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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
（下称“中心”）前任主任助理熊景明女士的访谈，约在了北京三里屯Village 的皇后餐厅。在北京的香港餐厅见香港来客了无新意，不料皇后餐厅正是熊景明的女儿前年举行婚宴的地方。留美归来、现居北京的女儿无车无房，但那场婚宴坐满内地的知名学者，他们曾受熊景明之邀去“中心”访学，在各自的学术生涯中留下过一段自由、开放的难忘时光，也因此成为熊景明的好友。
“中心”前身是研究中国大陆的西方学者1963 年在香港成立的“大学服务中心”，它服务于从海外来港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据1980 年代初的统计，约有200 余部关于中国大陆的研究著作，是在这里完成的。
1988 年，“中心”被香港中文大学（下文有时简称“中大”）接管，熊景明自此开始正式主持这里的工作，继往开来，秉承中心传统，推动它为中国研究者提供无偿服务。“中心”无与伦比的馆藏优势，吸引着世界各地特别是来自中国大陆的中国研究领域的学者。这里的图书馆拥有1950 年代初迄今的大陆省级及全国性报刊，以及学术机构、政府部门出版的报刊的印刷版及电子版，还有完整的全国、省、市级综合及专业类年鉴、统计资料，省、市、县、乡镇级地方志以及县一级的土地、粮食、财税、教育、水利等专门志，中、英文中国研究专著更是超过10 万册。
在“中心”成立40 周年的学术研讨会上，来自世界各地的从事中国研究的著名学者用各种语言赞美了“中心”之于他们的功德。为数众多的大陆学者也受惠于“中心”，学者金雁看了熊景明与作家徐晓新近主编的悼念文集《史家高华》后感慨，原来那么多同行都是在“中心”结识高华的。
几乎所有访问学者回顾“中心”的文章中，也都会回忆起熊景明的专业精神与热忱。20 余年来，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硕士出身的熊景明一直将主要精力贡献给了“中心”，在从事学术组织与管理之余，参与国际社会对大陆的扶贫项目，撰写农村社会研究文章。2007 年夏退休后，熊景明依然参与香港乐施会的工作，并和旅美作家林达合作，主持“中心”的“民间历史”项目，专事收集纪录片和未出版的个人回忆录等；还参与中大亚太所的内地干部培训计划。她说自己“一不小心，掉进一个伟大的陷阱”。当然，如今她最开心的角色是外婆。
与熊景明谈起她主持“中心”的20 年岁月，以及她足以“一窥二十世纪四十到七十年代初云南省城生活”的自传随笔《家在云之南：忆双亲，记往事》，她仍然为“中心”成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而自豪，“一个人来到世界上，最值得珍惜的就是你接触的人。我非常幸运，有机会接触到很多很多优秀的人，和其中一些特别有缘份，变成好朋友，他们有一种舒服、温馨的友谊，令彼此温暖”，“这个世界上的工作如果让我重新挑，我还是挑这一份。”
研究中国的人，都是因为喜爱中国而研究它
问：“中心”前身和它后来的“主人”
香港中文大学都成立于1963 年。其实，在“美国学术团体协会”（The American Council ofLearned Societies）1970 年代接管“中心”之前，美国福特基金会已开始资助和利用台湾“中研院”的近代史研究所，以之“作为美国学者来台从事研究的学术基地”。1960 年代到1970 年代的“中心”与“中研院”近史所共享着美国“冷战”时期学术输出、交流的大背景，但当时香港之于美国乃至西方中国研究界的作用，与台湾是不是还不完全一样？
熊景明：有很大的不一样，美国有它的对华政策，也有对台政策。在香港，这个学术机构叫“大学服务中心”，它完全是自下而上的。纽约大学教授Jerome Cohen（现中文名为“孔杰荣”，直译为“杰罗姆·柯恩”）是“中心”第一任主任，他在回忆“中心”时谈到，当年有一些学者在美国成立了一个俄国研究中心。美国各个大学各自为政，国家不能够控制其研究方向。只不过，鼓励中国研究的时候，奖学金的拨款可能有一些。
1960 年代初俄国研究中心成立后，Jerome Cohen 等学者觉得为什么我们没有一个跨学院、跨地域的中国研究的中心。这个中心设在哪里？想来想去，东海岸不对，西海岸也不对，于是有人提出来，不如设在香港。就这样，他们在香港设立了“大学服务中心”。这些学者也就30 来岁，或者更年轻，他们研究中国有很多人是出于巧合，没有多少长远的考虑，或者影响中美关系这样的宏大目标。
“大学服务中心”1988 年被中文大学接管过来，我来负责“中心”的工作以后，将中心档案保存的和学者的所有通信拿来看。因为“中心”原来的主任的英文非常好，文字好，有幽默感，很会写，我想向他偷师。看过这些信件我才知道，“中心”最艰难的就是年复一年地找钱，通信很多都是讲怎么找钱，怎么求爷爷告奶奶地跟基金会要钱。后来，很多人说“中心”和美国中央情报局有关系，要是真得到政府赞助，大概他们就不需要那么辛苦地找钱了。
那些信并没有反映当时整个中国研究的场景，但却有很有趣的侧面。比如，1970 年代初，“大学服务中心”的学者第一次可以组团到北京去访问，黄华接见了他们，在人民大会堂合影，令大家兴奋得不得了。
当时做中国研究的学者包括很多欧洲人，他们中许多人是有社会关怀的左派，例如法国学者潘鸣啸。他们真的以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人类解放的道路，所以就来研究中国。这个圈子里面有一句话：研究前苏联的人，都是因为憎恨它而研究它；研究中国的人，都是因为喜爱中国而研究它。这个不完全确切，但根据我小规模的访问，研究中国的海外学者大部分都喜欢吃中国菜，对中国文化有一种憧憬。
