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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曹魏明帝曹睿上台后即大兴土木，营建宫殿，广辟园囿，扩充后宫，改变了曹操以来的节俭政策，形成了奢淫风尚。明帝如此，耗费了大量的人力与财力，妨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稳定，导致工商业的畸形发展和吏治的腐化。对此，儒学朝臣集团进行了激烈的批评，并出现对曹魏政权疏离的倾向，加深了曹魏的危机。
关键词：魏明帝；曹睿；奢侈；儒学朝臣；批判
中图分类号：K23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07)07-0092-06
魏明帝曹睿(206—239年)是曹魏正式立国后的第二任君主，227—239年间在位，与乃祖曹操、乃父曹丕并称为“曹氏三祖”。对其统治，有史家论云：“曹睿统治时期，是魏王朝的全盛时期。”他对内加强中央集权，对外则抵御诸葛亮的北伐，不战而屈人之兵；同时积蓄国力，图谋规划天下，并基本奠定了曹魏统一吴、蜀的胜局。不过，对魏明帝曹睿历来评价不高，以笔者目力所及，检索《三国志》的相关记载，对其批评的言论连篇累牍，主要集中在他生活的奢淫上，正如有论者所指出：“曹睿的最大缺点是奢淫过度。虽然他在位时期，魏国疆域比较大，总的讲军事、政治、经济诸情况也不坏。但他统治的最后四五年，即自蜀相诸葛亮死后，魏西方大患解除，他的奢侈淫佚的本性充分暴露出来了。”他死后，曹魏皇权旁落，并逐渐为司马氏所取代。因此，魏明帝之奢淫显然与曹魏之中衰存在密切之关联。有鉴于此，本文专题考叙魏明帝奢淫之具体状况，并深入分析其影响和危害，从一个侧面揭示曹睿与儒学朝臣之间的思想分歧。
一、魏明帝曹睿奢淫之主要表现
1、魏明帝“崇饰宫室”
陈寿在《三国志·魏书·明帝纪》末称：“明帝沉毅断识，任心而行，盖有君人之至慨焉。于时百姓肜弊，四海分崩，不先聿修显祖，阐拓洪基，而遽追秦皇、汉武，宫馆是营，格之远猷，其殆疾乎!”陈寿将“宫馆是营”作为曹睿主要的弊政，验之史实，这是有充分依据的。
魏明帝大兴土木的时间，一般认为曹睿在青龙三年(235)以后。这主要依据《三国志·魏书·明帝纪》的记载：“(青龙三年)是时，大治洛阳宫，起昭阳、太极殿，筑总章观。百姓失农时，直臣杨阜、高堂隆等各数切谏，虽不能听，常优容之。”历代学者多依此记载立论。胡三省在《通鉴》卷73《魏纪五》明帝青龙三年注云：“诸葛亮死，帝乃大兴宫室。晋士燮所谓‘释楚为外惧’者，此也。”清人何焯《义门读书记》卷26案语云：“诸葛既卒，边鄙不耸，而(曹)睿遂恣淫荒矣。孟子之论中人者，不亦信乎!”确实，诸葛亮病死，曹魏失去了最大的威胁，曹睿心理上自然有所放松，在宫室建设上加大力度。不过，若追溯其宫室兴造之始，则当从其即位之初算起。
根据有关记载，明帝太和年间(227—232年)便在许昌等地营建宫室。《三国志·魏书·明帝纪》载其太和六年三月东巡，四月“行幸许昌宫，……九月，行幸摩陂，治许昌宫，起景福、承光殿。”又，《宋书·五行志二》“恒旸”条：“魏明帝太和二年五月，大旱。元年以来，崇广宫府之应也。”《宋书·五行志四》“水不润下”条：“帝自初即位，便淫奢侈极欲，多占幼女，或夺士妻，崇饰宫室，妨害农战，触情恣欲，至是弥甚，号令逆时，饥不损役。”以上诸例，说明曹睿即位之初便“崇广宫室”。不仅如此，明帝的宫殿建设非为实用，表现出明显的奢侈化的倾向。以景福殿为例，《水经·颍水注》载：“汉以许失天下，及魏承汉历，遂改名许昌也。城内有景福殿基，魏明帝太和中造，准价八百万。”景福殿之规格非同一般。明帝特命何晏等人作赋称颂。根据赋文，明帝对整个宫殿设计、环境布置和设施配套等方面都做了精心的安排，追求华丽壮观。
青龙三年始，魏明帝“大治洛阳宫”。《三国志》本纪载其“起昭阳、太极殿，筑总章观”等；同年七月，“洛阳崇华殿灾”，命“有司复崇华，改名九龙殿”。其他史籍记载有更多的宫室名称，《太平御览》卷175引《魏略》载：“青龙三年，起太极殿，洛阳故诸宫有却非殿、铜马殿、敬法殿、清凉殿、凤凰殿、嘉德殿、黄龙殿、寿安殿、竹殿。”《舆地记》载：“洛阳有显阳殿，皇后正殿也，魏明帝所建。”从这些宫殿的名称看，明帝最后的四、五年工程量是十分繁重的。不仅如此，这些宫殿在建造过程中，很重视壮丽华美，正如高堂隆批评所言：“今之宫室，实违礼度，乃更建立九龙，华饰过前。”在这方面，明帝考虑得非常细致，比如宫殿的题名便要求当时书家韦诞书写殿名。
2、魏明帝扩建园囿
以上宫殿只是整个工程的一部分。伴随着这些宫殿的建设，明帝还进行许多台阁景观、园囿的配套施工。关于这方面的情况，《三国志·魏书·高堂隆传》有一段整体的描述：
(魏明)帝愈增崇宫殿，肜饰观阁，凿太行之石英，采谷城之文石，起景阳山于芳林之园，建昭阳殿于太极之北，铸作黄龙凤凰奇伟之兽，饰金墉、陵云台、陵霄阁。百役繁兴，作者万数，公卿以下至于学生，莫不展力，帝乃躬自掘土以率之。《三国志·魏书·明帝纪》注引《魏略》又载景初元年(237)事云：
是岁，徙长安诸钟簴、骡驼、铜人、承露盤。盤折，铜人重不可致，留于霸城。大发铜铸作铜人二，号曰翁仲，列坐于司马门外。又铸黄龙、凤凰各一，龙高四丈，凤皇高三丈余，置内殿前。起土山于芳林园西北陬，使公卿群僚皆负土成山，树松竹杂木善草于其上，捕山禽杂兽置其中。《水经·谷水注》记载当时洛阳宫殿区园林化的情况说：谷水分支南“入华林园，历疏圃南。圃中有古玉井，井悉以珉玉为之，以缁石为口，工作精密，犹不变古，灿焉如新。又迳瑶华宫南，历景阳山北。山有都亭，堂上结方湖，湖中起御坐，石也。御坐前建蓬莱山，曲池接筵，飞沼拂席，南面射侯夹席，武峙背山。堂上则石路崎岖，岩璋峻险，云台风观，缨峦带阜。游观者升降阿阁，出入虹陛，望之状凫没鸾举矣。其中引水飞皋，倾澜瀑布，或枉渚声溜，潺潺不断。竹柏荫于层石，绣薄丛于泉侧，微飚暂拂，则芳溢于六空，实为神居矣。”又，《三国志·魏书·明帝纪》注引《魏略》载：“通引谷水过九龙殿前，为玉井绮栏，蟾蜍含受，神龙吐出。使博士马均作指南车，水转百戏。岁首建巨兽，鱼龙曼延，弄马倒骑，备如西京之制，筑阊阖诸门阙外罘恩。”由华林园的这两段记载，可以想见当时园囿建造的一般状况，不仅修饰豪华，而且娱乐设施齐全。难怪当时司徒军议掾董寻上书谏曰：“若今宫室狭小，当广大之，犹宜随时，不妨农务，况乃作无益之物，黄龙、凤凰、九龙、承露盤、土山、渊池，此皆圣明之所不兴也，其功三倍于殿舍。”可见这些园圃渊池等辅助娱乐设施，“其功三倍于殿舍”。为建造这些殿舍，明帝命“公卿群僚皆负土成山”，他本人竟然“躬自掘土以率之”，这在帝王中是不多见的。
