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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战国时期的中山王墓葬群和灵寿故城遗址被次第发掘，其出土器物繁多、华美，让史学界震惊不已。特别是闻名于世的“中山三器”，器表遍布隽秀的铭文，将严整规矩、悠长秀丽、刀法洗炼的战国金文展现于世人。其中一号墓出土的“中山王■ 铁足大铜鼎”（下称大鼎）铭文469字，是国内已发现的战国时期铜器铭文中字数较多的，为有关中山国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大鼎铭文“■ ”（隶定为“■ ”或“■ ”）当释读为“咎”。它的存在，同时揭示出《礼》与《易》的文化影响在当时不仅兴盛于华夏诸国，还流转于夷狄之邦。
关键词： 中山王■ 鼎 铜器铭文 咎 考释
公元前6世纪末，一支长期活动于我国鲜虞水（今滹沱河）源头山区的北方白狄部落，乘中原各国斗争愈演愈烈之机，东出太行，在今河北省境建立了政权，即为后来实力仅次于战国七雄的“千乘之国”——中山国。我国的传世文献中，记载中山国历史的文献资料，多因年代久远、时局动荡变迁，或毁于兵燹，或焚于秦火，零星剩下的只言片语，主要集中在《史记》、《左传》等典籍里。
有关中山国的出土文物，主要以闻名于世的“中山三器”为代表，其中的“中山王■ 鼎”是1977年在河北省平山县三汲乡一号墓中出土的铁足大铜鼎，为“三器”之中极具代表性的铜铁合铸刻铭鼎。据鼎铭可知，此鼎铸于中山王十四年，铸成以后便留为奉祀宗庙的礼器，用以留示后人。《礼》、《易》文化之于中山国的影响，由此可以窥管。大鼎通高51.1厘米，最大直径65.8厘米，周身刻铭77行，顶盖及鼎腹部刻有铭文469个字。此鼎铭文字数之多，在战国铜器中非常少见，一经出土便受到学界广泛关注。就史料价值而论，大鼎为研究中山国的历史、古代享堂制度、古文字的发展演变以及墓主人的情况，提供了十分珍贵的依据。难能可贵的是，大鼎保存良好，笔划基本清楚，便于考证和研究。“出土后释其铭文者多，易释之字各家略同，不可识之字间有强解者”[1]，其意义均可商。大鼎铭文“干于（於）天下之勿咎”，勿后一字为“■ ”，以往学者隶定为“■ ”，释为“纠”。[2]比较而言，当以读解为“咎”更为确切。其理由如下：
一、从文字上看，“■ ”释为“咎”契合许慎原解
《说文解字·人部》对于“咎”的解释：“咎，灾也。从人各。各者，相违也。”观铭文字形，“■ ”为上下结构，上部是方向完全相反的两个笔画，下部则是正面的“人”形，而非以往隶定的“矢”。这些正与《说文》“从人各。各者，相违也。”的说法若合符契。如该“■ ”字隶定为“■ ”，读为“纠”，将其解释为中山特有的用字现象，则失之牵强。亦有学者以前人不见甲骨卜辞为由，撰文指《说文》“咎”字的字形分析不确，失之偏颇。[3]
关于“咎”在甲骨卜辞中的释义，徐中舒《甲骨文字典》“咎”字条有“从人从■ ，所会意不明。”而此处的金文资料幸或可以补充说明卜辞中“咎”字的会意。徐中舒认为，“咎”字在卜辞中为“降祸之义”。[4]在先秦文法中，“咎”字根据词性不同，有灾祸、罪过、责备的意义，如：
诸侯必叛，君必有咎。——《左传·昭公八年》
无咎者，善补过也。——《易·系辞》
其作汝用咎。——《书·洪范》疏：“咎是过之别名。”
尔卜尔筮，体无咎言。——《诗·卫风·氓》
国人皆咎公。——《左传·僖公二十二年》[5]
又据《说文解字注》：“《释诂》曰‘咎，病也。’《小雅·伐木》传曰：‘咎，过也。’《北山》笺云‘咎犹罪过也。’《西伯勘黎》郑注‘咎，恶也。’《吕览·侈乐篇》注‘咎，殃也。’《方言》‘咎，谤也。’”可明确“咎”带有的“消极”、“否定”的逻辑内涵。