问：您1979 年是怎么移居香港的，又是怎样立足下来的？还记得初入“自由世界”时的情形吗？
熊景明：我出去是因为我原来的先生，他是印尼华侨，我们原来是昆明市澄江县澄江中学的同事。他早出去了，我申请去香港的时候，政策是只要是去探亲，你就可以留下来。1979 年四人帮倒了，邓小平复出，我们认为中国从此会走向光明，我非常非常不愿意出去，哭了三天三夜，眼睛都哭肿了。 我是2007 年7 月底退休的，故意买了7月27 号回昆明的机票，因为我当年到香港是1979 年7 月27 日。过关那天，在一个没有冷气的大厅里面等候了7 小时，又热又闷，没有吃的，抱个9 个月大的小孩，拿扇子不停地给她扇风，那种热对于我们云南人来说，很难担待，当时我就决定，哪怕香港是天堂，将来退休我也一定要回昆明。
问：后来又怎样开始与“中心”结缘？您所亲历的“中心”比较困难的时期是什么时候，后来又如何步入正轨？
熊景明：来港以后因为孩子小，只能找一个兼职。后来看到广告，有人要访问对大陆有了解的人士，一个小时30 块港币，有人想倾听你，不用你自己写，我就赶快应征。其实，我后来到“中心”来，看到外面对大陆是很不了解的，就觉得我们都有义务，一定要把真实的东西写下来。
一位美国来的学者、现斯坦福大学的教授戴慕珍（Jean Oi）跟我谈了几次后，就让我做她的研究助理。那个时候研究经费蛮充足的，学者做研究，都找一个甚至几个研究助理，整个“中心”有七八个近十个研究助理。学者慢慢减少，我成为最后一个研究助理。后来我也没有足够工作，“中心”的主任不想我走，就给我一个半天的工作，在图书馆帮忙。
“中心”1963 年到香港时，在半岛酒店租了一个房间办公，有学者穿着拖鞋、短裤来，被人家拦在门口。后来找到九龙亚皆老街155 号一个很可爱的小院子，有草地、树，草地上可以打羽毛球，有两层楼的小洋房。但是，这个租金可能比所有的员工工资、买书的钱加起来还要贵，所以我去的时候，“中心”的生存危机已经开始了。1979 年到1982 年，当时中国大陆已经开放了，“中心”存在的价值大大削弱了。
但是，“ 中心” 主任John Dolfen 和当时参与制定资料收藏方针的ThomasBernstein 非常有远见，他认为这个图书馆要找第一手资料。1982 年，“中心”找到一套整大陆的报纸，包括每个部委、省的报，从1950 年代初一直到八几年。经过1963 年到1983 年的积累，有了基本的馆藏，后来到“中心”来的人，蛮多人就是因为它很方便，因为资料集中、齐整。
1980 年代初，很多人认为“大学服务中心”应该搬回美国去，但另外一些比较有远见的人，认为应该留在香港。1980 年代中期，“大学服务中心”所属的美国学者联合委员会，开始与陈方正教授负责的中文大学谈判小组谈判。中文大学对大陆的兴趣、感情与其他香港高校和研究机构不一样。谈判谈了一两年，中文大学承诺：一是这个“中心”会永远向西方学者开放；另外，支持“中心”的继续发展。所以，“中心”1988 年被中大接管以后，起码员工的工资、买书的经费特别是办公场地这三大问题解决了，但是中心如果要开展其他项目，经费得自筹。
我自己来负责这个“中心”的工作的时候，觉得一个机构有人用才有价值。所以，“中心”从外面搬进中大时，我请了在中大访问的20 多位大陆学者来帮忙，大家看到这么多资料，都很兴奋。我们的图书是开架的，那时内地大部分图书馆不开架。我很自然地想到，“中心”将来的主要使用者，一定是大陆过来的人士，当时倒没有预见香港会回归中国。我1983 到中文大学“中国法制研究计划”做研究助理时，参与组织了几届两岸三地关于宪法的研讨会，感觉到香港的价值在于它的学术自由，这种自由不是空泛的，它让你的思想活跃起来。同一个学者，你让他到香港演讲，和在北京演讲相比，他的思维方式会转变，会去掉自我审查。
我和“中心”主任关信基教授在这点上有共识，但花了好多年来实现，因为还要筹钱。香港政府有一个大学研究经费拨款委员会，每年这个研究经费剩下的钱，大家都可以写项目计划书来竞争申请“卓越研究领域资金”，1990 年代中期，我们争取到了。申请来的钱，一部分发展数据库，因为量化研究越来越主流。我们想成立“数据银行”，结果不那么成功，大陆对各种统计数据的控制蛮严格；另外一部分钱用来邀请内地优秀学者到“中心”访问。我们专注于邀请有社会关怀与问题意识、从事实证研究的学者，后来又特别给外出机会少的地方学者。“中心”被大陆学者称为“中国研究者的精神家园”，这笔经费就是起源。
中文大学的理念是“中心”的后盾
问：自1987 年迄今，中文大学历经了高锟、李国章、金耀基、刘遵义（也是中国国家统计局国际顾问）和沈祖尧等五任校长，任期分别为1987 ～ 1996、1996 ～ 2002、2002 ～ 2004、2004 ～ 2010、2010 年至今，其专业分别是物理、医学、社会学、经济学和生命科学。在中大1988 年正式接管“中心”以后，历届校董会及校长们各自对“中心”的支持力度有差别吗？
熊景明：李卓敏教授（经济学家）是中文大学第一任（1963—1978）校长，陈方正教授是他请过来的。陈方正来了以后表现出很强的行政能力，后来第二任校长马临教授（生物化学家，任期为1978—1987）很看重他，就让他从物理系调过来做大学秘书长，后来又做了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李卓敏校长的大陆情结很深，而且对中文大学在香港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有自己的想法，“结合传统与现代，融会中国与西方”因而成为中文大学的使命。可以想象，陈方正1980 年代和美国学者联合会委员会谈判时，对“中心”是志在必得。
高锟校长是化学家，他的判断力非常好，为人诚恳、真诚。他对中心十分了解。我和他没什么私交，我非常喜欢他的坦诚。他卸任在即，一天，我在校园里远远地看见他，就走过去说“高锟校长，我们都会记住您”，我们说了几句话。他说，你们“中心”做得非常好，许多来中大访问的客人都对我提到你们“中心”，都称赞你。
