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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礼文化是修辞活动的一大背景,同时也是修辞活动中一大重要的影响因素。本文通过对礼文化在修辞活动中的表现形式的概括,分析礼文化在修辞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即促使修辞受体对修辞主体产生情感认同的作用,进而为修辞目的的有效实现奠定基础。本文期望通过礼文化在修辞活动中这种作用的分析,对修辞研究有一定帮助。
关键词:中国礼文化 修辞主体 修辞受体 情感认同
我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美称,礼文化广博精深,源远流长,至今仍在社会文化生活尤其是人们的言行举止、人际交往及内在的个人道德修养等方面占有重要地位。对于修辞活动而言,礼文化既是需适应的一大社会背景,也是修辞活动中一大影响因素。对礼文化的关注,不仅对具体的修辞效果的实现有着积极意义,而且对我们洞察生活、提高修辞技巧,提升修辞能力有着积极作用。本文通过对修辞活动中我国礼文化的表现形式的探究,分析礼文化在修辞活动中的积极作用,即礼文化的参与使修辞受体对修辞主体产生情感认同的作用,以期对修辞学研究有一定意义。
一、中国礼文化及其在修辞活动中的表现
礼文化的产生与我国传统农业文明主和观念及维护封建等级制度有关。以集体劳作为主的农业文明,需要人们的协作,特别在早期人们抵抗自然灾害能力低下的情况下,“和”即是一种生存的需求。而要实现“和”,首先在人际关系上就要“以己度人”,以自己期望被尊重的心态尊重他人,在人际交往中维持和睦的关系。但随着周初分封制的出现,形成了严格的等级观念和尊卑秩序,出现了人与人的不平等。统治者为了维护这种不平等而又要维持社会的和谐状态,便产生了“礼”。
礼在产生之初,涵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礼记·曲礼上》:“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涖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礼深入到人们的生活中,在社会道德和个人修养等方面都占有重要分量。
而今天,摒弃了不合时宜的部分,我国礼文化在人际和谐、言语举止等方面仍起着重要作用;这在修辞活动中主要表现为以下两方面:
(一)礼贵他人和尊人谦己的表达
《礼记·坊记》中提到:“君子贵人而贱己,先人而后己,则民作让。”《礼记·表记》也说:“君子恭俭以求役仁,信让以求役礼,不自尚其事,不自尊其身,俭于位而寡于欲,让于贤,卑己而尊人,小心而畏义。”这就要求人们在日常言行举止中对他人要尊重,指向自己时要谦卑。这在修辞活动中主要表现为敬谦词语的运用。如《中国修辞史》中指出了汉语特有的敬谦词语,即“专门用来表示尊敬或谦卑的形容词或副词。例如:形容词性的敬词‘尊、贵、令、贤’等,形容词性的谦词‘弊、贱、家、舍’等,副词性的敬词‘惠、幸、俯、垂’等,副词性的谦词‘辱、叨、忝、猥’等。”[1]这些敬谦词有一些今天仍在使用,如常用的“贵”,“主要表现在:一方面,由‘贵’构成的一些固定组合依然活跃于大众日常口语交际中,例如‘贵姓’‘贵庚’‘高抬贵手’等,另一方面,敬词‘贵’还广泛用于比较正式的社交场合,用来尊称交际对象的籍贯以及服务机构等,与谦词‘弊’形成对应关系。”[2]
此外,礼贵他人还通过自谦来表现,如谦虚语、客套话。对待别人的赞扬,我们往往说“哪里哪里”“过奖了”;“人们在工作中倘若取得了一些成绩或有了重大的发明、创造,一般不能说‘我怎么怎么样,我如何如何’而应该说‘这是大家的功劳’‘是领导支持、重视的结果’等等。在论文中,我们一般不喜欢用‘我认为’之类的话,而多用‘我们认为’。”[3]比较常见的还有,在会议或话题开始、结束时,总会有些谦虚的话,如“我这是班门弄斧,请大家多多包涵。”“以上是我的一点不成熟的看法,不对之处,请大家批评指正。”等等。
(二)“礼之用,和为贵”与和谐委婉的表达
中国礼仪文化中“和”是一个重要目的,通过礼最终要达到的是社会的和谐和人际关系的和睦。正如《论语·学而》所说“礼之用,和为贵。”“不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和谐”始终被当作社会普遍的价值观念。”[4]
这种“和”的思想在修辞活动中主要体现为寒暄语、委婉语等的使用。