二、从文义上看，“ ”释为“咎”符合段玉裁注
《说文解字注》“咎”字条目下段玉裁注：“天火曰灾，引申之凡失意自天而至曰灾……‘从人各’会意。‘各者，相违也’说从各之意。”或因时代悬隔，大鼎铭文“干于（於）天下之勿■”一句，文法与后世相去已远，不易直解，但我们依然可以根据上下文来推定此句所依据的文化背景：
首先，检大鼎铭文，“干于（於）天下之勿■ ”一句为铭文第九列，前有“寡人闻之，与其溺于人也，宁溺于渊。”此句“寡人”为王■ 自称，先书“寡人闻之……”在前，是为了引启接下来对燕国内乱、燕王哙失国原因的叙述。而燕国内乱的直接原因便是燕王哙“溺于人（燕相子之）”。《易经》有“或跃在渊，进无咎也。”“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唐人杨万里在《诚斋易传》中解“需卦”时说：“災在外而我逼之，是水不溺人而人狎水者也。狎水死者勿咎水致，寇敗者勿咎，宼自我致之故也。”而铭文中“溺于人”、“溺于渊”的说法，则是由来于“寡人之闻”，那么可以推定此“闻”，便直接或间接与《易》相关。而今本传世文献《易经》及后世传注之书涉及于此的，均作“无咎”、“勿咎”，其说法传承已久，同样未见涉及“纠”的反例。从“干于（於）天下之勿■ ”可见“■ ”本自天降，而燕君子哙免于“■ ”之义，与《说文解字注》“咎”字条的释义相合。
其次，复检大鼎铭文，“干于（於）天下之勿■ ”下文有“犹迷惑于子之而亡其邦，为天下戮，而皇在于少君乎？昔者，吾先考成王，早弃群臣……”此处“少君”为王■ 幼时自称，“皇”（释为“更何况”，有“越发明显”之义）前后意义相承。进而讲王■ 之父成王早逝，当时“童未通智”，容易“溺于人”，意义转承之前，便应是贬损义。那么既然“昔者燕君子哙……犹迷惑于子之。”整句为贬损义，则“犹迷惑于子之”前的话则取行文“欲抑先扬”之法，言燕君子哙“睿恰夫吾，长为人宗，干于（於）天下之勿■ ”，便是褒扬义。行文用典与《易》相关，此处“■ ”的解释也宜在“吉凶”卜筮的角度考虑，即为：“■ ”凶，“勿■ ”吉。与文义的逻辑相符。同样的，如果没有“■ ”相应为“凶”的逻辑意义，大鼎铭文的行文逻辑便不完整。
三、从文法上看，“■”释为“咎”方合行文逻辑
经过以上两点的表述，再详细查考大鼎铭文的写作背景，我们便可以设法籍此推定出大鼎铭文行文的简要逻辑模型。（如表一）
查究铭文的写作背景，大鼎出土以后，学者通过其铭文的初步释读，结合传世文献的相关记载，推定此铭文的写作时间大约是在周赧王五年，公元前310年。中山相国赒乘燕国内乱之机，带兵攻入燕国，收获巨大（“亲帅三军之众，以征不义之邦，奋桴振铎，辟启封疆，方数百里，列城数十，克敌大邦”），而中山王为了嘉奖他（“寡人庸其德，嘉其力……”）而作此铭文。
框架F：┐p → q
实例Ⅰ：
（表一）
大鼎铭文开篇经过框架F“寡人闻之”的表述，引入实例I，在这个实例中，为了突出r的作用，铭文行文进行了燕君子哙与中山王■ 的比对：即有r与无r的区别，用表达式来体现，则是：
r → ┐p∧┐q
由此可见，“r”即“老赒”的作用通过该逻辑架构而愈发得到彰显：解救王■ 于水火。因而才引启了下文关于忠臣赒的功高得赏，以及其唯恐“损社稷之光”而坚辞不受的表述。因此，“干于（於）天下之勿■ ”句“■ ”作为“咎”字而存在，从文法上看，使大鼎铭文行文逻辑趋于完整。
综上所述，在“书不同文”的时代出现的中山王■ 鼎铭文“干于天下之勿■ ”当读为“干于天下之勿咎”，“■ ”字隶定为“■ ”或“■ ”。
参考文献：
[1]罗福颐.中山王墓鼎壶铭文小考[J].故宫博物院院刊，1979（2）：81-85.