在某位校长上任之前，“中心”是中文大学的“窗口”之一。李国章上任没几天就到“中心”来视察。李国章任上，港督彭定康也来“中心”访问过。那时，“中心”是中文大学的“现代厨房”，有客人来就来参观参观。香港是寸土寸金之地，我们最麻烦的在于对场地的需求，学校提供的场地是对“中心”最大的支持。 金耀基校长的任期比较短暂，他是“中心”国际顾问委员会成员，对“中心”的了解自不待言。刘遵义校长自始至终没有来过“中心”，听说他认为“中心”应当从资料中心转型为研究中心，因为在中国获取统计资料很容易，国家统计局可以提供。
现在的沈祖尧校长，2008 年起曾经做过逸夫书院的院长（在2003 年的抗击非典一役中被美国《时代》周刊誉为当年的“亚洲英雄”）。他就任院长时有过一篇演讲，大意是说中文大学存在的价值，是要秉承中国文化的传统，提倡人文教育、社会关怀。同事将他的演讲互传，好像许久没有学校领导像他一样，提醒我们大学建校者钱穆先生那一代的初衷了。他是基督徒，和我们一般知识分子的社会关怀没有多大区别，可能更愿意付出。他2011 年在中大第69 届颁授学位典礼大会上“对毕业同学的临别赠言”，“祈求你们离校后，都能过着‘不负此生’的生活”，他要求毕业生能俭朴地生活、能过高尚的生活、能过谦卑的生活。这篇讲话2011 年就在大陆的网上传了。他在中大创办以社会关怀为目标的“博群”计划，与中心“提倡学术为社会服务”有共同的宗旨。
问：现在，“中心”一年的运转经费是多少？
熊景明：大概400 多万港币。“ 中心”的基本运作经费，包括员工工资和买书的经费。“中心”在大学系统里属于图书馆的设置，所以政府的大学拨款委员会按照学生数量比例拨款，“中心”的钱就是从这部分来的，这个钱只能保证这两样。你要搞别的活动，要展开访问计划，开研讨会、搞培训班，就要自己找钱。作为“中心”负责人，你要让“中心”有所发展，要注意在图书馆的建设上怎么因势利导，比如发展电子图书，像我们后来搞的“中国研究数据库”、“县级资料数据库”、“民间历史”资料收藏、纪录片收藏，必须建立自己的特色。
海外的基金会一般认为，香港是一个资金充裕的地方，所以我们曾经只向海外基金会申请到一点点钱，申请到后要做特定的项目。我们申请的资金基本上都来源于香港的基金会。有一年，我们向香港利希慎基金会申请40 万港币，计划将我们收藏的报纸保护起来。他们基金会负责人到“中心”来参观，参观完以后他说，你们为什么不多申请点钱。于是，我们申请了140 万，用来做内地学人访问计划。
2012 年4 月，陈健民教授接任中心主任，他是中大社会学系的教授，在中大创办“公民社会研究中心”。他上任不久，就为“中心”的内地学人访问计划筹到款项。比较有运气的一点是，我们的员工队伍很稳定，“中心”以前是做卡片、做目录，是劳动力密集型工作。后来，最先搞电子化管理，这块的人力成本就省下来了，就开展别的很多工作，用自己的员工，并没有额外请人。“中心十分幸运，有好些位非常能干、做事投入的员工，而且工资相对不高，大家都是“助理”，助理主任、助理图书馆员、办公室助理。我退休后的助理主任高琦，虽然是一位药物学的博士，在内地NGO 任职多年，他秉承“中心”的服务精神，相信他和陈健民一道，将不负众望，令中心更上一层楼。
“反右”和“文革”两方面，我们奠定了基本的资料基础
问：“中心”的“参与访问写作计划的学者一览表”透露了巨大的信息量——来访者的身份，近年已由纯粹的专家、学者扩展至有一定研究和写作成果的自由撰稿人、记者、独立导演等；“研究课题”如果做一番量化研究，应该也能折射出不少海内外“中国研究”的学术变迁信息，这部“中心简史”甚至可以部分佐证内地改革开放以来人文社科领域的学术史。就您的突出印象而言，有统计的1999年至2012 年这13 年间，来访的内地学者在“中国研究”领域的研究旨趣，体现出了哪些大的变迁特征？这与你们的邀请标准也互为呼应？与来这里的西方同行相比，内地学者的学术关切又有何异同？
熊景明：我那个年代邀请来访者，一是看课题，我倒没有说非要研究“文革”或者什么东西，但如果课题在大陆申请不到研究经费，香港的环境对他做研究特别有帮助，就会优先考虑。其实，我们最初鼓励的不是“文革”研究，而是农村问题研究。
这个“中心”要说对中国大陆的政策导向有点什么作用的话，对农村问题的研究真的有点推动作用。再加上我自己的扶贫经历，我们开过四次乡村基层建设的研讨会，最后一次一半是乡镇干部、县干部，一半是学者。
至于邀请较多“文革”研究者，按我们的邀请标准是很自然的。如果有人要研究土改，研究“三反五反”或“反右”，我们同样会邀请，可惜这样的人太少，你要做量化研究做不出什么名堂来。但是说到“中心”的未来，我建议这个“中心”不需要有多大雄心壮志，如果它能成为研究1920、1930年代到1979 年间的中国大陆的世界上最重要的基地，它的贡献就非常非常大了。
开始，我天真地以为，“文革”研究在中国大陆以后会越来越多。有人收集到一个“文革”的资料，说送给“中心”，我往往说，你给我们一个拷贝就好了，你们当地的“文革”研究过几年一定会成气候的，可是过了二十年也没有成气候。“反右”和“文革”两方面，我们奠定了基本的资料基础。
我们现在有5500 万字的“文革”数据，有检索功能，可以检索到某一天发生的事情。比如， 按“ 周恩来” 这个主题检索，周恩来“文革”期间所有的讲话就全部出来了。“文革”做完以后，第二个数据库是“反右”的，大概有3000 多万字，现在做的是“大跃进”、“大饥荒”，还会做下去，这个我们叫“共和国政治运动史”。不论你对那段历史有什么样的解释，真实的历史资料应该收集、整理。
看到一篇不错的论文或一本书，我会好奇，想了解这个人，合适的话，就要把他请到“中心”来。能找到这么多人，最重要的是运气，其次，我蛮相信女人的直觉判断力。比如，我前一阵子看过荣剑一篇文章，觉得他对中国问题的阐释好厉害，推荐“中心”邀请，又将他推荐给博源基金会，好像是有“瘾”或者说职业病。