寒暄语的使用起着增进感情,营造或缓和气氛等作用,如人们见面时的招呼语“出去啊?”“吃饭了吗?”道别语“有空常来玩啊!”“打扰您了。”等等。这些用语从信息传递来说,并没有传递多少实质信息,但能起维持情感的作用,如果不打招呼,那两人间的关系必定会受到影响,或是两人间的关系出现了问题。
委婉语的使用,是基于不好说或不能说的心理,是基于为对方易于或乐于接受的心理而考虑的。委婉可以由禁忌避讳而产生,除了封建避讳外,这多与人们趋吉避凶心理有关。如对“死亡”的禁忌,人们不说“死”,而改说“归天”“逝世”等,行业语或地方禁忌语多因求吉而出现谐音禁忌,如猪肝的“肝”与“干”同音,因而广州商人就改为“猪膶”,上海方言因“我”与“鹅”同音,即改“鹅”为“白乌龟”。此外,委婉也可由避俗求雅而产生,如某些不良社会现象的委婉,如不说“妓女”而称“小姐”,有关性行为、排泄及人体某些部位的委婉,如“大小便”称为“解手”或“去洗手间”等。当然,委婉还会因个人而产生,正如阿Q忌“光”“亮”一类的字眼一样,生活中对于别人的短处或痛处也要委婉其辞。
二、中国礼文化与修辞活动中修辞受体对修辞主体的情感认同
从我国礼文化在修辞活动中丰富的表现形式可以看出:礼文化主敬、重和。这在修辞活动中,对修辞主体即“使自己的传情达意朝着尽可能圆满的目标努力的人”[5]与修辞受体即修辞接受者的情感的调和,及使修辞受体对修辞主体产生情感认同,进而推动修辞活动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起着重要作用。这又具体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修辞主体所具有的“礼”的修养与修辞受体情感的认同
在我国“礼”文化背景下,“知礼”“懂礼”已成为社会道德和个人品格的一大体现。而修辞主体对礼文化的重视和个人体现的“礼”的修养,既是修辞主体良好品质的一种显现;同时,在修辞活动中,也是修辞主体获得修辞受体情感认同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情感是同人的社会性需要相联系的主观体验、是人类所特有的心理现象之一。人类高级的社会性情感主要有道德感、理智感和美感。”[6]而修辞主体的“礼”的修养主要体现着社会认同的“道德感”和“美感”,因而,本文所指的“修辞受体的情感认同”即指修辞受体对修辞主体的情感认同,具体来说是指修辞受体在社会“道德感”和“美感”上对修辞主体的认同。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层面:
首先,在道德层面,即“根据一定的道德标准在评价人的思想、意图和行为时所产生的主观体验。”[7]另一方面,修辞主体“礼”的素养,符合由古至今的社会道德评价标准,这即促使修辞受体产生对修辞主体的情感认同。
在传统儒家道德观中,“礼”占有重要分量,如孔子所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动,非礼无行”(《论语·颜渊》)。荀子也曾说“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故学致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荀子·劝学》)在今天,“礼”仍是我们道德层面的重要方面。因而,修辞主体所具有的“礼”的修养是其人品魅力的一大体现,在道德感方面就能引发修辞受体良好的认同感,进而推动修辞活动的进行。这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既然修辞术的目的在于影响判断,那么演说者不仅必须考虑如何使他的演说能证明论点,使人信服,还必须显示他具有某种品质,懂得怎样使判断者处于某种心情。”[8]这种认同对和谐修辞主体与受体的关系有着重要作用。
同时,这种道德感的认同,也是一种社会审美的认同,即“根据一定的审美标准评价人、物时所产生的情感体验。”[9]的一种认同。它使修辞受体产生一种愉悦的、肯定的情感体验。
这正如日常礼节性的修辞活动,如招呼语“吃饭了吗?”“回来啊?”虽然是明知故问的“废话”,但却传达了说话者对听话者的在意和关心。如果面对回来的人,另一个人无语擦肩而过或静对默然,那必定会影响两人的关系和感情。可见,修辞主体的“礼”的修养,既是其内在修养的体现,也能调动修辞受体良好的情感倾向,传递情感,奠定情感基础,进而达到修辞受体对修辞主体的认同感。很多时候,这种纯粹的礼节性的修辞活动,就是为了传达“情”,获得修辞受体的情感认同即是修辞的目的。
