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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为了响应党中央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伟大构想，司法机关开始大力贯彻推行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在刑事司法过程中注重宽与严的有机统一，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在对待是否起诉问题上，检察机关多次提出要做到“可诉可不诉的坚决不诉”。这就为相对不起诉制度的适用创造了很大的发展空间。本文就我国相对不起诉制度的现状及完善做些力所能及的探讨。
[关键词]相对不起诉；制度；探讨
相对不起诉，是指检察机关对于具备法定追诉条件的案件，犯罪情节轻微，可以斟酌各方面的情况，在认为对犯罪嫌疑人不予起诉比起诉更为适宜时，作出的不起诉的决定，亦称酌定不起诉。从理论上讲，相对不起诉制度不仅有利于教育改造这一刑罚目的的实现，也可以避免短期自由刑所带来的弊端，还极大地节约了司法资源。然而，现实的适用情况却并非如此。以广西贺州市八步区为例，该检察机关2009年受理案件453件715人，作相对不起诉13件20人；再以山东淄博市为例，该市检察机关相对不起诉2005年14件16人，2009年为6件9人，① 相对不起诉率极低。在大力倡导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相对不起诉制度的适用远不尽人意。
一、相对不起诉适用之现状分析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42条第2款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处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这就是所谓的相对不起诉。
2007年年初，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了《关于在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见》。针对是否起诉问题，该意见第8条明确指出：“正确把握起诉和不起诉条件依法适用不起诉。在审查起诉工作中，严格依法掌握起诉条件，充分考虑起诉的必要性，可诉可不诉的不诉。对于初犯、从犯、预备犯、中止犯、防卫过当、避险过当、未成年人犯罪、老年人犯罪以及亲友、邻里、同学同事等纠纷引发的案件，符合不起诉条件的，可以依法适用不起诉。确需提起诉讼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出从宽处理、适用缓刑等量刑等方面的意见。”这些规定在教育改造犯罪嫌疑人、节约司法资源等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但依旧存在诸多的不足，主要问题如下：
第一，相对不起诉的适用过于谨慎。我国刑事诉讼法对酌定不起诉的适用条件，是“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由于法律对于什么是“犯罪情节轻微”缺少较为详细的规定。一种观点认为，“犯罪情节轻微”，指的是罪名轻、犯罪情节也轻的情况，即犯罪性质与量刑情节双重轻微；另一种观点认为，无论重罪轻罪，只要属于“犯罪情节轻微”的均应包括在内，即“犯罪情节”仅指量刑情节。② 实践中往往认为，“犯罪情节轻微”只存在于较轻的罪名当中。至于“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我国刑法规定了不少“可以免除处罚”和“应当免除处罚”的法定量刑情节，但是实践中的适用也是太过谨慎，往往是能够用“减轻处罚”就不用“免除处罚”。如此一来，符合相对不起诉条件的案件为数甚少。
第二，相对不起诉的方式过于简单。依据我国刑事诉讼法，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只是简单地出具不起诉决定书，不附加其他条件。这严重妨碍了相对不起诉的适用。因为实践中，有的案件，如果赔偿问题得以解决，本来可以不起诉，但由于犯罪嫌疑人没有能力一次性赔偿被害人，分期支付赔偿款检察机关又受程序上的约束，因而不得已作出起诉决定。也有些案件，办案人员认为观察一个时期后再作出不起诉决定较为妥当，或者在不起诉时附加一定条件更好，但法律并没有相关的规定，由于担心相对不起诉会带来一定风险，检察机关也只好提起公诉。
第三，相对不起诉设有严格的审批程序。如检察机关对被不起诉人作相对不起诉，须经过程序有：先由办案人员审查案卷得出审查意见，然后由公诉科讨论得出科室意见，再提请办案机关的检察委员会讨论得出检委会结论，最后提请上一级检察院的检察委员会讨论，得出最后是否同意相对不起诉的结论。一个半月的审查期限，经过如此多审批程序，对于办案工作任务繁重的公诉工作来说有相当的压力，影响了办案人员的作相对不起诉的积极性。
二、英国酌定不起诉的相关制度