除了洛阳城内的园林建设外，魏明帝在荥阳等地还 圈占了大片的田地作为皇家禁苑，其中放养大量的麋鹿等动物，明帝定期来此打猎取乐。当地百姓不得进入鹿场，即便动物损害庄稼，也不得捕杀，否则，以命相偿。《三国志·魏书·高柔传》：“是时，杀禁地鹿者身死，财产没官，有能觉告者厚加赏赐。”对此，廷尉高柔上书言：“圣主之御世，莫不以广农为务，俭用为资。夫农广则谷积，用俭则财畜，畜财积谷而有忧虞之患者，未之有也。古者，一夫不耕，或为之饥；一妇不织，或为之寒。中间已来，百姓供给众役，亲田者既减，加顷复有猎禁，群鹿犯暴，残食生苗，处处为害，所伤不赀，民虽障防，力不能御。至如荥阳左右，周数百里，岁略不收，元元之命，实可矜伤。方今天下生财者甚少。而麋鹿之损者甚多。卒有兵戍之役，凶年之灾，将无以待之。惟陛下览先圣之所念，愍稼穑之艰难，宽放民间，使得捕鹿，遂除其禁，则众庶久济，莫不悦豫矣。”可见，当时禁苑非止一地，而以荥阳一带为最著名。《三国志·魏书·高堂隆传附栈潜传》也载栈潜上书批评明帝“为园囿择禽之府，盛林莽之秽，丰鹿兔之薮；……今宫观崇侈，肜镂极妙，忘有虞之总期，思殷辛之琼室，禁地千里，举足投网，丽拟阿房，役百乾谿。”明帝罔占如此巨大的“禁苑”，目的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游猎喜好。
3、魏明帝大量蓄养后宫
与崇饰宫室与扩建园囿相关，魏明帝大量蓄养后宫。关于这方面的记载很多，《三国志·魏书·明帝纪》注引《魏略》：
是年(青龙三年)起太极殿，筑总章观，高十余丈，建翔凤于其上；又于芳林园中起陂池，楫棹越歌；又于列殿之北，立八坊，诸才人以次序处其中，贵人夫人以上，转南附焉，其秩石拟百官之数。帝常游宴在内，乃选女子知书可付信者六人，以为女尚书，使典省外奏事，处当画可，自贵人以下至尚保，及给掖庭洒扫，习伎歌者，各有千数。可见，在盛兴宫室的同时，明帝便设“八坊”，蓄养大量“才人”，这些宫女当多有才艺。由于明帝常游宴在内宫，故选置女尚书，“使典省外奏事，处当画可”，干预朝政。《魏略》还载明帝不断扩大后宫，甚至在民间搜寻有姿色的妇女：“录夺士女前已嫁为吏民妻者，还以配士，既听以生口自赎，又简选其有姿色者内之掖庭。”所谓“士女”，即兵士之女，按规定，“士家”身份世袭，不可与平民通婚。但为了改变身份，许多“士女”与“吏民”良人通婚。明帝下令凡与“士女”结婚的“吏民”或解除婚姻，“以配战士”，或花钱“贵买生口(女奴)以赎其妻”。在此过程中，“县官以配士为名而实内之掖庭，其丑恶者乃出与士”，以致后宫中有不少“非员无录之女”，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对魏明帝曹睿的广蓄宫女，儒学朝臣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三国志·魏书·蒋济传》载：“景初中，外勤征役，内务宫室，怨旷者多，而年谷饥俭”，济上疏进言，其中提到“欢娱之耽，害于精爽；神太用则竭，刑太劳则弊。愿大简贤妙，足以充‘百斯男’者。其冗散未齿，且悉分出，务在清静。”蒋济认为明帝后宫人数太多，应该放免。同书《高柔传》：“后大兴殿舍，百姓劳役；广采众女，充盈后宫；后宫皇子连天，继嗣未育”，柔上疏进言：“陛下聪达，穷理尽性，而顷皇子连多夭逝，熊罷之祥又未感应。群下之心，莫不悒戚。……窃闻后庭之数，或复过之，圣嗣不昌，殆能由此。臣愚以为可妙简淑媛，以备内官之数，其余尽遣还家。且以育精养神，专静为实。如此，则螽斯之征，可庶而致矣。”以上诸大臣的谏诤之言，皆将魏明帝广蓄宫女与扩建殿舍联系起来。对此，高堂隆的谏言最为直接，“然今宫室之所以充广者，实由宫人猥多之故。宜简择留其淑懿，如周之制，罢省其余。”这说明明帝改造洛阳宫殿建筑，主要目的在于享乐。
二、魏明帝奢淫之危害及儒学朝臣的抗议
1、魏明帝之奢华耗费了大量的财富，给广大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社会负担，妨碍了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自东汉后期以来，社会动荡，战争连年，中原地区一度成为军阀混战的重灾区，人民大量死亡或流亡，社会生产力遭到巨大破坏。曹操统一北方特别是曹魏建国后，中土局势逐渐稳定，社会经济不断恢复、发展，曹魏国力也日渐上升。但当时毕竟天下三分，曹魏面临着蜀汉、孙吴的军事对抗，战事频仍，特别在魏明帝时期，诸葛亮数次北伐，给曹魏造成了巨大的军事压力。因此，可以说，当时曹魏的经济发展是有限度的，仍处在缓慢的爬坡阶段，人民的负担沉重，生活比较困难。在这一背景下，魏明帝骄奢淫逸，必然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晋书·食货志》载：“魏明帝不恭，淫于宫篽，百僚编于手役，天下失其躬稼，此后关东遇水，民亡产业，而兴师辽阳，坐甲江甸，皆以国乏经用，胡可胜言。”《三国志·魏书·毋丘俭传》载：“明帝即位，为尚书郎，迁羽林监。以东宫之旧，甚见亲待。出为洛阳典农。时取农民以治宫室，俭上疏曰： ‘臣愚以为天下所急除者二贼，所急务者衣食。诚使二贼不灭，士民饥冻，虽崇美宫室，犹无益也。”’明帝时期的谏诤名臣杨阜曾直言：“广开宫馆，高为台榭，以妨民务，此害农之甚者也。”可见，明帝即位后便征调农民无偿服徭役。
关于魏明帝大兴土木给人民生活和社会生产所造成的巨大危害，可以从当时儒学朝臣的尖锐批评中看出来。早在太和年间和洽便明确指出明帝役烦伤农，《三国志·魏书·和洽传》：
太和中，散骑常侍高堂隆奏：“时风不至，而有休废之气，必有司不勤取事以失天常也。”诏书谦虚引咎，博谘异同。洽以为“民稀耕少，浮食者多。国以民为本，民以谷为命。故废一时之农，则失育命之本。是以先王务蠲烦费，以专耕农。自春夏以来，民穷于役，农业有废，百姓嚣然，时风不至，未必不由此也。消复之术，莫大干节俭。太祖建立洪业，奉师徒之费，供军赏之用，吏士丰于资食，仓府衍于谷帛，由不饰无用之官，绝浮华之费。方今之要，固在息劳烦之役，损除他余之务，以为军戎之储。这说明太和年间魏明帝已干扰了人民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以致出现了“自春夏以来，民穷于役，农业有废，百姓嚣然”的严重情况。太和年间上书进谏的还有辛毗、孙礼等人。
这种情况到景初年间更为严重了，因此，王肃等人的谏言更为全面而深切，《三国志·魏书·王朗传附子肃传》：
后肃以常侍领秘书监，兼崇文观祭酒。景初间，
宫室盛兴，民失农业，期信不敦，刑杀仓卒。肃上疏曰：“……今宫室未就，劝业未讫，运漕调发，转相供奉。是以丁夫疲于力作，农者离其南亩，种谷者寡，食谷者众，旧谷既没，新谷莫继。斯则有国之大患，而非备豫之长策也。今见作者三四万人，九龙可以安圣体，其内足以列六宫。显阳之殿，又向将毕，惟泰极已前，功夫尚大，方向盛寒，疾疚或作。诚愿陛下发德音，下明诏，深愍役夫之疲劳，厚矜兆民之不赡，取常食廪之士，非急要者之用，选其丁壮，择留万人，使一期更之，成知息代有日，则莫不悦以即事，劳而不怨矣。计一岁有三百六十万夫，亦不为 少。当一岁成者，听且三年。分遣其余，使皆即农，无穷之计也。仓有盈栗，民有余力：以此兴功，何功不立?以此行化，何化不成?夫信之于民，国家大宝也。……前车驾当幸洛阳，发民为营，有司命以营成而罢。既成，又利其功力，不以时遣。有司徒营其目前之利，不顾经国之体。臣愚以为自今以后，傥复使民，宜明其令，使必如期。若有事以次，宁复更发，无或失信”。从中可见魏明帝时动用民工建筑宫殿，长期维持在三四万人左右，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加上其他力役征发，造成“丁夫疲于力作，农者离其南亩，种谷者寡，食谷者众”的情况，农业生产秩序遭到严重冲击。至于明帝时期最著名的谏诤之臣杨阜、高堂隆等人的疏言，也主要是从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的角度立论的。
