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81年8月13日，中共中央主席胡耀邦来高平视察。从事过多年党史工作的笔者认真查阅了胡耀邦视察高平时的有关档案资料，深入到长治、晋城、高平等老干部家中采访，并同当时负责接待和保卫工作的人员进行座谈，还查阅了当时中央主办的《红旗》杂志等资料。现将那段真实的历史整理呈现出来，以飨读者。
胡耀邦视察高平的历史背景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对中央主要领导成员进行了改选和增选，胡耀邦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六中全会闭幕不久，中央又召开工作座谈会，提出统一认识，增强团结，振奋精神，千方百计把经济工作搞上去是当前头等重要的任务。1981年7月中旬中央书记处作出决定，各中央领导人都要分头下去看一看，搞好调查研究，摸清今后国民经济发展增长的底数。同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还讨论了在搞好经济的同时，也要抓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问题。于是，从8月上旬起，万里、王任重、宋任穷、谷牧、余秋里、彭冲都先后下去了。随后，胡耀邦也先后到河南、山西和河北调查研究。
当时的山西省高平县同全省一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县委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落实政策，对“文化大革命”等历次政治运动中的一些遗留问题作了解决，使高平的形势逐步得到好转。但是对中共中央、中共山西省委关于纠正清查扩大化（山西叫清查善终）的工作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为了彻底纠正清查扩大化的问题，山西省委于1980年11月及1981年1月在地、市委书记会议上和省委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一定要按照中央指示做好清查善终工作，要坚持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清查对的要坚持，清查错的一定要纠正。
正是在这一形势和背景下，胡耀邦来到高平视察。
“解疙瘩”提法的提出
8月13日下午3时，胡耀邦在高平县招待所二楼会议室，听取了中共山西省委、晋东南地委和高平县委的汇报。听取汇报的还有国家经委党组成员赵为成、煤炭部副部长邹桐、财政部副部长田一农、商业部副部长刘毅，参加汇报的有中共山西省委书记霍士廉，省长罗贵波，副省长张健民，晋东南地委常务书记白清才、专员赵锐及高平县委书记贾培宏、县长赵国发、副书记郭随新、王福堂，县委常委卫兆堂、杜贵仓、刘世鸿、郭仁和、刘如绵等。
汇报开始时，胡耀邦一一询问了县委常委的简要情况。胡耀邦说：“山西省多少年来倒过来倒过去，有没有这个情况？‘文化大革命’以来有过几次？现在山西的干部心情怎么样？大家的关系怎么样？我在北京听到一些东西，不一定准确。心有余悸的问题解决了没有？应该解决了吧。”
当白清才谈到晋东南清查善终还有大量工作要做时，胡耀邦说：“给李顺达同志平反了，为什么有些人思想上还转不过来？”
当白清才谈到晋东南清查工作有扩大化的错误时，胡耀邦说：“恐怕不单是个晋东南，是个全省性问题吧！三中全会开过已经快三年啦，怎么问题还没有解决？你们（指县委书记贾培宏）现在没有分配工作的还有多少？”当贾培宏回答说，工作都分配了，但工作不积极的还有十多人。胡耀邦说：“为什么不积极？是你们问题没有解决好，还是他们本人有问题？”
当县委副书记王福堂谈到对被清查的同志要求分清是非时，胡耀邦说：“像你王福堂的问题，是非问题你说没清也清了，你说清也不清。不清为什么让你当副书记？从这个意义上说就清了。也可能还有些小是小非不清。总的原则是宜粗不宜细，历史上的问题不可能搞得太细了。我们这些人，革命几十年，谁都有点缺点。你们贾培宏、王福堂同志我都不认识，你们两个工作几十年，都是好同志，可是肯定也有这样那样的缺点。我对不起你的，我就承担责任；你对不起我的，我主动把它拉倒，相互之间的问题要这样来解决，要有无产阶级的广阔胸怀。”