[2]张守中.中山王■器文字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1.
[3]徐山.释“咎”[J].邯郸学院学报，2006，16（1）：33-34.
[4]徐中舒.甲骨文字典[M].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88.
[5]赵生群.春秋左传新注[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第1版.
关键词： 中山王■ 鼎 铜器铭文 咎 考释
公元前6世纪末，一支长期活动于我国鲜虞水（今滹沱河）源头山区的北方白狄部落，乘中原各国斗争愈演愈烈之机，东出太行，在今河北省境建立了政权，即为后来实力仅次于战国七雄的“千乘之国”——中山国。我国的传世文献中，记载中山国历史的文献资料，多因年代久远、时局动荡变迁，或毁于兵燹，或焚于秦火，零星剩下的只言片语，主要集中在《史记》、《左传》等典籍里。
有关中山国的出土文物，主要以闻名于世的“中山三器”为代表，其中的“中山王■ 鼎”是1977年在河北省平山县三汲乡一号墓中出土的铁足大铜鼎，为“三器”之中极具代表性的铜铁合铸刻铭鼎。据鼎铭可知，此鼎铸于中山王十四年，铸成以后便留为奉祀宗庙的礼器，用以留示后人。《礼》、《易》文化之于中山国的影响，由此可以窥管。大鼎通高51.1厘米，最大直径65.8厘米，周身刻铭77行，顶盖及鼎腹部刻有铭文469个字。此鼎铭文字数之多，在战国铜器中非常少见，一经出土便受到学界广泛关注。就史料价值而论，大鼎为研究中山国的历史、古代享堂制度、古文字的发展演变以及墓主人的情况，提供了十分珍贵的依据。难能可贵的是，大鼎保存良好，笔划基本清楚，便于考证和研究。“出土后释其铭文者多，易释之字各家略同，不可识之字间有强解者”[1]，其意义均可商。大鼎铭文“干于（於）天下之勿咎”，勿后一字为“■ ”，以往学者隶定为“■ ”，释为“纠”。[2]比较而言，当以读解为“咎”更为确切。其理由如下：
一、从文字上看，“■ ”释为“咎”契合许慎原解
《说文解字·人部》对于“咎”的解释：“咎，灾也。从人各。各者，相违也。”观铭文字形，“■ ”为上下结构，上部是方向完全相反的两个笔画，下部则是正面的“人”形，而非以往隶定的“矢”。这些正与《说文》“从人各。各者，相违也。”的说法若合符契。如该“■ ”字隶定为“■ ”，读为“纠”，将其解释为中山特有的用字现象，则失之牵强。亦有学者以前人不见甲骨卜辞为由，撰文指《说文》“咎”字的字形分析不确，失之偏颇。[3]
关于“咎”在甲骨卜辞中的释义，徐中舒《甲骨文字典》“咎”字条有“从人从■ ，所会意不明。”而此处的金文资料幸或可以补充说明卜辞中“咎”字的会意。徐中舒认为，“咎”字在卜辞中为“降祸之义”。[4]在先秦文法中，“咎”字根据词性不同，有灾祸、罪过、责备的意义，如：
诸侯必叛，君必有咎。——《左传·昭公八年》
无咎者，善补过也。——《易·系辞》
其作汝用咎。——《书·洪范》疏：“咎是过之别名。”
尔卜尔筮，体无咎言。——《诗·卫风·氓》
国人皆咎公。——《左传·僖公二十二年》[5]
又据《说文解字注》：“《释诂》曰‘咎，病也。’《小雅·伐木》传曰：‘咎，过也。’《北山》笺云‘咎犹罪过也。’《西伯勘黎》郑注‘咎，恶也。’《吕览·侈乐篇》注‘咎，殃也。’《方言》‘咎，谤也。’”可明确“咎”带有的“消极”、“否定”的逻辑内涵。
二、从文义上看，“ ”释为“咎”符合段玉裁注
《说文解字注》“咎”字条目下段玉裁注：“天火曰灾，引申之凡失意自天而至曰灾……‘从人各’会意。‘各者，相违也’说从各之意。”或因时代悬隔，大鼎铭文“干于（於）天下之勿■”一句，文法与后世相去已远，不易直解，但我们依然可以根据上下文来推定此句所依据的文化背景：
