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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清新的文字所叙述的故事后面蕴含的是作家对这个民族无限的挚爱和真实的忠诚，而朴实无华的文字表达出的却是作家的这种爱和忠诚的无奈失落及失落后的尴尬，这就是《边城》的全部内容。
关键词：《边城》；沈从文 ；民族忧患意识
沈从文是一位富有独创精神的作家。他的独创性性不仅体现在以人性为中心的创作内容上，更值得注意的是他的作品中透过对人类过去曾保持的美好人性的肯定所透露出来的对民族未来的忧虑和不安。以前的许多评论家都没有看到这点，而片面的认为，沈从文的作品之所以成功，艺术技巧是关键。对此，沈从文曾寂寞的指出：“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背后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却忽略了。”
沈从文是寂寞的，相应的，他的作品在三、四十年代也备受冷遇。当时，中国社会正处于激烈动荡的时代，反映激烈的阶级斗争与风云变幻的具有时代特征的文学作品正泛滥于大江南北。而沈从文却匠心独具，与众不同的书写着他的“乡村牧歌”。这主要是因为作家从未受系统的文化教育而自学成才，博览群书，师无专承。加之正好赶上“五四”末班车而受其思潮的影响，他看待事物的眼光与观点难免与众不同。这些与他青年时代在湘西所经历的那段丰富而又独特的生活经历相结合，以自己敏感的心灵与悲天悯人的情怀，面对现实时，不断思考探索着有关宇宙、历史、社会、政治、文学以及人生的奥秘，他的求索所得就是人性。即对优美、健康、自然的美好人性的肯定与赞美。这种美好的人性在作家当时的心目中是至高无上的。在他创作的早期，不但肯定美好的人性，而且认为这个东西是可以调解一切纷争扰攘的。因此，在创作中，作家不遗余力的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对人性之美给予了细致入微的描述与刻画。然而，随着阅历的加深和对社会发展的不断认识，作家终于伤感的看到，在现实面前，自己提出的所谓美好人性的苍白，充其量也不过是“不切实际的书生意见而已”。这样，作品也就多了一份思考，一份厚重。
《边城》就是作家的思考之作。在作品中，作家一方面积极肯定美好人性，同时又明显的意识到人性在现实中的与事无补。作家笔下的茶峒是美的，生活与其间的人也是美的，而他们所追求的生活更是无可非议的，但结果却免不了是凄凉的。
渡口旁老船夫女儿的遗孤翠翠已经到了谈论婚嫁的年龄，世道却变的不同于以往。老船夫女儿时，爱情需要的，不是门第，不是金钱，只是从心里流出的自然热情的歌。翠翠的母亲就是因为与大兵“唱歌相熟”有了翠翠。虽然二人先后徇情自杀，但面对现实时所具有的那份勇敢与真诚确实无可厚非的。到了孙女翠翠时，固有的风俗虽然没有完全消失，但是一种新的变异已经开始慢慢渗透着。这种变异在都市现代“文明”的发展中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简单说来，就是人已经逐渐沦落为金钱的奴隶。翠翠的爱情正在受到这种变异的严重威胁。对于爱着翠翠的傩送来说，团总女儿的碾坊与翠翠的渡船即追求地位金钱与追求爱情发生着强烈的冲突。在这时，金钱已经在逐步变异着美好自然的人性与人和自然的和谐。人类文明的进步似乎正以道德的退化为代价。这不仅仅是作者所精心描绘的“桃源”—湘西所独有的，而是整个中国乃至人类都深受其苦而又无法解释的历史进程中所存在的共同的现象。作家正是有感于当时的湘西“在变化之中堕落的趋势。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中所保存的那点正直素朴的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是近二十年来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而作了《边城》的。