当霍士廉谈到现在做自我批评很难时，胡耀邦说：“你们（指县委同志）对那33位同志带头说两句自我批评的话，你们的威信会更高，不会低了。贾培宏同志，你现在是一把手，胸怀要宽广一点嘛！”“我们现在做工作，不善于走群众路线。我们还是要发扬党的三大作风，不要忘记群众路线，不要忘记批评和自我批评，没有这两条，就很难做到实事求是。像法院那个同志说他要回法院工作，可以来个民意测验嘛，让大家投票，多数同志愿叫他回去就回去，多数人不愿叫他回去就不要回去。我们办事都要光明正大，不要搞小动作。搞复查工作，不要靠专案组几个人包办代替。开个会，大家讲怎么样？简单明了，又快又好，又搞得比较准确。我们中央书记处就是有事大家商量，大家发表意见。现在密切联系群众，走群众路线搞得不好，也难怪。走群众路线这个问题，五十年代后期丢了，有些老同志忘记了，有些年轻党员不会。”
当县委副书记郭随新谈到“文化大革命”中在干部中结下的思想疙瘩还没有解决好时，胡耀邦说：“这样提好，我主张这样提。你讲派性，人家不服，你说他有派性，他说你有派性。应该说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形成的隔阂，结下的疙瘩。我们党60年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思想疙瘩，没有这十几年结下的疙瘩多。我们大家都要自觉，所有的共产党员，不管你是中央的、省里的、地区的、县里的，都要有高度的自觉性，消除思想疙瘩。”
县委常委、武装部长刘世鸿说：我们现在有些同志只能批评别人，不能批评自己，这样思想疙瘩就解决不好。胡耀邦听后说：“一个叫坚持原则，批评别人；一个叫承担责任，自我批评。只能批评别人，自己不能承担责任，那就说你是百分之百的正确，这个很难找呀！我们承担责任，威信不会低只会更高。要总结过去开展批评的经验教训，过去批评，帽子太大，上纲太高。我们要坚持正确的批评，放弃不正确的批评。现在我们敢于批评的太少了。不敢批评不行。既要敢于批评，又要敢于承担责任，更要敢于自我批评。没有必要的自我批评，原则就坚持不了。”“现在大家都承认，三中全会以来形势很好，中心问题是要解开思想疙瘩。有什么好办法？根本问题是提高自觉性，坚持原则，依靠大家，批评那些不顾大局的错误思想，但也要解决一些具体问题。” 汇报会上胡耀邦还对高平的经济建设、农业生产、水利建设等工作提出了意见。汇报会一直开到下午6点45分才结束。
第二天吃过早饭后，胡耀邦接见了省、地、县领导人及工作人员、保卫人员，并分别同以上人员照了相。7点40分左右，胡耀邦和高平县委的常委们一一握手告别，当他走到送行的县委副书记王福堂跟前，握着王福堂的手问：“想通了没有？”王连连说：“想通了！ 想通了！”霍士廉接话说：“想通了，就好好做工作。”接着，便乘车前往南王庄临时停机场。当胡耀邦登上飞机舷梯时，还不住地向送行的贾培宏、张正一等县领导挥手致意，并不时地说：“你们先上车，把车门关好后，我再进飞机。飞机起飞时，风很大，你们不进车要吃土的。”等送行的人都进了汽车，胡耀邦才进入飞机，向长治方向飞去。
“解开疙瘩，增强团结”，
从高平讲到省城和北京
胡耀邦离开高平后，在长治市第一招待所又听取了晋东南地委和长治市委负责同志的汇报，他除了讲工业、讲农业、讲经济、讲生产外，用大量的时间讲了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增强党内团结的问题。回到太原后，1981年8月17日，在山西省委召开的3800余人的干部大会上，他讲了当时国内外形势和全党的工作任务后，着重讲的一个问题就是围绕解开干部思想疙瘩，提出了八点希望。他说：
