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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波澜壮阔的反腐在大学兴起,其前提是波澜壮阔的腐败已经在大学兴起。官场上的、商场上的乃至于赌场上的东西,在大学都可看得到,大学丰富起来了。然而,在大学之为大学所必须的根本方面,它大大地贫乏了。出不了大师,做不了大学问,就来个大腐败和大反腐,这是不是堕落。在世界一流大学,繁荣的是学术,而非在教育部领导下轰轰烈烈地反腐。中国的大学拥有只能在国家和政府中才应有的“官”,便有了与之连在一起的权力,这就是腐败的源头。只有铲除源头,才能从源头上防腐。
[关键词]反腐;官;权力;大学的根本;大学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0717(2010)05010804
某大学决定反腐,并通过决议表达反腐的决心。而且,这件事情也见诸于新闻媒体。由于该大学的独特地位,也就特别惹人注意。另一所大学的一位领导人在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情不自禁地感叹道:“××大学怎么堕落到了这种地步?!”这一感叹是经由另一位领导人转告笔者的,这位领导人也有此感叹。转告者估计笔者能理解他们为什么有如此感叹,于是,我们也只是相对一笑了,彼此心领神会,很欣赏那位领导人的感叹。
一所大学决定反腐,决心反腐,这不是一件很好的事吗?不是值得称道(如新闻媒体所表达的那样)吗?为什么不称道,反而认为是大学的堕落呢?
作决定、表决心,为什么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呢?
作决定、表决心的为何只有一所大学?
2010年6月14日,《中国教育报》在第一版的报眼上刊登了教育部关于“高校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十不准”的报道。接着,出现了大量相关报道和相应的评论员文章。这也意味着大学腐败不是一家两家了。
2010年7月8日,《中国教育报》第三版又用整版的篇幅报道了五所著名大学的呼应和表态性文章,通栏的巨幅标题写着“构筑拒腐防变的制度防线”,同时再次刊登了“十不准”的文本。反腐的声势非同一般,不是运动也有了运动的味道。一呼百应就是运动的特点之一。
这种声势,这种似是强势的反腐姿态,难道不值得称道,而反倒是堕落吗?
事实上,很容易作一个比较,作一个历史分析。
中国最早的大学出现在1895年,距今115年。这115年历史上还从未听说过有大学反腐一事,更没有由教育部牵头开展的有如此声势的反腐斗争。真是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波澜壮阔的反腐防变在大学兴起;可是,前提是波澜壮阔的腐败已经在大学兴起,反腐防变已经是在写第二页了。
在当今一些高等教育发达的国家,在一些如哈佛、耶鲁、牛津、剑桥、洪堡大学、东京大学等高等学府里,他们忙的是繁荣学术,哪有教育部领着他们去反腐的事?
还有香港大学、台湾大学,他们高度自治,自己管自己,哪有闲工夫去反腐?哪有什么腐要反?偶然的腐,也用不着大动干戈。
这一历史的、地域的对照,是让人们为中国大学的反腐而感到荣耀,还是感到耻辱呢?如果进一步还作一些内容上的、纵向或横向的比较,人们会没有堕落的感觉吗?
想想蔡元培时期的北大,想想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那时候,他们高举着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教授治校的旗帜,忙的是出大师,培养大师,做大学问,出大成果,哪还有心思去搞腐败,哪还有必要声势浩大地反腐败?如今的中国大学出不了大师,做不了大学问,就来个大腐败和大反腐吧。这是不是堕落?那一位还带着大学理想的大学领导人情不自禁说出的“堕落”二字是不是很恰当的?
实在地说,那个腐败,无论是行政腐败还是学术腐败,不过是一些盗贼在大学出现了,一些小偷小摸在大学出现了,当然,加以反对是绝对必要的,不反,大学何以有宁日?!但是,这些东西在大学的出现本身就是一个莫大的耻辱,时代的耻辱。神圣的学术殿堂怎么出了这种东西?此刻,最需要的就是一种羞耻感,连这种起码的廉耻感都没有,还能说什么大学啊?怀着一种深深的耻辱感去反对今日中国大学的堕落,这本身也是一件再沉重不过的、令人羞愧不已的事了。就在反腐的过程中,首先需要的也是对这种堕落的羞愧感。忏悔吧,大学!
