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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常见于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洪昇选择了戏曲这一较为通俗的文学体裁，在创作的过程中雅化了曲辞，并表露出文人士大夫的价值观与思想情感，使得原本面向普通民众以娱乐功能为主的戏剧，具有了文人化的特征。
一、对李杨感情的理想化
（一）相关作品中的杨妃形象
白居易在《长恨歌》中，把原本已是寿王妃的杨玉环写成了“养在深闺人未识”的纯真少女，用“天生丽质难自弃”描写其美貌，也用“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写她受宠之深。诗结尾写出了杨玉环带有凄凉的美丽“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这里着重于杨妃容貌与神情，以及受宠的描绘，虽惹人怜爱，但人物形象的勾画流连于外在，看不出所谓个性。杨妃只是一个美丽动人，却又无可奈何、香消玉殒的佳人。
陈鸿《长恨歌传》、乐史《杨太真外传》、白朴《梧桐雨》、王伯成《天宝遗事诸宫调》、吴世美《惊鸿记》同样是描写李杨爱情的重要作品。其中杨贵妃的形象被注入了一些色情与淫秽的描写，被斥为“红颜祸水”，故事带有艳情的色彩。陈鸿明确将杨贵妃视为应加以严惩的“尤物”。宋樂史《杨太真外传》中也认为杨贵妃是安史之乱、招致国家衰落的祸水，并加入其污秽之事，暗示她与安禄山之间的私情。《天宝遗事诸宫调》与《惊鸿记》也均有所涉秽。前者写出了杨贵妃、唐玄宗与安禄山的三角关系，描述了安禄山“戏杨妃”“梦杨妃”等情节，杨贵妃被视为倾国妖种与乱阶尤物的淫荡之妇。后者在“寿邸恩情”一出写出杨贵妃原为寿王妃，渲染了寿王夫妻的生活是何等恩爱与美满。这些作品中的杨玉环，于公是祸国的女色，于私是与传统妇德背道而驰的女性。
白朴的《梧桐雨》，则塑造出了杨贵妃复杂的个性特点。她尽管得到了皇帝无尽的宠幸，但精神上的空虚、烦恼却难以排遣。因而有情于“能奉承人意”，可以解闷的安禄山，也成了杨玉环二心的证明。可能面临失宠这种险恶的处境使得杨妃富于为自己考虑和作打算的心机。她在长生殿乞巧被李隆基撞见，不失时机地抓住了七夕这个极具诗意与浪漫的时刻，套取了皇帝的诺言。白朴在这里虽然写出了杨玉环的人物个性，没有停留于白居易对于外在容貌神情的刻画，也没有一味渲染她与安禄山的私情来满足观者的猎奇心理，但是杨玉怀在此仍不算是正面的形象，人格特质并不饱满，更谈不上人格价值可言，且白朴仍继承了前人“红颜祸水”的看法，将杨贵妃归结为安禄山起兵长安的原因之一。
（二）《长生殿》对于杨妃形象的升化
洪昇在《长生殿》中直接删去了杨贵妃与安禄山的私情，并对前人笔下的祸国妖孽杨妃形象加以净化。他将原本传自西域，由李隆基加工的《霓裳羽衣曲》改为由杨贵妃谱写，表现了杨玉环卓绝的艺术才华。在杨玉环与梅妃、虢国夫人争宠的问题上，洪昇所表现的杨贵妃只是一个有着正当感情要求的痴情女子。洪昇把杨玉环的“妒”与“情”“情深”“情痴”等联系在一起，表现出她对于平等、专一、纯粹的爱情的追求。
洪昇也升华了杨贵妃的人格，赋予她深明大义的品质与自我牺牲的精神。在马嵬事变中她自请赐死，表示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并承认反省自己罪孽深重。不同于《梧桐雨》中的被动承受，她在此以积极的态度与直面死亡的勇气来挽救这场危机。洪昇美化、提升了这位女性的人格境界，她不仅要求皇帝感情专一，争取平等爱情地位，在紧要关头也选择了舍生取义。杨贵妃以才貌双全、痴心爱情、知错能改、善解人意的形象取代了前人描述中的妖孽祸水。