现在山西有48万脱产干部，这是一支强大的干部队伍。这支队伍是建设山西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带路人、指挥者，或者说是山西人民彻底翻身的组织者、鼓舞者。我们这支队伍是个好队伍。但是，这支队伍中，当前还存在着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就是一部分干部团结还不够紧密，还不够坚强。有的地方，干部中疙瘩还相当多，相当大，相当紧。这些疙瘩是怎么结下的？首先要做点历史分析。造成干部之间的疙瘩这个账，要算到林彪、“四人帮”的影响上去。不能追究我们自己同志的责任，是林彪、“四人帮“这一伙把我们的党风破坏了，把我们的思想搞乱了，把我们干部之间的关系搞坏了。
我们干部之间存在疙瘩，不够团结，我们的党就谈不上有什么战斗力。干部中的疙瘩是涣散组织的腐蚀剂，是我们同心同德搞四化的绊脚石。说重一点，疙瘩解不开，还很可能被居心不良的人利用来钻空子。我们的同志不可不注意，不可不警惕。我们要认识干部之间不团结的危险性和危害性，找出积极的办法来解开疙瘩，增强团结。
疙瘩靠谁来解？第一不要靠中央，中央离这里几百公里，鞭长莫及。第二不能单靠省委。要解开山西省干部之间存在的疙瘩，主要靠大家的自觉性。如何靠大家的自觉性呢？（一）凡是把自己的同志批错了，斗错了，定性定错了，都要迅速加以解决，该平反的平反，该纠正的纠正。（二）如果自己被批错了，斗错了，定性定错了，平反纠正之后就不要再耿耿于怀，不要再揪住批斗过自己的同志不放，更不要向组织提出过高的要求。1933年，鲁迅先生写过一首诗，叫《题三义塔》，诗中有两句话：“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我们是共产党员、党的干部，要有无产阶级的宽广胸怀。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个人恩怨不在话下。（三）凡是在原地区、原单位工作实在有困难的，不要勉强留在原地区、原单位，或者派回原地区、原单位。本人也不应要求留在或派回原地区、原单位。（四）有的同志，由于种种原因，实在不能胜任现在的工作，其他许多同志又不服，可以在做好充分的思想工作的基础上，改变他的工作。（五）每一个同志都要用两分法来认识自己：既要看到自己为党为人民作了贡献，又要看到自己还有不足的地方。（六）任何一个同志，特别是党员干部，都要无条件地为党为人民工作。（七）任何同志在大是大非面前，都要有鲜明的原则立场。（八）新老干部要加强团结，亲密合作。
最后他送山西干部两句诗，头一句叫“解开多大紧，同上玉皇顶”。所谓“多大紧”，是说疙瘩一个多，一个大，一个紧。所谓“玉皇顶”，是指胡耀邦当年在党的60周年纪念大会上讲话中所说的奋斗目标，是要登上“南天门”再到达“玉皇顶”。这句诗连起来就是说要解开干部思想上的疙瘩，携手登上四个现代化的最高峰。第二句叫“四十八万愚公齐努力，定叫山西大地出奇迹”！
胡耀邦离开高平后，高平县委根据省地领导的指示，立即组成了两个工作班子，分头落实胡耀邦的有关指示。经过一个多月不分昼夜的工作，全县落实政策工作基本上到位了。在中共晋东南地委作出为前任高平县委主要领导平反决定的前后，中共高平县委也一连作出了为在清查运动中受错误批判的140余名干部彻底平反的决定，并为他们妥善解决了工作和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这一次本着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和团结一致向前看的原则，不仅纠正了清查运动中扩大化的错误，而且还解决了“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不少问题以及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些问题。人们积存在胸中的怨气全都倾吐出来了，想说的话一下子全都说出来了。全县广大干部普遍认识到，在林彪、“四人帮”倒行逆施的时期，两派群众都是受害者。相逢一笑泯恩仇，改革大潮滚滚来。高平人民从此发奋图强，共谋四化，跃马扬鞭走上了快速发展的轨道。在省地领导的关心和帮助下，高平县委将这段工作写成了1500余字的报告，直接寄到了北京，送到了胡耀邦办公室。
胡耀邦从山西等地调查研究回到北京后不久，1981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主办的《红旗》杂志在刊首便以“解开疙瘩，增强团结”为题，发表了编辑部文章，全文刊登了胡耀邦在高平的重要讲话精神，用以指导全党干部队伍思想战线上的工作。