很多人见过高华，原来都是在 “中心”认识的
问：“午餐讨论会”也是“中心”比较有特色的学术活动之一，过去这么多年您印象较深的“午餐讨论会”有哪些？ 熊景明：有一次，我们让萧功秦讲讲自己的心路历程，因为他是所谓新保守主义者。他讲得蛮诚恳，讲完以后，有人很不客气地指责他，“萧功秦，XXX 之流”。他笑笑，没有表示不快。
有时，如果大家的知识层次不同，或者年龄差距太大，交流上会非常困难。有一次，印红标来“中心”讲“文革”的派系斗争，他认为文革中，领袖人物试图通过运动群众达到在武斗中的胜利。他讲了大概一个半小时，让你很清楚地看到当时派系的构成后面那支看不见的手。讲完以后，就有一个博士生起来反驳，说“文革”是因为当时毛主席看到这些走资派在将中国推向资本主义，偏离了社会主义道路，所以绕过他们来发动群众，计划把中间这些人弄垮，后来“文革”不成功，就没有达到原来的目的，这些走资派今天继续把中国推向资本主义。
很多时候我们在“中心”交锋，这实际上是“文革”的亲历者和对“文革”的幻想者之间的交锋。你如果从头到尾认真听了印红标的演讲，就会知道他已经讲得那么清楚。但是，如果你有一个先入为主的顽固的对“文革”的解释，你不会因为一次研讨会而改变你的观念。
我们研讨会很多，每次通知发得很广，来的人不是很多，20 多个人，总会有一些人和演讲者的题目非常接近。金雁告诉我，看回忆高华的那些文章，才知道这么多人见过高华，原来都是在你们“中心”认识的，很多人在那边听过他演讲。
问：存在有争论但最终达成共识的情形么？前些年还邀请了章百家这样重量级的官方党史学者，以章百家先生的位高权重，他那天来参加《史家高华》的出版茶话会，我有些意外。他也说，他很敬重高华，但在有些具体问题的结论上并不同意高华。
熊景明：我们从来没有刻意地请人，但像天意一样，有时候做同样课题的人，会在同一个时期到“中心”来。
“中心”请章百家先生是2000 年以后了，后来我们再请他去，他就去不了，因为做官了，行动不便，就算可以出来，也不可以随便讲话吧。
研讨班也是我们非常鼓励的，因为在海外做中国研究的学生也不是那么多，当然现在越来越多了，在大陆也有很多这方面的学生。如果你在美国，有很多机会和同行交流，但是在大陆，似乎没有那么多这样的机会，我们就天真地希望，很多在美国读到博士的学生能来“中心”参加这个研讨班，这会帮他找工作。比如，某个学校招一个教授，我们就邀请这个学校的教授来做点评，那些博士先来这里听听，看有没有工作的机会。这个如意算盘不成功，不过来开会的博士生后来在香港找到教职的倒有好些位。
我们邀请一些人来点评，非常有趣地发现，同一个题目哪怕有时候很偏，其实都有不同的人在做。
无论时代多么污浊，周围环境多么险恶，亲情让我们活在世上
问：以前，我总误以为您和已故云南籍旅法艺术家熊秉明先生出自同一个家族。
熊景明：很多人都以为是这样。云南有几个姓熊的家族，他们熊家是做学问的，是“熊校长”；我们家是做官，是“熊县长”；还有一家有钱的，是“熊金子”。我们家在昆明，熊秉明先生家不在昆明，他们弥勒县在滇南。
1993 年或者1994 年，他来香港中文大学交流，在同一期的《明报月刊》上，他发一篇文章，我发一篇文章。结果，云南在香港的有钱人看了他的名字，想送他一盒云南月饼，就打电话报馆问熊秉明的电话，他问熊秉明是不是中文大学的，对方说是，又姓熊又在中文大学，月饼就送到我办公室来了。最后，我才发现，他是在中文系访问，这样我们就认识了，经常一道吃午饭，所以很好笑。他说写了篇“美丽的误会”，记下此事。
问：民国时期云南这三大熊氏家族各有各的故事。我也很欣赏您说过的，“把自己的故事写下来，死了之后留给这个世界的，除了骨灰，还能有一个故事。”但就像高华教授生前在关于您表兄胡伯威的回忆录《青春·北大》的书评《“思想”的累与痛》中所言，“胡伯威当年在北京大学求学，相比于众多被打成‘右派’、散布于穷乡僻野的小学教员和城镇企、事业单位的小干部、小职员等，他算得上是社会的‘精英人士’。但是和那些党内外大名鼎鼎的‘右派’相比，他又是一个‘小人物’。”您家这门“滇中望族”其实到了您父母那代时就没上一辈那么显赫了。如果不是经过您的书写与回忆，熊家的很多事情就不会被世人所知了。
熊景明：对，我很高兴你留意那句话。我母亲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人，如果我不写，没有人知道，就连我女儿也不知道她的故事。你写出来，这个人就永远地存在下去了。
女儿1997 年去美国念书，突然之间我时间多下来很多，觉得应该写书。第一个想写的是我母亲，她1973 年去世时我就决定要写一篇关于她的东西，以前不能写是因为眼泪太多写不下来，到那时候自己开始平静了，当然也是一面写一面很难过。母亲这篇早就写好了，一直放在抽屉里。后来，章诒和到我们中心访问，我看她写了那么多她爸爸，就把这个写妈妈的文章拿给她看。看完以后，她说你天天坐在中心做无聊的事情，你应该写。我也觉得确实应该写，但中心的工作太多，所以一直到2007 年退休，没有别的借口不写了。
问：写的过程中，您会参考很多历史资料？
熊景明：其实我运气蛮好的，因为我爸爸1955 年写过一个自传，有他小时候的东西。另外，“文革”期间他写了大概80 页的交代，把他的很多思想写下来。所以，有一些现成的材料。我看了很震惊，因为那些交代全部是对这个制度的批判。我爸爸是很硬的人，我比较像我妈，比较软。我妈说我是“老狗记得千年事”，我说我这个头脑的delete功能有问题，记得乱七八糟。胡伯威就不得了，他有很多细节的记忆。一定要有细节记忆，才能够写作。
我的祖父留下过一本文集，以前没有写他的时候，我对他没什么认识，就觉得是个旧官僚，看了那个文集以后，觉得他那么正气。我爸爸，我也是在写书的时候，才开始理解他，因为以前在家里总觉得妈妈很了不起，爸爸有时候很不讲理。
本来，我不是很喜欢“文以载道”，但是写作过程中确实意识到，要把那种人之间的亲情写下来——无论时代多么污浊，周围环境多么险恶，亲情让我们活在世上。