(二)修辞主体情感的控制与修辞受体情感的认同
礼文化尊人谦己、和谐委婉,在修辞活动过程中,为调和修辞主体、受体的关系,使修辞受体在情感上对修辞主体产生认同起了积极作用。这在修辞活动中,具体体现在双方的心理活动过程中。
吴礼权先生在《修辞心理学》中指出:修辞心理过程“是指修辞者(即写说者)以不同的形式(认识、情感、意志)能动地反映着客观世界的事物及其关系(说写的对象和内容)的过程。它与一般的心理过程一样,包括认知、情感、意志三个基本过程。”[10]虽然修辞心理过程主要指向修辞主体,但与此同时修辞受体仍有一个心理活动过程。不同的是修辞主体是通过这三个基本过程来调节控制主体意识,使修辞活动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而修辞受体则是通过这三个基本过程来对修辞主体的意图做出相应的反映。礼文化在双方的心理活动过程中起着各自不同的作用。
修辞主体通过礼的“谦己”调控自己的情感,是实现修辞目的的一种理性控制过程;同时通过“礼”的“尊人”来激发修辞受体的积极情感,对于修辞受体而言,是一个情感调动过程。这两个同步的过程最终要实现的是修辞受体对修辞主体的情感认同,即在道德感和美感上的认同,进而影响修辞受体的理智感朝着修辞主体希望的方向发展。正如《触龙说赵太后》中,触龙不像其他进谏大臣一样单刀直入地劝谏长安君作人质,而是先以礼作铺垫,从“入而徐趋”到日常饮食、身体状态的嘘寒问暖,让赵太后感受到了作为人的基本的尊重和关心,因而赵太后由“盛气而揖之”转为“太后之色少解”。在这个过程中,触龙通过礼的运用,获得赵太后的在情感方面的认同,进而为进谏奠定良好的基础。
在修辞活动中,修辞主体通过礼文化的运用,使修辞受体在情感上得到尊重和关照,在社会道德感和美感等方面对修辞主体产生良好的认同感,这就为修辞活动的顺利进行作了较好的铺垫。正如寒暄语、委婉语等的使用,调动了修辞受体的情感认同,为修辞活动进行和人际关系的和谐奠定了基础。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动情”对“晓理”有着重要的作用。
综上所述,礼文化在修辞活动中有着丰富的表现形式和频繁的呈现率。这与礼文化作为我们修辞活动的大背景有关,更与礼文化在修辞活动中促使修辞受体对修辞主体产生情感认同,进而推动修辞活动的有效进行有关。因而,对礼文化在修辞活动中的这种作用的研究,甚至对修辞研究都有着积极意义。
注 释:
[1]宗廷虎,陈光磊主编:《中国修辞史》上册,吉林教育出版社,
2007年4月版,第254页。
[2]宗廷虎,陈光磊主编:《中国修辞史》上册,吉林教育出版社,
2007年4月版,第391页。
[3]杨德峰:《汉语与文化交际》,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3月
版,第181页。
[4]郭锦桴:《汉语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
年6月版,第47页。
[5]吴礼权:《修辞心理学》,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
24页。
[6]彭聃龄主编:《普通心理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5
月版,第362页。
[7]彭聃龄主编:《普通心理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5
月版,第362页。
[8]亚里士多德:《修辞学》,上海世纪出版社,2006年5月版,第23页。
[9]彭聃龄主编:《普通心理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5
月版,第362页。
[10]吴礼权:《修辞心理学》,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版,
第6页。
参考文献:
[1]吴礼权.委婉修辞研究[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8.
[2]高万云.中国礼文化与汉语修辞学[J].修辞学习,1994,(4).
[3]宗廷虎,陈光磊.中国修辞史(上册)[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
社,2007.
