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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美：聚结事业的人脉
陈光甫(1881年－1976年)，名辉德，字光甫，江苏丹徒人。幼时随父去汉口比利时人开办的报关行学习英语，后在汉关邮政局和汉阳兵工厂工作。1904年成为陈光甫一生通达的起点。这一年，他基于英语特长，抓住了赴美参加圣路易国际博览会的机会。在博览会上。陈巧遇孙中山，他并不避讳这位被清政府定为“不赦之罪”的革命领袖，前去拜访，并捐款五美元，以示同情和崇敬孙的革命抱负。没想到，第二天，孙中山回访了陈光甫。二人从此结缘。同时，陈在博览会上还结识了孔祥熙，两人一见倾心，意气相投，成为莫逆之交。在陈光甫创办上海银行时，资金困难，孙中山曾指派孔祥熙给予资助。在美国，陈还结识郭泰祺等民国时期的外交、金融名人，打开了事业的人脉。回国后，陈申请到官费留学美国。1909年在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华登商学院获经济学士学位。
“我是银行，银行是我”
1910年陈光甫回国，先后在南洋劝业会、江苏省清理财政局工作，后任江苏银行总经理。袁世凯称帝后，张勋占领南京为掌握江苏的财政情况，劫持了江苏省银行并查抄存户姓名，陈光甫因坚持银行通例为存户保密而被免职。1915年夏。陈光甫毅然自办了上海第一家私人商业银行，即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简称上海银行，人称之为“小小银行”。
面对国际大银行和老牌钱庄的夹击，陈另辟蹊径，把银行的业务转向广大中下层市民，提出“服务社会”的目标，以“我是银行，银行是我”为行训，以“人争近利，我图远功；人嫌细微，我宁烦琐”为策略，将小额存款尽吸囊中。一元起存，且付利息，成为陈的创举。
在发展上海银行国内业务的同时，陈光甫还积极在国外设立汇兑处。开办对外信用贷款业务以及创办首家中国旅行社等。正是陈光甫的长袖善舞，上海银行在1936年跃居当时著名的“南三行”、“北四行”之首，也为蒋介石请之出山洽谈贷款事宜设下了铺垫。
陈自旅美之时，就种下了结缘于国民政府的种子，而且1927年陈光甫积极为蒋介石北伐筹备军费。“四·一二”政变后，宁汉对峙时，陈拒绝执行武汉政府的停兑令，由此深得蒋的器重和信任。抗战爆发，国难当头，陈以商人身份参与外交，洽谈白银协定、桐油借款和华锡借款，为中国抗战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救国之举，却成“莫大憾事”
1935年11月国民政府实施币制改革，发行法币替代市场上流通的白银。但法币推行成功与否，要看国民政府有没有充足的外汇储备，因此，国民政府筹划以白银兑换外汇，当时美国是白银最大的买主，美国建议中国派遣代表赴美磋商，中美当局均看好陈光甫，于是时代的浪潮将陈光甫推到了浪尖。
陈下车伊始，即将中国的币制和财政状况告知美国财长摩根索，希望美方以每盎司四角五分美元的市价收购一亿五千万盎司白银。美方认为中国货币仍是银本位，且有与英镑挂钩之嫌，希望中国政府声明不与任何货币集团联系。陈光甫立即草拟几点意见将美方的意图呈报给孔祥熙，得到国民政府的许可，美方解除了顾虑，最终同意收购七千万盎司白银，另接受五千万盎司作为二千美金的抵押贷款，银价按照美与墨西哥和加拿大协定方式，分批决定。也就是浮动价格，如遇银价上涨，中国政府可以自由向市场兜售。双方达成一致后，于1936年5月签订了白银协定。白银协定在“七七事变”前，曾起到稳定法币信用的作用，而且抗战中美国根据协议一直收购白银，为国民政府储备了抗战的财力，但随着抗战的深入，由于国民政府在财政、金融和经济方面没有通盘的改进措施，法币基础没有及时稳固，白银协定的效用日薄西山，陈引之为“莫大憾事”。
“影子公司”，以商业办外交