胡耀邦视察高平的历史背景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对中央主要领导成员进行了改选和增选，胡耀邦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六中全会闭幕不久，中央又召开工作座谈会，提出统一认识，增强团结，振奋精神，千方百计把经济工作搞上去是当前头等重要的任务。1981年7月中旬中央书记处作出决定，各中央领导人都要分头下去看一看，搞好调查研究，摸清今后国民经济发展增长的底数。同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还讨论了在搞好经济的同时，也要抓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问题。于是，从8月上旬起，万里、王任重、宋任穷、谷牧、余秋里、彭冲都先后下去了。随后，胡耀邦也先后到河南、山西和河北调查研究。
当时的山西省高平县同全省一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县委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落实政策，对“文化大革命”等历次政治运动中的一些遗留问题作了解决，使高平的形势逐步得到好转。但是对中共中央、中共山西省委关于纠正清查扩大化（山西叫清查善终）的工作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为了彻底纠正清查扩大化的问题，山西省委于1980年11月及1981年1月在地、市委书记会议上和省委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一定要按照中央指示做好清查善终工作，要坚持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清查对的要坚持，清查错的一定要纠正。
正是在这一形势和背景下，胡耀邦来到高平视察。
“解疙瘩”提法的提出
8月13日下午3时，胡耀邦在高平县招待所二楼会议室，听取了中共山西省委、晋东南地委和高平县委的汇报。听取汇报的还有国家经委党组成员赵为成、煤炭部副部长邹桐、财政部副部长田一农、商业部副部长刘毅，参加汇报的有中共山西省委书记霍士廉，省长罗贵波，副省长张健民，晋东南地委常务书记白清才、专员赵锐及高平县委书记贾培宏、县长赵国发、副书记郭随新、王福堂，县委常委卫兆堂、杜贵仓、刘世鸿、郭仁和、刘如绵等。
汇报开始时，胡耀邦一一询问了县委常委的简要情况。胡耀邦说：“山西省多少年来倒过来倒过去，有没有这个情况？‘文化大革命’以来有过几次？现在山西的干部心情怎么样？大家的关系怎么样？我在北京听到一些东西，不一定准确。心有余悸的问题解决了没有？应该解决了吧。”
当白清才谈到晋东南清查善终还有大量工作要做时，胡耀邦说：“给李顺达同志平反了，为什么有些人思想上还转不过来？”
当白清才谈到晋东南清查工作有扩大化的错误时，胡耀邦说：“恐怕不单是个晋东南，是个全省性问题吧！三中全会开过已经快三年啦，怎么问题还没有解决？你们（指县委书记贾培宏）现在没有分配工作的还有多少？”当贾培宏回答说，工作都分配了，但工作不积极的还有十多人。胡耀邦说：“为什么不积极？是你们问题没有解决好，还是他们本人有问题？”
当县委副书记王福堂谈到对被清查的同志要求分清是非时，胡耀邦说：“像你王福堂的问题，是非问题你说没清也清了，你说清也不清。不清为什么让你当副书记？从这个意义上说就清了。也可能还有些小是小非不清。总的原则是宜粗不宜细，历史上的问题不可能搞得太细了。我们这些人，革命几十年，谁都有点缺点。你们贾培宏、王福堂同志我都不认识，你们两个工作几十年，都是好同志，可是肯定也有这样那样的缺点。我对不起你的，我就承担责任；你对不起我的，我主动把它拉倒，相互之间的问题要这样来解决，要有无产阶级的广阔胸怀。”
