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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民族大学文学院，陕西 咸阳 712082）
【摘要】：民族身份是特殊的文化符号，也是潜在的社会资本，民族身份是一个群体内外作用的混合结果，而且是动态演变的过程。本文以四川丹巴“甲居藏寨”的旅游开发为例，描述和探讨“少数民族”地区民族身份的再激发，并由此分析当代中国“民族身份”所面临的新趋向及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所派生的多重影响。
【关键词】：丹巴藏寨；文化身份；符号
2005年10月，《中国国家地理》杂志把位于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境内的“甲居藏寨”评为中国最美乡村榜首，由此引发当地人群经由“藏族村民”的形象与外界广为交往的新一轮高潮。这样的趋向，不仅标志着具有“民族身份”的地方文化逐步上升为旅游开发中又一重要的社会资本和文化消费的新式产品，同时意味着变动中的社会需求正日益深远地影响着这个国家内部民族边界的既定划分和重新确认。按照英国文化研究学者斯图亚特·霍尔在《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一文中的看法，我们或者可以把“文化身份”界定為“一种共有的文化”，集体的“一个真正的自我”，它反映了共同的历史经验和共有的文化符码，为我们提供了变幻的历史经验之下稳定不变和具有连续性的意义框架。按这种界定，文化研究的任务就是要揭示这种“隐藏着的”文化身份以及“隐蔽的历史”。对“文化身份”的第二种理解更加强调“真正的现在”（与“真正的过去”相比）在塑造文化身份中的作用，认为文化身份既是一种“存在”，又是一种“变化”，它在连续性中有着差异，而在差异中又伴随着连续性持续的存在。这种看法实际上强调的是从现实状况出发去理解“文化身份”，而“过去”始终都是一种“想象”，它无法确保我们正确的定位“真正的现在”。
一、丹巴藏寨儿女身份符号的历史印象
嘉戎儿女是人们对丹巴藏寨地区人们的一种总称，丹巴在四川西部，是如今甘孜藏族自治州的所辖县，面积4700多平方公里，人口6万，在全州属中等。它的位置距州府康定137公里，距省府成都368公里。由于海拔高、地势险，与西部其他高原山区一样，丹巴在人们以往的印象中也被长期视为遥远陌生的僻野之地。民国早期，人们对于丹巴地区民族构成的理解也停留在较为简薄的水准上，如庄学本描绘说当地交通闭塞，草地、森林等自然资源处于原始状态，本土人群主要是“汉人”和“蛮家”[1]。另有学者采用“汉人”与“康人”的划分[2]。任乃强则在“汉族”和“蛮族”之外补充了一种“混血族”等等[3]。可见对于那时的外界来说，当地人群的“民族身份”还处于较为宽广和可多样替换的状态。区分界限主要是“汉人”与“土著”的二元对比。由于逐渐与外界交往，本地人的身份在多重力量的驱动下不断变化。其中包含着从个人到亲族、从村落到乡镇和省区等人种、地域和行政的多个层次与视角。在这当中，“康”或“康巴”曾是一個重要划分。“康”原指“躯干”、“地方”或“种子”、“边地”等，在藏文典籍里常与“卫”和“安多”并立，用作划分三大地域的指代；而“康巴”则作为一种本地自称的汉译出现于与外人相分别的场合。于是，“康区”（康地）和“康巴”（康人）便成为对该地域及其居住人群的特指和标志，并且像一个特定的中介符号一样，在族群身份的意义上交汇了本土“自称”和外界“他称”的两重功能。按照学界的解释，“康”有广、狭两义。狭义主要指今康定为中心的四川西部，广义则除此之外还包括与四川接壤的西藏和云南边区。这样，无论哪种标准，丹巴的“土著”都基本包含在“康巴”之中，从而与特指的“藏”形成一定区别。这种区别体现到历史政治的实践中，便出现了清廷所谓“治`藏’必先安`康’”式的举措以及传及至今的“康巴汉子”一类的民间称呼。还有学者依据藏文典籍，把“康巴”解释为与拉萨相对的“荒凉边地”[4]。这种固定的历史印象，使得丹巴藏寨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得不到好的发展，始终处于落后地区。
