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兵:低到尘埃里的善与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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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月湖找李兵,赶巧碰上件大事儿——金鹰节开幕,三一大道给封了。约定时间八点已过,一帮人还在城北兜圈子。
  满心歉意拨通李兵的电话,那头,兵哥呵呵直笑,一个劲说:“你们注意安全,车别开太快……”继续赶路,想起约莫10年前暑假,去易俗河探亲,碰上《乡村发现》的采访车,李兵扛着摄像机站在水过膝的鱼塘里。村民在后边喊:“兵哥,莫动,水深”。
  这也算第二次见兵哥,无甚变化。依旧瘦,头发微乱,目光清澈,显示他精力充沛。一直以为,十几年当中,语音语调没变的主持人只有《天气预报》的宋英杰。其实,还有兵哥。“我看到了……完了吧……然后呢……我觉得……真好!”一如当年,他习惯有条理的讲故事,接一段极真挚的个人感怀,动情处,眼微红。
  约访地点在千年时间当代艺术中心,几天后,《非洲的笑容—李兵埃塞俄比亚摄影手记》要在这里开展。其作品,全是李兵2007年到埃塞俄比亚录节目,利用空暇抓拍的当地土著。工具是一台傻瓜相机。“机器已经找不到了,但片子我存着。”直到今年,偶然被老友戴树铮翻出来,接着,把何立伟“惊得一愣”。
  那是一大把非洲的男人脸、女人脸、老人跟孩子的脸,那些脸上的皱纹、汗迹、尘土跟善意的笑容,让人观感强烈,印象深刻。策展人何立伟说:“其中有许多照片,都符合布列松的‘决定性的瞬间’”。而摄影家老戴搂着兵哥的肩膀,认真告诉他:“你这些片子,比好多搞专业的摄影家要强!”兵哥说:“全靠他们俩,让我这个‘业余者’信心倍增。”
  “那说白了,您对摄影‘天真无知’?”他连连点头,“没错,我不晓得世界摄影史,不晓得风格与流派,更不晓得当代摄影的各种新名词、新观念。我只用最方便傻瓜的相机。”总觉得李兵这句话只说了一半。他忘了,从1996年来到湖南卫视,16年,兵哥用简单的话语和镜头,告诉人们他看到的感动,而这感动正是这个疯狂世界所稀缺的。何立伟言,“李兵最强大的力量是质朴。”这个结论显然能够升华——兵哥最强大的力量,源于扎根底层十余年,练就独特新闻视角。这个视角,直到今天都独一无二。
  采访结束,与兵哥一同走出千年时间,月湖另一头,“金鹰正在飞”。他嘴里念叨着“也不知道还有没有在封路……”
  这一瞬感觉太奇妙了!身边这位老哥就是“金鹰元老”,“范长江新闻奖”得主。几年前,他就在湖的对岸,聚光灯的中心。如今,他渡到对岸,为了自己的第一次摄影展,与人促膝而谈。讲的都是故事,“忽近忽远”的故事。
  “取景”——仰视乡土
  《非洲的笑容》,影展就如其名,入眼全是笑。田间小女孩回眸一笑,卡车司机开怀的笑……整理这组照片时,李兵也有困扰。埃塞俄比亚那样一个战火纷飞,贫瘠不堪的国度,“我随意拍照,为何记录的全是笑脸?”与李兵的长谈,大部分时间都围绕这个问题进行讨论。我们谈到阿尔弗雷德,提到兰金,分析独特取景视角形成原因。
  兵哥开始讲故事,从《乡村发现》开始,他的取景风格慢慢成型。