中国大学真的是变了。不是要防变吗?事实上,已变得差不多了。现在,社会上流行什么,大学也就有什么。什么都在变,变得越来越不像大学了。可是,令人痛心的是在什么都有了的同时,大学的根本,大学的核心价值没有了。这才是最要受到良心谴责的。
那个“十不准”的文本本身从一个侧面证明,在大学真的什么都有了,所有那些“不准”的事项在大学都已经存在了。存在了,不醒悟,不羞愧,还要别人来规定“十不准”,这不是大学自己的堕落是什么?
看看第二条:“不准在干部选拔任用(聘用)中拉选票、打招呼、封官许愿,任人唯亲,营私舞弊,或采取不正当手段为本人或他人谋取职位”。这一条中没有“学校”二字,也用不着“学校”二字,因为学校已经成了官场,并且,官场上所有那些丑陋的东西大学都有了。
应该肯定,“十不准”的文本是勇于面对现实的,同时,它也肯定了大学正在堕落。
“封官许愿”、“营私舞弊”这些本应与大学毫无关系的词语怎么也用到大学身上来了呢?大学里本无官,怎么还有了“封官许愿”呢?
什么是官?《辞海》说:官是“旧称担任国家或政府职务的人员”[1]。大学既不是国家,又不是政府,从哪里跑出“官”来了?不仅有了官,还有了“封官许愿”,实际上就有了买官卖官。大学可以买卖的,不仅有文凭,还有了官可以买卖。
谁能说中国大学没有特色?别人的大学没有官,我们的大学不仅有官,还有买官卖官,这不是“人无我有”的“特色”吗?这也使中国大学多了一桩令人难堪的使命:努力不把官拿来做买卖。
还有条文规定大学领导干部不准“经商、办企业”,不准“收受礼金、有价证券、支付凭证”。
其他条文,有的有“学校”二字,有的无“学校”二字。但无论有无,实际上都无关紧要,实质的问题是官场上的、商场上的乃至于赌场上的东西,在大学都可看到了。大学丰富起来了,然而,在大学之为大学所必须的根本方面,它大大地贫乏了。
赫钦斯说“大学所要解决的是思辨的问题”[2](P63),大学“是为真理而追求真理”的[2](P55)。
弗莱克斯纳说“大学不是风向标,不能什么流行就迎合什么”[3]。
纽曼说,在大学里,“知识本身即为目的”、“哲学本身即为目的”[4]。
梅贻琦说,“大学乃大师之谓也,非大楼之谓也”。
这就是大学。如今,中国的大学还像大学吗?
我们已一再指出,反腐的“十不准”的文本本身是应当肯定的,不反行吗?然而,也大可不必把这一文件的价值拔得太高。
所谓不准,换言之,即禁止。说白了,这个文件也就是要禁止大学领导干部做那种官场上、商场上丑陋不堪的事。甚至于,也不过是大人叫小孩别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如果说文件的价值,它不就这样吗?既然有了丑陋、做了见不得人的事,再下道禁令,不也仅此而已。还有必要对此文本也唱颂歌吗?
就在6月14日报道这个“十不准”的同时,《中国教育报》有一篇评论员文章,说这个“十不准”是一项“创新举措和重要成果”。这就是我们的报风,文件才刚刚发出来就说“重要成果”了;而且这种大人交代小孩子不要去做的事也够得上“创新举措”。难怪中国教育很难创新,实在也没有什么创新了,于是,连这种下个禁令的文本也叫创新。
这件事还可在一种意义下叫创新。中国的大学出现了腐败,出现了反腐,又出现了“十不准”的前所未有的规定,这恐怕是世界高等教育史上没有先例的事件,因而,也是一种创新。不过,谁会稀罕这种“创新”呢?