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律制度是以抗辩制和自由裁量权为典型特征的，③ 其酌定不起诉制度也不例外。以英国为例，作为英美法系的代表，英国一直十分重视检察官的酌定不起诉裁量权。根据法律规定，皇家检察官审查决定对案件是否提起公诉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证据检验。经过审查，皇家检察官必须确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对每一被告人的每一项指控都有“定罪的现实可能性”。这种“定罪的现实可能性”是一个客观检验标准，它是指在法律的正当指引下，陪审团或治安法官很可能宣判被告人犯有被指控的罪行。一旦该案件未通过证据检验，皇家检察官便可以决定不起诉，而不论该案件可能有多么严重或重要。但是，如果案件通过证据检验，皇家检察官还必须根据公共利益决定有无提起公诉的必要，即进入决定是否提起公诉的第二阶段——公众利益检验。也就是说，即使被告人具备定罪现实可能性，但倘若出于公共利益的考虑，没有必要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皇家检察官也可以作出不起诉的决定。因此，一个案件即使具备了定罪充分证据，但是只要反对提起公诉的公共利益因素大于支持提起公诉的公共利益因素，皇家检察官仍会作出不起诉的决定。④
三、相对不起诉制度的完善
笔者认为，我国的相对不起诉制度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完善：
第一，要明确相对不起诉的适用范围。一方面，是要明确“犯罪情节轻微”范围。犯罪情节轻微不应仅局限于轻罪，重罪中也可能存在犯罪情节轻微。即无论何种罪名，是轻罪或重罪，只要属于“犯罪情节轻微”，就可以适用酌定不起诉。⑤ 《刑事诉讼法》第142条第2款规定犯罪情节应理解为量刑情节而不是罪名轻。因此，即使所犯的为重罪，如果具有从轻或者减轻的量刑情节，也可以认定为犯罪情节轻微。从这个意义上说，轻罪中有“犯罪情节轻微”的情形，重罪
之中也存在“犯罪情节轻微”的场合。也就是说，“犯罪情节轻微”存在于各种类型的犯罪中。无论何种性质的犯罪，都存在相对不起诉的可能。另一方面，衡量犯罪情节是否符合“轻微”的要求，必须考虑行为人的主观认识因素、意志因素和过错等，因为它们直接影响到主观恶性的深度。有些行为从表面上看属于社会危害性较大的犯罪，但结合行为人的主观方面和行为的客观方面就并非如此。一般来说，行为人是偶犯、初犯、胁从犯等，其行为表现出的主观恶性不大、行为本身的性质较轻、后果不严重的，就可以认定为“犯罪情节轻微”，考虑适用相对不起诉。其次是，要放手适用“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处罚”。只要具有刑法规定的“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处罚”的法定量刑情节，就可以考虑“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处罚”。特别是未成年人、老年人和在校学生犯罪的案件，只要具有这些情节，就应该优先考虑适用相对不起诉。
第二，要扩大相对不起诉的适用对象。其适用对象不仅限于未成年犯、犯初、偶犯和老年人犯等。我们可以考虑将“污点证人”等作为相对不起诉的适用对象。司法实践中，那些为检察机关提供实质性配合的同为犯罪嫌疑人的人为“污点证人”。⑥ 以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中的“污点证人”为例，由于依法贿赂行为的隐蔽性、信息的封闭性等特征，使得“取证难”成为制约检察机关侦查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的“瓶颈”，每遇到重大腐败案件，检察机关通常要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去调查取证，而实际效果却并不尽人意。由于立法上没有规定可对“污点证人”相对不起诉，最多在法院量刑时作为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情节，这与他们的主观愿望相差太远，使得他们不愿与司法机关合作。因此，为了鼓励相关人员与司法机关合作，减少追诉成本，打击腐败犯罪行为，立法上应对那些为司法机关在侦查或起诉中提供实质性配合的人在一定条件下作出相对不起诉处理。
第三，要增设附条件的酌定不起诉。我国没有附条件不起诉的规定，检察机关不起诉决定一经作出，对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诉讼程序就自动终止，犯罪嫌疑人也无须担负什么责任，这显然是不够合理的。因此法律应当规定，人民检察院决定不起诉时，可以根据案件具体情况附加适当的条件。例如，要求被不起诉人在规定期限内或一定条件下履行指定的义务。被不起诉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履行指定义务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根据具体情形，撤销不起诉决定，重新予以起诉。如果被不起诉人在规定期限内重新犯罪，人民检察院可以撤销不起诉决定，将原不起诉的犯罪与新罪一并予以起诉。
第四，要改革制约相对不起诉的工作制度。检察机关应当废除那些刻意降低不起诉率的传统做法，简化相对不起诉的审查程序。在对不起诉工作进行考核时应该以是否故意或重大过失作为衡量工作的标准。
[注释]
①阎文忠、王宣立：“不起诉适用尚有扩大空间”，载《检察日报》2007年8月22日版。
②陈光中：“论我国酌定不起诉制度”，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1年第1期。
③麦高伟、杰弗里·威尔逊主编：《英国刑事司法程序》，姚永吉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37页。