因此，《边城》中的爱情故事只是主题的一个方面。其深层意蕴所表达的却是作者面对现实社会物质文明 的发展与这种发展带来的不良后果时产生的深深的忧虑和不安。从而使作品的主题呈现出一种双重形态。表层主题是一个人人可看的爱情悲剧，也就是一首伤感的情歌；深层主题却是对民族甚至人类未来归宿何处的忧患意识。爱情故事与民族忧患意识共同支撑起了这部作品，使其在轻灵中透出沉重。
既然《边城》存在着这样的双重主题，我们就有理由认为小说以自身的存在构成了一种象征。这中表层的爱情悲剧构筑的象征已超越深化了表层而使作品获得了更为深远的深层涵义。它不仅象征了作者意识中这个民族“过去伟大处”极其不可挽回的必然衰落，而且暗示了作家重塑民族形象与精神的良好愿望的无可奈何的破灭。同时也隐含了作家本人对这个民族以及整个人类未来的忧患意识。
这种有关民族的忧患意识的根源在于作家认识到了人类的文明进程中的“文明与伦理”的“二律悖反”这一共同的文化现象。面对现实时，在作者的内心是无法酝酿出明朗欢快的歌的。因为作家清醒的看到，要想发展物质文明，让人类逐步摆脱蒙昧，就不得不以伦理道德的日渐丧失为代价，这中矛盾在作家看来是无发调和的。
在《边城》中，作家的这种无法调和“文明与伦理”的共同进步的矛盾心理表现的非常突出。按小说中大多数人的意愿，傩送应该毫不犹豫地选择團总的女儿即象征着地位与金钱的碾坊的，但对翠催却是怀着真诚的遗憾。老船夫对碾坊是羡艳的，傩送的父亲再三考虑的还是碾坊这份丰厚的嫁妆。而在众乡亲眼中的翠翠不过是一个一无所有的“光人”而已，哪能比得上既有地位又有碾坊陪嫁的团总女儿呢？然而，任何事情都不是就这么丁是丁卯是卯的分明的。从翠翠母亲时代以及更早一些时候过来的那些曾经年轻过的老船夫、团总顺顺、杨马兵等人，从内心深处还是无法立刻接受这种选择，这种做法对他们来说，也许是稍稍有点勉为其难，但他们又无法给予否定。这也折射出作者的心态。所以，面对这种矛盾的选择时，作家是茫然的。翠翠的爱情也只能落的个“这个人也许明天回来，也许永远不回来”的悲凉结局。
这种结局，也表明了作家对社会进步所持的一种观点：既要有物质文明的发展进步，又要在伦理道德方面保持过去存在过的素朴的人性美。而这种美好的愿望在现实面前注定是无法实现的。如果傩送放弃翠翠而选择团总的女儿，那么那首从心里流出的爱情之歌无疑是被扼杀于萌芽状态了。所谓优美、健康、自然的美好人性岂不成了空谈？这是沈从文的悲哀，也是人类的悲哀。人类在创造文明的同时，就把一张任谁也无法挣脱的网罩在了自己的身上。这网，不仅束缚了人的自由，而且日复一日的销蚀着人们的热情与生命。这种销蚀的最终结果便是优美健康自然的人性的被变异。作品索然没有深入到这一曾，但是作家的隐忧正在于此。充斥《边城》的忧郁正是这种隐忧的具体化。 虽然，沈从文的忧患意识有他所处的时代思潮的因素，但更多的恐怕来自于作家的思想认识。沈从文的思想基本上是泛神论的，在他的《水云》的哲理性散文中，作家就曾明确表示过自己有“泛神的思想”“泛神情感”“泛神倾向”。在他看来，自己所讲的神并不是主观臆造上的神，而是客观存在的，是自然本身，是人本身。所以他常常提到的“神性”实际为“人性”。这种思想导致了沈从文崇拜自然的情感，面对大自然时，他油然而生“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感情。这时主客体统一，我即自然，自然即我。从审美角度看，这是一种移情的审美活动。沈从文面对故乡山水的动人风光时，感到“满眼是诗，一种纯粹的诗，生命另一种形式的表现，在这里可以和感观接触”。这种主客体相统一的思想时时在提醒作家关注着人与社会的和谐，当这种和谐并不能达到作家所希望的那种自然、健康的高度民主统一时，内心深处的“不知身世何悠悠”之感便不可抑制的书法了出来。