也就是这篇评论员文章中,还说“十不准”是重要制度。“重要”二字最好改为“必要”,那些不准做的事,实在不应该去做,向中国大学的领导人讲讲那些他们还不懂但一些小孩子都懂的道理太有必要了。至于“重要”二字还是用到抓教学、抓科研、抓人才培养质量上去为好。
如果说“十不准”算一个制度的话,那最多是一个不完善的制度。十项不准做的事,没有哪一条规定了不准做的事真的做了该如何惩处。你说不准,他就是做了,你又怎样?这也算制度?它不过是一个宣示而已。
该评论员文章还说“要加强‘十不准’的宣传教育”。不“营私舞弊”、不“收受礼金”、不“从事有悖学术道德、职业道德的活动”,这是一些对于中小学生都用不着再解释了的话,对于大学领导干部居然还要“宣传教育”,还要“加强”,还要对他们进行反腐培训的教育。就这样一些防腐反腐还不太懂、还要别人来“宣传教育”的人领导着大学,这是不是一个世界笑话?可这都是白纸黑字,见诸于庄重的报纸的东西。
就在7月8日那整版的大学表态文章中,第一个表态的是哪一所大学,人们很容易猜到;然而,很难以想到的是,这所大学竟然称那个“十不准”的文件是“党风廉政建设的新动力”。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对你下禁令、要你不要做那些丑陋的事,这怎么成了“动力”呢?你为什么要廉政?就因为别人不准你干坏事吗?这就是动力吗?为学生、为学术、为民族、为了大学的良心,这不是动力吗?这些动力不是够了吗?人们很难想象如此著名的大学的动力来源于别人禁止它搞腐败。
现在,我们有必要回头来提到2010年5月13日《中国教育报》的评论员文章:《真正从源头上预防腐败》。这篇文章反映了评论员的良好愿望。这里有两个关键词,一是“源头”,二是“真正”。评论员使用“真正”一词的针对性是很强的,因为,许多事情往往是一阵风刮过去,走走过场,走走形式。使用“源头”一词的针对性也很强。源与流,只抓流,不抓源,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然而,看看文章正文,还是令人失望的。这篇文章说了从四个方面加大制度创新力度,“一要抓教育”,“二要抓监督”,“三要抓预防”,“四要抓惩治”。这四个方面哪一项是在抓源头呢?
“一要抓教育”,这是否根本?是否源头?这一条说了要找大学主要领导干部谈话,给他们上党课,对他们进行反腐培训。这是不是从源头上解决问题了?
这不仅让人陷入深深的怀疑,也让人们没有信心。大学领导干部的觉悟还不高吗?他们已受到的教育还少吗?怎么不要搞腐败也还要别人来谈话、来交代呢?怎么不搞腐败的道理那样深奥难懂还要上党课、还要培训呢?他们还能领导大学吗?他们还能教学生成为高尚的人吗?
实际上,腐败的源头在哪里,就把那个源头铲除,也就从源头上防腐了。可是,评论员文章所言之四个方面不能说不重要、不必要,但不是根本,因为他确实没有关注到源头。
中国大学的与众不同在于她有官,她有只能在国家和政府中才应有的东西。全世界大学里面有这种东西的,实在寥寥无几了。但中国有。
既然有了这种东西,就有了与之连在一起的权力(power)。阿克顿的名言传遍全世界,但似乎没有清晰地传至中国,他的话是:“权力趋向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Power tends to corrupt,and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
所以,许多国家从制度设计上想方设法限制、控制、监督政府的权力,许多国家也做得很成功。至于大学,如果根本就应不让“官”进入大学,不也就根本没有与“官”相连的权力存在了吗?
大学里也说权力,但不在阿克顿所言之power之列。大学也有所谓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然而,这种行政权力有其特点:(1)它与政府无关;(2)它服从学术权力;(3)它从学术权力那里获得存在的合法性;(4)在学术自由、教授治校的旗帜下,它根本不具有绝对的意义。所以,如哈佛、耶鲁、牛津、剑桥一类的大学,根本就没有反腐倡廉一说。为什么?他们没有那个源头。
让我们去拜见一下那位还活在我们心中的蔡元培,他在作为北大校长之时,校长就是校长,与政府官员无关。校长与官是不相干的两件事情。
可是,今日中国大学,校长成了官(厅级官、副省部级官,它下面还有大量县团级官、科局级官),中国大学充斥着官。于是阿克顿的话也灵验于中国大学。
源头在哪里?十个人至少八九个人清楚。
源头怎样铲除?十个人至少八九个人不说出来。
[参 考 文 献]
[1] 夏征农辞海[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12-26
[2] [美]赫钦斯美国高等教育[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
[3] [美]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现代大学论[M]徐辉,陈晓菲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3
[4] [英]纽曼大学的理想[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33-34
(责任编辑 黄建新)
An Analysis of Univers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niversity Anti-corruption
ZHANG Chuting
(Hunan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College, Changsha,Hunan 410025,China)
Abstract:
The rise of magnificent anti-corruption movement in university is due to the rise of torrential corruption in university. Those things that are existed in the official circles, commercial circles and even in gambling house can be also seen in universities. Universities have been rich. However, universities have been poor largely in the foundation of university. Rarher than fostering a master and doing higher study, universities has carried out huge corruption and anti-corruption. Is it the degradation of university? In the world-class universities, the prosperous thing is academic, rather than the furious anti-corruption lead by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The origin of corruption lies in that Chinese universities have the officals who can only exist in the government. Only when the source of corruption is uprooted, the corruption can be prevented from the source.
