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还是胜利
　　
　　全运会！
　　作为一个运动员，全运会这三个字有着怎样的吸引力啊！
　　第一届全运会时我非常向往能参加体育界的这一盛会，但我没有资格。在第二届全运会前我的棋艺水平明显上升，我想我有资格参加全运会了，可那次全运会的比赛项目中没有棋类，真是不幸。十六年后，我终于等来了第三届全运会。 不知不觉中我已过了三十岁，不少报纸都称我为“棋坛老将”了。尽管如此，由于是第一次参加全运会，我的心情和年轻人无甚区别——充满着新鲜感、兴奋感和跃跃欲试的劲头。
　　第三届全运会棋类比赛的规模比第一届全运会时大不少，因此三月份在上海先进行预赛。 我仍和以往一样无甚风险就击败了所有对手，顺利地出线。预赛后我一直呆在上海，有时和吴淞笙、华以刚等棋友切磋棋艺，有时找些小棋手下上几局，颇为自在。
　　一天，接到敏之自北京的来信，看了信的内容不由大吃一惊。敏之说她得到确切消息，国家体委又要撤消围棋项目，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围棋项目两年前才由周恩来总理亲自恢复，怎么今天又要撤消了！真是晴天霹雳，我愣住了，完全傻了。命运多会捉弄人！自全运会预赛后，我养精蓄锐，排除一切杂念，为比赛做了充分的准备，我只有一个目标——打好全运会决赛。我满以为任何事情都不会对我产生干扰，任何意外都不会使我动摇，然而妻子的一封信，那么短短的几个字却把我的一颗心彻底击碎了。
　　我马上找到了吴淞笙和华以刚，把情况告诉他们。当时周总理顽疾在身，常卧病榻，邓小平副总理主持国务院工作。我建议给邓小平同志写信，淞笙、以刚完全赞同。恰好淞笙有事要先去北京，我就把信交给淞笙请他设法上交。
　　淞笙在北京尽了努力，但无法把信递交上去。我和敏之经过商量，认为将信递交上去的最可靠途径是通过陈老总的孩子。当我们见到陈老总的第二个孩子丹淮并说明来意时，他愤慨地说：“这是对着我爸爸的。”
　　邓副总理大概知道我们等得焦急，他很快在我们的信上做了鲜明有力的批示。围棋事业得救了，体育界的广大群众为此而高兴，其中最高兴、最激动的应当是我了。
　　全运会的围棋决赛进行到最后阶段只剩下四人，除我之外，还有聂卫平、王汝南和赵之云。抽签结果，第一轮我执黑对聂卫平。小聂自然是我的主要对手，赛前有人跟我说小聂近来进步很快，我想他要击败我还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但这一次我估计错了。
　　在第三届全运会时，论`水平，小聂要战胜我也并非易事。但我的心思都放在围棋的存亡问题上了，没有进入较好的比赛状态。和小聂这局进行至序盘我已感到不妙，我苦思冥想，竭尽全力想把局面打开，以求得较好的战机。但我的脑子竟变得从未有过地麻木迟钝，一点灵感都没有，我简直觉得这棋不是我陈祖德下的。对面的小聂神态自如，落子轻快。我敢断定他的心情也是紧张的，因为这局棋关系到冠军宝座是否易位。然而他是自信的，他是有潜力的，他下的棋那么有分量，犹如一个强壮的拳击手不断打出那铁锤似的一拳又一拳。我不禁想到杰克·伦敦的小说《一块牛排》中那个老拳击手汤姆·金，难道我和他是一样的下场吗？不，汤姆·金实在是老了，而且他没有取胜是因为那一块牛排。而我毕竟不像他那么老，我也不是因为少那么一块牛排。但不管怎样，我如今的情况和他打那场悲惨的拳击赛时类似，我们都在面对着一个年轻的、强有力的，充满朝气和生命力的对手，而且我们都已力不从心。
　　一局关键的棋输了，这局棋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另一个时代的开始。输的可能性是客观存在的，但输得如此窝囊却是我万万没料到的。
　　这局棋是对我沉重的一棒，紧接着第二场比赛时我显然还未清醒过来，以致把好端端的一局棋送了出去，我就此从坐了11年的冠军宝座上掉到第三名。我在招待所的小道上闷闷不乐地走着，心中很委屈。我想如果不是可恶的“四人帮”在关键时刻施出了毒招，我完全可以在全运会上卫冕。回想1960年我第一次参加全国赛，那次我几乎摘到了桂冠，但胜利女神并不庇护我。1964年我才第一次登上冠军宝座，那时我的实力已无可非议——当我有实力得到冠军时我得不到，而当我刚刚有可能被人击败时桂冠便马上失去了，命运对我实在不太公平。我在众人面前尽可能显得若无其事，要是赢了棋趾高气扬，输了棋垂头丧气，那是会被人看不起的；但在重大比赛中遭受失败再怎么说也是件痛苦的事。多少年来，我一直把失败的痛苦带给我的对手，今天我终于得到了报应。我是不甘心失败的，我相信今后若千年中我和聂卫平还会有一番争夺，尽管他有真正超过我的一天。但无论如何，今天的失败来得太早了一点。
　　令人欣慰的是我国的围棋事业得救了，我从心底里感激拯救围棋事业的人们。为了捍卫围棋事业，我做了自己所能做的，想到这里，我为自己高兴。如果我保住了桂冠，而事业遭了殃，那冠军还有什么意义！我虽然失去了冠军的桂冠，但我得到了人生的真谛，得到精神的升华。
　　我为围棋事业做了个人所能做的，我还有什么不高兴的。我不是失败者，我是胜利者！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