（下称“中心”）前任主任助理熊景明女士的访谈，约在了北京三里屯Village 的皇后餐厅。在北京的香港餐厅见香港来客了无新意，不料皇后餐厅正是熊景明的女儿前年举行婚宴的地方。留美归来、现居北京的女儿无车无房，但那场婚宴坐满内地的知名学者，他们曾受熊景明之邀去“中心”访学，在各自的学术生涯中留下过一段自由、开放的难忘时光，也因此成为熊景明的好友。
“中心”前身是研究中国大陆的西方学者1963 年在香港成立的“大学服务中心”，它服务于从海外来港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据1980 年代初的统计，约有200 余部关于中国大陆的研究著作，是在这里完成的。
1988 年，“中心”被香港中文大学（下文有时简称“中大”）接管，熊景明自此开始正式主持这里的工作，继往开来，秉承中心传统，推动它为中国研究者提供无偿服务。“中心”无与伦比的馆藏优势，吸引着世界各地特别是来自中国大陆的中国研究领域的学者。这里的图书馆拥有1950 年代初迄今的大陆省级及全国性报刊，以及学术机构、政府部门出版的报刊的印刷版及电子版，还有完整的全国、省、市级综合及专业类年鉴、统计资料，省、市、县、乡镇级地方志以及县一级的土地、粮食、财税、教育、水利等专门志，中、英文中国研究专著更是超过10 万册。
在“中心”成立40 周年的学术研讨会上，来自世界各地的从事中国研究的著名学者用各种语言赞美了“中心”之于他们的功德。为数众多的大陆学者也受惠于“中心”，学者金雁看了熊景明与作家徐晓新近主编的悼念文集《史家高华》后感慨，原来那么多同行都是在“中心”结识高华的。
几乎所有访问学者回顾“中心”的文章中，也都会回忆起熊景明的专业精神与热忱。20 余年来，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硕士出身的熊景明一直将主要精力贡献给了“中心”，在从事学术组织与管理之余，参与国际社会对大陆的扶贫项目，撰写农村社会研究文章。2007 年夏退休后，熊景明依然参与香港乐施会的工作，并和旅美作家林达合作，主持“中心”的“民间历史”项目，专事收集纪录片和未出版的个人回忆录等；还参与中大亚太所的内地干部培训计划。她说自己“一不小心，掉进一个伟大的陷阱”。当然，如今她最开心的角色是外婆。
与熊景明谈起她主持“中心”的20 年岁月，以及她足以“一窥二十世纪四十到七十年代初云南省城生活”的自传随笔《家在云之南：忆双亲，记往事》，她仍然为“中心”成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而自豪，“一个人来到世界上，最值得珍惜的就是你接触的人。我非常幸运，有机会接触到很多很多优秀的人，和其中一些特别有缘份，变成好朋友，他们有一种舒服、温馨的友谊，令彼此温暖”，“这个世界上的工作如果让我重新挑，我还是挑这一份。”
研究中国的人，都是因为喜爱中国而研究它
问：“中心”前身和它后来的“主人”
香港中文大学都成立于1963 年。其实，在“美国学术团体协会”（The American Council ofLearned Societies）1970 年代接管“中心”之前，美国福特基金会已开始资助和利用台湾“中研院”的近代史研究所，以之“作为美国学者来台从事研究的学术基地”。1960 年代到1970 年代的“中心”与“中研院”近史所共享着美国“冷战”时期学术输出、交流的大背景，但当时香港之于美国乃至西方中国研究界的作用，与台湾是不是还不完全一样？
熊景明：有很大的不一样，美国有它的对华政策，也有对台政策。在香港，这个学术机构叫“大学服务中心”，它完全是自下而上的。纽约大学教授Jerome Cohen（现中文名为“孔杰荣”，直译为“杰罗姆·柯恩”）是“中心”第一任主任，他在回忆“中心”时谈到，当年有一些学者在美国成立了一个俄国研究中心。美国各个大学各自为政，国家不能够控制其研究方向。只不过，鼓励中国研究的时候，奖学金的拨款可能有一些。
1960 年代初俄国研究中心成立后，Jerome Cohen 等学者觉得为什么我们没有一个跨学院、跨地域的中国研究的中心。这个中心设在哪里？想来想去，东海岸不对，西海岸也不对，于是有人提出来，不如设在香港。就这样，他们在香港设立了“大学服务中心”。这些学者也就30 来岁，或者更年轻，他们研究中国有很多人是出于巧合，没有多少长远的考虑，或者影响中美关系这样的宏大目标。
“大学服务中心”1988 年被中文大学接管过来，我来负责“中心”的工作以后，将中心档案保存的和学者的所有通信拿来看。因为“中心”原来的主任的英文非常好，文字好，有幽默感，很会写，我想向他偷师。看过这些信件我才知道，“中心”最艰难的就是年复一年地找钱，通信很多都是讲怎么找钱，怎么求爷爷告奶奶地跟基金会要钱。后来，很多人说“中心”和美国中央情报局有关系，要是真得到政府赞助，大概他们就不需要那么辛苦地找钱了。
那些信并没有反映当时整个中国研究的场景，但却有很有趣的侧面。比如，1970 年代初，“大学服务中心”的学者第一次可以组团到北京去访问，黄华接见了他们，在人民大会堂合影，令大家兴奋得不得了。
当时做中国研究的学者包括很多欧洲人，他们中许多人是有社会关怀的左派，例如法国学者潘鸣啸。他们真的以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人类解放的道路，所以就来研究中国。这个圈子里面有一句话：研究前苏联的人，都是因为憎恨它而研究它；研究中国的人，都是因为喜爱中国而研究它。这个不完全确切，但根据我小规模的访问，研究中国的海外学者大部分都喜欢吃中国菜，对中国文化有一种憧憬。
问：您1979 年是怎么移居香港的，又是怎样立足下来的？还记得初入“自由世界”时的情形吗？
