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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世上的妈妈都有一颗充满母爱的心，但在我的心里，我的妈妈还是有所不寻常——不寻常的经历、不寻常的“决策”、不寻常的观念，特别是她那颗只有我能理解的心。
世上只有妈妈好
在妈妈过世后最悲伤的日子里，那首《世上只有妈妈好》的主题歌反复地在我脑海中回荡：“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像块宝。投进妈妈的怀抱，幸福享不了……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幸福哪里找？”每当闲下来，满脑子都是妈妈，特别是见到亲人，提到有关妈妈的事，总是说不出话来，只想流泪；只要看到妈妈用过的东西，想到妈妈说过的话……妈妈的音容笑貌、形影动作就立刻浮现出来。
一方面，她是“世上最称职的母亲”，她的全部心思、精力和希望，都倾注和寄托在我们姐弟特别是我的身上。为了儿女们的生存和成长，妈妈从未犹豫、从未打盹、从未惜力、从未退缩，以致舍生忘死；另一方面，她是儿女们始终如一的良师和全家大事不糊涂的“掌门人”。她有太多不寻常的经历、不寻常的“决策”、不寻常的思想观念使我难以忘怀。所以，我始终认为，虽然世上的妈妈都有一颗充满母爱的心，但我的妈妈不寻常，她有一颗只有我能够深切理解的心。
妈妈是位典型的吃苦耐劳持家，真心爱孩子、惜子弟的陕北农村女性。她21岁时生了第一个孩子，是个女儿，可没几天就夭折了。妈妈心疼不已，整天在哭。过了20天，我堂婶生了一个女孩，因儿子刚1岁多有意过继给别人。妈妈得知后就求奶奶给抱了回来。这就是我现在的姐姐。过了两年多生了我二姐。三年后我的出生，带给妈妈的喜悦是可想而知的。
农忙了，妈妈饿着肚子，忍受着孩子因饥饿哭叫声的折磨，还得去干男劳力干的农活。那时，爷爷奶奶的日子也不好过，艰难岁月使得奶奶时不时地发脾气。向谁发呢？对两个叔叔她不忍发，向爷爷要发点，但出气筒主要是妈妈及我们一家。因为我们一家吃饭的人多，干活的人少。常常是妈妈还不知为什么，奶奶就连骂带数落，从这间窑洞数落到那间窑洞，有时要数落上一两个时辰。那时的儿媳对公婆的数落是不能问原因，更不敢还口的。父亲给保长喂马常不在家，妈妈一肚子苦衷无处诉说，就渐渐地感到“撑”不下去了。年仅27岁的妈妈满嘴牙掉了一大半，头上生了疮……她陷入了绝望。我们那儿随处都有山崖深沟，一天早上妈妈决意要去跳崖自尽了。
妈妈不忍就这样与我诀别，就在从家门走出想回头再看我最后一眼时，发现躺在炕上的我也正在扭着头睁大眼睛望着她。正是我这稚气的“一望”深深打动了妈妈的心——看到儿子黑豆豆的眼睛满怀期待地望着她。正是由于这一刹那的母子“目光对视”，使妈妈彻底摆脱了绝望，看到了希望。她关门回到炕上将我紧紧抱在怀里，眼睛里不停地流泪，嘴里在自言自语：我有儿子，有这桶一般粗的根，为什么要跳崖寻死呢？！
从此，妈妈坚定了一定要活下来，一定要活好的决心和信心，妈妈也从此开始逐渐摆脱在公婆面前“逆来顺受”习俗的束缚。有时她看到我和姐姐饿得不行就找奶奶要点吃的；有时因我们的衣服需要缝补就提出不下地干活了。当时尽管奶奶也困难，也不情愿，但多数情况下也不得不满足些小要求。可时间长了，奶奶觉得“不好办”了，就决定分家。
半边天亦是顶梁柱
童年时，妈妈凡有悲伤就把我紧紧抱在怀里；看到妈妈流泪，我就把头倚靠在妈妈身上；妈妈走到哪里我跟到哪里，常向妈妈问这问那，妈妈常为我“惹事”而向人家说好话。
从我记事时常听妈妈说两句话：养儿要用千张纸，养女要费千条线。意思是说，做父母的，要培养儿子多读书，而女儿则要练就一手精巧针线活才算抚养成人。对女性的这一封建观念，我家祖辈、父辈均认同，而对让儿子读书这一点则有不同说法。
