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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两岸交流的不断深入，一些曾经边缘性的领域与学科正在通过互动对话走向新的合作模式。
前不久，由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以下简称民进中央）和叶圣陶研究会主办的“两岸学者共话·世界史”论坛以其出席成员的顶级水准和重要的学术价值引起业界关注。来自两岸20所高校的超过20位顶级世界史学专家齐聚北京，围绕“世界史”这一学科展开了一场深度的碰撞与对话。
世界史对话—在谈论外国时关注本国
“当我们谈论外国的时候，其实关注的是本国。”在论坛开幕式上，民进中央主席严隽琪的致辞可谓切中了这一研究领域的要害。
作为以从事教育文化出版工作的高中级知识分子为主的政党，中国民主促进会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促进两岸学术交流、弘扬中华传统文化，选择这一“世界史”领域入手为两岸学者“组局”，也正是看到了研究世界历史对于如今中国走向世界的现实意义。
严隽琪认为，“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在全球化背景下，任何国家的发展已经无法置身于世界变化之外，世界史是我们更深入理解世界的重要渠道之一，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中国在世界中的定位，与其他国家互相尊重、共同发展。同时，“谈论外国的时候，其实关注的是本国”，研究世界史的外表下，表达的实则是中华民族或东方人的视角。
这一看法在两岸学者中得到了高度共识。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钱乘旦认为，研究世界史的现实意义毋庸置疑。“在中国崛起的大背景下，研究世界历史的必要性显而易见。在当前由于社会经济高速发展而产生的诸多问题中，很多也同样出现在西方国家的历史中。如果学界能够通过研究世界历史而提出解决思路，就让规避和预警很多社会问题、矛盾成为了可能。”
来自台湾大学的历史学系教授杨肃献看来，在中国走向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中，遭遇到人口、环境、医疗、教育等各种问题都并非独有，近观历史可以看到，很多问题和阶段都在循环。如果学界能够更富有针对性地提出一些建议和方向，则有望降低社会发展中的负面问题。由此看来，研究世界历史显然对于解决当下问题具有极大帮助。
因此，即使跳脱出精深的学术领域，世界史研究不论对两岸的社会发展抑或是共同走向世界，都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发展现状—“大而博”与“小而精”
事实上，在此次论坛之前，在世界史研究的领域，两岸还从未有过如此集中、高端、正式的对话。但两岸学者之间零星的交往与访问，却为这一学科的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钱乘旦和杨肃献，是本次论坛大陆和台湾两方的带头人。两人在20世纪末均就读于英国爱丁堡大学，师从著名的历史学者—哈里迪金森。有同门之谊的两人在2008年的“北京论坛”上深入结识，成为好友。钱乘旦在2009年在台湾讲学期间受杨肃献邀请参加了在台湾举办的一个世界史学科研讨会，与台湾学界有了更加深入的交流碰撞。
在钱乘旦看来，台湾目前在世界史学科的发展虽然人数少，但是水平相对整齐。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在台湾起步的世界史研究，如今培养出了一批新生代的学者。特别是在英国史的研究上，拥有不少尖端人才。台湾世界史研究的另一大特点则在于国际化水平高，这一领域的专家基本上全部毕业于爱丁堡大学、圣彼得堡大学、剑桥大学等欧洲著名院校，这也让他们在学术与国际接轨方面更为出色。
对于杨肃献来说，大陆显然有着治学教书的沃土—全台湾研究世界史的才五六十个人，这个数字相当于首都师范大学的世界史专家规模。“大陆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世界史逐渐被高度重视，政府会释放很多资源来支持学科建设，研究这个问题的学者多、从业人数多、学术研究规模大，学术水平显然会水涨船高，这一点让我们很羡慕。”杨肃献曾经听说大陆一位领导人在出访一个非洲国家时，非常急用一个研究该国历史的资深学者，但是却没有找到满意的对象。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大陆对于这一研究领域的巨大需求。
而另一方面，大陆研究世界史的领域非常宽泛，而台湾受制于学生数量、研究规模、资料充实度等因素限制，目前在东欧、印度、南亚、伊斯兰国家等很多领域都还是空白。而这也是杨肃献迫切希望引领更多台湾世界史学者与大陆交流的重要原因。“我们这次可以说是倾巢而出，台湾各大院校的世界史顶尖学者能来的全都来了。”