Key words: anti-corruption; bureaucracy; power; the foundation of university; university
[关键词]反腐;官;权力;大学的根本;大学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0717(2010)05010804
某大学决定反腐,并通过决议表达反腐的决心。而且,这件事情也见诸于新闻媒体。由于该大学的独特地位,也就特别惹人注意。另一所大学的一位领导人在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情不自禁地感叹道:“××大学怎么堕落到了这种地步?!”这一感叹是经由另一位领导人转告笔者的,这位领导人也有此感叹。转告者估计笔者能理解他们为什么有如此感叹,于是,我们也只是相对一笑了,彼此心领神会,很欣赏那位领导人的感叹。
一所大学决定反腐,决心反腐,这不是一件很好的事吗?不是值得称道(如新闻媒体所表达的那样)吗?为什么不称道,反而认为是大学的堕落呢?
作决定、表决心,为什么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呢?
作决定、表决心的为何只有一所大学?
2010年6月14日,《中国教育报》在第一版的报眼上刊登了教育部关于“高校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十不准”的报道。接着,出现了大量相关报道和相应的评论员文章。这也意味着大学腐败不是一家两家了。
2010年7月8日,《中国教育报》第三版又用整版的篇幅报道了五所著名大学的呼应和表态性文章,通栏的巨幅标题写着“构筑拒腐防变的制度防线”,同时再次刊登了“十不准”的文本。反腐的声势非同一般,不是运动也有了运动的味道。一呼百应就是运动的特点之一。
这种声势,这种似是强势的反腐姿态,难道不值得称道,而反倒是堕落吗?
事实上,很容易作一个比较,作一个历史分析。
中国最早的大学出现在1895年,距今115年。这115年历史上还从未听说过有大学反腐一事,更没有由教育部牵头开展的有如此声势的反腐斗争。真是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波澜壮阔的反腐防变在大学兴起;可是,前提是波澜壮阔的腐败已经在大学兴起,反腐防变已经是在写第二页了。
在当今一些高等教育发达的国家,在一些如哈佛、耶鲁、牛津、剑桥、洪堡大学、东京大学等高等学府里,他们忙的是繁荣学术,哪有教育部领着他们去反腐的事?
还有香港大学、台湾大学,他们高度自治,自己管自己,哪有闲工夫去反腐?哪有什么腐要反?偶然的腐,也用不着大动干戈。
这一历史的、地域的对照,是让人们为中国大学的反腐而感到荣耀,还是感到耻辱呢?如果进一步还作一些内容上的、纵向或横向的比较,人们会没有堕落的感觉吗?
想想蔡元培时期的北大,想想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那时候,他们高举着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教授治校的旗帜,忙的是出大师,培养大师,做大学问,出大成果,哪还有心思去搞腐败,哪还有必要声势浩大地反腐败?如今的中国大学出不了大师,做不了大学问,就来个大腐败和大反腐吧。这是不是堕落?那一位还带着大学理想的大学领导人情不自禁说出的“堕落”二字是不是很恰当的?
实在地说,那个腐败,无论是行政腐败还是学术腐败,不过是一些盗贼在大学出现了,一些小偷小摸在大学出现了,当然,加以反对是绝对必要的,不反,大学何以有宁日?!但是,这些东西在大学的出现本身就是一个莫大的耻辱,时代的耻辱。神圣的学术殿堂怎么出了这种东西?此刻,最需要的就是一种羞耻感,连这种起码的廉耻感都没有,还能说什么大学啊?怀着一种深深的耻辱感去反对今日中国大学的堕落,这本身也是一件再沉重不过的、令人羞愧不已的事了。就在反腐的过程中,首先需要的也是对这种堕落的羞愧感。忏悔吧,大学!
中国大学真的是变了。不是要防变吗?事实上,已变得差不多了。现在,社会上流行什么,大学也就有什么。什么都在变,变得越来越不像大学了。可是,令人痛心的是在什么都有了的同时,大学的根本,大学的核心价值没有了。这才是最要受到良心谴责的。
那个“十不准”的文本本身从一个侧面证明,在大学真的什么都有了,所有那些“不准”的事项在大学都已经存在了。存在了,不醒悟,不羞愧,还要别人来规定“十不准”,这不是大学自己的堕落是什么?