二、丹巴藏寨儿女的现代符号身份
随着改革开放，经济水平的快速发展，丹巴藏寨迎来了旅游业的高峰。随着外来游客的不断增加，他们几乎每天都要面对一个同样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向众人说明和展示自己的民族身份。在文化研究中，人们关注的重点往往会集中于不同人群在特定社会中的“社会身份”和“文化身份”。简单地说，人们试图在理论上追问自己在社会和文化上是“谁”（身份），以及如何和为什么要追问“谁”（寻求“认同”）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和研究，必定会涉及到特定的历史、地理、社会、政治、经济、国家、意识形态、殖民和殖民地、文化和亚文化、通俗艺术等复杂的领域，而丹巴藏寨地区人们现在逐渐意识到了在旅游经济发展中，他们民族身份的重要因素。因此，在政府以及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下，丹巴藏寨完成了很好的身份转向。
1999年，丹巴县政府制定本地《旅游发展10年规划》，把“藏族村寨”列入开发项目之中。两年后在政府倡导下，首届“中国四川丹巴嘉绒藏族风情节”隆重举行，“嘉绒”、“藏族”、“风情”被作为特色资源向外推出。在这样的背景下，甲居由于具有突出的代表性而备受关注和影响。自2002年起，一村二村的保生（格良拉吉泽郎）、拉姆三姐妹（就是甲呷泽郎的3个女儿）及拥忠贝姆（二村支书）等户先后被政府批准为“民居接待点”，陆续开展藏式家庭经营。几年之间，随着名声远播，他们的规模也越做越大，带动的人家越来越多。许多接待户修建了带浴卫的标准间。拉姆姐妹家盖起了突破传统、号称“乡村宾馆”的高层楼房，里面甚至有深夜营业的酒吧。这就引发了各方争议，村子以外的政府和游客希望甲居保持原貌，突出藏族风格；以三姐妹为代表的部分藏民却更想超越本土，向外界学习，乃至用内地的现代化方式扩展生意。为此，拉姆姐妹一家不惜远足到上海、江苏、深圳等地考察，并接受旅游公司和NGO组织的支持援助，积极以改变甲居“落后”面貌。不过等见世面“取经”回来，尤其是与外来游客的接触日益增多后，拉姆她们和其他村民逐渐意识到最能促进本地旅游业的资源不是别的，而是甲居的“不发展”，即传统的民族本色。也就是说，真正吸引游客眼球的是本地人的“藏族身份”。因此，丹巴藏寨地区把握自己的本土化优势，因地制宜，以他们的藏族身份来吸引人的眼球，这也体现了丹巴藏寨人的审美趣味与审美价值。 三、丹巴藏寨儿女文化符号身份转变形成的原因
客观而论，全球化语境下当代中国民族的发展已面临诸多的困惑与焦虑，其中最突出的表现是由全球化挑战所带来的文化身份的认同危机。正如美国后殖民主义批评的代表人物佳亚特里·斯皮瓦克所描述的，文化身份的模糊是全球化時代的产物，而且实际上，“所有的身份认同都不可还原地呈现混杂状态，这是作为陈述的表演性再现所不可避免地建构而成的”[5]。这种文化身份的认同性危机也毫无例外地影响到嘉戎儿女，它实际上早就引起了丹巴藏寨政府的反思，当代中国少数民族何以有如此强烈的生存性焦虑与身份认同危机，其根源是多重性的。
有关身份与认同的最有争议、最重要的问题确实是：人们的社会身份或文化身份到底是固定不变的、普遍的、本质论的，还是在实际的社会历史过程中被人为地建构起来的，并且是为了某些特定目的和利益（政治的、民族的、意识形态的利益等）而人为地建构起来的。今天，大多数有影响的文化研究者都赞同社会身份和文化身份是流动的、是在历史和现实语境中不断变迁的观点。丹巴藏寨地区人们的身份也是一样，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为了实现藏寨地区经济效益的最大化，满足外来游客猎奇的需求，他们不得不转变自己的身份，这也正说明了民族身份是可以因旅游交往而被激发的。
四、丹巴藏寨儿女文化符号身份转向的多重意味