当霍士廉谈到现在做自我批评很难时，胡耀邦说：“你们（指县委同志）对那33位同志带头说两句自我批评的话，你们的威信会更高，不会低了。贾培宏同志，你现在是一把手，胸怀要宽广一点嘛！”“我们现在做工作，不善于走群众路线。我们还是要发扬党的三大作风，不要忘记群众路线，不要忘记批评和自我批评，没有这两条，就很难做到实事求是。像法院那个同志说他要回法院工作，可以来个民意测验嘛，让大家投票，多数同志愿叫他回去就回去，多数人不愿叫他回去就不要回去。我们办事都要光明正大，不要搞小动作。搞复查工作，不要靠专案组几个人包办代替。开个会，大家讲怎么样？简单明了，又快又好，又搞得比较准确。我们中央书记处就是有事大家商量，大家发表意见。现在密切联系群众，走群众路线搞得不好，也难怪。走群众路线这个问题，五十年代后期丢了，有些老同志忘记了，有些年轻党员不会。”
当县委副书记郭随新谈到“文化大革命”中在干部中结下的思想疙瘩还没有解决好时，胡耀邦说：“这样提好，我主张这样提。你讲派性，人家不服，你说他有派性，他说你有派性。应该说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形成的隔阂，结下的疙瘩。我们党60年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思想疙瘩，没有这十几年结下的疙瘩多。我们大家都要自觉，所有的共产党员，不管你是中央的、省里的、地区的、县里的，都要有高度的自觉性，消除思想疙瘩。”
县委常委、武装部长刘世鸿说：我们现在有些同志只能批评别人，不能批评自己，这样思想疙瘩就解决不好。胡耀邦听后说：“一个叫坚持原则，批评别人；一个叫承担责任，自我批评。只能批评别人，自己不能承担责任，那就说你是百分之百的正确，这个很难找呀！我们承担责任，威信不会低只会更高。要总结过去开展批评的经验教训，过去批评，帽子太大，上纲太高。我们要坚持正确的批评，放弃不正确的批评。现在我们敢于批评的太少了。不敢批评不行。既要敢于批评，又要敢于承担责任，更要敢于自我批评。没有必要的自我批评，原则就坚持不了。”“现在大家都承认，三中全会以来形势很好，中心问题是要解开思想疙瘩。有什么好办法？根本问题是提高自觉性，坚持原则，依靠大家，批评那些不顾大局的错误思想，但也要解决一些具体问题。” 汇报会上胡耀邦还对高平的经济建设、农业生产、水利建设等工作提出了意见。汇报会一直开到下午6点45分才结束。
第二天吃过早饭后，胡耀邦接见了省、地、县领导人及工作人员、保卫人员，并分别同以上人员照了相。7点40分左右，胡耀邦和高平县委的常委们一一握手告别，当他走到送行的县委副书记王福堂跟前，握着王福堂的手问：“想通了没有？”王连连说：“想通了！ 想通了！”霍士廉接话说：“想通了，就好好做工作。”接着，便乘车前往南王庄临时停机场。当胡耀邦登上飞机舷梯时，还不住地向送行的贾培宏、张正一等县领导挥手致意，并不时地说：“你们先上车，把车门关好后，我再进飞机。飞机起飞时，风很大，你们不进车要吃土的。”等送行的人都进了汽车，胡耀邦才进入飞机，向长治方向飞去。
“解开疙瘩，增强团结”，
从高平讲到省城和北京
胡耀邦离开高平后，在长治市第一招待所又听取了晋东南地委和长治市委负责同志的汇报，他除了讲工业、讲农业、讲经济、讲生产外，用大量的时间讲了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增强党内团结的问题。回到太原后，1981年8月17日，在山西省委召开的3800余人的干部大会上，他讲了当时国内外形势和全党的工作任务后，着重讲的一个问题就是围绕解开干部思想疙瘩，提出了八点希望。他说：
现在山西有48万脱产干部，这是一支强大的干部队伍。这支队伍是建设山西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带路人、指挥者，或者说是山西人民彻底翻身的组织者、鼓舞者。我们这支队伍是个好队伍。但是，这支队伍中，当前还存在着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就是一部分干部团结还不够紧密，还不够坚强。有的地方，干部中疙瘩还相当多，相当大，相当紧。这些疙瘩是怎么结下的？首先要做点历史分析。造成干部之间的疙瘩这个账，要算到林彪、“四人帮”的影响上去。不能追究我们自己同志的责任，是林彪、“四人帮“这一伙把我们的党风破坏了，把我们的思想搞乱了，把我们干部之间的关系搞坏了。