2、魏明帝之崇尚奢华，身体力行，促成了曹魏上层社会生活的腐化和吏治的腐败
一般说来，古代的每一个王朝或统治集团都会经历由俭朴到奢华的转变，其程度可能有不同，其转变时间可能有迟速，但这一历史的宿命似无法避免。不仅如此，在集权专制时代，这种变化往往体现在最高统治者——君主——的身上，上行下效，蔚为风气。对此，一些朝臣的谏诤之言说得很清楚。《三国志·魏书·卫顗传》：
时百姓凋匮而役务方殷，顗上疏曰：“……今议者多好悦耳，其言政治则比陛下于尧、舜，其言征伐则比二虏于狸鼠。臣以为不然。……当今千里无烟，遗民困苦，陛下不善留意，将遂凋弊不可复振。……当今之务，宜君臣上下，并用筹策，计较府库，量入为出。深思勾践滋民之术，犹恐不及，而尚方所造金银之物，渐更增广，工役不辍，侈靡日崇，帑藏日竭。昔汉武信求神仙之道，谓当得云表之露以餐玉屑，故立仙掌以承高露。陛下通明，每所非笑。汉武有求于露，而由尚见非，陛下无求于露而空设之；不益于好而糜费功夫，诚皆圣虑所宜裁制也。” 顗历汉、魏，时献忠言，率如此。“尚方”是负责管理皇家和朝廷用品制造的机构，从卫觊指出明帝时“尚方所造金银之物，渐更增广，工役不辍，侈靡日崇，帑藏日竭”的情况，这都是一些华而不实奢侈品。又据同书《杨阜传》，阜为少府，上书明帝说：“今年凶民饥，宜发明诏损膳减服，技巧珍玩之物，皆可罢之。昔邵信臣为少府于无事之世，而奏罢浮食；今者军用不足，益宜节度。”“少府”也负责管理朝廷的日常供需等事物，杨阜以荒年而要求明帝“损膳减服，技巧珍玩之物，皆可罢之”，说明这方面的问题十分突出。
魏明帝喜爱奇珍异宝，各级地方官员竞相贡献。《三周志·魏书·田豫传》：
太和末，公孙渊以辽东叛，帝欲征之而难其人，中领军杨暨举豫应选。乃使豫以本官督青州诸军事，假节，往讨之。……初，豫以太守督青州，青州刺史程喜内怀不服，军事之际，多有违错。喜知帝宝爱明珠，乃密上：“豫虽有战功而禁令宽弛，所得器杖珠金甚多，放散皆不纳官。”由是功不见列。可见，魏明帝“宝爱明珠”等珍宝及稀奇器物，并为各级官员所了解。地方官若不进贡，甚至要受到处分。魏明帝还曾多次向孙吴索取南方珍稀物品，并因此遭到孙权的嘲笑。明帝如此，必然对当时的吏治产生影响。杨阜曾上书直言不讳地指出当时的吏治状况：“今守功文俗之吏，为政不通治体，苟好烦苛此乱民之甚者也。”他主张“致治在于任贤”，希望明帝改变“舍贤而任所私”的用人政策，“并诏公卿郡国，举贤良方正敦朴之士而选用之”。
作为最高统治者的魏明帝生活日益奢侈化，上层官僚集团的成员当然也会自觉不自觉地加以仿效，造成了曹魏中期士风与世风的明显变化。《三国志·魏书·徐邈传》载邈早在曹操时入幕，“魏国初建，为尚书郎。时科禁酒，而邈私饮至于沈醉”，自谓“中圣人”，为校事揭发而免职。到魏文帝曹丕时，酒禁宽弛，他接见徐邈竞以此事相戏：“颇复中圣人不?”邈答曰：“不能自惩，时复中之。然宿瘤以丑见传，而臣以醉见识。”曹丕大笑，谓左右曰：“名不虚立”。可见文帝时士风标准已发生变化。齐王曹芳嘉平初(249年)邈过世，后同乡卢钦著文称述其德行，引起了一场士风评判标准的讨论：
或问钦：“徐公当武帝之时，人以为通，自在凉州及还京师，人以为介，何也?”钦答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硅等用事，贵清素之士，于时皆变易车服以求名高，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为通。比来天下奢靡，转相仿效，而徐公雅尚自若，不与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是世人之无常，而徐公之有常也。”徐邈是一个有原则的人，其生活态度是“以不变应万变”，故在曹操“以俭率人”的用人政策下，他“不改其常”，与那些“变易车服以求高名”的虚伪之士相比，显得奢华；但正始以后，他的行为却显得耿介卓异、 “不与俗同”了，其原因在于“比来天下奢靡，转相仿效”。所谓“比来”，其时间起始，恐怕不能仅从正始算起，至于魏文帝的黄初年间是否包括在内，这里不深究，但无论如何，魏明帝太和以降应纳入其中——曹魏士风、世风正由此开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不仅如此，由于统治阶级上层崇尚奢华，刺激了奢侈性消费品的需求，这方面的商业营销成为有利可图的热门行当，一些屯田机构利用屯田士、民经营工商业，造成了农业生产的萎缩。对此，大司农司马芝的奏疏说得很清楚，《三国志·魏书·司马芝传》载：
先是诸典农各部吏民，未作治生，以要利入。芝奏曰：“王者之治，崇本抑末，务农重谷。……方今二虏未灭，师旅不息，国家之要，惟在谷帛。武皇帝特开屯田之官，专以农桑为业。建安中，天下仓廪充实，百姓殷足。自黄初以来，听诸典农治生，各为部下之计，诚非国家大体所宜也。……今商旅所求，虽有加倍之显利，然于一统之计，已有不赀之损，不如垦田益一亩之收也。夫农民之事田，自正月耕种，耘锄条桑，耕灶种麦，穫刈筑场，十月乃毕。治廪系桥，运输租赋，除道理梁，瑾涂室屋，以是终岁，无日不为农事也。今诸典农，各言‘留者为行者宗田计，课其力，势不得不尔。不有所废，则当素有余力。’臣愚以为不宜复以商事杂乱，专以农桑为务，于国计为便。”明帝从之。可见，自魏文帝黄初以来“听诸典农治生”，即允许典农部门经营商业贩运活动，脱离农业生产，到明帝时，这种情况不断严重起来。大司农司马芝要求禁止这一现象，明帝表示同意，但实际上，非但禁而不止，相反却越发严重起来。
3、儒学朝臣对魏明帝奢淫的抗愤及其对曹魏政权的疏离
对魏明帝之奢淫及其所引发的社会风尚的变化，当时的儒学朝臣深感忧虑，并进行了激烈的抗议，形成了一股批判思潮。检索《三国志》的相关记载，曹魏儒学朝臣的代表人物如王朗、王肃、高柔、陈群、华歆、蒋济、王基、钟毓、杨阜、高堂隆、毋丘俭、卢毓、卫臻、卫覬、徐宣、徐邈、栈潜、司马芝、王昶等皆上书直言进谏，前文已有所引证，难以具述；从时间上看，他们对明帝奢淫的批评自太和、历青龙至景初，贯穿明帝一朝，未有间歇，且不断密集而猛烈；从内容上看，他们 揭发、斥责明帝之奢淫，涉及方方面面，且深究其危害。此外，还有一些名位较低的官员也敢于上疏，如司徒军议掾河东董寻、太子舍人张茂便是代表，且态度十分决绝。董寻上书有言：“臣闻古之直士，尽言于国，不避死亡。……三公九卿侍中尚书，天下至德，皆知非道而不敢言者，以陛下春秋方纲，心畏雷霆。……臣知言出必死，而臣自比于牛之一毛，生既无益，死亦何损?”明帝称：“董寻不畏死邪!”