[4]杨德峰.汉语与文化交际[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5]郭锦桴.汉语与中国传统文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
[6]彭聃龄.普通心理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7]吴礼权.修辞心理学[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
[8]亚里士多德.修辞学[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社,2006.
(陈丽梅 上海 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600433)
关键词:中国礼文化 修辞主体 修辞受体 情感认同
我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美称,礼文化广博精深,源远流长,至今仍在社会文化生活尤其是人们的言行举止、人际交往及内在的个人道德修养等方面占有重要地位。对于修辞活动而言,礼文化既是需适应的一大社会背景,也是修辞活动中一大影响因素。对礼文化的关注,不仅对具体的修辞效果的实现有着积极意义,而且对我们洞察生活、提高修辞技巧,提升修辞能力有着积极作用。本文通过对修辞活动中我国礼文化的表现形式的探究,分析礼文化在修辞活动中的积极作用,即礼文化的参与使修辞受体对修辞主体产生情感认同的作用,以期对修辞学研究有一定意义。
一、中国礼文化及其在修辞活动中的表现
礼文化的产生与我国传统农业文明主和观念及维护封建等级制度有关。以集体劳作为主的农业文明,需要人们的协作,特别在早期人们抵抗自然灾害能力低下的情况下,“和”即是一种生存的需求。而要实现“和”,首先在人际关系上就要“以己度人”,以自己期望被尊重的心态尊重他人,在人际交往中维持和睦的关系。但随着周初分封制的出现,形成了严格的等级观念和尊卑秩序,出现了人与人的不平等。统治者为了维护这种不平等而又要维持社会的和谐状态,便产生了“礼”。
礼在产生之初,涵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礼记·曲礼上》:“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涖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礼深入到人们的生活中,在社会道德和个人修养等方面都占有重要分量。
而今天,摒弃了不合时宜的部分,我国礼文化在人际和谐、言语举止等方面仍起着重要作用;这在修辞活动中主要表现为以下两方面:
(一)礼贵他人和尊人谦己的表达
《礼记·坊记》中提到:“君子贵人而贱己,先人而后己,则民作让。”《礼记·表记》也说:“君子恭俭以求役仁,信让以求役礼,不自尚其事,不自尊其身,俭于位而寡于欲,让于贤,卑己而尊人,小心而畏义。”这就要求人们在日常言行举止中对他人要尊重,指向自己时要谦卑。这在修辞活动中主要表现为敬谦词语的运用。如《中国修辞史》中指出了汉语特有的敬谦词语,即“专门用来表示尊敬或谦卑的形容词或副词。例如:形容词性的敬词‘尊、贵、令、贤’等,形容词性的谦词‘弊、贱、家、舍’等,副词性的敬词‘惠、幸、俯、垂’等,副词性的谦词‘辱、叨、忝、猥’等。”[1]这些敬谦词有一些今天仍在使用,如常用的“贵”,“主要表现在:一方面,由‘贵’构成的一些固定组合依然活跃于大众日常口语交际中,例如‘贵姓’‘贵庚’‘高抬贵手’等,另一方面,敬词‘贵’还广泛用于比较正式的社交场合,用来尊称交际对象的籍贯以及服务机构等,与谦词‘弊’形成对应关系。”[2]
此外,礼贵他人还通过自谦来表现,如谦虚语、客套话。对待别人的赞扬,我们往往说“哪里哪里”“过奖了”;“人们在工作中倘若取得了一些成绩或有了重大的发明、创造,一般不能说‘我怎么怎么样,我如何如何’而应该说‘这是大家的功劳’‘是领导支持、重视的结果’等等。在论文中,我们一般不喜欢用‘我认为’之类的话,而多用‘我们认为’。”[3]比较常见的还有,在会议或话题开始、结束时,总会有些谦虚的话,如“我这是班门弄斧,请大家多多包涵。”“以上是我的一点不成熟的看法,不对之处,请大家批评指正。”等等。
(二)“礼之用,和为贵”与和谐委婉的表达
中国礼仪文化中“和”是一个重要目的,通过礼最终要达到的是社会的和谐和人际关系的和睦。正如《论语·学而》所说“礼之用,和为贵。”“不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和谐”始终被当作社会普遍的价值观念。”[4]
这种“和”的思想在修辞活动中主要体现为寒暄语、委婉语等的使用。