④邓晓静、陈泳梅：“英、德、日不起诉载量权之比较”，载《人民检察》2004年第9期。
⑤同前注②。
⑥徐静村、潘金贵：“‘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研究”，载《人民检察》2004年第4期。
[作者简介]于松林 ，贺州市八步区人民检察院。
[关键词]相对不起诉；制度；探讨
相对不起诉，是指检察机关对于具备法定追诉条件的案件，犯罪情节轻微，可以斟酌各方面的情况，在认为对犯罪嫌疑人不予起诉比起诉更为适宜时，作出的不起诉的决定，亦称酌定不起诉。从理论上讲，相对不起诉制度不仅有利于教育改造这一刑罚目的的实现，也可以避免短期自由刑所带来的弊端，还极大地节约了司法资源。然而，现实的适用情况却并非如此。以广西贺州市八步区为例，该检察机关2009年受理案件453件715人，作相对不起诉13件20人；再以山东淄博市为例，该市检察机关相对不起诉2005年14件16人，2009年为6件9人，① 相对不起诉率极低。在大力倡导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相对不起诉制度的适用远不尽人意。
一、相对不起诉适用之现状分析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42条第2款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处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这就是所谓的相对不起诉。
2007年年初，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了《关于在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见》。针对是否起诉问题，该意见第8条明确指出：“正确把握起诉和不起诉条件依法适用不起诉。在审查起诉工作中，严格依法掌握起诉条件，充分考虑起诉的必要性，可诉可不诉的不诉。对于初犯、从犯、预备犯、中止犯、防卫过当、避险过当、未成年人犯罪、老年人犯罪以及亲友、邻里、同学同事等纠纷引发的案件，符合不起诉条件的，可以依法适用不起诉。确需提起诉讼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出从宽处理、适用缓刑等量刑等方面的意见。”这些规定在教育改造犯罪嫌疑人、节约司法资源等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但依旧存在诸多的不足，主要问题如下：
第一，相对不起诉的适用过于谨慎。我国刑事诉讼法对酌定不起诉的适用条件，是“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由于法律对于什么是“犯罪情节轻微”缺少较为详细的规定。一种观点认为，“犯罪情节轻微”，指的是罪名轻、犯罪情节也轻的情况，即犯罪性质与量刑情节双重轻微；另一种观点认为，无论重罪轻罪，只要属于“犯罪情节轻微”的均应包括在内，即“犯罪情节”仅指量刑情节。② 实践中往往认为，“犯罪情节轻微”只存在于较轻的罪名当中。至于“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我国刑法规定了不少“可以免除处罚”和“应当免除处罚”的法定量刑情节，但是实践中的适用也是太过谨慎，往往是能够用“减轻处罚”就不用“免除处罚”。如此一来，符合相对不起诉条件的案件为数甚少。
第二，相对不起诉的方式过于简单。依据我国刑事诉讼法，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只是简单地出具不起诉决定书，不附加其他条件。这严重妨碍了相对不起诉的适用。因为实践中，有的案件，如果赔偿问题得以解决，本来可以不起诉，但由于犯罪嫌疑人没有能力一次性赔偿被害人，分期支付赔偿款检察机关又受程序上的约束，因而不得已作出起诉决定。也有些案件，办案人员认为观察一个时期后再作出不起诉决定较为妥当，或者在不起诉时附加一定条件更好，但法律并没有相关的规定，由于担心相对不起诉会带来一定风险，检察机关也只好提起公诉。
第三，相对不起诉设有严格的审批程序。如检察机关对被不起诉人作相对不起诉，须经过程序有：先由办案人员审查案卷得出审查意见，然后由公诉科讨论得出科室意见，再提请办案机关的检察委员会讨论得出检委会结论，最后提请上一级检察院的检察委员会讨论，得出最后是否同意相对不起诉的结论。一个半月的审查期限，经过如此多审批程序，对于办案工作任务繁重的公诉工作来说有相当的压力，影响了办案人员的作相对不起诉的积极性。
二、英国酌定不起诉的相关制度
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律制度是以抗辩制和自由裁量权为典型特征的，③ 其酌定不起诉制度也不例外。以英国为例，作为英美法系的代表，英国一直十分重视检察官的酌定不起诉裁量权。根据法律规定，皇家检察官审查决定对案件是否提起公诉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证据检验。经过审查，皇家检察官必须确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对每一被告人的每一项指控都有“定罪的现实可能性”。这种“定罪的现实可能性”是一个客观检验标准，它是指在法律的正当指引下，陪审团或治安法官很可能宣判被告人犯有被指控的罪行。一旦该案件未通过证据检验，皇家检察官便可以决定不起诉，而不论该案件可能有多么严重或重要。但是，如果案件通过证据检验，皇家检察官还必须根据公共利益决定有无提起公诉的必要，即进入决定是否提起公诉的第二阶段——公众利益检验。也就是说，即使被告人具备定罪现实可能性，但倘若出于公共利益的考虑，没有必要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皇家检察官也可以作出不起诉的决定。因此，一个案件即使具备了定罪充分证据，但是只要反对提起公诉的公共利益因素大于支持提起公诉的公共利益因素，皇家检察官仍会作出不起诉的决定。④