抗战全面爆发后，争取外援成为国民政府燃眉之急。但是当时的国际态势对中国很不利，各国皆明哲保身，对日本的侵略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实行绥靖政策。但日本日益猖狂，越来越限制和侵犯美国在华权利，日美关系日渐恶化，美认识到援助中国以华制日的重要性。但在美国眼里日本就像一只猫；中直撞的刺猬，既想阻止它的胡作非为，又怕刺手。于是美国使用障眼法，寻求商人身份的使者到美谈判对华借款事宜，并看好陈光甫。这个消息，无疑是冬天里的一股暖风，国民政府遂派陈光甫出使美国，1938年9月9日，陈光甫再次赴美，开始了他的破冰之旅。
然而陈光甫的美国之行并非坦途，借款受到多方的掣肘。陈光甫受命伊始，即着手草拟了一份桐油借款的办法。美国对桐油借款颇感兴趣，但由于孤立主义和内部分歧，不能采取政治贷款，而且不能跟国民政府直接签署协议，于是陈在美注册成立了世界贸易公司，自任董事长，由中国政府将桐油卖给世界贸易公司，然后再由世界贸易公司将桐油卖给美国。但美并不能借给中国现金。而是将现金兑换为物资运回中国。这样，世界贸易公司又担当起采购的重任。尽管借款方式已解决，但美并非慷慨大方，只能借给2500万美元。而且美国国务卿赫尔认为桐油借款“几乎纯粹是政治性的”、将会使美国“最终陷入战争”，不同意中国政府出现在任何文件上。为此，陈光甫建议由中国政府在国内设立完全独立之商业性公司(即复兴商业公司)，收购桐油，售予世界贸易公司，让世界贸易公司与美国进出口银行订立借款台约，由中国银行作担保，最终，以两个公司签约的形式达成了桐油借款。虽然名义上桐油借款是两家公司的协议，但是日本并不善罢甘休，各大报纸对借款大肆攻击，《朝日新闻》称：世界贸易公司实质是“影子公司”，此次借款是“政治借款”。日本的恫吓，使惧怕刺激日本的美国国会和国务院缩手缩脚，不敢大额和名正言顺地援助中国，中国的抗战之路铺满了荆棘。
“投阔少之所好，国际间无慈善”
桐油借款虽然成功，但贷款之额远不及中国所需，中国政府继续让陈在美洽谈贷款。于是，陈马不停蹄地继续在美履行使命。
随着美日交恶日深，加上欧战的爆发，陈敏锐地觉察到，美国急需锡等战略物资。在陈光甫的建议下，1939年9月8日，胡适往见罗斯福。希望美给予中国以滇锡为抵押的借款，以增强和支撑中国人民的士气与勇气。罗斯福遂指示摩根索：“尽可能帮中国的忙，但须不落任何痕迹。”滇锡借款谈判的大门打开了。随后，陈与美财政部专家商谈用滇锡为抵押借款7500万美元一事。但美对国民政府锡矿控制权和交通状况心存疑虑，迟迟不见动作。于是，陈光甫和胡适加紧在美活动，斡旋于罗斯福、赫尔、摩根索和杰西·琼斯(美国复兴金融公司董事长)之间，托美国友人为中国说项。面对美的首鼠两端，陈打起了“苏联牌”，在摩根索面前历数苏联对华的援助，且条件比较宽松，还可购买军火，如果美国拒绝伸出援助之手，国民政府将会倒向苏联。果然美国最敏感的一根神经被触动，摩根索承诺对华贷款，并与美锡业巨商商谈。恰此时，《日汪密约》的公开又刺激了美国，滇锡谈判的僵局破冻，最终经过讨价还价，双方达成了2000万美元的滇锡商业贷款。陈终于得以完成使命归国。
破冰之人在得到破冰见水的喜悦之时，不免有寒冰刺骨的感觉，个中滋味，独有陈光甫能够知晓。他在日记中写道：“余在此间接洽事宜，几如赌徒在赌场掷注，日日揣度对方人士之心理……，无日不研究如何投其所好，不敢有所疏忽。盖自知所掷之注，与国运有关，而彼方系富家阔少，不关痛痒，帮忙与否，常随其情绪为转移也。”借款之行让陈深切地认识，救国靠的是自己，而不是外援，“自助愈勤，人助愈力。国际间无慈善事业，无可讳言”。
心系大陆，魂归他乡
对陈光甫来说，外交是客串，实业是本行。陈回国之后，虽然也曾参与政府工作，但他的重心还是在上海银行运营上。但事与愿违的是，抗战甫停，内战继起。国民政府退出大陆后，陈也停止了在大陆的银行业务，将香港分行更名为上海商业银行，在香港经继续营银行业务。1954年定居台湾，1965年上海商业银行在台复业。1976年7月1日陈光甫逝世于台北，走完了他辉煌而又充满遗憾的一生。
