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读书》上读到一些回忆老清华大学的文章，想到大学是什么的问题。现实中难找答案，姑先从历史上去找。
　　一九一七年一月九日，蔡元培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演说中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蔡元培全集》第三卷，高平叔编，中华书局版，第5页)此后，蔡元培又多次强调他的这个观点。他在《北大一九一八年开学式演说词》中说：“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同上，第191页)在《北大第二十二年开学式演说词》(一九一九年九月二十日)中说：“诸君须知，大学并不是贩卖毕业的机关，也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而是研究学理的机关。所以，大学的学生并不是熬资格，也不是硬记教员讲义，是在教员指导之下自动的研究学问的。为要达上文所说的目的，所以延聘教员，不但是求有学问的，还要求于学问上很有研究的兴趣，并能引起学生的研究兴趣的。”(同上，第344页)
　　本世纪三十年代初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对清华大学全体师生讲过：“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抗战胜利后，他又在《校友通讯》中写道：“纵使新旧院系设备尚多欠缺，而师资必须蔚然可观，则他日校友重返故园时，勿徒注视大树又高几许，大楼又添几座，应致其仰慕于吾校大师又添几人，此大学之所以为大学，而吾清华最应致力者也。”(引自施嘉炀：《怀念梅贻琦先生》，载《笳吹弦诵情弥切》一书，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中国文史出版社版，第13页)
　　中国的大学对蔡元培、梅贻琦的这些话已久违多时，这些话所体现的办大学的精神、方针可能也为今天中国的大学校长们淡忘了。中国的大学校长们，与其频繁地出国考察、取经，不如向蔡元培、梅贻琦学习学习。不知以为然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