寒暄语的使用起着增进感情,营造或缓和气氛等作用,如人们见面时的招呼语“出去啊?”“吃饭了吗?”道别语“有空常来玩啊!”“打扰您了。”等等。这些用语从信息传递来说,并没有传递多少实质信息,但能起维持情感的作用,如果不打招呼,那两人间的关系必定会受到影响,或是两人间的关系出现了问题。
委婉语的使用,是基于不好说或不能说的心理,是基于为对方易于或乐于接受的心理而考虑的。委婉可以由禁忌避讳而产生,除了封建避讳外,这多与人们趋吉避凶心理有关。如对“死亡”的禁忌,人们不说“死”,而改说“归天”“逝世”等,行业语或地方禁忌语多因求吉而出现谐音禁忌,如猪肝的“肝”与“干”同音,因而广州商人就改为“猪膶”,上海方言因“我”与“鹅”同音,即改“鹅”为“白乌龟”。此外,委婉也可由避俗求雅而产生,如某些不良社会现象的委婉,如不说“妓女”而称“小姐”,有关性行为、排泄及人体某些部位的委婉,如“大小便”称为“解手”或“去洗手间”等。当然,委婉还会因个人而产生,正如阿Q忌“光”“亮”一类的字眼一样,生活中对于别人的短处或痛处也要委婉其辞。
二、中国礼文化与修辞活动中修辞受体对修辞主体的情感认同
从我国礼文化在修辞活动中丰富的表现形式可以看出:礼文化主敬、重和。这在修辞活动中,对修辞主体即“使自己的传情达意朝着尽可能圆满的目标努力的人”[5]与修辞受体即修辞接受者的情感的调和,及使修辞受体对修辞主体产生情感认同,进而推动修辞活动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起着重要作用。这又具体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修辞主体所具有的“礼”的修养与修辞受体情感的认同
在我国“礼”文化背景下,“知礼”“懂礼”已成为社会道德和个人品格的一大体现。而修辞主体对礼文化的重视和个人体现的“礼”的修养,既是修辞主体良好品质的一种显现;同时,在修辞活动中,也是修辞主体获得修辞受体情感认同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情感是同人的社会性需要相联系的主观体验、是人类所特有的心理现象之一。人类高级的社会性情感主要有道德感、理智感和美感。”[6]而修辞主体的“礼”的修养主要体现着社会认同的“道德感”和“美感”,因而,本文所指的“修辞受体的情感认同”即指修辞受体对修辞主体的情感认同,具体来说是指修辞受体在社会“道德感”和“美感”上对修辞主体的认同。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层面:
首先,在道德层面,即“根据一定的道德标准在评价人的思想、意图和行为时所产生的主观体验。”[7]另一方面,修辞主体“礼”的素养,符合由古至今的社会道德评价标准,这即促使修辞受体产生对修辞主体的情感认同。
在传统儒家道德观中,“礼”占有重要分量,如孔子所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动,非礼无行”(《论语·颜渊》)。荀子也曾说“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故学致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荀子·劝学》)在今天,“礼”仍是我们道德层面的重要方面。因而,修辞主体所具有的“礼”的修养是其人品魅力的一大体现,在道德感方面就能引发修辞受体良好的认同感,进而推动修辞活动的进行。这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既然修辞术的目的在于影响判断,那么演说者不仅必须考虑如何使他的演说能证明论点,使人信服,还必须显示他具有某种品质,懂得怎样使判断者处于某种心情。”[8]这种认同对和谐修辞主体与受体的关系有着重要作用。
同时,这种道德感的认同,也是一种社会审美的认同,即“根据一定的审美标准评价人、物时所产生的情感体验。”[9]的一种认同。它使修辞受体产生一种愉悦的、肯定的情感体验。
这正如日常礼节性的修辞活动,如招呼语“吃饭了吗?”“回来啊?”虽然是明知故问的“废话”,但却传达了说话者对听话者的在意和关心。如果面对回来的人,另一个人无语擦肩而过或静对默然,那必定会影响两人的关系和感情。可见,修辞主体的“礼”的修养,既是其内在修养的体现,也能调动修辞受体良好的情感倾向,传递情感,奠定情感基础,进而达到修辞受体对修辞主体的认同感。很多时候,这种纯粹的礼节性的修辞活动,就是为了传达“情”,获得修辞受体的情感认同即是修辞的目的。
(二)修辞主体情感的控制与修辞受体情感的认同
礼文化尊人谦己、和谐委婉,在修辞活动过程中,为调和修辞主体、受体的关系,使修辞受体在情感上对修辞主体产生认同起了积极作用。这在修辞活动中,具体体现在双方的心理活动过程中。