关于魏明帝对待大臣进谏之态度，前引《三国志·魏书·明帝纪》载“直臣杨阜、高堂隆等各数切谏，虽不能听，常优容之”，显然有表扬之意。东晋史家孙盛曾赞扬明帝“优礼大臣，开容善直，虽犯颜极谏，无所摧戮，其君人之量如此之伟也。”且对杨阜、高堂隆等人的“切谏”表示知惧，“改容动色”，并有下诏改过的意思。从这个意义上说，与历史上那些凶暴的专制君主相比，称明帝“有君人之量”，似不为过。
不过，对君主“容谏”与纳谏问题，不能停留于表面，不仅要“听其言”，而且更要“观其行”。从实际情况看，魏明帝对广大朝臣的激烈谏诤，虚以委蛇，表面上包容，实际上内心里很不以为然。《三国志·魏书·卢毓传》：
及侍中高堂隆数以宫室事切谏，帝不悦，毓进日：“臣闻君明则臣直，古之圣王恐不闻其过，故敢有谏之鼓。近臣尽规，此乃臣等所以不及隆。隆诸生，名为狂直，陛下宜容之。”高堂隆是明帝朝最忠诚的谏诤之臣，他曾向明帝表白：“臣备腹心，苟可以繁祉圣躬，安存社稷，臣虽灰身破族，犹生之年。岂惮忤逆之灾，而令陛下不闻至言乎?”但明帝对他的谏言很不高兴。
魏明帝时期围绕宫室营建等奢淫之举，儒学朝臣掀起了持续不断的谏诤高潮，可以说，这是汉末“党锢之祸”后，出现的士大夫社会批判君权的又一次高潮。儒学朝臣直接批评的是明帝的生活腐化，但深层的隔阂则在于儒学世族与曹魏统治者在阶级出身及其思想观念诸方面的差异。一般说来，儒学朝臣深得儒家思想的熏陶，他们主张统治者应实行仁政与德政，要有起码的爱民之心，“替天行道”。历代儒学士大夫对政治的看法，大体如此。从曹魏时期诸位大臣所上明帝谏表看，其言辞虽有轻重缓急之别，所举事实也主要是具体宫观建设，但核心思想则是批评明帝之政有违儒家之道义原则。《三国志·魏书·王基传》载：
明帝盛修宫室，百姓劳瘁。基上疏曰：“臣闻古人以水喻民，曰：‘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故在民上者，不可以不上惧。昔颜渊云东野之御，马力尽矣而求进不已，是以知其将败，今事役劳苦，男女离旷，愿陛下深察东野之弊，留意舟水之喻，息奔驷于未尽，节力役于未困。”其他朝臣奏疏的核心内容无不如此。这里借用荀子之言，明确以水、舟关系来比喻民、君关系，警告“在民上者，不可以不上惧”。
对儒学朝臣的这种政治态度与立场，魏明帝是心存隔阂，难以接受的。众所周知，曹魏统治者出身于寒门，其思想文化背景与儒学世族不同，故自曹操以来，便不断与儒学士大夫代表人物发生激烈的对抗。曹操施政的主要特色是崇尚法术，厉行法家专制之道。在曹魏立国过程中，他们注意改善与儒学世族社会的关系，以求得统治的稳定。不过，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曹魏统治者的让步是有限度的，而儒学朝臣则力图深入改造曹魏政权，这必然造成双方在思想上的分歧与冲突。魏明帝与其祖父曹操的为政风格颇为相似，《三国志·魏书·明帝纪》注引《魏书》载：“帝生数岁而有岐嶷之姿，武皇帝异之，曰：‘我基于尔三世矣。’每朝宴会同，与侍中近臣并列帏幄。好学多识，特留意于法理。”可见，明帝自幼便得到曹操的教育，“特留意于法理”。他当政后，与大臣往来很有节度，保持神秘感，但厉行集权，“沉毅好断”，“政自己出”。不仅如此，明帝还“喜发举，数有以轻微而致大辟者”；他“性特强识，虽左右小臣官簿性行，名迹所履，及其父兄子弟，一经耳目，终不遗忘。含垢藏疾，容受直言，听受吏民士庶上书，一月之中至数十百封，虽文辞鄙陋，犹览省究竟，意无厌倦。”他所以如此“听受吏民士庶上书”，与秦始皇阅读文件的态度一样，目的在于抓住信息，以揭发大臣，这是很可怕的法术之治。前引陈寿评“明帝沉毅断识，任心而行，盖有君人之至慨焉”，确实如此。
对这一情况，儒学朝臣当然是不满意的，他们希望推进曹魏统治及其政策的革命性变革。《三国志·魏书·王昶传》载：
明帝即位，加扬烈将军，赐爵关内侯。昶虽在外，心存朝廷，以为魏承秦、汉之弊，法制苛碎，不大釐改国典以准先王之风，而望治化复兴，不可得也。乃著《治论》，略依古制而合于时务者二十余篇，又著《兵书》十余篇，言奇正之用，青龙中奏之。王昶以为曹魏政治“承秦、汉之弊，法制苛碎”，不合“先王之风”，必须彻底改革，否则根本不可能“望治化复兴”。这代表着儒学士大夫社会共同的看法。反过来，从曹魏统治者的角度看，他们是不能接受的。不过，与曹操时代相比，儒学世族正处于上升状态，其群体力量不断壮大，魏明帝从维持统治稳定计，已不可能随意摧残儒学士大夫人物，对他们的批评虽心存抵触，但也只有不得已而加以“容受”。而士大夫社会面对这种状况，于是生出游离心态，他们在思考着如何改弦更张，曹魏统治的危机开始显现出来。对此，明清之际的杰出思想家王夫之有深切的感悟。他在《读通鉴论》卷10“三国”之二十条论云：
得直谏之士易，得忧国之士难。……魏主曹睿之后，一传而齐王芳废，再传而高贵乡公死，三传而常道乡公夺。青龙、景初之际，祸胎已伏，盖岌岌焉，无有虑此为睿言者，岂魏之无直臣哉?睿之营土木、多内宠、求神仙、察细务、滥刑赏，旧臣则有陈群、辛毗、蒋济，大僚则有高堂隆、高柔、杨阜、杜恕、陈矫、卫覬、王肃、孙礼、卫臻，小臣则有董寻、张茂，极言无讳，不避丧亡之谤诅，至于叩棺待死以求伸；睿虽包容勿罪，而诸臣之触威以抒忠也，果有身首不恤之忱。汉武、唐宗不能多得于群臣者，而魏主之廷，森森林立以相绳纠，然而阽危不救，旋踵国亡。由是观之，直谏之臣易得，而忧国之臣未易有也。王夫之明确指出曹睿时期的谏臣虽众，但皆为“直谏之臣”，而非“忧国之臣”，原因在于当时的儒学士大夫社会始终没有将自己与曹魏王朝视为一体。除了高堂隆等少数大臣外，多数人对曹魏之兴亡并无切身之忧患，他们进言而不被采纳，也就听之任之了。这样，曹魏统治便陷入深层的危机之中，不少儒学朝臣开始寻找他们新的政治代理人，司马懿势力逐渐形成。王夫之所谓“青龙、景初之际，祸胎已伏”，确实把握住了曹魏政治演变的关键，这是十分深刻的。
责任编辑 张卫东
关键词：魏明帝；曹睿；奢侈；儒学朝臣；批判
中图分类号：K23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07)07-0092-06
魏明帝曹睿(206—239年)是曹魏正式立国后的第二任君主，227—239年间在位，与乃祖曹操、乃父曹丕并称为“曹氏三祖”。对其统治，有史家论云：“曹睿统治时期，是魏王朝的全盛时期。”他对内加强中央集权，对外则抵御诸葛亮的北伐，不战而屈人之兵；同时积蓄国力，图谋规划天下，并基本奠定了曹魏统一吴、蜀的胜局。不过，对魏明帝曹睿历来评价不高，以笔者目力所及，检索《三国志》的相关记载，对其批评的言论连篇累牍，主要集中在他生活的奢淫上，正如有论者所指出：“曹睿的最大缺点是奢淫过度。虽然他在位时期，魏国疆域比较大，总的讲军事、政治、经济诸情况也不坏。但他统治的最后四五年，即自蜀相诸葛亮死后，魏西方大患解除，他的奢侈淫佚的本性充分暴露出来了。”他死后，曹魏皇权旁落，并逐渐为司马氏所取代。因此，魏明帝之奢淫显然与曹魏之中衰存在密切之关联。有鉴于此，本文专题考叙魏明帝奢淫之具体状况，并深入分析其影响和危害，从一个侧面揭示曹睿与儒学朝臣之间的思想分歧。