洪昇自己也说“情之所钟，在帝王家罕有”，洪昇的《长生殿》为人们展示的，不见得是真实生活中的帝王与嫔妃之爱，而是经过文人美化与艺术加工的爱情。洪昇借唐明皇、杨贵妃的故事，在作品的美化加工中，他自觉或不自觉地融入自己生活的影子，来寄托自己对于爱情的一种理想化解读。
二、兴亡之感的抒发
洪昇重新演绎唐明皇、杨贵妃的故事，对白居易《长恨歌》与白朴《梧桐雨》的内容和意蕴有所继承，却也有所改变。他在《长生殿自序》中表明：“余读白乐天《长恨歌》及元人《秋雨梧桐》杂剧，辄作数日恶。”“恶”在此意为很伤感，情绪极差。洪昇在此表明，他为前人的两部作品感动，却又不满写得过于伤感。于是在后文说明，他作《长生殿》，写唐明皇、杨贵妃之间的爱情，也立意展现“乐极哀来”的道理，并“垂戒来世”。而对于许多市井百姓而言，看戏是为了找乐子，是出于娱乐心态的一种参与，对于文人创作中的兴亡感叹、诗家情怀谈不上多少兴趣。他们更喜欢热闹活泼、娱乐性强的人物和故事。
在《长生殿》的结构安排上，美好感情的发展伴随着政治的阴云。《复召》后一出为《疑谶》，郭子仪在酒楼识诗谶，预示日后安禄山会祸乱天下;《制谱》之后是《权哄》，安禄山的野心膨胀;《舞盘》之后是《合围》，安禄山已操练好了叛乱的兵马。情缘之美被渲染到极致之时，也是其毁灭之时，震人心魄的悲剧感至此被强力推出。
《弹词》中，洪昇借李龟年弹唱李杨感情而卖唱糊口的情节，渲染出了兴亡之感。“只待把繁弦传幽恨，翻别调写愁烦，满满地把天宝当年遗事弹”，在强烈的今昔对比中，带有凄凉之意的历史兴亡、家国情怀得以流露，这显然超出了一般民众看戏时所追求的趣味性，而带有中国古代文学中，历来为文人士大夫感怀的遗民之泪与黍离之悲。
三、为皇帝极力开脱的价值观
洪昇一方面写杨贵妃与李隆基“占了情场，弛了朝纲”的事实，但又试图为他们辩护，替他们开脱，将安史之乱的直接原因归结于杨国忠的弄权。渔阳起兵反叛时安禄山声称：“只因唐天子待我不薄，思量等他身后方才起兵，叵耐杨国忠那厮，屡次说我反形大著，请皇上急加诛戮，因此假敕书，说奉密旨，召俺领兵入朝，诛戮杨国忠。”洪昇在《长生殿》中安排安禄山的反叛其实是由杨国忠引发的，没有杨国忠，这场叛乱就不会发生。将安史之乱与马嵬兵变的罪责归于杨国忠，显然，洪升是借此来为唐明皇减罪与开罪。而唐明皇自己也开脱道：“国忠构衅，禄山谋反，寡人哪里知道？”意为杨国忠弄权与安禄山反叛，是唐明皇遭到了大臣的欺瞒，唐明皇如果知道，一定会制止，可见他并不昏庸。而李隆基所悔恨的，也并非“占了情场，弛了朝纲”，而是悔恨马嵬兵变中，没能用他至高无上的君权去保住杨妃的性命，“只悔仓皇负了卿”，而作者也没有把将杨玉环视为安史之乱的祸水。
在《私祭》一出，贵妃显然不属于误国的后妃。作者为她开脱，把她的自缢说成是无罪的大义，反过来就要否定陈元礼对于杨玉环的逼迫。在《埋玉》中，杨玉环对于陈元礼怒斥：“陈元礼！你兵威不向逆寇加，逼奴自杀！”洪昇的朋友汪熷在《长生殿序》中称洪昇为“唐帝功臣”“玉妃说客”。
洪昇《长生殿》虽然也批评了杨贵妃、唐明皇两人的历史罪过，但在最后的结尾还是给了他们一张爱的免罪符，因其之间的真情超越了礼教。也有了《重圆》的大团圆结局。这与高明在《琵琶记》中，从士大夫的观点出发改变结尾异曲同工。高明是为了替蔡伯喈辩解，洗刷他的罪过，将他的行为一概解释为封建礼教下的不得已，在结尾安排了他与糟糠之妻的再结合，来宣扬全忠全孝。这里体现出了士大夫阶层的价值观，作者们将他们自身的立场带入到创作中去。因此，对于《长生殿》文人化特征的关注，不能仅停留在文本中对于人物形象的构想上，士大夫趣味与价值观的介入同样值得关注。