沈从文的泛神论思想，一方面反映了他在主体与客体之间基本态度还是唯物的，他否定了宗教的神而肯定了自然的神，自然的躯壳，“神性”或“人性”是它的灵魂；另一方面，由于追求人“神”契合的境界，以自己的创作肯定了审美的移情作用，因而使他的作品带有明显的浪漫主义色彩。由于过分的崇拜自然，而将大自然看成是一个深不可测的谜，致使他的思想滑向宿命论。《边城》中老船夫对命运的一再肯定就是最好的例证。沈从文也曾坦白的承认，在面对自然和人事“‘偶然’命运时，经常看到好象一个对生命有计划有理性有信心的我被另一个宿命论不可议论的自我表现战败了”。这些哲学上的矛盾导致作家的作品始终充满矛盾，以致于无法调和。
沈从文的这种关于民族未来的忧患有着他个人的鲜明特色。他显的极为平静，这种内向的平静几乎让读者不易察觉。他不过是在以自己的形式反映自己的内容。沈从文从伦理角度入手进行创作，强调的是都市现代文明的畸形发展带来的对人的本质的变异与伦理的沦丧。虽然他并没有明确支出改变的方法与措施，但“即使作者没有直接提出任何解决办法，甚至作者有时并没有明确的表明自己的立场，但我认为这部小说也完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所以，沈从文自己也在《边城》完成后说过“也许能给他们一种勇气和信心”的话。在这点上，《边城》的价值应该得到肯定，无论是艺术技巧还是作品中透出的民族忧患意识。
清新的文字所叙述的故事后面蕴含的是作家对这个民族无限的挚爱和真实的忠诚，而朴实无华的文字表达出的却是作家的这种爱和忠诚的无奈失落及失落后的尴尬，这就是《边城》的全部内容。作为作家的代表作，靠的是爱情故事与民族忧患共同支撑，这种支撑使作品在艺术和主题两方面达到了高度民主的统一，從而使作品具有永恒的价值。誉其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明珠”是丝毫不为过的。而作家的这种敢于面对惨淡人生的勇气和勇于探索的精神更是值得放发扬光大的！
关键词：《边城》；沈从文 ；民族忧患意识
沈从文是一位富有独创精神的作家。他的独创性性不仅体现在以人性为中心的创作内容上，更值得注意的是他的作品中透过对人类过去曾保持的美好人性的肯定所透露出来的对民族未来的忧虑和不安。以前的许多评论家都没有看到这点，而片面的认为，沈从文的作品之所以成功，艺术技巧是关键。对此，沈从文曾寂寞的指出：“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背后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却忽略了。”
沈从文是寂寞的，相应的，他的作品在三、四十年代也备受冷遇。当时，中国社会正处于激烈动荡的时代，反映激烈的阶级斗争与风云变幻的具有时代特征的文学作品正泛滥于大江南北。而沈从文却匠心独具，与众不同的书写着他的“乡村牧歌”。这主要是因为作家从未受系统的文化教育而自学成才，博览群书，师无专承。加之正好赶上“五四”末班车而受其思潮的影响，他看待事物的眼光与观点难免与众不同。这些与他青年时代在湘西所经历的那段丰富而又独特的生活经历相结合，以自己敏感的心灵与悲天悯人的情怀，面对现实时，不断思考探索着有关宇宙、历史、社会、政治、文学以及人生的奥秘，他的求索所得就是人性。即对优美、健康、自然的美好人性的肯定与赞美。这种美好的人性在作家当时的心目中是至高无上的。在他创作的早期，不但肯定美好的人性，而且认为这个东西是可以调解一切纷争扰攘的。因此，在创作中，作家不遗余力的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对人性之美给予了细致入微的描述与刻画。然而，随着阅历的加深和对社会发展的不断认识，作家终于伤感的看到，在现实面前，自己提出的所谓美好人性的苍白，充其量也不过是“不切实际的书生意见而已”。这样，作品也就多了一份思考，一份厚重。