三、相对不起诉制度的完善
笔者认为，我国的相对不起诉制度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完善：
第一，要明确相对不起诉的适用范围。一方面，是要明确“犯罪情节轻微”范围。犯罪情节轻微不应仅局限于轻罪，重罪中也可能存在犯罪情节轻微。即无论何种罪名，是轻罪或重罪，只要属于“犯罪情节轻微”，就可以适用酌定不起诉。⑤ 《刑事诉讼法》第142条第2款规定犯罪情节应理解为量刑情节而不是罪名轻。因此，即使所犯的为重罪，如果具有从轻或者减轻的量刑情节，也可以认定为犯罪情节轻微。从这个意义上说，轻罪中有“犯罪情节轻微”的情形，重罪
之中也存在“犯罪情节轻微”的场合。也就是说，“犯罪情节轻微”存在于各种类型的犯罪中。无论何种性质的犯罪，都存在相对不起诉的可能。另一方面，衡量犯罪情节是否符合“轻微”的要求，必须考虑行为人的主观认识因素、意志因素和过错等，因为它们直接影响到主观恶性的深度。有些行为从表面上看属于社会危害性较大的犯罪，但结合行为人的主观方面和行为的客观方面就并非如此。一般来说，行为人是偶犯、初犯、胁从犯等，其行为表现出的主观恶性不大、行为本身的性质较轻、后果不严重的，就可以认定为“犯罪情节轻微”，考虑适用相对不起诉。其次是，要放手适用“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处罚”。只要具有刑法规定的“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处罚”的法定量刑情节，就可以考虑“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处罚”。特别是未成年人、老年人和在校学生犯罪的案件，只要具有这些情节，就应该优先考虑适用相对不起诉。
第二，要扩大相对不起诉的适用对象。其适用对象不仅限于未成年犯、犯初、偶犯和老年人犯等。我们可以考虑将“污点证人”等作为相对不起诉的适用对象。司法实践中，那些为检察机关提供实质性配合的同为犯罪嫌疑人的人为“污点证人”。⑥ 以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中的“污点证人”为例，由于依法贿赂行为的隐蔽性、信息的封闭性等特征，使得“取证难”成为制约检察机关侦查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的“瓶颈”，每遇到重大腐败案件，检察机关通常要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去调查取证，而实际效果却并不尽人意。由于立法上没有规定可对“污点证人”相对不起诉，最多在法院量刑时作为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情节，这与他们的主观愿望相差太远，使得他们不愿与司法机关合作。因此，为了鼓励相关人员与司法机关合作，减少追诉成本，打击腐败犯罪行为，立法上应对那些为司法机关在侦查或起诉中提供实质性配合的人在一定条件下作出相对不起诉处理。
第三，要增设附条件的酌定不起诉。我国没有附条件不起诉的规定，检察机关不起诉决定一经作出，对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诉讼程序就自动终止，犯罪嫌疑人也无须担负什么责任，这显然是不够合理的。因此法律应当规定，人民检察院决定不起诉时，可以根据案件具体情况附加适当的条件。例如，要求被不起诉人在规定期限内或一定条件下履行指定的义务。被不起诉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履行指定义务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根据具体情形，撤销不起诉决定，重新予以起诉。如果被不起诉人在规定期限内重新犯罪，人民检察院可以撤销不起诉决定，将原不起诉的犯罪与新罪一并予以起诉。
第四，要改革制约相对不起诉的工作制度。检察机关应当废除那些刻意降低不起诉率的传统做法，简化相对不起诉的审查程序。在对不起诉工作进行考核时应该以是否故意或重大过失作为衡量工作的标准。
[注释]
①阎文忠、王宣立：“不起诉适用尚有扩大空间”，载《检察日报》2007年8月22日版。
②陈光中：“论我国酌定不起诉制度”，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1年第1期。
③麦高伟、杰弗里·威尔逊主编：《英国刑事司法程序》，姚永吉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37页。
④邓晓静、陈泳梅：“英、德、日不起诉载量权之比较”，载《人民检察》2004年第9期。
⑤同前注②。
⑥徐静村、潘金贵：“‘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研究”，载《人民检察》2004年第4期。
[作者简介]于松林 ，贺州市八步区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