首先，检大鼎铭文，“干于（於）天下之勿■ ”一句为铭文第九列，前有“寡人闻之，与其溺于人也，宁溺于渊。”此句“寡人”为王■ 自称，先书“寡人闻之……”在前，是为了引启接下来对燕国内乱、燕王哙失国原因的叙述。而燕国内乱的直接原因便是燕王哙“溺于人（燕相子之）”。《易经》有“或跃在渊，进无咎也。”“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唐人杨万里在《诚斋易传》中解“需卦”时说：“災在外而我逼之，是水不溺人而人狎水者也。狎水死者勿咎水致，寇敗者勿咎，宼自我致之故也。”而铭文中“溺于人”、“溺于渊”的说法，则是由来于“寡人之闻”，那么可以推定此“闻”，便直接或间接与《易》相关。而今本传世文献《易经》及后世传注之书涉及于此的，均作“无咎”、“勿咎”，其说法传承已久，同样未见涉及“纠”的反例。从“干于（於）天下之勿■ ”可见“■ ”本自天降，而燕君子哙免于“■ ”之义，与《说文解字注》“咎”字条的释义相合。
其次，复检大鼎铭文，“干于（於）天下之勿■ ”下文有“犹迷惑于子之而亡其邦，为天下戮，而皇在于少君乎？昔者，吾先考成王，早弃群臣……”此处“少君”为王■ 幼时自称，“皇”（释为“更何况”，有“越发明显”之义）前后意义相承。进而讲王■ 之父成王早逝，当时“童未通智”，容易“溺于人”，意义转承之前，便应是贬损义。那么既然“昔者燕君子哙……犹迷惑于子之。”整句为贬损义，则“犹迷惑于子之”前的话则取行文“欲抑先扬”之法，言燕君子哙“睿恰夫吾，长为人宗，干于（於）天下之勿■ ”，便是褒扬义。行文用典与《易》相关，此处“■ ”的解释也宜在“吉凶”卜筮的角度考虑，即为：“■ ”凶，“勿■ ”吉。与文义的逻辑相符。同样的，如果没有“■ ”相应为“凶”的逻辑意义，大鼎铭文的行文逻辑便不完整。
三、从文法上看，“■”释为“咎”方合行文逻辑
经过以上两点的表述，再详细查考大鼎铭文的写作背景，我们便可以设法籍此推定出大鼎铭文行文的简要逻辑模型。（如表一）
查究铭文的写作背景，大鼎出土以后，学者通过其铭文的初步释读，结合传世文献的相关记载，推定此铭文的写作时间大约是在周赧王五年，公元前310年。中山相国赒乘燕国内乱之机，带兵攻入燕国，收获巨大（“亲帅三军之众，以征不义之邦，奋桴振铎，辟启封疆，方数百里，列城数十，克敌大邦”），而中山王为了嘉奖他（“寡人庸其德，嘉其力……”）而作此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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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Ⅰ：
（表一）
大鼎铭文开篇经过框架F“寡人闻之”的表述，引入实例I，在这个实例中，为了突出r的作用，铭文行文进行了燕君子哙与中山王■ 的比对：即有r与无r的区别，用表达式来体现，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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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r”即“老赒”的作用通过该逻辑架构而愈发得到彰显：解救王■ 于水火。因而才引启了下文关于忠臣赒的功高得赏，以及其唯恐“损社稷之光”而坚辞不受的表述。因此，“干于（於）天下之勿■ ”句“■ ”作为“咎”字而存在，从文法上看，使大鼎铭文行文逻辑趋于完整。
综上所述，在“书不同文”的时代出现的中山王■ 鼎铭文“干于天下之勿■ ”当读为“干于天下之勿咎”，“■ ”字隶定为“■ ”或“■ ”。
参考文献：
[1]罗福颐.中山王墓鼎壶铭文小考[J].故宫博物院院刊，1979（2）：81-85.
[2]张守中.中山王■器文字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1.
[3]徐山.释“咎”[J].邯郸学院学报，2006，16（1）：33-34.
[4]徐中舒.甲骨文字典[M].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88.
[5]赵生群.春秋左传新注[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