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7月18日上午12时，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民政事务局常任秘书长尤曾家丽一行在访问东京时，于松本楼饭店三楼设宴招待了日本文化厅长青木保及日本重点美术馆的馆长们。席间，宾主双方谈古论今，文化气氛浓郁。这种和谐与高雅的氛围与松本楼本身相得益彰。
　　此前的5月6日，胡锦涛主席应邀访问日本时，抵达日本的第一顿饭就在松本楼三楼。日本首相福田夫妇宴请胡主席夫妇。为纪念这一难以忘怀的时刻，松本楼将当天拍摄的情景制作成精美的册子，摆放在入口处最醒目的地方——那是一架1907年生产的日本最早的钢琴。琴台上的照片和说明告诉人们，它当年为宋庆龄所酷爱和使用。原来，松本楼的老板夫人小坂文乃的曾祖父和孙中山有着深厚的感情。
　　领导中国革命的“国父”孙中山（1866~1925年）流亡和访问日本共计10余次。在其58岁的一生中，为革命奔波的后半生的三分之一是在日本度过的。许多日本知名人士都曾执著地支持孙中山的伟大事业。如因“5·15事件”而被凶手枪杀的犬养毅首相，就连一些从事对华秘密工作“大陆浪人”为孙中山的伟大人格所感，从而协助革命。
　　小孙中山2岁的梅屋庄吉和孙中山早年结义为兄弟。孙中山逝世时，梅屋庄吉被邀请作为国宾出席孙中山的国葬，并以亲戚的身份护送灵柩，受到这种高规格待遇的外国人唯梅屋一人。
　　梅屋庄吉1868年出生在长崎市富商之家，十几岁就只身游历中国，对西方列强凌辱中国的行为一直感到义愤。1895年1月5日，他在香港开设了“梅屋照相馆”，而孙中山正在为实施打倒清朝的第一次武装起义计划寻找支持，乔装成客人拜访该照相馆。梅屋被孙中山拯救中国的决心所感动，毅然决然地说：“君若举兵，我倾囊相助。”不久，梅屋从照相转为电影业，日本电影产业的创始人。他将获得的巨额财富（约两兆日元）无偿提供给孙中山，并嘱咐子孙们说：“支出的费用不得讨还”，并在自己日记中刻意没有记载款项的数目。
　　1905年，梅屋在新加坡创办的电影事业获得了巨大成功之后，他又接连拍摄《白濑南极探险》等特集，再获成功。他对孙中山说“我把从电影上赚的钱也投入革命”。并四处奔走，通过日本熟人筹措武器。
　　辛亥革命虽然诞生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但在以恢复帝政为目的的袁世凯的强大攻势下，革命陷入困境。军阀以北部为中心，专横跋扈，中国的统一也面临着危险。孙中山不得不从1913年开始了持续3年之久的日本流亡生活，其在日本住所是梅屋庄吉提供的。孙中山与宋庆龄的结婚仪式也是在梅屋家举行的。
　　1925年，孙中山留下“革命尚未成功”的遗言而去。梅屋在葬礼上朗读了“孙文虽逝，精神不死”的祭文。而后又制作了孙中山的铜像，从日本运抵中国。梅屋出席了铜像在南京举行的揭幕仪式，并致辞表示：“尊奉其遗训????举统一和平之实????”在对日情绪日益恶化的情况下，中国报纸依然赞赏梅屋为“中国的慈父”。
　　支持孙中山未完成的理想是梅屋的“终生事业”。他晚年抱病向日本政府呼吁改善日中关系，1934年专程前往会见广田弘毅外相，商讨日中外交谈判具体方案。然而，梅屋在途中倒下了。他筹备拍摄的电影《大孙文》尚未完工。
　　送走了与会的客人后，我最后一个告别了松本楼。因为我曾经在五年前撰文介绍过梅屋与孙中山，呼唤各界对中日文化关系的关注。并在原驻华大使谷野作太郎主持的外交官夫人聚会上做过演讲，发表我对当时的中日关系的分析和观点。那时正当国内反日游行四起，日本国内反华情绪高涨，两股反对潮流分别在两国形成，无意中互相助波推澜。开始我本不想接受演讲，但看到当时中日两国有识之士都在力挽狂澜，采取各种形式维护两国的和平大局，于是便不顾非中日关系专业出身的局限，“勇敢”地登上了松本楼。
　　虽然与松本楼颇有缘分，以往却从未与小坂文乃夫人晤面。此次见面她真挚地告诉我，很喜欢我撰写的有关松本楼的散文，并将中文译稿赠送给出席欢迎胡主席宴会的两国领导人。也难怪她在香港代表团的宴会上专门提到拙作，并印发给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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