吴礼权先生在《修辞心理学》中指出:修辞心理过程“是指修辞者(即写说者)以不同的形式(认识、情感、意志)能动地反映着客观世界的事物及其关系(说写的对象和内容)的过程。它与一般的心理过程一样,包括认知、情感、意志三个基本过程。”[10]虽然修辞心理过程主要指向修辞主体,但与此同时修辞受体仍有一个心理活动过程。不同的是修辞主体是通过这三个基本过程来调节控制主体意识,使修辞活动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而修辞受体则是通过这三个基本过程来对修辞主体的意图做出相应的反映。礼文化在双方的心理活动过程中起着各自不同的作用。
修辞主体通过礼的“谦己”调控自己的情感,是实现修辞目的的一种理性控制过程;同时通过“礼”的“尊人”来激发修辞受体的积极情感,对于修辞受体而言,是一个情感调动过程。这两个同步的过程最终要实现的是修辞受体对修辞主体的情感认同,即在道德感和美感上的认同,进而影响修辞受体的理智感朝着修辞主体希望的方向发展。正如《触龙说赵太后》中,触龙不像其他进谏大臣一样单刀直入地劝谏长安君作人质,而是先以礼作铺垫,从“入而徐趋”到日常饮食、身体状态的嘘寒问暖,让赵太后感受到了作为人的基本的尊重和关心,因而赵太后由“盛气而揖之”转为“太后之色少解”。在这个过程中,触龙通过礼的运用,获得赵太后的在情感方面的认同,进而为进谏奠定良好的基础。
在修辞活动中,修辞主体通过礼文化的运用,使修辞受体在情感上得到尊重和关照,在社会道德感和美感等方面对修辞主体产生良好的认同感,这就为修辞活动的顺利进行作了较好的铺垫。正如寒暄语、委婉语等的使用,调动了修辞受体的情感认同,为修辞活动进行和人际关系的和谐奠定了基础。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动情”对“晓理”有着重要的作用。
综上所述,礼文化在修辞活动中有着丰富的表现形式和频繁的呈现率。这与礼文化作为我们修辞活动的大背景有关,更与礼文化在修辞活动中促使修辞受体对修辞主体产生情感认同,进而推动修辞活动的有效进行有关。因而,对礼文化在修辞活动中的这种作用的研究,甚至对修辞研究都有着积极意义。
注 释:
[1]宗廷虎,陈光磊主编:《中国修辞史》上册,吉林教育出版社,
2007年4月版,第254页。
[2]宗廷虎,陈光磊主编:《中国修辞史》上册,吉林教育出版社,
2007年4月版,第391页。
[3]杨德峰:《汉语与文化交际》,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3月
版,第181页。
[4]郭锦桴:《汉语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
年6月版,第47页。
[5]吴礼权:《修辞心理学》,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
24页。
[6]彭聃龄主编:《普通心理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5
月版,第362页。
[7]彭聃龄主编:《普通心理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5
月版,第362页。
[8]亚里士多德:《修辞学》,上海世纪出版社,2006年5月版,第23页。
[9]彭聃龄主编:《普通心理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5
月版,第362页。
[10]吴礼权:《修辞心理学》,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版,
第6页。
参考文献:
[1]吴礼权.委婉修辞研究[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8.
[2]高万云.中国礼文化与汉语修辞学[J].修辞学习,1994,(4).
[3]宗廷虎,陈光磊.中国修辞史(上册)[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
社,2007.
[4]杨德峰.汉语与文化交际[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5]郭锦桴.汉语与中国传统文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
[6]彭聃龄.普通心理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7]吴礼权.修辞心理学[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
[8]亚里士多德.修辞学[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社,2006.
(陈丽梅 上海 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6004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