看看第二条:“不准在干部选拔任用(聘用)中拉选票、打招呼、封官许愿,任人唯亲,营私舞弊,或采取不正当手段为本人或他人谋取职位”。这一条中没有“学校”二字,也用不着“学校”二字,因为学校已经成了官场,并且,官场上所有那些丑陋的东西大学都有了。
应该肯定,“十不准”的文本是勇于面对现实的,同时,它也肯定了大学正在堕落。
“封官许愿”、“营私舞弊”这些本应与大学毫无关系的词语怎么也用到大学身上来了呢?大学里本无官,怎么还有了“封官许愿”呢?
什么是官?《辞海》说:官是“旧称担任国家或政府职务的人员”[1]。大学既不是国家,又不是政府,从哪里跑出“官”来了?不仅有了官,还有了“封官许愿”,实际上就有了买官卖官。大学可以买卖的,不仅有文凭,还有了官可以买卖。
谁能说中国大学没有特色?别人的大学没有官,我们的大学不仅有官,还有买官卖官,这不是“人无我有”的“特色”吗?这也使中国大学多了一桩令人难堪的使命:努力不把官拿来做买卖。
还有条文规定大学领导干部不准“经商、办企业”,不准“收受礼金、有价证券、支付凭证”。
其他条文,有的有“学校”二字,有的无“学校”二字。但无论有无,实际上都无关紧要,实质的问题是官场上的、商场上的乃至于赌场上的东西,在大学都可看到了。大学丰富起来了,然而,在大学之为大学所必须的根本方面,它大大地贫乏了。
赫钦斯说“大学所要解决的是思辨的问题”[2](P63),大学“是为真理而追求真理”的[2](P55)。
弗莱克斯纳说“大学不是风向标,不能什么流行就迎合什么”[3]。
纽曼说,在大学里,“知识本身即为目的”、“哲学本身即为目的”[4]。
梅贻琦说,“大学乃大师之谓也,非大楼之谓也”。
这就是大学。如今,中国的大学还像大学吗?
我们已一再指出,反腐的“十不准”的文本本身是应当肯定的,不反行吗?然而,也大可不必把这一文件的价值拔得太高。
所谓不准,换言之,即禁止。说白了,这个文件也就是要禁止大学领导干部做那种官场上、商场上丑陋不堪的事。甚至于,也不过是大人叫小孩别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如果说文件的价值,它不就这样吗?既然有了丑陋、做了见不得人的事,再下道禁令,不也仅此而已。还有必要对此文本也唱颂歌吗?
就在6月14日报道这个“十不准”的同时,《中国教育报》有一篇评论员文章,说这个“十不准”是一项“创新举措和重要成果”。这就是我们的报风,文件才刚刚发出来就说“重要成果”了;而且这种大人交代小孩子不要去做的事也够得上“创新举措”。难怪中国教育很难创新,实在也没有什么创新了,于是,连这种下个禁令的文本也叫创新。
这件事还可在一种意义下叫创新。中国的大学出现了腐败,出现了反腐,又出现了“十不准”的前所未有的规定,这恐怕是世界高等教育史上没有先例的事件,因而,也是一种创新。不过,谁会稀罕这种“创新”呢?
也就是这篇评论员文章中,还说“十不准”是重要制度。“重要”二字最好改为“必要”,那些不准做的事,实在不应该去做,向中国大学的领导人讲讲那些他们还不懂但一些小孩子都懂的道理太有必要了。至于“重要”二字还是用到抓教学、抓科研、抓人才培养质量上去为好。
如果说“十不准”算一个制度的话,那最多是一个不完善的制度。十项不准做的事,没有哪一条规定了不准做的事真的做了该如何惩处。你说不准,他就是做了,你又怎样?这也算制度?它不过是一个宣示而已。
该评论员文章还说“要加强‘十不准’的宣传教育”。不“营私舞弊”、不“收受礼金”、不“从事有悖学术道德、职业道德的活动”,这是一些对于中小学生都用不着再解释了的话,对于大学领导干部居然还要“宣传教育”,还要“加强”,还要对他们进行反腐培训的教育。就这样一些防腐反腐还不太懂、还要别人来“宣传教育”的人领导着大学,这是不是一个世界笑话?可这都是白纸黑字,见诸于庄重的报纸的东西。
就在7月8日那整版的大学表态文章中,第一个表态的是哪一所大学,人们很容易猜到;然而,很难以想到的是,这所大学竟然称那个“十不准”的文件是“党风廉政建设的新动力”。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对你下禁令、要你不要做那些丑陋的事,这怎么成了“动力”呢?你为什么要廉政?就因为别人不准你干坏事吗?这就是动力吗?为学生、为学术、为民族、为了大学的良心,这不是动力吗?这些动力不是够了吗?人们很难想象如此著名的大学的动力来源于别人禁止它搞腐败。
现在,我们有必要回头来提到2010年5月13日《中国教育报》的评论员文章:《真正从源头上预防腐败》。这篇文章反映了评论员的良好愿望。这里有两个关键词,一是“源头”,二是“真正”。评论员使用“真正”一词的针对性是很强的,因为,许多事情往往是一阵风刮过去,走走过场,走走形式。使用“源头”一词的针对性也很强。源与流,只抓流,不抓源,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然而,看看文章正文,还是令人失望的。这篇文章说了从四个方面加大制度创新力度,“一要抓教育”,“二要抓监督”,“三要抓预防”,“四要抓惩治”。这四个方面哪一项是在抓源头呢?