熊景明：我出去是因为我原来的先生，他是印尼华侨，我们原来是昆明市澄江县澄江中学的同事。他早出去了，我申请去香港的时候，政策是只要是去探亲，你就可以留下来。1979 年四人帮倒了，邓小平复出，我们认为中国从此会走向光明，我非常非常不愿意出去，哭了三天三夜，眼睛都哭肿了。 我是2007 年7 月底退休的，故意买了7月27 号回昆明的机票，因为我当年到香港是1979 年7 月27 日。过关那天，在一个没有冷气的大厅里面等候了7 小时，又热又闷，没有吃的，抱个9 个月大的小孩，拿扇子不停地给她扇风，那种热对于我们云南人来说，很难担待，当时我就决定，哪怕香港是天堂，将来退休我也一定要回昆明。
问：后来又怎样开始与“中心”结缘？您所亲历的“中心”比较困难的时期是什么时候，后来又如何步入正轨？
熊景明：来港以后因为孩子小，只能找一个兼职。后来看到广告，有人要访问对大陆有了解的人士，一个小时30 块港币，有人想倾听你，不用你自己写，我就赶快应征。其实，我后来到“中心”来，看到外面对大陆是很不了解的，就觉得我们都有义务，一定要把真实的东西写下来。
一位美国来的学者、现斯坦福大学的教授戴慕珍（Jean Oi）跟我谈了几次后，就让我做她的研究助理。那个时候研究经费蛮充足的，学者做研究，都找一个甚至几个研究助理，整个“中心”有七八个近十个研究助理。学者慢慢减少，我成为最后一个研究助理。后来我也没有足够工作，“中心”的主任不想我走，就给我一个半天的工作，在图书馆帮忙。
“中心”1963 年到香港时，在半岛酒店租了一个房间办公，有学者穿着拖鞋、短裤来，被人家拦在门口。后来找到九龙亚皆老街155 号一个很可爱的小院子，有草地、树，草地上可以打羽毛球，有两层楼的小洋房。但是，这个租金可能比所有的员工工资、买书的钱加起来还要贵，所以我去的时候，“中心”的生存危机已经开始了。1979 年到1982 年，当时中国大陆已经开放了，“中心”存在的价值大大削弱了。
但是，“ 中心” 主任John Dolfen 和当时参与制定资料收藏方针的ThomasBernstein 非常有远见，他认为这个图书馆要找第一手资料。1982 年，“中心”找到一套整大陆的报纸，包括每个部委、省的报，从1950 年代初一直到八几年。经过1963 年到1983 年的积累，有了基本的馆藏，后来到“中心”来的人，蛮多人就是因为它很方便，因为资料集中、齐整。
1980 年代初，很多人认为“大学服务中心”应该搬回美国去，但另外一些比较有远见的人，认为应该留在香港。1980 年代中期，“大学服务中心”所属的美国学者联合委员会，开始与陈方正教授负责的中文大学谈判小组谈判。中文大学对大陆的兴趣、感情与其他香港高校和研究机构不一样。谈判谈了一两年，中文大学承诺：一是这个“中心”会永远向西方学者开放；另外，支持“中心”的继续发展。所以，“中心”1988 年被中大接管以后，起码员工的工资、买书的经费特别是办公场地这三大问题解决了，但是中心如果要开展其他项目，经费得自筹。
我自己来负责这个“中心”的工作的时候，觉得一个机构有人用才有价值。所以，“中心”从外面搬进中大时，我请了在中大访问的20 多位大陆学者来帮忙，大家看到这么多资料，都很兴奋。我们的图书是开架的，那时内地大部分图书馆不开架。我很自然地想到，“中心”将来的主要使用者，一定是大陆过来的人士，当时倒没有预见香港会回归中国。我1983 到中文大学“中国法制研究计划”做研究助理时，参与组织了几届两岸三地关于宪法的研讨会，感觉到香港的价值在于它的学术自由，这种自由不是空泛的，它让你的思想活跃起来。同一个学者，你让他到香港演讲，和在北京演讲相比，他的思维方式会转变，会去掉自我审查。
我和“中心”主任关信基教授在这点上有共识，但花了好多年来实现，因为还要筹钱。香港政府有一个大学研究经费拨款委员会，每年这个研究经费剩下的钱，大家都可以写项目计划书来竞争申请“卓越研究领域资金”，1990 年代中期，我们争取到了。申请来的钱，一部分发展数据库，因为量化研究越来越主流。我们想成立“数据银行”，结果不那么成功，大陆对各种统计数据的控制蛮严格；另外一部分钱用来邀请内地优秀学者到“中心”访问。我们专注于邀请有社会关怀与问题意识、从事实证研究的学者，后来又特别给外出机会少的地方学者。“中心”被大陆学者称为“中国研究者的精神家园”，这笔经费就是起源。
中文大学的理念是“中心”的后盾
问：自1987 年迄今，中文大学历经了高锟、李国章、金耀基、刘遵义（也是中国国家统计局国际顾问）和沈祖尧等五任校长，任期分别为1987 ～ 1996、1996 ～ 2002、2002 ～ 2004、2004 ～ 2010、2010 年至今，其专业分别是物理、医学、社会学、经济学和生命科学。在中大1988 年正式接管“中心”以后，历届校董会及校长们各自对“中心”的支持力度有差别吗？
熊景明：李卓敏教授（经济学家）是中文大学第一任（1963—1978）校长，陈方正教授是他请过来的。陈方正来了以后表现出很强的行政能力，后来第二任校长马临教授（生物化学家，任期为1978—1987）很看重他，就让他从物理系调过来做大学秘书长，后来又做了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李卓敏校长的大陆情结很深，而且对中文大学在香港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有自己的想法，“结合传统与现代，融会中国与西方”因而成为中文大学的使命。可以想象，陈方正1980 年代和美国学者联合会委员会谈判时，对“中心”是志在必得。
高锟校长是化学家，他的判断力非常好，为人诚恳、真诚。他对中心十分了解。我和他没什么私交，我非常喜欢他的坦诚。他卸任在即，一天，我在校园里远远地看见他，就走过去说“高锟校长，我们都会记住您”，我们说了几句话。他说，你们“中心”做得非常好，许多来中大访问的客人都对我提到你们“中心”，都称赞你。