《边城》就是作家的思考之作。在作品中，作家一方面积极肯定美好人性，同时又明显的意识到人性在现实中的与事无补。作家笔下的茶峒是美的，生活与其间的人也是美的，而他们所追求的生活更是无可非议的，但结果却免不了是凄凉的。
渡口旁老船夫女儿的遗孤翠翠已经到了谈论婚嫁的年龄，世道却变的不同于以往。老船夫女儿时，爱情需要的，不是门第，不是金钱，只是从心里流出的自然热情的歌。翠翠的母亲就是因为与大兵“唱歌相熟”有了翠翠。虽然二人先后徇情自杀，但面对现实时所具有的那份勇敢与真诚确实无可厚非的。到了孙女翠翠时，固有的风俗虽然没有完全消失，但是一种新的变异已经开始慢慢渗透着。这种变异在都市现代“文明”的发展中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简单说来，就是人已经逐渐沦落为金钱的奴隶。翠翠的爱情正在受到这种变异的严重威胁。对于爱着翠翠的傩送来说，团总女儿的碾坊与翠翠的渡船即追求地位金钱与追求爱情发生着强烈的冲突。在这时，金钱已经在逐步变异着美好自然的人性与人和自然的和谐。人类文明的进步似乎正以道德的退化为代价。这不仅仅是作者所精心描绘的“桃源”—湘西所独有的，而是整个中国乃至人类都深受其苦而又无法解释的历史进程中所存在的共同的现象。作家正是有感于当时的湘西“在变化之中堕落的趋势。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中所保存的那点正直素朴的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是近二十年来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而作了《边城》的。
因此，《边城》中的爱情故事只是主题的一个方面。其深层意蕴所表达的却是作者面对现实社会物质文明 的发展与这种发展带来的不良后果时产生的深深的忧虑和不安。从而使作品的主题呈现出一种双重形态。表层主题是一个人人可看的爱情悲剧，也就是一首伤感的情歌；深层主题却是对民族甚至人类未来归宿何处的忧患意识。爱情故事与民族忧患意识共同支撑起了这部作品，使其在轻灵中透出沉重。
既然《边城》存在着这样的双重主题，我们就有理由认为小说以自身的存在构成了一种象征。这中表层的爱情悲剧构筑的象征已超越深化了表层而使作品获得了更为深远的深层涵义。它不仅象征了作者意识中这个民族“过去伟大处”极其不可挽回的必然衰落，而且暗示了作家重塑民族形象与精神的良好愿望的无可奈何的破灭。同时也隐含了作家本人对这个民族以及整个人类未来的忧患意识。
这种有关民族的忧患意识的根源在于作家认识到了人类的文明进程中的“文明与伦理”的“二律悖反”这一共同的文化现象。面对现实时，在作者的内心是无法酝酿出明朗欢快的歌的。因为作家清醒的看到，要想发展物质文明，让人类逐步摆脱蒙昧，就不得不以伦理道德的日渐丧失为代价，这中矛盾在作家看来是无发调和的。
在《边城》中，作家的这种无法调和“文明与伦理”的共同进步的矛盾心理表现的非常突出。按小说中大多数人的意愿，傩送应该毫不犹豫地选择團总的女儿即象征着地位与金钱的碾坊的，但对翠催却是怀着真诚的遗憾。老船夫对碾坊是羡艳的，傩送的父亲再三考虑的还是碾坊这份丰厚的嫁妆。而在众乡亲眼中的翠翠不过是一个一无所有的“光人”而已，哪能比得上既有地位又有碾坊陪嫁的团总女儿呢？然而，任何事情都不是就这么丁是丁卯是卯的分明的。从翠翠母亲时代以及更早一些时候过来的那些曾经年轻过的老船夫、团总顺顺、杨马兵等人，从内心深处还是无法立刻接受这种选择，这种做法对他们来说，也许是稍稍有点勉为其难，但他们又无法给予否定。这也折射出作者的心态。所以，面对这种矛盾的选择时，作家是茫然的。翠翠的爱情也只能落的个“这个人也许明天回来，也许永远不回来”的悲凉结局。