在现代生活中，丹巴藏寨儿女作为传统文化符号的身份转向，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丹巴藏寨艺术的本真内涵，显示了民族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文化表征危机。传统文化符号，它具有能指和所指，它所具有的其自身之外的隐喻或象征意义，是有一个特定的文化语境构成的。传统文化的文化语境变迁，使其成为单纯的符号，失去了独特的意义内涵。在丹巴藏寨当代身份文化背景下，身份的符号意义从传统文化语境中蜕变出来，向本民族的身份转向，传统文化符号具有的丰富意蕴难以得到呈现和表达，凸显了其文化表征的危机。
丹巴藏寨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这些都是现代社会可利用的丰富文化资源，文化资源的符号化，即形式化的锤炼，特别是视觉化和审美化的改造和提升，是传统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资本的基本方法和规律，我们从丹巴藏寨民族身份转向中，得到了资源利用的最大化，使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资本，它所体现的传统艺术与现代社会生活相结合的方式，给传统文化现代资源的现代转化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参考文献：
[1]王杰.《大众文化中民歌的符号性打造》[A].叶舒宪主编.文化与符号经济[C].廣东人民出版社，2012.
[2]叶舒宪.《文化符号如何产出经济》[A]..叶舒宪主编.文化与符号经济[C].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
[3]任乃强.《康定县视察报告》[G].四川民族出版社，2004.
[4]徐新建.《民族身份的再激发----丹巴藏寨及其旅游影响》[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8.
[5]李西建.《文艺学的身份认同与知识形态的重构---全球化语境下文艺学学科建设的基本任务》[J].文学评论报，2005.
【摘要】：民族身份是特殊的文化符号，也是潜在的社会资本，民族身份是一个群体内外作用的混合结果，而且是动态演变的过程。本文以四川丹巴“甲居藏寨”的旅游开发为例，描述和探讨“少数民族”地区民族身份的再激发，并由此分析当代中国“民族身份”所面临的新趋向及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所派生的多重影响。
【关键词】：丹巴藏寨；文化身份；符号
2005年10月，《中国国家地理》杂志把位于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境内的“甲居藏寨”评为中国最美乡村榜首，由此引发当地人群经由“藏族村民”的形象与外界广为交往的新一轮高潮。这样的趋向，不仅标志着具有“民族身份”的地方文化逐步上升为旅游开发中又一重要的社会资本和文化消费的新式产品，同时意味着变动中的社会需求正日益深远地影响着这个国家内部民族边界的既定划分和重新确认。按照英国文化研究学者斯图亚特·霍尔在《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一文中的看法，我们或者可以把“文化身份”界定為“一种共有的文化”，集体的“一个真正的自我”，它反映了共同的历史经验和共有的文化符码，为我们提供了变幻的历史经验之下稳定不变和具有连续性的意义框架。按这种界定，文化研究的任务就是要揭示这种“隐藏着的”文化身份以及“隐蔽的历史”。对“文化身份”的第二种理解更加强调“真正的现在”（与“真正的过去”相比）在塑造文化身份中的作用，认为文化身份既是一种“存在”，又是一种“变化”，它在连续性中有着差异，而在差异中又伴随着连续性持续的存在。这种看法实际上强调的是从现实状况出发去理解“文化身份”，而“过去”始终都是一种“想象”，它无法确保我们正确的定位“真正的现在”。
一、丹巴藏寨儿女身份符号的历史印象