在某位校长上任之前，“中心”是中文大学的“窗口”之一。李国章上任没几天就到“中心”来视察。李国章任上，港督彭定康也来“中心”访问过。那时，“中心”是中文大学的“现代厨房”，有客人来就来参观参观。香港是寸土寸金之地，我们最麻烦的在于对场地的需求，学校提供的场地是对“中心”最大的支持。 金耀基校长的任期比较短暂，他是“中心”国际顾问委员会成员，对“中心”的了解自不待言。刘遵义校长自始至终没有来过“中心”，听说他认为“中心”应当从资料中心转型为研究中心，因为在中国获取统计资料很容易，国家统计局可以提供。
现在的沈祖尧校长，2008 年起曾经做过逸夫书院的院长（在2003 年的抗击非典一役中被美国《时代》周刊誉为当年的“亚洲英雄”）。他就任院长时有过一篇演讲，大意是说中文大学存在的价值，是要秉承中国文化的传统，提倡人文教育、社会关怀。同事将他的演讲互传，好像许久没有学校领导像他一样，提醒我们大学建校者钱穆先生那一代的初衷了。他是基督徒，和我们一般知识分子的社会关怀没有多大区别，可能更愿意付出。他2011 年在中大第69 届颁授学位典礼大会上“对毕业同学的临别赠言”，“祈求你们离校后，都能过着‘不负此生’的生活”，他要求毕业生能俭朴地生活、能过高尚的生活、能过谦卑的生活。这篇讲话2011 年就在大陆的网上传了。他在中大创办以社会关怀为目标的“博群”计划，与中心“提倡学术为社会服务”有共同的宗旨。
问：现在，“中心”一年的运转经费是多少？
熊景明：大概400 多万港币。“ 中心”的基本运作经费，包括员工工资和买书的经费。“中心”在大学系统里属于图书馆的设置，所以政府的大学拨款委员会按照学生数量比例拨款，“中心”的钱就是从这部分来的，这个钱只能保证这两样。你要搞别的活动，要展开访问计划，开研讨会、搞培训班，就要自己找钱。作为“中心”负责人，你要让“中心”有所发展，要注意在图书馆的建设上怎么因势利导，比如发展电子图书，像我们后来搞的“中国研究数据库”、“县级资料数据库”、“民间历史”资料收藏、纪录片收藏，必须建立自己的特色。
海外的基金会一般认为，香港是一个资金充裕的地方，所以我们曾经只向海外基金会申请到一点点钱，申请到后要做特定的项目。我们申请的资金基本上都来源于香港的基金会。有一年，我们向香港利希慎基金会申请40 万港币，计划将我们收藏的报纸保护起来。他们基金会负责人到“中心”来参观，参观完以后他说，你们为什么不多申请点钱。于是，我们申请了140 万，用来做内地学人访问计划。
2012 年4 月，陈健民教授接任中心主任，他是中大社会学系的教授，在中大创办“公民社会研究中心”。他上任不久，就为“中心”的内地学人访问计划筹到款项。比较有运气的一点是，我们的员工队伍很稳定，“中心”以前是做卡片、做目录，是劳动力密集型工作。后来，最先搞电子化管理，这块的人力成本就省下来了，就开展别的很多工作，用自己的员工，并没有额外请人。“中心十分幸运，有好些位非常能干、做事投入的员工，而且工资相对不高，大家都是“助理”，助理主任、助理图书馆员、办公室助理。我退休后的助理主任高琦，虽然是一位药物学的博士，在内地NGO 任职多年，他秉承“中心”的服务精神，相信他和陈健民一道，将不负众望，令中心更上一层楼。
“反右”和“文革”两方面，我们奠定了基本的资料基础
问：“中心”的“参与访问写作计划的学者一览表”透露了巨大的信息量——来访者的身份，近年已由纯粹的专家、学者扩展至有一定研究和写作成果的自由撰稿人、记者、独立导演等；“研究课题”如果做一番量化研究，应该也能折射出不少海内外“中国研究”的学术变迁信息，这部“中心简史”甚至可以部分佐证内地改革开放以来人文社科领域的学术史。就您的突出印象而言，有统计的1999年至2012 年这13 年间，来访的内地学者在“中国研究”领域的研究旨趣，体现出了哪些大的变迁特征？这与你们的邀请标准也互为呼应？与来这里的西方同行相比，内地学者的学术关切又有何异同？
熊景明：我那个年代邀请来访者，一是看课题，我倒没有说非要研究“文革”或者什么东西，但如果课题在大陆申请不到研究经费，香港的环境对他做研究特别有帮助，就会优先考虑。其实，我们最初鼓励的不是“文革”研究，而是农村问题研究。
这个“中心”要说对中国大陆的政策导向有点什么作用的话，对农村问题的研究真的有点推动作用。再加上我自己的扶贫经历，我们开过四次乡村基层建设的研讨会，最后一次一半是乡镇干部、县干部，一半是学者。
至于邀请较多“文革”研究者，按我们的邀请标准是很自然的。如果有人要研究土改，研究“三反五反”或“反右”，我们同样会邀请，可惜这样的人太少，你要做量化研究做不出什么名堂来。但是说到“中心”的未来，我建议这个“中心”不需要有多大雄心壮志，如果它能成为研究1920、1930年代到1979 年间的中国大陆的世界上最重要的基地，它的贡献就非常非常大了。
开始，我天真地以为，“文革”研究在中国大陆以后会越来越多。有人收集到一个“文革”的资料，说送给“中心”，我往往说，你给我们一个拷贝就好了，你们当地的“文革”研究过几年一定会成气候的，可是过了二十年也没有成气候。“反右”和“文革”两方面，我们奠定了基本的资料基础。
我们现在有5500 万字的“文革”数据，有检索功能，可以检索到某一天发生的事情。比如， 按“ 周恩来” 这个主题检索，周恩来“文革”期间所有的讲话就全部出来了。“文革”做完以后，第二个数据库是“反右”的，大概有3000 多万字，现在做的是“大跃进”、“大饥荒”，还会做下去，这个我们叫“共和国政治运动史”。不论你对那段历史有什么样的解释，真实的历史资料应该收集、整理。
看到一篇不错的论文或一本书，我会好奇，想了解这个人，合适的话，就要把他请到“中心”来。能找到这么多人，最重要的是运气，其次，我蛮相信女人的直觉判断力。比如，我前一阵子看过荣剑一篇文章，觉得他对中国问题的阐释好厉害，推荐“中心”邀请，又将他推荐给博源基金会，好像是有“瘾”或者说职业病。
很多人见过高华，原来都是在 “中心”认识的