可我们家太穷了，又四处流浪。舅舅家的两个孩子都已经上学了，我就不断地向父母表达想读书的愿望。从此，我先后上过三个小学、两个中学，直到1970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其间，我家的基本状况是：父亲一直有病在身，不仅不能以整劳力记工分，还常需花钱治病；我如果在家就是一个整劳力，而上学不仅不能劳动挣工分，还需要花钱。对此，作为长子的我内心一直很矛盾。如果不是“里里外外挑大梁”的妈妈倾心支持，我不要说读大学，连中学甚至小学也不一定能读完。在我读书十几年中遇到的所有艰难曲折的坎，之所以能扛过来，无论物质上、精神上，妈妈都是“顶梁柱”。
“农民政治家”的教育观
妈妈的很多地方口头语一直铭记在我脑海中，如我从记事起就听妈妈常说：“鞋新鞋旧利落点儿，穷来富个质骨点儿”，意思是鞋不论新旧都不能走样，人不论穷富都不能没有骨气。妈妈说我从小就“多嘴”，特别爱向妈妈问“是什么”和“为什么”。尽管我问得很幼稚，而且由于不能全听明白而反复地问，妈妈却没有一点“不耐烦”，有时哈哈大笑也充满爱意。她常常是一边抚摸着我的头一边比山说水地反复给我讲：比方你脚上穿的鞋，从新鞋穿成旧鞋，它的基本模样始终是一个：底是底，帮是帮。这才能穿在脚上走路。如果鞋破了，不管是底还是帮，都得钉补，不论底掉了、帮倒了。就穿不在脚上了，也就不成鞋了。妈妈说，咱现在穷，吃糠，吃野菜，穿得爛，挨饿受冻，但咱在家里，老有老样，小有小样；在家外，地分高低，人分老幼。咱无论走到哪里，无论对谁，分里外，知好歹；咱无理的不做，反胃（受欺负）的不吃……这样，咱就甚时候也是个有模有样的人，而不像某某那样的人，人前一套，人后一套。遇到不顺或有权势的人就点头哈腰当孙子，自己的脸面早就丢在一边了；而一旦得点势，就连爹娘老子也认不得了，见了平常人眼睛总是朝着天看。这种人说话做事，想的都是他自个儿，特别到了“事头”上，不是乱咬就是乱吹，不是拿就是讹，没准头，没良心……时间长了，谁还能把他当人看？这种人有金钱咱不爱，有权势咱也不向他低头，他自己就不把自己当人看，咱抬起一只脚也比他孙子们头高三分。
妈妈不识字，但记忆力很好，而且常能把人们的一些说法和社会现象联系起来思考，形成自己的看法和说法。我任副省部级干部时间比较长了，不免会有人说些“应找找人，活动活动”的话。有时我在场有时我不在场，而妈妈却总是说：官不在大小在做事，在做“扬名留后世的事”。我们陕北农村流传很多民间谚语和故事，妈妈常讲给我们听。这些故事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鞭挞那些欺上瞒下，一心为自己捞好处的昏吏贪官，颂扬那些敢为民做主、能为百姓做好事的清官。
所以，在妈妈看来，不管职务高低，能为民做主、为民办好事才是好官，老想着当“大官”就很难能把心思全用在为民做事上。这些话从我当小“官”开始妈妈就说过。对这些观点我都很赞成，也从未有过“找人”“活动”的事，但同事们却觉得很不理解，只有我的老领导、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原第一书记周惠同志十分赞同。上世纪90年代，周惠同志由于修房子住在西直门的女儿家里，他在六层我家在十层。周惠同志当时还可以拄着拐杖行走，我们上班时他有时就乘电梯到我家与妈妈聊天。妈妈把这些话也给周惠同志说了，周惠同志说妈妈是“农民政治家”。
妈妈用慈爱、勤劳、坚强、正直“呵护”了我50多年。有道是“有生一日，皆报恩时；有生一日，皆伴亲时”。妈妈留给儿女们不尽的思念，也是永远激励我们堂堂正正做人、做事的精神财富。我们将用忠诚和尽力对待党、对待国家、对待社会；用尊重他人、尊重自己的原则对待亲戚、朋友、同志；用言传身教传给后人。
（田聪明，男，陕西府谷人，1943年5月生，汉族。1998年4月至2000年6月任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局长、党组书记。2000年6月任新华通讯社社长、党组书记。中共十四、十五大、十六大代表，十五届中纪委委员，十六届中共中央委员。2017年12月因病逝世。）