这种结局，也表明了作家对社会进步所持的一种观点：既要有物质文明的发展进步，又要在伦理道德方面保持过去存在过的素朴的人性美。而这种美好的愿望在现实面前注定是无法实现的。如果傩送放弃翠翠而选择团总的女儿，那么那首从心里流出的爱情之歌无疑是被扼杀于萌芽状态了。所谓优美、健康、自然的美好人性岂不成了空谈？这是沈从文的悲哀，也是人类的悲哀。人类在创造文明的同时，就把一张任谁也无法挣脱的网罩在了自己的身上。这网，不仅束缚了人的自由，而且日复一日的销蚀着人们的热情与生命。这种销蚀的最终结果便是优美健康自然的人性的被变异。作品索然没有深入到这一曾，但是作家的隐忧正在于此。充斥《边城》的忧郁正是这种隐忧的具体化。 虽然，沈从文的忧患意识有他所处的时代思潮的因素，但更多的恐怕来自于作家的思想认识。沈从文的思想基本上是泛神论的，在他的《水云》的哲理性散文中，作家就曾明确表示过自己有“泛神的思想”“泛神情感”“泛神倾向”。在他看来，自己所讲的神并不是主观臆造上的神，而是客观存在的，是自然本身，是人本身。所以他常常提到的“神性”实际为“人性”。这种思想导致了沈从文崇拜自然的情感，面对大自然时，他油然而生“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感情。这时主客体统一，我即自然，自然即我。从审美角度看，这是一种移情的审美活动。沈从文面对故乡山水的动人风光时，感到“满眼是诗，一种纯粹的诗，生命另一种形式的表现，在这里可以和感观接触”。这种主客体相统一的思想时时在提醒作家关注着人与社会的和谐，当这种和谐并不能达到作家所希望的那种自然、健康的高度民主统一时，内心深处的“不知身世何悠悠”之感便不可抑制的书法了出来。
沈从文的泛神论思想，一方面反映了他在主体与客体之间基本态度还是唯物的，他否定了宗教的神而肯定了自然的神，自然的躯壳，“神性”或“人性”是它的灵魂；另一方面，由于追求人“神”契合的境界，以自己的创作肯定了审美的移情作用，因而使他的作品带有明显的浪漫主义色彩。由于过分的崇拜自然，而将大自然看成是一个深不可测的谜，致使他的思想滑向宿命论。《边城》中老船夫对命运的一再肯定就是最好的例证。沈从文也曾坦白的承认，在面对自然和人事“‘偶然’命运时，经常看到好象一个对生命有计划有理性有信心的我被另一个宿命论不可议论的自我表现战败了”。这些哲学上的矛盾导致作家的作品始终充满矛盾，以致于无法调和。
沈从文的这种关于民族未来的忧患有着他个人的鲜明特色。他显的极为平静，这种内向的平静几乎让读者不易察觉。他不过是在以自己的形式反映自己的内容。沈从文从伦理角度入手进行创作，强调的是都市现代文明的畸形发展带来的对人的本质的变异与伦理的沦丧。虽然他并没有明确支出改变的方法与措施，但“即使作者没有直接提出任何解决办法，甚至作者有时并没有明确的表明自己的立场，但我认为这部小说也完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所以，沈从文自己也在《边城》完成后说过“也许能给他们一种勇气和信心”的话。在这点上，《边城》的价值应该得到肯定，无论是艺术技巧还是作品中透出的民族忧患意识。
清新的文字所叙述的故事后面蕴含的是作家对这个民族无限的挚爱和真实的忠诚，而朴实无华的文字表达出的却是作家的这种爱和忠诚的无奈失落及失落后的尴尬，这就是《边城》的全部内容。作为作家的代表作，靠的是爱情故事与民族忧患共同支撑，这种支撑使作品在艺术和主题两方面达到了高度民主的统一，從而使作品具有永恒的价值。誉其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明珠”是丝毫不为过的。而作家的这种敢于面对惨淡人生的勇气和勇于探索的精神更是值得放发扬光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