一、对李杨感情的理想化
（一）相关作品中的杨妃形象
白居易在《长恨歌》中，把原本已是寿王妃的杨玉环写成了“养在深闺人未识”的纯真少女，用“天生丽质难自弃”描写其美貌，也用“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写她受宠之深。诗结尾写出了杨玉环带有凄凉的美丽“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这里着重于杨妃容貌与神情，以及受宠的描绘，虽惹人怜爱，但人物形象的勾画流连于外在，看不出所谓个性。杨妃只是一个美丽动人，却又无可奈何、香消玉殒的佳人。
陈鸿《长恨歌传》、乐史《杨太真外传》、白朴《梧桐雨》、王伯成《天宝遗事诸宫调》、吴世美《惊鸿记》同样是描写李杨爱情的重要作品。其中杨贵妃的形象被注入了一些色情与淫秽的描写，被斥为“红颜祸水”，故事带有艳情的色彩。陈鸿明确将杨贵妃视为应加以严惩的“尤物”。宋樂史《杨太真外传》中也认为杨贵妃是安史之乱、招致国家衰落的祸水，并加入其污秽之事，暗示她与安禄山之间的私情。《天宝遗事诸宫调》与《惊鸿记》也均有所涉秽。前者写出了杨贵妃、唐玄宗与安禄山的三角关系，描述了安禄山“戏杨妃”“梦杨妃”等情节，杨贵妃被视为倾国妖种与乱阶尤物的淫荡之妇。后者在“寿邸恩情”一出写出杨贵妃原为寿王妃，渲染了寿王夫妻的生活是何等恩爱与美满。这些作品中的杨玉环，于公是祸国的女色，于私是与传统妇德背道而驰的女性。
白朴的《梧桐雨》，则塑造出了杨贵妃复杂的个性特点。她尽管得到了皇帝无尽的宠幸，但精神上的空虚、烦恼却难以排遣。因而有情于“能奉承人意”，可以解闷的安禄山，也成了杨玉环二心的证明。可能面临失宠这种险恶的处境使得杨妃富于为自己考虑和作打算的心机。她在长生殿乞巧被李隆基撞见，不失时机地抓住了七夕这个极具诗意与浪漫的时刻，套取了皇帝的诺言。白朴在这里虽然写出了杨玉环的人物个性，没有停留于白居易对于外在容貌神情的刻画，也没有一味渲染她与安禄山的私情来满足观者的猎奇心理，但是杨玉怀在此仍不算是正面的形象，人格特质并不饱满，更谈不上人格价值可言，且白朴仍继承了前人“红颜祸水”的看法，将杨贵妃归结为安禄山起兵长安的原因之一。
（二）《长生殿》对于杨妃形象的升化
洪昇在《长生殿》中直接删去了杨贵妃与安禄山的私情，并对前人笔下的祸国妖孽杨妃形象加以净化。他将原本传自西域，由李隆基加工的《霓裳羽衣曲》改为由杨贵妃谱写，表现了杨玉环卓绝的艺术才华。在杨玉环与梅妃、虢国夫人争宠的问题上，洪昇所表现的杨贵妃只是一个有着正当感情要求的痴情女子。洪昇把杨玉环的“妒”与“情”“情深”“情痴”等联系在一起，表现出她对于平等、专一、纯粹的爱情的追求。
洪昇也升华了杨贵妃的人格，赋予她深明大义的品质与自我牺牲的精神。在马嵬事变中她自请赐死，表示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并承认反省自己罪孽深重。不同于《梧桐雨》中的被动承受，她在此以积极的态度与直面死亡的勇气来挽救这场危机。洪昇美化、提升了这位女性的人格境界，她不仅要求皇帝感情专一，争取平等爱情地位，在紧要关头也选择了舍生取义。杨贵妃以才貌双全、痴心爱情、知错能改、善解人意的形象取代了前人描述中的妖孽祸水。