嘉戎儿女是人们对丹巴藏寨地区人们的一种总称，丹巴在四川西部，是如今甘孜藏族自治州的所辖县，面积4700多平方公里，人口6万，在全州属中等。它的位置距州府康定137公里，距省府成都368公里。由于海拔高、地势险，与西部其他高原山区一样，丹巴在人们以往的印象中也被长期视为遥远陌生的僻野之地。民国早期，人们对于丹巴地区民族构成的理解也停留在较为简薄的水准上，如庄学本描绘说当地交通闭塞，草地、森林等自然资源处于原始状态，本土人群主要是“汉人”和“蛮家”[1]。另有学者采用“汉人”与“康人”的划分[2]。任乃强则在“汉族”和“蛮族”之外补充了一种“混血族”等等[3]。可见对于那时的外界来说，当地人群的“民族身份”还处于较为宽广和可多样替换的状态。区分界限主要是“汉人”与“土著”的二元对比。由于逐渐与外界交往，本地人的身份在多重力量的驱动下不断变化。其中包含着从个人到亲族、从村落到乡镇和省区等人种、地域和行政的多个层次与视角。在这当中，“康”或“康巴”曾是一個重要划分。“康”原指“躯干”、“地方”或“种子”、“边地”等，在藏文典籍里常与“卫”和“安多”并立，用作划分三大地域的指代；而“康巴”则作为一种本地自称的汉译出现于与外人相分别的场合。于是，“康区”（康地）和“康巴”（康人）便成为对该地域及其居住人群的特指和标志，并且像一个特定的中介符号一样，在族群身份的意义上交汇了本土“自称”和外界“他称”的两重功能。按照学界的解释，“康”有广、狭两义。狭义主要指今康定为中心的四川西部，广义则除此之外还包括与四川接壤的西藏和云南边区。这样，无论哪种标准，丹巴的“土著”都基本包含在“康巴”之中，从而与特指的“藏”形成一定区别。这种区别体现到历史政治的实践中，便出现了清廷所谓“治`藏’必先安`康’”式的举措以及传及至今的“康巴汉子”一类的民间称呼。还有学者依据藏文典籍，把“康巴”解释为与拉萨相对的“荒凉边地”[4]。这种固定的历史印象，使得丹巴藏寨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得不到好的发展，始终处于落后地区。
二、丹巴藏寨儿女的现代符号身份
随着改革开放，经济水平的快速发展，丹巴藏寨迎来了旅游业的高峰。随着外来游客的不断增加，他们几乎每天都要面对一个同样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向众人说明和展示自己的民族身份。在文化研究中，人们关注的重点往往会集中于不同人群在特定社会中的“社会身份”和“文化身份”。简单地说，人们试图在理论上追问自己在社会和文化上是“谁”（身份），以及如何和为什么要追问“谁”（寻求“认同”）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和研究，必定会涉及到特定的历史、地理、社会、政治、经济、国家、意识形态、殖民和殖民地、文化和亚文化、通俗艺术等复杂的领域，而丹巴藏寨地区人们现在逐渐意识到了在旅游经济发展中，他们民族身份的重要因素。因此，在政府以及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下，丹巴藏寨完成了很好的身份转向。
1999年，丹巴县政府制定本地《旅游发展10年规划》，把“藏族村寨”列入开发项目之中。两年后在政府倡导下，首届“中国四川丹巴嘉绒藏族风情节”隆重举行，“嘉绒”、“藏族”、“风情”被作为特色资源向外推出。在这样的背景下，甲居由于具有突出的代表性而备受关注和影响。自2002年起，一村二村的保生（格良拉吉泽郎）、拉姆三姐妹（就是甲呷泽郎的3个女儿）及拥忠贝姆（二村支书）等户先后被政府批准为“民居接待点”，陆续开展藏式家庭经营。几年之间，随着名声远播，他们的规模也越做越大，带动的人家越来越多。许多接待户修建了带浴卫的标准间。拉姆姐妹家盖起了突破传统、号称“乡村宾馆”的高层楼房，里面甚至有深夜营业的酒吧。这就引发了各方争议，村子以外的政府和游客希望甲居保持原貌，突出藏族风格；以三姐妹为代表的部分藏民却更想超越本土，向外界学习，乃至用内地的现代化方式扩展生意。为此，拉姆姐妹一家不惜远足到上海、江苏、深圳等地考察，并接受旅游公司和NGO组织的支持援助，积极以改变甲居“落后”面貌。不过等见世面“取经”回来，尤其是与外来游客的接触日益增多后，拉姆她们和其他村民逐渐意识到最能促进本地旅游业的资源不是别的，而是甲居的“不发展”，即传统的民族本色。也就是说，真正吸引游客眼球的是本地人的“藏族身份”。因此，丹巴藏寨地区把握自己的本土化优势，因地制宜，以他们的藏族身份来吸引人的眼球，这也体现了丹巴藏寨人的审美趣味与审美价值。 三、丹巴藏寨儿女文化符号身份转变形成的原因