我们干部之间存在疙瘩，不够团结，我们的党就谈不上有什么战斗力。干部中的疙瘩是涣散组织的腐蚀剂，是我们同心同德搞四化的绊脚石。说重一点，疙瘩解不开，还很可能被居心不良的人利用来钻空子。我们的同志不可不注意，不可不警惕。我们要认识干部之间不团结的危险性和危害性，找出积极的办法来解开疙瘩，增强团结。
疙瘩靠谁来解？第一不要靠中央，中央离这里几百公里，鞭长莫及。第二不能单靠省委。要解开山西省干部之间存在的疙瘩，主要靠大家的自觉性。如何靠大家的自觉性呢？（一）凡是把自己的同志批错了，斗错了，定性定错了，都要迅速加以解决，该平反的平反，该纠正的纠正。（二）如果自己被批错了，斗错了，定性定错了，平反纠正之后就不要再耿耿于怀，不要再揪住批斗过自己的同志不放，更不要向组织提出过高的要求。1933年，鲁迅先生写过一首诗，叫《题三义塔》，诗中有两句话：“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我们是共产党员、党的干部，要有无产阶级的宽广胸怀。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个人恩怨不在话下。（三）凡是在原地区、原单位工作实在有困难的，不要勉强留在原地区、原单位，或者派回原地区、原单位。本人也不应要求留在或派回原地区、原单位。（四）有的同志，由于种种原因，实在不能胜任现在的工作，其他许多同志又不服，可以在做好充分的思想工作的基础上，改变他的工作。（五）每一个同志都要用两分法来认识自己：既要看到自己为党为人民作了贡献，又要看到自己还有不足的地方。（六）任何一个同志，特别是党员干部，都要无条件地为党为人民工作。（七）任何同志在大是大非面前，都要有鲜明的原则立场。（八）新老干部要加强团结，亲密合作。
最后他送山西干部两句诗，头一句叫“解开多大紧，同上玉皇顶”。所谓“多大紧”，是说疙瘩一个多，一个大，一个紧。所谓“玉皇顶”，是指胡耀邦当年在党的60周年纪念大会上讲话中所说的奋斗目标，是要登上“南天门”再到达“玉皇顶”。这句诗连起来就是说要解开干部思想上的疙瘩，携手登上四个现代化的最高峰。第二句叫“四十八万愚公齐努力，定叫山西大地出奇迹”！
胡耀邦离开高平后，高平县委根据省地领导的指示，立即组成了两个工作班子，分头落实胡耀邦的有关指示。经过一个多月不分昼夜的工作，全县落实政策工作基本上到位了。在中共晋东南地委作出为前任高平县委主要领导平反决定的前后，中共高平县委也一连作出了为在清查运动中受错误批判的140余名干部彻底平反的决定，并为他们妥善解决了工作和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这一次本着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和团结一致向前看的原则，不仅纠正了清查运动中扩大化的错误，而且还解决了“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不少问题以及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些问题。人们积存在胸中的怨气全都倾吐出来了，想说的话一下子全都说出来了。全县广大干部普遍认识到，在林彪、“四人帮”倒行逆施的时期，两派群众都是受害者。相逢一笑泯恩仇，改革大潮滚滚来。高平人民从此发奋图强，共谋四化，跃马扬鞭走上了快速发展的轨道。在省地领导的关心和帮助下，高平县委将这段工作写成了1500余字的报告，直接寄到了北京，送到了胡耀邦办公室。
胡耀邦从山西等地调查研究回到北京后不久，1981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主办的《红旗》杂志在刊首便以“解开疙瘩，增强团结”为题，发表了编辑部文章，全文刊登了胡耀邦在高平的重要讲话精神，用以指导全党干部队伍思想战线上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