陈光甫(1881年－1976年)，名辉德，字光甫，江苏丹徒人。幼时随父去汉口比利时人开办的报关行学习英语，后在汉关邮政局和汉阳兵工厂工作。1904年成为陈光甫一生通达的起点。这一年，他基于英语特长，抓住了赴美参加圣路易国际博览会的机会。在博览会上。陈巧遇孙中山，他并不避讳这位被清政府定为“不赦之罪”的革命领袖，前去拜访，并捐款五美元，以示同情和崇敬孙的革命抱负。没想到，第二天，孙中山回访了陈光甫。二人从此结缘。同时，陈在博览会上还结识了孔祥熙，两人一见倾心，意气相投，成为莫逆之交。在陈光甫创办上海银行时，资金困难，孙中山曾指派孔祥熙给予资助。在美国，陈还结识郭泰祺等民国时期的外交、金融名人，打开了事业的人脉。回国后，陈申请到官费留学美国。1909年在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华登商学院获经济学士学位。
“我是银行，银行是我”
1910年陈光甫回国，先后在南洋劝业会、江苏省清理财政局工作，后任江苏银行总经理。袁世凯称帝后，张勋占领南京为掌握江苏的财政情况，劫持了江苏省银行并查抄存户姓名，陈光甫因坚持银行通例为存户保密而被免职。1915年夏。陈光甫毅然自办了上海第一家私人商业银行，即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简称上海银行，人称之为“小小银行”。
面对国际大银行和老牌钱庄的夹击，陈另辟蹊径，把银行的业务转向广大中下层市民，提出“服务社会”的目标，以“我是银行，银行是我”为行训，以“人争近利，我图远功；人嫌细微，我宁烦琐”为策略，将小额存款尽吸囊中。一元起存，且付利息，成为陈的创举。
在发展上海银行国内业务的同时，陈光甫还积极在国外设立汇兑处。开办对外信用贷款业务以及创办首家中国旅行社等。正是陈光甫的长袖善舞，上海银行在1936年跃居当时著名的“南三行”、“北四行”之首，也为蒋介石请之出山洽谈贷款事宜设下了铺垫。
陈自旅美之时，就种下了结缘于国民政府的种子，而且1927年陈光甫积极为蒋介石北伐筹备军费。“四·一二”政变后，宁汉对峙时，陈拒绝执行武汉政府的停兑令，由此深得蒋的器重和信任。抗战爆发，国难当头，陈以商人身份参与外交，洽谈白银协定、桐油借款和华锡借款，为中国抗战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救国之举，却成“莫大憾事”
1935年11月国民政府实施币制改革，发行法币替代市场上流通的白银。但法币推行成功与否，要看国民政府有没有充足的外汇储备，因此，国民政府筹划以白银兑换外汇，当时美国是白银最大的买主，美国建议中国派遣代表赴美磋商，中美当局均看好陈光甫，于是时代的浪潮将陈光甫推到了浪尖。
陈下车伊始，即将中国的币制和财政状况告知美国财长摩根索，希望美方以每盎司四角五分美元的市价收购一亿五千万盎司白银。美方认为中国货币仍是银本位，且有与英镑挂钩之嫌，希望中国政府声明不与任何货币集团联系。陈光甫立即草拟几点意见将美方的意图呈报给孔祥熙，得到国民政府的许可，美方解除了顾虑，最终同意收购七千万盎司白银，另接受五千万盎司作为二千美金的抵押贷款，银价按照美与墨西哥和加拿大协定方式，分批决定。也就是浮动价格，如遇银价上涨，中国政府可以自由向市场兜售。双方达成一致后，于1936年5月签订了白银协定。白银协定在“七七事变”前，曾起到稳定法币信用的作用，而且抗战中美国根据协议一直收购白银，为国民政府储备了抗战的财力，但随着抗战的深入，由于国民政府在财政、金融和经济方面没有通盘的改进措施，法币基础没有及时稳固，白银协定的效用日薄西山，陈引之为“莫大憾事”。
“影子公司”，以商业办外交