一、魏明帝曹睿奢淫之主要表现
1、魏明帝“崇饰宫室”
陈寿在《三国志·魏书·明帝纪》末称：“明帝沉毅断识，任心而行，盖有君人之至慨焉。于时百姓肜弊，四海分崩，不先聿修显祖，阐拓洪基，而遽追秦皇、汉武，宫馆是营，格之远猷，其殆疾乎!”陈寿将“宫馆是营”作为曹睿主要的弊政，验之史实，这是有充分依据的。
魏明帝大兴土木的时间，一般认为曹睿在青龙三年(235)以后。这主要依据《三国志·魏书·明帝纪》的记载：“(青龙三年)是时，大治洛阳宫，起昭阳、太极殿，筑总章观。百姓失农时，直臣杨阜、高堂隆等各数切谏，虽不能听，常优容之。”历代学者多依此记载立论。胡三省在《通鉴》卷73《魏纪五》明帝青龙三年注云：“诸葛亮死，帝乃大兴宫室。晋士燮所谓‘释楚为外惧’者，此也。”清人何焯《义门读书记》卷26案语云：“诸葛既卒，边鄙不耸，而(曹)睿遂恣淫荒矣。孟子之论中人者，不亦信乎!”确实，诸葛亮病死，曹魏失去了最大的威胁，曹睿心理上自然有所放松，在宫室建设上加大力度。不过，若追溯其宫室兴造之始，则当从其即位之初算起。
根据有关记载，明帝太和年间(227—232年)便在许昌等地营建宫室。《三国志·魏书·明帝纪》载其太和六年三月东巡，四月“行幸许昌宫，……九月，行幸摩陂，治许昌宫，起景福、承光殿。”又，《宋书·五行志二》“恒旸”条：“魏明帝太和二年五月，大旱。元年以来，崇广宫府之应也。”《宋书·五行志四》“水不润下”条：“帝自初即位，便淫奢侈极欲，多占幼女，或夺士妻，崇饰宫室，妨害农战，触情恣欲，至是弥甚，号令逆时，饥不损役。”以上诸例，说明曹睿即位之初便“崇广宫室”。不仅如此，明帝的宫殿建设非为实用，表现出明显的奢侈化的倾向。以景福殿为例，《水经·颍水注》载：“汉以许失天下，及魏承汉历，遂改名许昌也。城内有景福殿基，魏明帝太和中造，准价八百万。”景福殿之规格非同一般。明帝特命何晏等人作赋称颂。根据赋文，明帝对整个宫殿设计、环境布置和设施配套等方面都做了精心的安排，追求华丽壮观。
青龙三年始，魏明帝“大治洛阳宫”。《三国志》本纪载其“起昭阳、太极殿，筑总章观”等；同年七月，“洛阳崇华殿灾”，命“有司复崇华，改名九龙殿”。其他史籍记载有更多的宫室名称，《太平御览》卷175引《魏略》载：“青龙三年，起太极殿，洛阳故诸宫有却非殿、铜马殿、敬法殿、清凉殿、凤凰殿、嘉德殿、黄龙殿、寿安殿、竹殿。”《舆地记》载：“洛阳有显阳殿，皇后正殿也，魏明帝所建。”从这些宫殿的名称看，明帝最后的四、五年工程量是十分繁重的。不仅如此，这些宫殿在建造过程中，很重视壮丽华美，正如高堂隆批评所言：“今之宫室，实违礼度，乃更建立九龙，华饰过前。”在这方面，明帝考虑得非常细致，比如宫殿的题名便要求当时书家韦诞书写殿名。
2、魏明帝扩建园囿
以上宫殿只是整个工程的一部分。伴随着这些宫殿的建设，明帝还进行许多台阁景观、园囿的配套施工。关于这方面的情况，《三国志·魏书·高堂隆传》有一段整体的描述：
(魏明)帝愈增崇宫殿，肜饰观阁，凿太行之石英，采谷城之文石，起景阳山于芳林之园，建昭阳殿于太极之北，铸作黄龙凤凰奇伟之兽，饰金墉、陵云台、陵霄阁。百役繁兴，作者万数，公卿以下至于学生，莫不展力，帝乃躬自掘土以率之。《三国志·魏书·明帝纪》注引《魏略》又载景初元年(237)事云：
是岁，徙长安诸钟簴、骡驼、铜人、承露盤。盤折，铜人重不可致，留于霸城。大发铜铸作铜人二，号曰翁仲，列坐于司马门外。又铸黄龙、凤凰各一，龙高四丈，凤皇高三丈余，置内殿前。起土山于芳林园西北陬，使公卿群僚皆负土成山，树松竹杂木善草于其上，捕山禽杂兽置其中。《水经·谷水注》记载当时洛阳宫殿区园林化的情况说：谷水分支南“入华林园，历疏圃南。圃中有古玉井，井悉以珉玉为之，以缁石为口，工作精密，犹不变古，灿焉如新。又迳瑶华宫南，历景阳山北。山有都亭，堂上结方湖，湖中起御坐，石也。御坐前建蓬莱山，曲池接筵，飞沼拂席，南面射侯夹席，武峙背山。堂上则石路崎岖，岩璋峻险，云台风观，缨峦带阜。游观者升降阿阁，出入虹陛，望之状凫没鸾举矣。其中引水飞皋，倾澜瀑布，或枉渚声溜，潺潺不断。竹柏荫于层石，绣薄丛于泉侧，微飚暂拂，则芳溢于六空，实为神居矣。”又，《三国志·魏书·明帝纪》注引《魏略》载：“通引谷水过九龙殿前，为玉井绮栏，蟾蜍含受，神龙吐出。使博士马均作指南车，水转百戏。岁首建巨兽，鱼龙曼延，弄马倒骑，备如西京之制，筑阊阖诸门阙外罘恩。”由华林园的这两段记载，可以想见当时园囿建造的一般状况，不仅修饰豪华，而且娱乐设施齐全。难怪当时司徒军议掾董寻上书谏曰：“若今宫室狭小，当广大之，犹宜随时，不妨农务，况乃作无益之物，黄龙、凤凰、九龙、承露盤、土山、渊池，此皆圣明之所不兴也，其功三倍于殿舍。”可见这些园圃渊池等辅助娱乐设施，“其功三倍于殿舍”。为建造这些殿舍，明帝命“公卿群僚皆负土成山”，他本人竟然“躬自掘土以率之”，这在帝王中是不多见的。
除了洛阳城内的园林建设外，魏明帝在荥阳等地还 圈占了大片的田地作为皇家禁苑，其中放养大量的麋鹿等动物，明帝定期来此打猎取乐。当地百姓不得进入鹿场，即便动物损害庄稼，也不得捕杀，否则，以命相偿。《三国志·魏书·高柔传》：“是时，杀禁地鹿者身死，财产没官，有能觉告者厚加赏赐。”对此，廷尉高柔上书言：“圣主之御世，莫不以广农为务，俭用为资。夫农广则谷积，用俭则财畜，畜财积谷而有忧虞之患者，未之有也。古者，一夫不耕，或为之饥；一妇不织，或为之寒。中间已来，百姓供给众役，亲田者既减，加顷复有猎禁，群鹿犯暴，残食生苗，处处为害，所伤不赀，民虽障防，力不能御。至如荥阳左右，周数百里，岁略不收，元元之命，实可矜伤。方今天下生财者甚少。而麋鹿之损者甚多。卒有兵戍之役，凶年之灾，将无以待之。惟陛下览先圣之所念，愍稼穑之艰难，宽放民间，使得捕鹿，遂除其禁，则众庶久济，莫不悦豫矣。”可见，当时禁苑非止一地，而以荥阳一带为最著名。《三国志·魏书·高堂隆传附栈潜传》也载栈潜上书批评明帝“为园囿择禽之府，盛林莽之秽，丰鹿兔之薮；……今宫观崇侈，肜镂极妙，忘有虞之总期，思殷辛之琼室，禁地千里，举足投网，丽拟阿房，役百乾谿。”明帝罔占如此巨大的“禁苑”，目的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游猎喜好。