  故事:“窝头粘上舌头的一刻,眼泪哗哗的止不住”
  1997年,前往甘肃南部拍摄,主题是“缺水的农村”。
  大清早,扛着摄影机翻山头,找到一家农户的时候太阳刚起。这户人家仨孩子,起床,正赶着去学校。母亲从水窖里很小心的舀了半勺水,扬起脖子咕噜灌嘴里,然后“噗”的一声,把水喷到仨孩子脸上。小孩用手掌猛搓脸。他们告诉我,脸不干净老师要打手心。
  跟着孩子去学校,拍摄山里学校的镜头。上课的时候还有黄沙从没有玻璃的窗口吹进你眼里。学校里只有一口水窖,老师喝的都不够。孩子们的书包里除了课本,都带着水壶。半瓶泛黄的“汤”其他时候基本上不敢动,只在吃午饭的时候喝,为了把窝头咽下去……
  有个女生掰下半块窝头硬要塞我手里。窝头粘上舌头的一刻,眼泪就哗哗直流。小女孩很认真的跑来安慰我,“晚上妈妈蒸馍,你不用吃窝头了。”
  故事:“乡亲是真把我们当亲人”
  1999年正月初六,我在编辑机房里熬了三天,没怎么合眼。女编导余淑君去接一个找她的电话,几分钟后,传来一阵撕心裂肺的哭声,余淑君悲痛欲绝,瘫倒在地。我们节目组出事了。
  采访车像人们看到的恐怖电影一样越翻越快,摔向90米深的谷底。四人三死一伤,其中两个是20出头的年轻人,那孩子两天前还在跟我说想回家看看。
  我赶到出事的山谷,半夜,救援在继续。老远都有村民扛着提着扁担和梯子往山下树林里钻,我跟着他们进山谷。因为天黑,他们看不清我的脸。一个80多的老太太在喊“快去救兵哥,你们快去救救兵哥。”有人告诉她,兵哥不在车上。“你们要把我们自己的记者救出来,救活他们,救不活我不走。”
  后来县里有领导告诉我,山谷附近的那几个寨子都很穷,路况不好,翻车其实常有。寨民们甚至养成了趁乱“搬车”的习惯。我就冲他吼,怎么可能!唯一一个活着的同事也是被他们抬出来的!领导也红了眼睛,“你们是自家人……”
  已习惯仰拍弱势
  或许是看到了太多苦难背后的坚强,或许是因为经历了那一次生死别离,“我心目中的底层劳动者形象无比高大,我们到底哪方便比他们强了?受教育程度高?农村的孩子更勤奋只是缺机会。素质?越是远离城市,越有真善美……”李兵印象很深的一期节目,汨罗弼时镇村民刘昊在自家院子里造了架直升机!“村民冲我嚷嚷,‘兵哥!你能吗?咱老刘都在天上遛了……’很多时候,我打心底佩服他们,过的自在,活的比我明白。农民工上《时代》封面大家当个新鲜,可人老外是真敬佩这些汉子”。
  “《新闻学基本原理》上说,新闻采写,平视采访对象是要素,这个我记得,但我不这么做”。湖南唯一的“范长江”、“金话筒”双料得主,抛出一个违背尝试的采编角度,李兵居然一直以仰视“发现乡村”。
  构建自己的世界是个过程,你有什么样的心态,有什么样的视角,世界就会还你一副怎样的画面。无疑,从中国的农村到中非的土地,兵哥一直谦卑的弓着腰。
  “对焦”——底层幸福
  首先要分清个概念,在中国,“底层生态”与“底层幸福”是两码事。   “底层生态”是当下中国新闻界的大议题,“三农”、“民工”、“留守儿童”……头版头条从不落下。可是,就拿笔法锋利著称的“南方系”来说,抨击社会,代底层发声已经成习惯。“底层兄弟爱看那些东西吗?我觉得未必,相反,城市精英阶层乐于阅读这样的内容,物伤其类,很容易借此发泄。”
  罗伯特?卡帕说:拍得不够好,是因为你还不够近。李兵近20年的新闻生涯,就追寻了一个问题,底层到底爱看什么?