抗战全面爆发后，争取外援成为国民政府燃眉之急。但是当时的国际态势对中国很不利，各国皆明哲保身，对日本的侵略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实行绥靖政策。但日本日益猖狂，越来越限制和侵犯美国在华权利，日美关系日渐恶化，美认识到援助中国以华制日的重要性。但在美国眼里日本就像一只猫；中直撞的刺猬，既想阻止它的胡作非为，又怕刺手。于是美国使用障眼法，寻求商人身份的使者到美谈判对华借款事宜，并看好陈光甫。这个消息，无疑是冬天里的一股暖风，国民政府遂派陈光甫出使美国，1938年9月9日，陈光甫再次赴美，开始了他的破冰之旅。
然而陈光甫的美国之行并非坦途，借款受到多方的掣肘。陈光甫受命伊始，即着手草拟了一份桐油借款的办法。美国对桐油借款颇感兴趣，但由于孤立主义和内部分歧，不能采取政治贷款，而且不能跟国民政府直接签署协议，于是陈在美注册成立了世界贸易公司，自任董事长，由中国政府将桐油卖给世界贸易公司，然后再由世界贸易公司将桐油卖给美国。但美并不能借给中国现金。而是将现金兑换为物资运回中国。这样，世界贸易公司又担当起采购的重任。尽管借款方式已解决，但美并非慷慨大方，只能借给2500万美元。而且美国国务卿赫尔认为桐油借款“几乎纯粹是政治性的”、将会使美国“最终陷入战争”，不同意中国政府出现在任何文件上。为此，陈光甫建议由中国政府在国内设立完全独立之商业性公司(即复兴商业公司)，收购桐油，售予世界贸易公司，让世界贸易公司与美国进出口银行订立借款台约，由中国银行作担保，最终，以两个公司签约的形式达成了桐油借款。虽然名义上桐油借款是两家公司的协议，但是日本并不善罢甘休，各大报纸对借款大肆攻击，《朝日新闻》称：世界贸易公司实质是“影子公司”，此次借款是“政治借款”。日本的恫吓，使惧怕刺激日本的美国国会和国务院缩手缩脚，不敢大额和名正言顺地援助中国，中国的抗战之路铺满了荆棘。
“投阔少之所好，国际间无慈善”
桐油借款虽然成功，但贷款之额远不及中国所需，中国政府继续让陈在美洽谈贷款。于是，陈马不停蹄地继续在美履行使命。
随着美日交恶日深，加上欧战的爆发，陈敏锐地觉察到，美国急需锡等战略物资。在陈光甫的建议下，1939年9月8日，胡适往见罗斯福。希望美给予中国以滇锡为抵押的借款，以增强和支撑中国人民的士气与勇气。罗斯福遂指示摩根索：“尽可能帮中国的忙，但须不落任何痕迹。”滇锡借款谈判的大门打开了。随后，陈与美财政部专家商谈用滇锡为抵押借款7500万美元一事。但美对国民政府锡矿控制权和交通状况心存疑虑，迟迟不见动作。于是，陈光甫和胡适加紧在美活动，斡旋于罗斯福、赫尔、摩根索和杰西·琼斯(美国复兴金融公司董事长)之间，托美国友人为中国说项。面对美的首鼠两端，陈打起了“苏联牌”，在摩根索面前历数苏联对华的援助，且条件比较宽松，还可购买军火，如果美国拒绝伸出援助之手，国民政府将会倒向苏联。果然美国最敏感的一根神经被触动，摩根索承诺对华贷款，并与美锡业巨商商谈。恰此时，《日汪密约》的公开又刺激了美国，滇锡谈判的僵局破冻，最终经过讨价还价，双方达成了2000万美元的滇锡商业贷款。陈终于得以完成使命归国。
破冰之人在得到破冰见水的喜悦之时，不免有寒冰刺骨的感觉，个中滋味，独有陈光甫能够知晓。他在日记中写道：“余在此间接洽事宜，几如赌徒在赌场掷注，日日揣度对方人士之心理……，无日不研究如何投其所好，不敢有所疏忽。盖自知所掷之注，与国运有关，而彼方系富家阔少，不关痛痒，帮忙与否，常随其情绪为转移也。”借款之行让陈深切地认识，救国靠的是自己，而不是外援，“自助愈勤，人助愈力。国际间无慈善事业，无可讳言”。
心系大陆，魂归他乡
对陈光甫来说，外交是客串，实业是本行。陈回国之后，虽然也曾参与政府工作，但他的重心还是在上海银行运营上。但事与愿违的是，抗战甫停，内战继起。国民政府退出大陆后，陈也停止了在大陆的银行业务，将香港分行更名为上海商业银行，在香港经继续营银行业务。1954年定居台湾，1965年上海商业银行在台复业。1976年7月1日陈光甫逝世于台北，走完了他辉煌而又充满遗憾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