客观而论，全球化语境下当代中国民族的发展已面临诸多的困惑与焦虑，其中最突出的表现是由全球化挑战所带来的文化身份的认同危机。正如美国后殖民主义批评的代表人物佳亚特里·斯皮瓦克所描述的，文化身份的模糊是全球化時代的产物，而且实际上，“所有的身份认同都不可还原地呈现混杂状态，这是作为陈述的表演性再现所不可避免地建构而成的”[5]。这种文化身份的认同性危机也毫无例外地影响到嘉戎儿女，它实际上早就引起了丹巴藏寨政府的反思，当代中国少数民族何以有如此强烈的生存性焦虑与身份认同危机，其根源是多重性的。
有关身份与认同的最有争议、最重要的问题确实是：人们的社会身份或文化身份到底是固定不变的、普遍的、本质论的，还是在实际的社会历史过程中被人为地建构起来的，并且是为了某些特定目的和利益（政治的、民族的、意识形态的利益等）而人为地建构起来的。今天，大多数有影响的文化研究者都赞同社会身份和文化身份是流动的、是在历史和现实语境中不断变迁的观点。丹巴藏寨地区人们的身份也是一样，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为了实现藏寨地区经济效益的最大化，满足外来游客猎奇的需求，他们不得不转变自己的身份，这也正说明了民族身份是可以因旅游交往而被激发的。
四、丹巴藏寨儿女文化符号身份转向的多重意味
在现代生活中，丹巴藏寨儿女作为传统文化符号的身份转向，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丹巴藏寨艺术的本真内涵，显示了民族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文化表征危机。传统文化符号，它具有能指和所指，它所具有的其自身之外的隐喻或象征意义，是有一个特定的文化语境构成的。传统文化的文化语境变迁，使其成为单纯的符号，失去了独特的意义内涵。在丹巴藏寨当代身份文化背景下，身份的符号意义从传统文化语境中蜕变出来，向本民族的身份转向，传统文化符号具有的丰富意蕴难以得到呈现和表达，凸显了其文化表征的危机。
丹巴藏寨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这些都是现代社会可利用的丰富文化资源，文化资源的符号化，即形式化的锤炼，特别是视觉化和审美化的改造和提升，是传统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资本的基本方法和规律，我们从丹巴藏寨民族身份转向中，得到了资源利用的最大化，使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资本，它所体现的传统艺术与现代社会生活相结合的方式，给传统文化现代资源的现代转化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参考文献：
[1]王杰.《大众文化中民歌的符号性打造》[A].叶舒宪主编.文化与符号经济[C].廣东人民出版社，2012.
[2]叶舒宪.《文化符号如何产出经济》[A]..叶舒宪主编.文化与符号经济[C].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
[3]任乃强.《康定县视察报告》[G].四川民族出版社，2004.
[4]徐新建.《民族身份的再激发----丹巴藏寨及其旅游影响》[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8.
[5]李西建.《文艺学的身份认同与知识形态的重构---全球化语境下文艺学学科建设的基本任务》[J].文学评论报，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