3、魏明帝大量蓄养后宫
与崇饰宫室与扩建园囿相关，魏明帝大量蓄养后宫。关于这方面的记载很多，《三国志·魏书·明帝纪》注引《魏略》：
是年(青龙三年)起太极殿，筑总章观，高十余丈，建翔凤于其上；又于芳林园中起陂池，楫棹越歌；又于列殿之北，立八坊，诸才人以次序处其中，贵人夫人以上，转南附焉，其秩石拟百官之数。帝常游宴在内，乃选女子知书可付信者六人，以为女尚书，使典省外奏事，处当画可，自贵人以下至尚保，及给掖庭洒扫，习伎歌者，各有千数。可见，在盛兴宫室的同时，明帝便设“八坊”，蓄养大量“才人”，这些宫女当多有才艺。由于明帝常游宴在内宫，故选置女尚书，“使典省外奏事，处当画可”，干预朝政。《魏略》还载明帝不断扩大后宫，甚至在民间搜寻有姿色的妇女：“录夺士女前已嫁为吏民妻者，还以配士，既听以生口自赎，又简选其有姿色者内之掖庭。”所谓“士女”，即兵士之女，按规定，“士家”身份世袭，不可与平民通婚。但为了改变身份，许多“士女”与“吏民”良人通婚。明帝下令凡与“士女”结婚的“吏民”或解除婚姻，“以配战士”，或花钱“贵买生口(女奴)以赎其妻”。在此过程中，“县官以配士为名而实内之掖庭，其丑恶者乃出与士”，以致后宫中有不少“非员无录之女”，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对魏明帝曹睿的广蓄宫女，儒学朝臣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三国志·魏书·蒋济传》载：“景初中，外勤征役，内务宫室，怨旷者多，而年谷饥俭”，济上疏进言，其中提到“欢娱之耽，害于精爽；神太用则竭，刑太劳则弊。愿大简贤妙，足以充‘百斯男’者。其冗散未齿，且悉分出，务在清静。”蒋济认为明帝后宫人数太多，应该放免。同书《高柔传》：“后大兴殿舍，百姓劳役；广采众女，充盈后宫；后宫皇子连天，继嗣未育”，柔上疏进言：“陛下聪达，穷理尽性，而顷皇子连多夭逝，熊罷之祥又未感应。群下之心，莫不悒戚。……窃闻后庭之数，或复过之，圣嗣不昌，殆能由此。臣愚以为可妙简淑媛，以备内官之数，其余尽遣还家。且以育精养神，专静为实。如此，则螽斯之征，可庶而致矣。”以上诸大臣的谏诤之言，皆将魏明帝广蓄宫女与扩建殿舍联系起来。对此，高堂隆的谏言最为直接，“然今宫室之所以充广者，实由宫人猥多之故。宜简择留其淑懿，如周之制，罢省其余。”这说明明帝改造洛阳宫殿建筑，主要目的在于享乐。
二、魏明帝奢淫之危害及儒学朝臣的抗议
1、魏明帝之奢华耗费了大量的财富，给广大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社会负担，妨碍了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自东汉后期以来，社会动荡，战争连年，中原地区一度成为军阀混战的重灾区，人民大量死亡或流亡，社会生产力遭到巨大破坏。曹操统一北方特别是曹魏建国后，中土局势逐渐稳定，社会经济不断恢复、发展，曹魏国力也日渐上升。但当时毕竟天下三分，曹魏面临着蜀汉、孙吴的军事对抗，战事频仍，特别在魏明帝时期，诸葛亮数次北伐，给曹魏造成了巨大的军事压力。因此，可以说，当时曹魏的经济发展是有限度的，仍处在缓慢的爬坡阶段，人民的负担沉重，生活比较困难。在这一背景下，魏明帝骄奢淫逸，必然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晋书·食货志》载：“魏明帝不恭，淫于宫篽，百僚编于手役，天下失其躬稼，此后关东遇水，民亡产业，而兴师辽阳，坐甲江甸，皆以国乏经用，胡可胜言。”《三国志·魏书·毋丘俭传》载：“明帝即位，为尚书郎，迁羽林监。以东宫之旧，甚见亲待。出为洛阳典农。时取农民以治宫室，俭上疏曰： ‘臣愚以为天下所急除者二贼，所急务者衣食。诚使二贼不灭，士民饥冻，虽崇美宫室，犹无益也。”’明帝时期的谏诤名臣杨阜曾直言：“广开宫馆，高为台榭，以妨民务，此害农之甚者也。”可见，明帝即位后便征调农民无偿服徭役。
关于魏明帝大兴土木给人民生活和社会生产所造成的巨大危害，可以从当时儒学朝臣的尖锐批评中看出来。早在太和年间和洽便明确指出明帝役烦伤农，《三国志·魏书·和洽传》：
太和中，散骑常侍高堂隆奏：“时风不至，而有休废之气，必有司不勤取事以失天常也。”诏书谦虚引咎，博谘异同。洽以为“民稀耕少，浮食者多。国以民为本，民以谷为命。故废一时之农，则失育命之本。是以先王务蠲烦费，以专耕农。自春夏以来，民穷于役，农业有废，百姓嚣然，时风不至，未必不由此也。消复之术，莫大干节俭。太祖建立洪业，奉师徒之费，供军赏之用，吏士丰于资食，仓府衍于谷帛，由不饰无用之官，绝浮华之费。方今之要，固在息劳烦之役，损除他余之务，以为军戎之储。这说明太和年间魏明帝已干扰了人民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以致出现了“自春夏以来，民穷于役，农业有废，百姓嚣然”的严重情况。太和年间上书进谏的还有辛毗、孙礼等人。
这种情况到景初年间更为严重了，因此，王肃等人的谏言更为全面而深切，《三国志·魏书·王朗传附子肃传》：
后肃以常侍领秘书监，兼崇文观祭酒。景初间，
宫室盛兴，民失农业，期信不敦，刑杀仓卒。肃上疏曰：“……今宫室未就，劝业未讫，运漕调发，转相供奉。是以丁夫疲于力作，农者离其南亩，种谷者寡，食谷者众，旧谷既没，新谷莫继。斯则有国之大患，而非备豫之长策也。今见作者三四万人，九龙可以安圣体，其内足以列六宫。显阳之殿，又向将毕，惟泰极已前，功夫尚大，方向盛寒，疾疚或作。诚愿陛下发德音，下明诏，深愍役夫之疲劳，厚矜兆民之不赡，取常食廪之士，非急要者之用，选其丁壮，择留万人，使一期更之，成知息代有日，则莫不悦以即事，劳而不怨矣。计一岁有三百六十万夫，亦不为 少。当一岁成者，听且三年。分遣其余，使皆即农，无穷之计也。仓有盈栗，民有余力：以此兴功，何功不立?以此行化，何化不成?夫信之于民，国家大宝也。……前车驾当幸洛阳，发民为营，有司命以营成而罢。既成，又利其功力，不以时遣。有司徒营其目前之利，不顾经国之体。臣愚以为自今以后，傥复使民，宜明其令，使必如期。若有事以次，宁复更发，无或失信”。从中可见魏明帝时动用民工建筑宫殿，长期维持在三四万人左右，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加上其他力役征发，造成“丁夫疲于力作，农者离其南亩，种谷者寡，食谷者众”的情况，农业生产秩序遭到严重冲击。至于明帝时期最著名的谏诤之臣杨阜、高堂隆等人的疏言，也主要是从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的角度立论的。