世上只有妈妈好
在妈妈过世后最悲伤的日子里，那首《世上只有妈妈好》的主题歌反复地在我脑海中回荡：“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像块宝。投进妈妈的怀抱，幸福享不了……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幸福哪里找？”每当闲下来，满脑子都是妈妈，特别是见到亲人，提到有关妈妈的事，总是说不出话来，只想流泪；只要看到妈妈用过的东西，想到妈妈说过的话……妈妈的音容笑貌、形影动作就立刻浮现出来。
一方面，她是“世上最称职的母亲”，她的全部心思、精力和希望，都倾注和寄托在我们姐弟特别是我的身上。为了儿女们的生存和成长，妈妈从未犹豫、从未打盹、从未惜力、从未退缩，以致舍生忘死；另一方面，她是儿女们始终如一的良师和全家大事不糊涂的“掌门人”。她有太多不寻常的经历、不寻常的“决策”、不寻常的思想观念使我难以忘怀。所以，我始终认为，虽然世上的妈妈都有一颗充满母爱的心，但我的妈妈不寻常，她有一颗只有我能够深切理解的心。
妈妈是位典型的吃苦耐劳持家，真心爱孩子、惜子弟的陕北农村女性。她21岁时生了第一个孩子，是个女儿，可没几天就夭折了。妈妈心疼不已，整天在哭。过了20天，我堂婶生了一个女孩，因儿子刚1岁多有意过继给别人。妈妈得知后就求奶奶给抱了回来。这就是我现在的姐姐。过了两年多生了我二姐。三年后我的出生，带给妈妈的喜悦是可想而知的。
农忙了，妈妈饿着肚子，忍受着孩子因饥饿哭叫声的折磨，还得去干男劳力干的农活。那时，爷爷奶奶的日子也不好过，艰难岁月使得奶奶时不时地发脾气。向谁发呢？对两个叔叔她不忍发，向爷爷要发点，但出气筒主要是妈妈及我们一家。因为我们一家吃饭的人多，干活的人少。常常是妈妈还不知为什么，奶奶就连骂带数落，从这间窑洞数落到那间窑洞，有时要数落上一两个时辰。那时的儿媳对公婆的数落是不能问原因，更不敢还口的。父亲给保长喂马常不在家，妈妈一肚子苦衷无处诉说，就渐渐地感到“撑”不下去了。年仅27岁的妈妈满嘴牙掉了一大半，头上生了疮……她陷入了绝望。我们那儿随处都有山崖深沟，一天早上妈妈决意要去跳崖自尽了。
妈妈不忍就这样与我诀别，就在从家门走出想回头再看我最后一眼时，发现躺在炕上的我也正在扭着头睁大眼睛望着她。正是我这稚气的“一望”深深打动了妈妈的心——看到儿子黑豆豆的眼睛满怀期待地望着她。正是由于这一刹那的母子“目光对视”，使妈妈彻底摆脱了绝望，看到了希望。她关门回到炕上将我紧紧抱在怀里，眼睛里不停地流泪，嘴里在自言自语：我有儿子，有这桶一般粗的根，为什么要跳崖寻死呢？！
从此，妈妈坚定了一定要活下来，一定要活好的决心和信心，妈妈也从此开始逐渐摆脱在公婆面前“逆来顺受”习俗的束缚。有时她看到我和姐姐饿得不行就找奶奶要点吃的；有时因我们的衣服需要缝补就提出不下地干活了。当时尽管奶奶也困难，也不情愿，但多数情况下也不得不满足些小要求。可时间长了，奶奶觉得“不好办”了，就决定分家。
半边天亦是顶梁柱
童年时，妈妈凡有悲伤就把我紧紧抱在怀里；看到妈妈流泪，我就把头倚靠在妈妈身上；妈妈走到哪里我跟到哪里，常向妈妈问这问那，妈妈常为我“惹事”而向人家说好话。
从我记事时常听妈妈说两句话：养儿要用千张纸，养女要费千条线。意思是说，做父母的，要培养儿子多读书，而女儿则要练就一手精巧针线活才算抚养成人。对女性的这一封建观念，我家祖辈、父辈均认同，而对让儿子读书这一点则有不同说法。