  “记录他们的幸福,为他们传达希望。切忌先入为主,认为底层只有苦难。收成不好?人家庭和睦。身体缺陷?人精神富足……”中国电视史的里程碑《乡村发现》,就是“底层幸福”的胜利,《非洲笑容》同样的底层幸福的延伸。
  兵哥依然讲故事,都是心底的影像记录。这让他镜头里的暗喻变得清晰。
  故事:“不卑贱的乞,不做作的善”
  2007,从香港转机飞往埃塞俄比亚,拍摄中国工人在他乡的纪录片。背包里都装着些什么?洗手液,药品最多。因为去之前,台里一去过非洲旅游的朋友警告我,中非满是疾病,战乱和抢劫。
  就像很多人谈起乡村,就满口“落后”、“破败”。对于埃塞俄比亚,我也不应该相信别人的判断。
  飞到亚的斯亚贝巴的第一天,就让我撞见了趣事。酒店门口有6对新人举行集体婚礼,和我们的婚礼没什么区别。有乐队演奏,有摄影机跟拍,甚至有一对司仪在舞台上讲相声!亲朋好友在其中插科打诨,好不热闹。
  在门口站了一会,一群手舞足蹈的小孩朝我飞奔过来。他们冲着我的相机镜头一字排开,咿呀唱起歌,并配合蹩脚的舞步,舞蹈没有经过排练,但节奏律动都很不错,每个孩子都在笑,最真挚的那种笑容,感染力惊人,几位欧洲来的游客很快加入了孩子们的狂欢。
  一曲终了,孩子们笑嘻嘻的向你摊开手掌。“Spare some change? God bless!”其实这是他们的乞讨方式。所有人都大方给了零钱,没有反感。因为他们没有不劳而获,他们为我们表演了,他们付出了劳动与快乐,我们应该支付我们可以支付的,他们可以得到他们应该得到的。理解与释怀往往需要一种境界,这种境界来自于不做作的善,不卑贱的乞。
  故事:“一侧残垣断臂,一侧笑容依旧”
  有张照片拍摄于亚的斯亚贝巴通往市郊的简易公路上,我把相机伸出车窗外随意拍风景。一辆卡车从我们身旁飞驰而过。然后眼瞅它慢慢减速了,直到与我们匀速行驶。司机是个黑人小伙子,摇下车大喊“Hello!”然后一直侧着脑袋冲我笑,直到在岔路口与我们分开,不忘大喊“Bye!”
  有一张张拍摄地埃塞俄比亚与索马里交接的农村,四处可见被烧毁的残垣断壁,是那种荒凉到与饥饿相随的地方。清晨,一个小女孩背着书包大步流星向前走,我跟着她想拍一组背影,但很快被她发现。女孩真的很可爱,她转过身子开始倒着走,摇晃着脑袋冲我笑,还俏皮的唱起当地民歌。
  还有脸上汗渍斑斑的父亲,从工地上劳作整天,傍晚才回到家。妻子递给他一张“英吉拉”饼(当地人主食)他就和孩子并排蹲在门口啃起来。没有菜,甚至没有作料。孩子把咽不下的饼递给父亲,父亲囫囵塞进肚子里,我给他们拍照时,父亲一边笑,一边打着响亮的饱嗝。
  期望他们幸福,看到的就是幸福的他们
  摄影的视角,来源于你与这个世界交流的心态。而生产的画面能传递给他人什么?这取决于作者对焦点选择。就像杜甫笔下的酒——“潦倒新停浊酒杯”,而到了李白手里就成了“玉碗盛来琥珀光”了。
  “有人镜头里的埃塞俄比亚还没有走出战争、经济崩溃,贫穷、饥饿。而我全是用本能捕捉的瞬间,恰巧我心底渴望这些人生活能够更好,他们回馈给我的就是最快乐的一面。”何种拍摄对焦点,这本没有孰高孰低,只是庆幸,大众对非洲先入为主的印象,丝毫没有打扰兵哥的“发现”。
  李兵也承认,人生有太多的不公平,有些苦痛与生俱来,不能选择,但公平的是每个人都可以选择快乐。李兵选择快乐地去发掘他人的快乐,“底层幸福”正是这样被“发现”。
  “冲洗”——遵循信仰
  咯吱的门板拆卸声,哔剥的柴禾生灶声,汪汪的狗子晨吠声,还有东邻西舍家的咳嗽、呼噜、骂架声……
  兵哥讲故事,平面影像会因为他发自肺腑的笑而变得立体,他看起来和埃塞俄比亚小伙一样快乐。
  常人的思维定势里,这样的“快乐”是个悖论。埃塞俄比亚人民,生活有那么多不可抗的无奈,何来快乐?“是信仰的力量!埃塞俄比亚的人民全是教徒,有大半东正教,和小部分伊斯兰教信徒。”李兵举了个例子,埃塞俄比亚的牧民很有钱,但他们把大部分收入捐给清真寺,家庭只要保证温饱。“信仰非但没有架空生活,反而充实了精神,使人积极。”
  问兵哥“你为什么像埃塞俄比亚人一样,那么爱笑?”