“一要抓教育”,这是否根本?是否源头?这一条说了要找大学主要领导干部谈话,给他们上党课,对他们进行反腐培训。这是不是从源头上解决问题了?
这不仅让人陷入深深的怀疑,也让人们没有信心。大学领导干部的觉悟还不高吗?他们已受到的教育还少吗?怎么不要搞腐败也还要别人来谈话、来交代呢?怎么不搞腐败的道理那样深奥难懂还要上党课、还要培训呢?他们还能领导大学吗?他们还能教学生成为高尚的人吗?
实际上,腐败的源头在哪里,就把那个源头铲除,也就从源头上防腐了。可是,评论员文章所言之四个方面不能说不重要、不必要,但不是根本,因为他确实没有关注到源头。
中国大学的与众不同在于她有官,她有只能在国家和政府中才应有的东西。全世界大学里面有这种东西的,实在寥寥无几了。但中国有。
既然有了这种东西,就有了与之连在一起的权力(power)。阿克顿的名言传遍全世界,但似乎没有清晰地传至中国,他的话是:“权力趋向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Power tends to corrupt,and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
所以,许多国家从制度设计上想方设法限制、控制、监督政府的权力,许多国家也做得很成功。至于大学,如果根本就应不让“官”进入大学,不也就根本没有与“官”相连的权力存在了吗?
大学里也说权力,但不在阿克顿所言之power之列。大学也有所谓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然而,这种行政权力有其特点:(1)它与政府无关;(2)它服从学术权力;(3)它从学术权力那里获得存在的合法性;(4)在学术自由、教授治校的旗帜下,它根本不具有绝对的意义。所以,如哈佛、耶鲁、牛津、剑桥一类的大学,根本就没有反腐倡廉一说。为什么?他们没有那个源头。
让我们去拜见一下那位还活在我们心中的蔡元培,他在作为北大校长之时,校长就是校长,与政府官员无关。校长与官是不相干的两件事情。
可是,今日中国大学,校长成了官(厅级官、副省部级官,它下面还有大量县团级官、科局级官),中国大学充斥着官。于是阿克顿的话也灵验于中国大学。
源头在哪里?十个人至少八九个人清楚。
源头怎样铲除?十个人至少八九个人不说出来。
[参 考 文 献]
[1] 夏征农辞海[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12-26
[2] [美]赫钦斯美国高等教育[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
[3] [美]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现代大学论[M]徐辉,陈晓菲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3
[4] [英]纽曼大学的理想[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33-34
(责任编辑 黄建新)
An Analysis of Univers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niversity Anti-corruption
ZHANG Chuting
(Hunan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College, Changsha,Hunan 410025,China)
Abstract:
The rise of magnificent anti-corruption movement in university is due to the rise of torrential corruption in university. Those things that are existed in the official circles, commercial circles and even in gambling house can be also seen in universities. Universities have been rich. However, universities have been poor largely in the foundation of university. Rarher than fostering a master and doing higher study, universities has carried out huge corruption and anti-corruption. Is it the degradation of university? In the world-class universities, the prosperous thing is academic, rather than the furious anti-corruption lead by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The origin of corruption lies in that Chinese universities have the officals who can only exist in the government. Only when the source of corruption is uprooted, the corruption can be prevented from the source.
Key words: anti-corruption; bureaucracy; power; the foundation of university; univers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