两岸学术合作—亟待开启新模式
对于此次论坛，台湾学者普遍感到收获丰厚，不虚此行。研究法国史的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陈秀凤在聆听了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沈坚关于大陆法国史的研究现状后就坦言，大陆学者研究领域的广泛和扎实让她非常折服，人才济济的环境也让在这一科目单打独斗的她万分羡慕。而另一方面她也深深为台湾世界史研究的困境担忧—研究规模小、师资有限、就业压力大都成为阻碍学术进步的障碍。
而这样的困境或许有望通过这次论坛找到新的解决方法。民进中央主席严隽琪在论坛开幕致辞时就表示：希望本次论坛可以开启海峡两岸世界史学者合作研究的新模式。这一表态也彰显出这一平台的重要意义。
事实上，一些零星的领域动向已经揭示出这一学科合作的未来方向。钱乘旦近年来一直保持着和台湾学界的交流，并在台湾成功大学担任过客座教授讲学，深受台湾同学欢迎。而杨肃献也在南京开设过讲座与大陆学子交流心得。而今后，常态化的互访讲学或许能够纳入两岸在该学科的机制化合作中。
而在人才输出与就业上，大陆广阔的市场显然给了台湾人才巨大的发展空间。杨肃献在台大的一位学生，2013年在英国读博归台后面临就业困难。在台湾等，还是走出去？这位博士选择向大陆几所高校发出了求职简历，最终被中国人民大学录用并授予研究经费。而在沈坚教授就职的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也有两名从事近代史研究的台湾海归博士就职。
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高岱看来，这几年大陆世界史发展的一个好时期，人才缺口很大，台湾学生在海外拿了学位后到大陆就业前景非常好，而错过这个时机未免可惜。同样来自北大的钱乘旦教授认为，“对大陆而言现在的问题不是人才多，而是人才不够！”
不过对于两岸世界史领域的研究发展，杨肃献认为，就历史学来讲，无论在台湾还是大陆，学术水平和学术训练的精细度与欧美高校还有距离，需要借鉴和学习。历史学在过去一百年的欧美很多高校都是重点学科，学术研究细致严谨。因此，两岸都必须多创造与国际院校对话的机会，用国际化的标准来锻炼。
而两岸学者的一致共识则是，希望通过努力让两岸世界史的研究学术水平可以与中国史的研究水平媲美。因为只有像了解自己民族一样了解世界，才能让民族真正地走向世界。
这一点，其实与民进中央主席严隽琪在论坛上的观点不谋而合：所有传统的、民族的文化都要放在全球的视野中与当代文化潮流展开一番博弈，从中脱颖而出的，才是民族的底色。
前不久，由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以下简称民进中央）和叶圣陶研究会主办的“两岸学者共话·世界史”论坛以其出席成员的顶级水准和重要的学术价值引起业界关注。来自两岸20所高校的超过20位顶级世界史学专家齐聚北京，围绕“世界史”这一学科展开了一场深度的碰撞与对话。
世界史对话—在谈论外国时关注本国
“当我们谈论外国的时候，其实关注的是本国。”在论坛开幕式上，民进中央主席严隽琪的致辞可谓切中了这一研究领域的要害。
作为以从事教育文化出版工作的高中级知识分子为主的政党，中国民主促进会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促进两岸学术交流、弘扬中华传统文化，选择这一“世界史”领域入手为两岸学者“组局”，也正是看到了研究世界历史对于如今中国走向世界的现实意义。
严隽琪认为，“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在全球化背景下，任何国家的发展已经无法置身于世界变化之外，世界史是我们更深入理解世界的重要渠道之一，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中国在世界中的定位，与其他国家互相尊重、共同发展。同时，“谈论外国的时候，其实关注的是本国”，研究世界史的外表下，表达的实则是中华民族或东方人的视角。
这一看法在两岸学者中得到了高度共识。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钱乘旦认为，研究世界史的现实意义毋庸置疑。“在中国崛起的大背景下，研究世界历史的必要性显而易见。在当前由于社会经济高速发展而产生的诸多问题中，很多也同样出现在西方国家的历史中。如果学界能够通过研究世界历史而提出解决思路，就让规避和预警很多社会问题、矛盾成为了可能。”
来自台湾大学的历史学系教授杨肃献看来，在中国走向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中，遭遇到人口、环境、医疗、教育等各种问题都并非独有，近观历史可以看到，很多问题和阶段都在循环。如果学界能够更富有针对性地提出一些建议和方向，则有望降低社会发展中的负面问题。由此看来，研究世界历史显然对于解决当下问题具有极大帮助。