  李兵:“因为我不信钱,不信资源,不信利益构架的一切,我也不信教。我只相信新闻的力量,相信‘真善美’。不管你信不信,我反正是信了!”
  “都别把弱势群体当工具”
  “不久前,魏文彬对我说‘李兵,你写份报告,我去找张华立谈’,我想还是算了,《乡村发现 》这一页可以揭过去吧。”从2004年开始停播的《乡村发现》曾在2010年有过短暂复播,之后再次陷入停摆。
  “我曾经觉得《乡村发现》非有不可!”一方面,娱乐立台之后,太多的农民兄弟给兵哥写信,打电话,希望他能再下乡。另一方面,李兵觉得周遭的传播环境“太疯狂”“不健康”。
  “相信你常看到这样的镜头,记者找到了一个底层青年,大费笔墨让他形象高大起来,然后带着他走穴捞钱。更有甚者,那就号召捐款!”李兵有些激动的拍桌子,“某些企业家,举着牌匾敲着锣鼓下乡‘送温暖’,不就是想借着镜头做‘搭车营销’?那些捐款真的落到实处了吗?还是落到了别人的口袋里!当新闻都出现了‘假丑恶’,弱势群体难道成了工具?”
  一连串的反问,是这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对周遭传媒环境的拷问。他并没有上纲上线的谈传播体制和媒体乱象。他依然拿自己的经历说故事,“2000年,河北的桃农给我打电话,说他桃子培植的特别棒,但就是没销路,桃农太穷,都去城里打工,大好的山都荒了。我隔天就赶过去‘吃桃子’。是真不错,个大也甜,价还低。那期节目一播出,很多人经销商给我打电话,要桃农的联系方式。” 李兵爱吃桃,如今却很少买,“这十多年,湖北的桃农送货到长沙,从没忘记给我捎一些。”
  用李兵的话说,当新闻人不以利益考虑素材,“钱中毒”也不那么深,新闻信仰会重回。“如今,我为什么舍得把《乡村发现》这一页揭过去?因为湖南卫视在改版,开始在收视与社会责任之间找平衡。”
  和李兵在月湖散步,有个朋友指着对岸问,“兵哥,最佳主持你选谁呀?”
  “老白咯,白岩松。他这样的新闻主持人越来越少,专业过硬,思想不从大流,也有担当。可他也做起幕后了。小崔很不错,可他现在好像在做娱乐?这不是他最擅长的吧……”
  新中国主持人的第3个十年,很多东西物是人非。“愤怒”的老白趋于“温和”,“实话实说”的小崔开始“演戏”了,曾经的“金鹰一哥”成了人文摄影师……把握“真善美”其实不难,激流勇退守住自己的“三分地”就成了,“新闻信仰”却是个难于登天的“神话”。好主持,大浪淘沙,还能剩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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