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门三父子，都是大文豪”的苏洵、苏轼、苏辙被传为千古佳话。虽然我们家不敢与苏家相提并论，但每逢别人提起我们家的三代人，我们也是颇感自豪，因为三代人三位教师见证了新中国的教育发展，不，是中华民族的崛起！
　　姥爷，是我家的第一代教师，也是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毕业的首批教师。1947年，18岁的姥爷到临时设在盂县上社镇上庄村的冀晋区第二师范学校当勤杂工，同年入党；1949年，盂平解放，该校与平定县师范组建山西省立平定师范学校，姥爷随迁平定。1951年，勤学好问的姥爷被学校推荐“随班就读”，成了平定师范的一个特殊学生———挣工资免食宿费用的学生。
　　姥爷怀着一颗感恩的心，苦读三年。1954年毕业，姥爷到了盂县与河北接壤的上社镇榆林坪乡——盂县人称后东山的地方。那里在太行山中段的西面，真正是群山矗立、沟壑纵横，几个自然村分散地坐落在山溝里、山梁上，山路陡仄、往返维艰，祖祖辈辈没有过学校，没有几人读过书识过字。姥爷根据山村分布情况，办起两个教学点，两个复式班———班里的同学年纪参差、年级不同，学不同认知水平的功课；带复式校———上午是甲点的老师，下午是乙点的教员，晚上是扫盲班的先生；教不同学科———语文、算术、音乐、美术……几年中，由老师到教学点校长，进而到中心校校长……
　　姥爷离休后，还在老年大学“深造”。给我们讲起往事，他常常很自豪：“我是新中国的幸运儿，赶上了好时候，虽然那时候的工作条件很艰苦，但一想到自己由一个深山里贫农的儿子被国家、人民培养成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看到祖国百废待兴、急需人才，浑身就有使不完的劲。”
　　妈妈是上世纪80年代初的教师，也说自己是改革开放的幸运儿。她说：“我刚刚记事时，村里的人常常指着墙上书写的毛主席‘老三篇’，或遍布村中各处的宣传标语说‘：这是你爹写的！’村里演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沙家浜》，人们说：‘看你爹，排得真好！’当‘四人帮’被粉碎了的时候，我亲眼看着你姥爷站在高高的梯子上，画揭批‘四人帮’的宣传画……腊月快过年了，村里家家买炕围纸、年画装饰家里，就我们家跟他们不一样，你姥爷买来宣纸，裱了炕围，用黄油漆油了，然后用黑油漆勾上云纹边，右手的炕围画孔雀牡丹，后墙画上绵延不断的串枝莲，再用亮油油两遍，于是我家有了花团锦簇的国画炕围……这些事赢得了我的崇拜，那时我就想：长大后我也要上师范，当教师！但这个梦差点就做不成了———那时候，农村的孩子上高中或读中专是有指标的，而且只论成分不论成绩。你姥爷家虽祖宗八辈都是贫农，但与我同年级的6个同学，也都是根正苗红的贫农，竞争激烈，我想，升学一定没戏了！但柳暗花明的好事让我赶上了———1976年，粉碎了‘四人帮’，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了，高中、中专择优录取！于是，1978年9月，我进了全县最好的高中，两年后我报考了师范，三年后，我走上了讲台……高考制度的恢复，圆了我的教师梦！我是不是一个幸运儿？”年过半百、早已从事了教育杂志编辑的母亲，每当说起这些，脸上仍会泛起幸福的红晕：“为了回报这个幸运，我得为家乡教育奉献到60！”
　　我说，我也是一个幸运儿。妈妈是我的偶像，很小的时候，看着学生簇拥着妈妈、亲吻妈妈，看着她逢年过节忙碌的电话、信息，我觉得当教师很牛、很幸福。高考报名的时候，别人家不知所措，而我们家却一点也不愁———选适合我水平的师范即可。2006年7月，陕西师大文学院的通知翩然而至，我如愿以偿。更幸运的是，在2010年我的毕业季，深圳坪山新区公共事业局到我们学校招聘，我成为深圳的一名教师，而且我居然被分到了一所新建的犹如一张白纸等待我们大笔描绘的区实验学校。而今，9年过去了，在深圳坪山实验学校这所崭新的学校里，我走得踏实、稳健、有声有色。更为重要的是，学生喜欢我，也喜欢我的语文课堂，他们的语文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出生在山城阳泉的我，在这里成家生子、安居乐业。我难道不是时代的幸运儿吗？
　　三代三人三尺情！我家三代的故事，不正是新中国70年时代变迁、腾飞复兴的生动写照吗？没有新中国，就没有姥爷的幸运；没有改革开放，也不会有妈妈的幸运，更不会有我的幸运。一曲《国家》最能阐释我们的心情：“有了强的国，才有富的家”“我爱我的国，我爱我的家”……
　　（作者单位：广东省深圳市坪山实验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