可我们家太穷了，又四处流浪。舅舅家的两个孩子都已经上学了，我就不断地向父母表达想读书的愿望。从此，我先后上过三个小学、两个中学，直到1970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其间，我家的基本状况是：父亲一直有病在身，不仅不能以整劳力记工分，还常需花钱治病；我如果在家就是一个整劳力，而上学不仅不能劳动挣工分，还需要花钱。对此，作为长子的我内心一直很矛盾。如果不是“里里外外挑大梁”的妈妈倾心支持，我不要说读大学，连中学甚至小学也不一定能读完。在我读书十几年中遇到的所有艰难曲折的坎，之所以能扛过来，无论物质上、精神上，妈妈都是“顶梁柱”。
“农民政治家”的教育观
妈妈的很多地方口头语一直铭记在我脑海中，如我从记事起就听妈妈常说：“鞋新鞋旧利落点儿，穷来富个质骨点儿”，意思是鞋不论新旧都不能走样，人不论穷富都不能没有骨气。妈妈说我从小就“多嘴”，特别爱向妈妈问“是什么”和“为什么”。尽管我问得很幼稚，而且由于不能全听明白而反复地问，妈妈却没有一点“不耐烦”，有时哈哈大笑也充满爱意。她常常是一边抚摸着我的头一边比山说水地反复给我讲：比方你脚上穿的鞋，从新鞋穿成旧鞋，它的基本模样始终是一个：底是底，帮是帮。这才能穿在脚上走路。如果鞋破了，不管是底还是帮，都得钉补，不论底掉了、帮倒了。就穿不在脚上了，也就不成鞋了。妈妈说，咱现在穷，吃糠，吃野菜，穿得爛，挨饿受冻，但咱在家里，老有老样，小有小样；在家外，地分高低，人分老幼。咱无论走到哪里，无论对谁，分里外，知好歹；咱无理的不做，反胃（受欺负）的不吃……这样，咱就甚时候也是个有模有样的人，而不像某某那样的人，人前一套，人后一套。遇到不顺或有权势的人就点头哈腰当孙子，自己的脸面早就丢在一边了；而一旦得点势，就连爹娘老子也认不得了，见了平常人眼睛总是朝着天看。这种人说话做事，想的都是他自个儿，特别到了“事头”上，不是乱咬就是乱吹，不是拿就是讹，没准头，没良心……时间长了，谁还能把他当人看？这种人有金钱咱不爱，有权势咱也不向他低头，他自己就不把自己当人看，咱抬起一只脚也比他孙子们头高三分。
妈妈不识字，但记忆力很好，而且常能把人们的一些说法和社会现象联系起来思考，形成自己的看法和说法。我任副省部级干部时间比较长了，不免会有人说些“应找找人，活动活动”的话。有时我在场有时我不在场，而妈妈却总是说：官不在大小在做事，在做“扬名留后世的事”。我们陕北农村流传很多民间谚语和故事，妈妈常讲给我们听。这些故事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鞭挞那些欺上瞒下，一心为自己捞好处的昏吏贪官，颂扬那些敢为民做主、能为百姓做好事的清官。
所以，在妈妈看来，不管职务高低，能为民做主、为民办好事才是好官，老想着当“大官”就很难能把心思全用在为民做事上。这些话从我当小“官”开始妈妈就说过。对这些观点我都很赞成，也从未有过“找人”“活动”的事，但同事们却觉得很不理解，只有我的老领导、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原第一书记周惠同志十分赞同。上世纪90年代，周惠同志由于修房子住在西直门的女儿家里，他在六层我家在十层。周惠同志当时还可以拄着拐杖行走，我们上班时他有时就乘电梯到我家与妈妈聊天。妈妈把这些话也给周惠同志说了，周惠同志说妈妈是“农民政治家”。
妈妈用慈爱、勤劳、坚强、正直“呵护”了我50多年。有道是“有生一日，皆报恩时；有生一日，皆伴亲时”。妈妈留给儿女们不尽的思念，也是永远激励我们堂堂正正做人、做事的精神财富。我们将用忠诚和尽力对待党、对待国家、对待社会；用尊重他人、尊重自己的原则对待亲戚、朋友、同志；用言传身教传给后人。
（田聪明，男，陕西府谷人，1943年5月生，汉族。1998年4月至2000年6月任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局长、党组书记。2000年6月任新华通讯社社长、党组书记。中共十四、十五大、十六大代表，十五届中纪委委员，十六届中共中央委员。2017年12月因病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