因此，即使跳脱出精深的学术领域，世界史研究不论对两岸的社会发展抑或是共同走向世界，都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发展现状—“大而博”与“小而精”
事实上，在此次论坛之前，在世界史研究的领域，两岸还从未有过如此集中、高端、正式的对话。但两岸学者之间零星的交往与访问，却为这一学科的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钱乘旦和杨肃献，是本次论坛大陆和台湾两方的带头人。两人在20世纪末均就读于英国爱丁堡大学，师从著名的历史学者—哈里迪金森。有同门之谊的两人在2008年的“北京论坛”上深入结识，成为好友。钱乘旦在2009年在台湾讲学期间受杨肃献邀请参加了在台湾举办的一个世界史学科研讨会，与台湾学界有了更加深入的交流碰撞。
在钱乘旦看来，台湾目前在世界史学科的发展虽然人数少，但是水平相对整齐。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在台湾起步的世界史研究，如今培养出了一批新生代的学者。特别是在英国史的研究上，拥有不少尖端人才。台湾世界史研究的另一大特点则在于国际化水平高，这一领域的专家基本上全部毕业于爱丁堡大学、圣彼得堡大学、剑桥大学等欧洲著名院校，这也让他们在学术与国际接轨方面更为出色。
对于杨肃献来说，大陆显然有着治学教书的沃土—全台湾研究世界史的才五六十个人，这个数字相当于首都师范大学的世界史专家规模。“大陆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世界史逐渐被高度重视，政府会释放很多资源来支持学科建设，研究这个问题的学者多、从业人数多、学术研究规模大，学术水平显然会水涨船高，这一点让我们很羡慕。”杨肃献曾经听说大陆一位领导人在出访一个非洲国家时，非常急用一个研究该国历史的资深学者，但是却没有找到满意的对象。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大陆对于这一研究领域的巨大需求。
而另一方面，大陆研究世界史的领域非常宽泛，而台湾受制于学生数量、研究规模、资料充实度等因素限制，目前在东欧、印度、南亚、伊斯兰国家等很多领域都还是空白。而这也是杨肃献迫切希望引领更多台湾世界史学者与大陆交流的重要原因。“我们这次可以说是倾巢而出，台湾各大院校的世界史顶尖学者能来的全都来了。”
两岸学术合作—亟待开启新模式
对于此次论坛，台湾学者普遍感到收获丰厚，不虚此行。研究法国史的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陈秀凤在聆听了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沈坚关于大陆法国史的研究现状后就坦言，大陆学者研究领域的广泛和扎实让她非常折服，人才济济的环境也让在这一科目单打独斗的她万分羡慕。而另一方面她也深深为台湾世界史研究的困境担忧—研究规模小、师资有限、就业压力大都成为阻碍学术进步的障碍。
而这样的困境或许有望通过这次论坛找到新的解决方法。民进中央主席严隽琪在论坛开幕致辞时就表示：希望本次论坛可以开启海峡两岸世界史学者合作研究的新模式。这一表态也彰显出这一平台的重要意义。
事实上，一些零星的领域动向已经揭示出这一学科合作的未来方向。钱乘旦近年来一直保持着和台湾学界的交流，并在台湾成功大学担任过客座教授讲学，深受台湾同学欢迎。而杨肃献也在南京开设过讲座与大陆学子交流心得。而今后，常态化的互访讲学或许能够纳入两岸在该学科的机制化合作中。
而在人才输出与就业上，大陆广阔的市场显然给了台湾人才巨大的发展空间。杨肃献在台大的一位学生，2013年在英国读博归台后面临就业困难。在台湾等，还是走出去？这位博士选择向大陆几所高校发出了求职简历，最终被中国人民大学录用并授予研究经费。而在沈坚教授就职的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也有两名从事近代史研究的台湾海归博士就职。
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高岱看来，这几年大陆世界史发展的一个好时期，人才缺口很大，台湾学生在海外拿了学位后到大陆就业前景非常好，而错过这个时机未免可惜。同样来自北大的钱乘旦教授认为，“对大陆而言现在的问题不是人才多，而是人才不够！”
不过对于两岸世界史领域的研究发展，杨肃献认为，就历史学来讲，无论在台湾还是大陆，学术水平和学术训练的精细度与欧美高校还有距离，需要借鉴和学习。历史学在过去一百年的欧美很多高校都是重点学科，学术研究细致严谨。因此，两岸都必须多创造与国际院校对话的机会，用国际化的标准来锻炼。
而两岸学者的一致共识则是，希望通过努力让两岸世界史的研究学术水平可以与中国史的研究水平媲美。因为只有像了解自己民族一样了解世界，才能让民族真正地走向世界。
这一点，其实与民进中央主席严隽琪在论坛上的观点不谋而合：所有传统的、民族的文化都要放在全球的视野中与当代文化潮流展开一番博弈，从中脱颖而出的，才是民族的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