人物形象生动
碑志文体本来应该是肃穆谨慎的，但在韩愈笔下有时会被赋予很强的文学性而在今人看来颇具小说游戏戏谑性质。在写人叙事时，韩愈往往不循常格，以“奇”出胜。
以《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进行分析，本文主要叙述了墓主王适生平的四件主要奇事：一是“好读书，怀负奇气，不肯随后人举选……困于无资地，不能自出，乃以干诸公贵人”，不肯随常人应举而困;二是宪宗“以四科募天下士。君笑曰：‘此非吾时邪？’即提所作书，缘道歌吟，趋直言试”，但因言辞不当未中第;三是他自称“天下奇男子”，主动投身李惟简幕下，拒绝卢从史之聘并怒斥其为“狂子不足以共事”，后不乐而归，病卒家中;四是补叙了他伪造文书，冒充朝廷命官骗婚之事。这四件事情，处处紧扣一个“奇”字，写出了一个既有气节又玩世不恭，身遇坎坷而又旷达豪放不羁的下层知识分子形象，生动地再现志主的生活状态和精神风貌。尤其是第四件奇事，当中涉及到的人物形象，即王适、侯高处士、媒妪三个人，他们的心理、对话、行为、不同的个性描写得细腻生动，完全可当做传奇小说来读。又如《唐故朝散大夫尚书库部郎中郑君墓志铭》中对墓主郑群交友、待友逸事的描写，生动地描写了郑群有钱与无钱时对待客人的不同态度，传神地表现了其直率、豪爽，乃至有些狂放的名士个性。
（二）行文结构多变
所谓结构，即“沟通写作行为和写作目标之间的模样和体制”，“既是第一行为也是最终行为”。换言之，文章结构是指文章立意如何具体地实现，包括如何开头、結尾，怎样行文等。唐传奇结构多变，引人入胜，韩碑亦有此特点。 首先，韩碑组织结构的首要原则，是以表达内容为宗旨，结构形式为内容服务。因此，韩碑多不循旧例而多变化。以《贞曜先生墓志铭》为例，墓铭开头先叙述孟郊去世，作者接到噩耗之后无限悲痛，在家中设灵位与朋友共同哭吊及樊宗师为孟郊求铭之事;之后，在交代了孟郊生平与其诗歌成就之后，用了一长段话，先写樊宗师“合凡赠赙而葬之洛阳东其先人墓左，以余财附其家而供祀”，将落葬时写张籍提议“揭德振华”，为其私谥“贞曜先生”而得到众人赞许，随后又写到孟简谓己“生吾不能举，死吾知恤其家”，这几件事看似写的都是孟郊的身后事，又分散在文章的开头及中间部分，实际上都是在补叙其生前事。因孟郊为人正直，胸襟恬淡，诗歌高古，得到了朋友们的深深敬服，在他死后，朋友们强忍悲痛为其丧事四处奔走，字里行间，蕴含了作者对亡友的深切哀痛和他们生死不磨的真挚友情。
其次，对于韩碑的整体结构而言，某句话或某段话在这个位置而不是那个位置，本身就是一种叙事功能和意义的标志，“极有创造性的结构是隐含着深刻的哲学的”。仍以《貞曜先生墓志铭》为例分析。孟郊卒后，几位好友所作之事韩愈并没有集中叙述，而是分散在文章的几个部分，这样的文章结构超越了具体的语言文字，在文字所表达的叙事单元之间或之外，蕴藏着作者对人生的理解。孟郊一生贫寒，仕途不顺，但他操守正直，行为光明磊落。他的诗歌创作宣扬仁义道德，歌颂尧舜古风，批判浇薄时风和叛乱犯上，对时俗采取一种不合作态度，处处显示出一个古貌古心的君子姿态，与重道德，守古遣的韩愈所倡导的“道”相近，而其生活准则正好是韩愈的“道”在社会生活中的实践，因而得到了韩愈的高度赞誉。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韩碑行文结构是“无法之法”，而后世许多学者却想从韩碑中总结出金石义例之法，这是有待商榷的。事实上，韩愈为文多慷慨激昂、痛快至极，他遵循大的艺术规范，并没有定下死板的行文规范。
结论
研究韩碑的叙事策略，可以看出原本只是作为实用文体的碑志文，在韩愈的手里，负载着审美主体富有诗意的感受和思想，呈现着作者的想象和情感。韩碑“尚实”与“尚奇”笔法的成功运用，不仅为碑志文的创作注入了一股别样的生命力，亦开启后世无数法门。
参考文献
[1]（汉）班固撰.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7.
[2]（唐）韩愈著，马其昶校注，马茂元整理.韩昌黎文集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3]林纾.韩柳文研究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14.
[4]董乃斌.中国文学叙事传统论稿[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7.
[5]杨义.中国叙事学（修订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
作者简介：蔡文君（1996—— ），女，汉族，海南澄迈人，海南大学2019级中国古代文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唐宋文学。
（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 海南 海口 570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