2、魏明帝之崇尚奢华，身体力行，促成了曹魏上层社会生活的腐化和吏治的腐败
一般说来，古代的每一个王朝或统治集团都会经历由俭朴到奢华的转变，其程度可能有不同，其转变时间可能有迟速，但这一历史的宿命似无法避免。不仅如此，在集权专制时代，这种变化往往体现在最高统治者——君主——的身上，上行下效，蔚为风气。对此，一些朝臣的谏诤之言说得很清楚。《三国志·魏书·卫顗传》：
时百姓凋匮而役务方殷，顗上疏曰：“……今议者多好悦耳，其言政治则比陛下于尧、舜，其言征伐则比二虏于狸鼠。臣以为不然。……当今千里无烟，遗民困苦，陛下不善留意，将遂凋弊不可复振。……当今之务，宜君臣上下，并用筹策，计较府库，量入为出。深思勾践滋民之术，犹恐不及，而尚方所造金银之物，渐更增广，工役不辍，侈靡日崇，帑藏日竭。昔汉武信求神仙之道，谓当得云表之露以餐玉屑，故立仙掌以承高露。陛下通明，每所非笑。汉武有求于露，而由尚见非，陛下无求于露而空设之；不益于好而糜费功夫，诚皆圣虑所宜裁制也。” 顗历汉、魏，时献忠言，率如此。“尚方”是负责管理皇家和朝廷用品制造的机构，从卫觊指出明帝时“尚方所造金银之物，渐更增广，工役不辍，侈靡日崇，帑藏日竭”的情况，这都是一些华而不实奢侈品。又据同书《杨阜传》，阜为少府，上书明帝说：“今年凶民饥，宜发明诏损膳减服，技巧珍玩之物，皆可罢之。昔邵信臣为少府于无事之世，而奏罢浮食；今者军用不足，益宜节度。”“少府”也负责管理朝廷的日常供需等事物，杨阜以荒年而要求明帝“损膳减服，技巧珍玩之物，皆可罢之”，说明这方面的问题十分突出。
魏明帝喜爱奇珍异宝，各级地方官员竞相贡献。《三周志·魏书·田豫传》：
太和末，公孙渊以辽东叛，帝欲征之而难其人，中领军杨暨举豫应选。乃使豫以本官督青州诸军事，假节，往讨之。……初，豫以太守督青州，青州刺史程喜内怀不服，军事之际，多有违错。喜知帝宝爱明珠，乃密上：“豫虽有战功而禁令宽弛，所得器杖珠金甚多，放散皆不纳官。”由是功不见列。可见，魏明帝“宝爱明珠”等珍宝及稀奇器物，并为各级官员所了解。地方官若不进贡，甚至要受到处分。魏明帝还曾多次向孙吴索取南方珍稀物品，并因此遭到孙权的嘲笑。明帝如此，必然对当时的吏治产生影响。杨阜曾上书直言不讳地指出当时的吏治状况：“今守功文俗之吏，为政不通治体，苟好烦苛此乱民之甚者也。”他主张“致治在于任贤”，希望明帝改变“舍贤而任所私”的用人政策，“并诏公卿郡国，举贤良方正敦朴之士而选用之”。
作为最高统治者的魏明帝生活日益奢侈化，上层官僚集团的成员当然也会自觉不自觉地加以仿效，造成了曹魏中期士风与世风的明显变化。《三国志·魏书·徐邈传》载邈早在曹操时入幕，“魏国初建，为尚书郎。时科禁酒，而邈私饮至于沈醉”，自谓“中圣人”，为校事揭发而免职。到魏文帝曹丕时，酒禁宽弛，他接见徐邈竞以此事相戏：“颇复中圣人不?”邈答曰：“不能自惩，时复中之。然宿瘤以丑见传，而臣以醉见识。”曹丕大笑，谓左右曰：“名不虚立”。可见文帝时士风标准已发生变化。齐王曹芳嘉平初(249年)邈过世，后同乡卢钦著文称述其德行，引起了一场士风评判标准的讨论：
或问钦：“徐公当武帝之时，人以为通，自在凉州及还京师，人以为介，何也?”钦答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硅等用事，贵清素之士，于时皆变易车服以求名高，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为通。比来天下奢靡，转相仿效，而徐公雅尚自若，不与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是世人之无常，而徐公之有常也。”徐邈是一个有原则的人，其生活态度是“以不变应万变”，故在曹操“以俭率人”的用人政策下，他“不改其常”，与那些“变易车服以求高名”的虚伪之士相比，显得奢华；但正始以后，他的行为却显得耿介卓异、 “不与俗同”了，其原因在于“比来天下奢靡，转相仿效”。所谓“比来”，其时间起始，恐怕不能仅从正始算起，至于魏文帝的黄初年间是否包括在内，这里不深究，但无论如何，魏明帝太和以降应纳入其中——曹魏士风、世风正由此开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不仅如此，由于统治阶级上层崇尚奢华，刺激了奢侈性消费品的需求，这方面的商业营销成为有利可图的热门行当，一些屯田机构利用屯田士、民经营工商业，造成了农业生产的萎缩。对此，大司农司马芝的奏疏说得很清楚，《三国志·魏书·司马芝传》载：
先是诸典农各部吏民，未作治生，以要利入。芝奏曰：“王者之治，崇本抑末，务农重谷。……方今二虏未灭，师旅不息，国家之要，惟在谷帛。武皇帝特开屯田之官，专以农桑为业。建安中，天下仓廪充实，百姓殷足。自黄初以来，听诸典农治生，各为部下之计，诚非国家大体所宜也。……今商旅所求，虽有加倍之显利，然于一统之计，已有不赀之损，不如垦田益一亩之收也。夫农民之事田，自正月耕种，耘锄条桑，耕灶种麦，穫刈筑场，十月乃毕。治廪系桥，运输租赋，除道理梁，瑾涂室屋，以是终岁，无日不为农事也。今诸典农，各言‘留者为行者宗田计，课其力，势不得不尔。不有所废，则当素有余力。’臣愚以为不宜复以商事杂乱，专以农桑为务，于国计为便。”明帝从之。可见，自魏文帝黄初以来“听诸典农治生”，即允许典农部门经营商业贩运活动，脱离农业生产，到明帝时，这种情况不断严重起来。大司农司马芝要求禁止这一现象，明帝表示同意，但实际上，非但禁而不止，相反却越发严重起来。
3、儒学朝臣对魏明帝奢淫的抗愤及其对曹魏政权的疏离
对魏明帝之奢淫及其所引发的社会风尚的变化，当时的儒学朝臣深感忧虑，并进行了激烈的抗议，形成了一股批判思潮。检索《三国志》的相关记载，曹魏儒学朝臣的代表人物如王朗、王肃、高柔、陈群、华歆、蒋济、王基、钟毓、杨阜、高堂隆、毋丘俭、卢毓、卫臻、卫覬、徐宣、徐邈、栈潜、司马芝、王昶等皆上书直言进谏，前文已有所引证，难以具述；从时间上看，他们对明帝奢淫的批评自太和、历青龙至景初，贯穿明帝一朝，未有间歇，且不断密集而猛烈；从内容上看，他们 揭发、斥责明帝之奢淫，涉及方方面面，且深究其危害。此外，还有一些名位较低的官员也敢于上疏，如司徒军议掾河东董寻、太子舍人张茂便是代表，且态度十分决绝。董寻上书有言：“臣闻古之直士，尽言于国，不避死亡。……三公九卿侍中尚书，天下至德，皆知非道而不敢言者，以陛下春秋方纲，心畏雷霆。……臣知言出必死，而臣自比于牛之一毛，生既无益，死亦何损?”明帝称：“董寻不畏死邪!”