洪昇自己也说“情之所钟，在帝王家罕有”，洪昇的《长生殿》为人们展示的，不见得是真实生活中的帝王与嫔妃之爱，而是经过文人美化与艺术加工的爱情。洪昇借唐明皇、杨贵妃的故事，在作品的美化加工中，他自觉或不自觉地融入自己生活的影子，来寄托自己对于爱情的一种理想化解读。
二、兴亡之感的抒发
洪昇重新演绎唐明皇、杨贵妃的故事，对白居易《长恨歌》与白朴《梧桐雨》的内容和意蕴有所继承，却也有所改变。他在《长生殿自序》中表明：“余读白乐天《长恨歌》及元人《秋雨梧桐》杂剧，辄作数日恶。”“恶”在此意为很伤感，情绪极差。洪昇在此表明，他为前人的两部作品感动，却又不满写得过于伤感。于是在后文说明，他作《长生殿》，写唐明皇、杨贵妃之间的爱情，也立意展现“乐极哀来”的道理，并“垂戒来世”。而对于许多市井百姓而言，看戏是为了找乐子，是出于娱乐心态的一种参与，对于文人创作中的兴亡感叹、诗家情怀谈不上多少兴趣。他们更喜欢热闹活泼、娱乐性强的人物和故事。
在《长生殿》的结构安排上，美好感情的发展伴随着政治的阴云。《复召》后一出为《疑谶》，郭子仪在酒楼识诗谶，预示日后安禄山会祸乱天下;《制谱》之后是《权哄》，安禄山的野心膨胀;《舞盘》之后是《合围》，安禄山已操练好了叛乱的兵马。情缘之美被渲染到极致之时，也是其毁灭之时，震人心魄的悲剧感至此被强力推出。
《弹词》中，洪昇借李龟年弹唱李杨感情而卖唱糊口的情节，渲染出了兴亡之感。“只待把繁弦传幽恨，翻别调写愁烦，满满地把天宝当年遗事弹”，在强烈的今昔对比中，带有凄凉之意的历史兴亡、家国情怀得以流露，这显然超出了一般民众看戏时所追求的趣味性，而带有中国古代文学中，历来为文人士大夫感怀的遗民之泪与黍离之悲。
三、为皇帝极力开脱的价值观
洪昇一方面写杨贵妃与李隆基“占了情场，弛了朝纲”的事实，但又试图为他们辩护，替他们开脱，将安史之乱的直接原因归结于杨国忠的弄权。渔阳起兵反叛时安禄山声称：“只因唐天子待我不薄，思量等他身后方才起兵，叵耐杨国忠那厮，屡次说我反形大著，请皇上急加诛戮，因此假敕书，说奉密旨，召俺领兵入朝，诛戮杨国忠。”洪昇在《长生殿》中安排安禄山的反叛其实是由杨国忠引发的，没有杨国忠，这场叛乱就不会发生。将安史之乱与马嵬兵变的罪责归于杨国忠，显然，洪升是借此来为唐明皇减罪与开罪。而唐明皇自己也开脱道：“国忠构衅，禄山谋反，寡人哪里知道？”意为杨国忠弄权与安禄山反叛，是唐明皇遭到了大臣的欺瞒，唐明皇如果知道，一定会制止，可见他并不昏庸。而李隆基所悔恨的，也并非“占了情场，弛了朝纲”，而是悔恨马嵬兵变中，没能用他至高无上的君权去保住杨妃的性命，“只悔仓皇负了卿”，而作者也没有把将杨玉环视为安史之乱的祸水。
在《私祭》一出，贵妃显然不属于误国的后妃。作者为她开脱，把她的自缢说成是无罪的大义，反过来就要否定陈元礼对于杨玉环的逼迫。在《埋玉》中，杨玉环对于陈元礼怒斥：“陈元礼！你兵威不向逆寇加，逼奴自杀！”洪昇的朋友汪熷在《长生殿序》中称洪昇为“唐帝功臣”“玉妃说客”。
洪昇《长生殿》虽然也批评了杨贵妃、唐明皇两人的历史罪过，但在最后的结尾还是给了他们一张爱的免罪符，因其之间的真情超越了礼教。也有了《重圆》的大团圆结局。这与高明在《琵琶记》中，从士大夫的观点出发改变结尾异曲同工。高明是为了替蔡伯喈辩解，洗刷他的罪过，将他的行为一概解释为封建礼教下的不得已，在结尾安排了他与糟糠之妻的再结合，来宣扬全忠全孝。这里体现出了士大夫阶层的价值观，作者们将他们自身的立场带入到创作中去。因此，对于《长生殿》文人化特征的关注，不能仅停留在文本中对于人物形象的构想上，士大夫趣味与价值观的介入同样值得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