问：“午餐讨论会”也是“中心”比较有特色的学术活动之一，过去这么多年您印象较深的“午餐讨论会”有哪些？ 熊景明：有一次，我们让萧功秦讲讲自己的心路历程，因为他是所谓新保守主义者。他讲得蛮诚恳，讲完以后，有人很不客气地指责他，“萧功秦，XXX 之流”。他笑笑，没有表示不快。
有时，如果大家的知识层次不同，或者年龄差距太大，交流上会非常困难。有一次，印红标来“中心”讲“文革”的派系斗争，他认为文革中，领袖人物试图通过运动群众达到在武斗中的胜利。他讲了大概一个半小时，让你很清楚地看到当时派系的构成后面那支看不见的手。讲完以后，就有一个博士生起来反驳，说“文革”是因为当时毛主席看到这些走资派在将中国推向资本主义，偏离了社会主义道路，所以绕过他们来发动群众，计划把中间这些人弄垮，后来“文革”不成功，就没有达到原来的目的，这些走资派今天继续把中国推向资本主义。
很多时候我们在“中心”交锋，这实际上是“文革”的亲历者和对“文革”的幻想者之间的交锋。你如果从头到尾认真听了印红标的演讲，就会知道他已经讲得那么清楚。但是，如果你有一个先入为主的顽固的对“文革”的解释，你不会因为一次研讨会而改变你的观念。
我们研讨会很多，每次通知发得很广，来的人不是很多，20 多个人，总会有一些人和演讲者的题目非常接近。金雁告诉我，看回忆高华的那些文章，才知道这么多人见过高华，原来都是在你们“中心”认识的，很多人在那边听过他演讲。
问：存在有争论但最终达成共识的情形么？前些年还邀请了章百家这样重量级的官方党史学者，以章百家先生的位高权重，他那天来参加《史家高华》的出版茶话会，我有些意外。他也说，他很敬重高华，但在有些具体问题的结论上并不同意高华。
熊景明：我们从来没有刻意地请人，但像天意一样，有时候做同样课题的人，会在同一个时期到“中心”来。
“中心”请章百家先生是2000 年以后了，后来我们再请他去，他就去不了，因为做官了，行动不便，就算可以出来，也不可以随便讲话吧。
研讨班也是我们非常鼓励的，因为在海外做中国研究的学生也不是那么多，当然现在越来越多了，在大陆也有很多这方面的学生。如果你在美国，有很多机会和同行交流，但是在大陆，似乎没有那么多这样的机会，我们就天真地希望，很多在美国读到博士的学生能来“中心”参加这个研讨班，这会帮他找工作。比如，某个学校招一个教授，我们就邀请这个学校的教授来做点评，那些博士先来这里听听，看有没有工作的机会。这个如意算盘不成功，不过来开会的博士生后来在香港找到教职的倒有好些位。
我们邀请一些人来点评，非常有趣地发现，同一个题目哪怕有时候很偏，其实都有不同的人在做。
无论时代多么污浊，周围环境多么险恶，亲情让我们活在世上
问：以前，我总误以为您和已故云南籍旅法艺术家熊秉明先生出自同一个家族。
熊景明：很多人都以为是这样。云南有几个姓熊的家族，他们熊家是做学问的，是“熊校长”；我们家是做官，是“熊县长”；还有一家有钱的，是“熊金子”。我们家在昆明，熊秉明先生家不在昆明，他们弥勒县在滇南。
1993 年或者1994 年，他来香港中文大学交流，在同一期的《明报月刊》上，他发一篇文章，我发一篇文章。结果，云南在香港的有钱人看了他的名字，想送他一盒云南月饼，就打电话报馆问熊秉明的电话，他问熊秉明是不是中文大学的，对方说是，又姓熊又在中文大学，月饼就送到我办公室来了。最后，我才发现，他是在中文系访问，这样我们就认识了，经常一道吃午饭，所以很好笑。他说写了篇“美丽的误会”，记下此事。
问：民国时期云南这三大熊氏家族各有各的故事。我也很欣赏您说过的，“把自己的故事写下来，死了之后留给这个世界的，除了骨灰，还能有一个故事。”但就像高华教授生前在关于您表兄胡伯威的回忆录《青春·北大》的书评《“思想”的累与痛》中所言，“胡伯威当年在北京大学求学，相比于众多被打成‘右派’、散布于穷乡僻野的小学教员和城镇企、事业单位的小干部、小职员等，他算得上是社会的‘精英人士’。但是和那些党内外大名鼎鼎的‘右派’相比，他又是一个‘小人物’。”您家这门“滇中望族”其实到了您父母那代时就没上一辈那么显赫了。如果不是经过您的书写与回忆，熊家的很多事情就不会被世人所知了。
熊景明：对，我很高兴你留意那句话。我母亲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人，如果我不写，没有人知道，就连我女儿也不知道她的故事。你写出来，这个人就永远地存在下去了。
女儿1997 年去美国念书，突然之间我时间多下来很多，觉得应该写书。第一个想写的是我母亲，她1973 年去世时我就决定要写一篇关于她的东西，以前不能写是因为眼泪太多写不下来，到那时候自己开始平静了，当然也是一面写一面很难过。母亲这篇早就写好了，一直放在抽屉里。后来，章诒和到我们中心访问，我看她写了那么多她爸爸，就把这个写妈妈的文章拿给她看。看完以后，她说你天天坐在中心做无聊的事情，你应该写。我也觉得确实应该写，但中心的工作太多，所以一直到2007 年退休，没有别的借口不写了。
问：写的过程中，您会参考很多历史资料？
熊景明：其实我运气蛮好的，因为我爸爸1955 年写过一个自传，有他小时候的东西。另外，“文革”期间他写了大概80 页的交代，把他的很多思想写下来。所以，有一些现成的材料。我看了很震惊，因为那些交代全部是对这个制度的批判。我爸爸是很硬的人，我比较像我妈，比较软。我妈说我是“老狗记得千年事”，我说我这个头脑的delete功能有问题，记得乱七八糟。胡伯威就不得了，他有很多细节的记忆。一定要有细节记忆，才能够写作。
我的祖父留下过一本文集，以前没有写他的时候，我对他没什么认识，就觉得是个旧官僚，看了那个文集以后，觉得他那么正气。我爸爸，我也是在写书的时候，才开始理解他，因为以前在家里总觉得妈妈很了不起，爸爸有时候很不讲理。
本来，我不是很喜欢“文以载道”，但是写作过程中确实意识到，要把那种人之间的亲情写下来——无论时代多么污浊，周围环境多么险恶，亲情让我们活在世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