关于魏明帝对待大臣进谏之态度，前引《三国志·魏书·明帝纪》载“直臣杨阜、高堂隆等各数切谏，虽不能听，常优容之”，显然有表扬之意。东晋史家孙盛曾赞扬明帝“优礼大臣，开容善直，虽犯颜极谏，无所摧戮，其君人之量如此之伟也。”且对杨阜、高堂隆等人的“切谏”表示知惧，“改容动色”，并有下诏改过的意思。从这个意义上说，与历史上那些凶暴的专制君主相比，称明帝“有君人之量”，似不为过。
不过，对君主“容谏”与纳谏问题，不能停留于表面，不仅要“听其言”，而且更要“观其行”。从实际情况看，魏明帝对广大朝臣的激烈谏诤，虚以委蛇，表面上包容，实际上内心里很不以为然。《三国志·魏书·卢毓传》：
及侍中高堂隆数以宫室事切谏，帝不悦，毓进日：“臣闻君明则臣直，古之圣王恐不闻其过，故敢有谏之鼓。近臣尽规，此乃臣等所以不及隆。隆诸生，名为狂直，陛下宜容之。”高堂隆是明帝朝最忠诚的谏诤之臣，他曾向明帝表白：“臣备腹心，苟可以繁祉圣躬，安存社稷，臣虽灰身破族，犹生之年。岂惮忤逆之灾，而令陛下不闻至言乎?”但明帝对他的谏言很不高兴。
魏明帝时期围绕宫室营建等奢淫之举，儒学朝臣掀起了持续不断的谏诤高潮，可以说，这是汉末“党锢之祸”后，出现的士大夫社会批判君权的又一次高潮。儒学朝臣直接批评的是明帝的生活腐化，但深层的隔阂则在于儒学世族与曹魏统治者在阶级出身及其思想观念诸方面的差异。一般说来，儒学朝臣深得儒家思想的熏陶，他们主张统治者应实行仁政与德政，要有起码的爱民之心，“替天行道”。历代儒学士大夫对政治的看法，大体如此。从曹魏时期诸位大臣所上明帝谏表看，其言辞虽有轻重缓急之别，所举事实也主要是具体宫观建设，但核心思想则是批评明帝之政有违儒家之道义原则。《三国志·魏书·王基传》载：
明帝盛修宫室，百姓劳瘁。基上疏曰：“臣闻古人以水喻民，曰：‘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故在民上者，不可以不上惧。昔颜渊云东野之御，马力尽矣而求进不已，是以知其将败，今事役劳苦，男女离旷，愿陛下深察东野之弊，留意舟水之喻，息奔驷于未尽，节力役于未困。”其他朝臣奏疏的核心内容无不如此。这里借用荀子之言，明确以水、舟关系来比喻民、君关系，警告“在民上者，不可以不上惧”。
对儒学朝臣的这种政治态度与立场，魏明帝是心存隔阂，难以接受的。众所周知，曹魏统治者出身于寒门，其思想文化背景与儒学世族不同，故自曹操以来，便不断与儒学士大夫代表人物发生激烈的对抗。曹操施政的主要特色是崇尚法术，厉行法家专制之道。在曹魏立国过程中，他们注意改善与儒学世族社会的关系，以求得统治的稳定。不过，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曹魏统治者的让步是有限度的，而儒学朝臣则力图深入改造曹魏政权，这必然造成双方在思想上的分歧与冲突。魏明帝与其祖父曹操的为政风格颇为相似，《三国志·魏书·明帝纪》注引《魏书》载：“帝生数岁而有岐嶷之姿，武皇帝异之，曰：‘我基于尔三世矣。’每朝宴会同，与侍中近臣并列帏幄。好学多识，特留意于法理。”可见，明帝自幼便得到曹操的教育，“特留意于法理”。他当政后，与大臣往来很有节度，保持神秘感，但厉行集权，“沉毅好断”，“政自己出”。不仅如此，明帝还“喜发举，数有以轻微而致大辟者”；他“性特强识，虽左右小臣官簿性行，名迹所履，及其父兄子弟，一经耳目，终不遗忘。含垢藏疾，容受直言，听受吏民士庶上书，一月之中至数十百封，虽文辞鄙陋，犹览省究竟，意无厌倦。”他所以如此“听受吏民士庶上书”，与秦始皇阅读文件的态度一样，目的在于抓住信息，以揭发大臣，这是很可怕的法术之治。前引陈寿评“明帝沉毅断识，任心而行，盖有君人之至慨焉”，确实如此。
对这一情况，儒学朝臣当然是不满意的，他们希望推进曹魏统治及其政策的革命性变革。《三国志·魏书·王昶传》载：
明帝即位，加扬烈将军，赐爵关内侯。昶虽在外，心存朝廷，以为魏承秦、汉之弊，法制苛碎，不大釐改国典以准先王之风，而望治化复兴，不可得也。乃著《治论》，略依古制而合于时务者二十余篇，又著《兵书》十余篇，言奇正之用，青龙中奏之。王昶以为曹魏政治“承秦、汉之弊，法制苛碎”，不合“先王之风”，必须彻底改革，否则根本不可能“望治化复兴”。这代表着儒学士大夫社会共同的看法。反过来，从曹魏统治者的角度看，他们是不能接受的。不过，与曹操时代相比，儒学世族正处于上升状态，其群体力量不断壮大，魏明帝从维持统治稳定计，已不可能随意摧残儒学士大夫人物，对他们的批评虽心存抵触，但也只有不得已而加以“容受”。而士大夫社会面对这种状况，于是生出游离心态，他们在思考着如何改弦更张，曹魏统治的危机开始显现出来。对此，明清之际的杰出思想家王夫之有深切的感悟。他在《读通鉴论》卷10“三国”之二十条论云：
得直谏之士易，得忧国之士难。……魏主曹睿之后，一传而齐王芳废，再传而高贵乡公死，三传而常道乡公夺。青龙、景初之际，祸胎已伏，盖岌岌焉，无有虑此为睿言者，岂魏之无直臣哉?睿之营土木、多内宠、求神仙、察细务、滥刑赏，旧臣则有陈群、辛毗、蒋济，大僚则有高堂隆、高柔、杨阜、杜恕、陈矫、卫覬、王肃、孙礼、卫臻，小臣则有董寻、张茂，极言无讳，不避丧亡之谤诅，至于叩棺待死以求伸；睿虽包容勿罪，而诸臣之触威以抒忠也，果有身首不恤之忱。汉武、唐宗不能多得于群臣者，而魏主之廷，森森林立以相绳纠，然而阽危不救，旋踵国亡。由是观之，直谏之臣易得，而忧国之臣未易有也。王夫之明确指出曹睿时期的谏臣虽众，但皆为“直谏之臣”，而非“忧国之臣”，原因在于当时的儒学士大夫社会始终没有将自己与曹魏王朝视为一体。除了高堂隆等少数大臣外，多数人对曹魏之兴亡并无切身之忧患，他们进言而不被采纳，也就听之任之了。这样，曹魏统治便陷入深层的危机之中，不少儒学朝臣开始寻找他们新的政治代理人，司马懿势力逐渐形成。王夫之所谓“青龙、景初之际，祸胎已伏”，确实把握住了曹魏政治演变的关键，这是十分深刻的。
责任编辑 张卫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