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时候，周立波在场上表演的是自己生活中的故事，尤其是他儿童和少年时期“异常顽劣”的经历——
　　我妈那时天天打我，除了不打头，其他都是她的打击目标，打了之后我就像斑马一样到学校去，真的很丢人！两个女同学看到我老起劲儿了，说：“呀！周立波，你妈妈又买新拖鞋啦？！”
　　我问：“你们怎么知道？”
　　她们说：“你今天这个花纹跟昨天那个花纹是不一样的啊！”
　　记得在我们那个年龄都会请木匠到家里面打家具，我家就来了一个。木匠带了个小孩儿，那个小孩儿经常要跟我玩，我不跟他玩他就哭。有一天，我把木匠锯下来的木屑、锯末之类的都放在碗里，用热水一冲，挺厚的一碗，像藕粉似的，然后我就骗那小孩儿说：“哥哥给你吃藕粉哦！来，要一下子吃完的哦！给你吹吹啊。”
　　他就真吃了，一口进去，“哇”就哭了，因为那种樟木锯末很辣。
　　我妈又是一顿打。
　　周立波的童年经历，在舞台上引来无数欢笑，在他那些和家人斗智的创意里让人看到一个演员的潜质。
　　小学四年级的时候，爸爸给我买了一个海绵铅笔盒，那时候可是非常稀奇的。我旁边的一个女同学特别喜欢玩吸铁石和海绵，所以我就把这个崭新的海绵铅笔盒一刀拉开，把吸铁石和海绵分别送给了旁边的男同学和女同学。
　　做完这些事以后知道自己闯祸了，不能回去了，居然想到了逃。下午没上课，先跑回家拿了五条年糕，把三条插在腰间，其余两条给了同学。我说我们沿着北斗星走，去北京见毛主席。我根本不懂哪里是北斗星，就是沿着铁路走，还搞得像战争片一样：“同志们，这条铁路就可以通向北京。走啊，去见毛主席！”
　　结果，从市区走到郊区就走不动了。我发现不认识路，就又回来了。到家以后不敢上去，就躲在家门口。没想到整栋房子的人都出来找我，妈妈看到我就抱头痛哭，我爸爸也急死了，问寒问暖，可是没打。
　　我从小就极有表演欲望，而且很有创意。我记得三年级放暑假时，家里面就我一个人。大热天的我就把泡泡纱窗帘拉起来，把一整瓶墨水全部涂在脸上、身上，再用刀把家里的番茄酱打开，涂在各处，好像七窍流血，还把多下来的番茄酱抹在菜刀上，然后我就睡在家正中，斜躺着，把我妈妈吓得尖叫！
　　周立波的创造力给了家长启发，在父亲的鼓励下，不够年龄的他和姐姐一同报考了上海滑稽剧团。
　　当时能考取上海滑稽剧团很不容易，报名的有2800多人，最后只收了16个人，姐姐第一轮海选就被淘汰了。那时候我15岁，没经过正式的表演训练，基本上只考原始反应，所以严顺开（著名喜剧演员）老师就考我一悲一喜。
　　考到喜的时候，他问：“家里面买了个彩色电视机，你开心吗？”
　　我说：“很开心。”
　　他问：“彩色电视机怎么样？”
　　我说：“非常清楚！”
　　他问：“怎么清楚？”
　　我说：“哎呀！那真是黑白分明啊！”
　　毕竟小时候知道的形容词有限，所以要描述什么叫清楚只会用个“黑白分明”。
　　结果，严老师马上反问：“慢！彩色电视机怎么黑白分明？”
　　我说：“今天放黑白电影。”
　　他一叫停：“就是你了！回家等通知吧，不要来考了。”
　　我们一共考六轮，这是第三轮，就这样被录取了。
　　1981年至1990年之间，我在上海滑稽剧团待了差不多10年，家人那时最头痛的就是经常全家去学馆挨批。最后我爸被批烦了，就跟老师说：“要不算了，你们把他开除吧，我们也没办法了，教育不好。”
　　当时差不多每两个星期我就会写一次检查，后来写检查跟开支票一样，都有套路了，基本开头换一换就是了，等我从学馆毕业的时候，馆长给我的毕业礼物就是我所有的检查，他说：“周立波，你今天毕业了，成为上海滑稽剧团的青年演员了。来，这些检查还给你！”
　　我接过来一看，简直像《家·春·秋》一样，很厚的一摞。
　　（肖进摘自《长江文艺·精品悦读》201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