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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二十世纪，处于两个不同时期的作家群——台湾留学生作家群与大陆新移民作家群——相继成为了北美华文文学创作的主体；而由于种种因素，分属于这两种创作群落的作家们在创作上既有一定的相同点，又存在着差异之处。本文将通过对具体文本的分析，分别对这种异同进行探讨、研究。
关键词：异同；苦难书写；情感叙事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留学美国的台湾留学生成为了北美华人作家群的主体；而在八十年代，由于国门开放，大量的大陆移民进入北美，新移民作家也取代了留学生作家，成为了北美华文文学创作的主体。由于具备共同的文化身份与文化认同，分属两种作家群的作家在创作上具备一定的共同点，而由于不同的生活经历与情感经验，他们在创作上又有所差别。总体而言，他们在创作上相同的地方在于：都采用了“叙述苦难”的书写策略（或指向肉体、或指向心灵），并在书写苦难苦难的同时寄寓主体的情思；不同的地方在于，在个体情感的书写上，留学生作家注重人物独白式的意绪抒发，而新移民作家则注重人际的纯粹情感的互通与交流。
一、“同”：共同的肉体与精神的苦难书写
哲学上的对“苦难”的界定是：“个人精神世界对现实物质世界的矛盾与对立。”1 “苦难”根源自美好的主观期望在不如意的客观现实中的碰壁，可见“苦难”本身就具备“精神/肉体”的二重建构。作家们在作品中通过表现人物外在肉体的受苦，旨在借此深入更深的层面——情感层面，抑或精神层面。
（一）生存之苦
无论是留学生作家群，还是新移民作家群，他们在创作中都不约而同地将作品中的人物置于为生存、为生活而艰辛奔波的生存状态中，有意向人们展现生存与生活之苦；或者是让作品中的人物遭受重大的苦难，在生理或心理上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记，而作家们通过记录人物遭受过的（或正在遭受的）苦难，不仅是为了让人物的内心意绪、情感生态更深刻地呈现出来，同时也是为了寻求与作家内心深处的心灵内蕴的契合，并寄寓作家沉重的追问与思考。
白先勇小说《夜曲》通过移民美国的华人医生吴振铎的视角，通过他与好友——留居大陆的女音乐教师，吕芳——的谈话，向人们展现了处于极端动乱时期的中国的惨痛景象。在小说中，作家着力向人们呈现了吕芳与另外两名好友（高宗汉、刘伟）的种种不幸经历，令人触目尽心：吕芳被砸烂的钢琴、被毁烂的双手，高宗汉的惨死，刘伟的被迫劳动——而所有的一切，都只是作为狭小的窗口向人们敞开，透过这扇窗，人们便足以窥见整个动荡的中国之景；通过书写三个微小人物的苦难，作家旨在表现“中国大陆在‘文革’的灾难下……中国人和中国文化是如何地惨遭蹂躏、备受摧残”，表达对动乱年代的“强烈控诉”2。
大陆移民作家的作品也同样涉及了人物苦难的书写，但更侧重于表现人物生存的苦难。在严歌苓的小说《少女小渔》中，小渔与她的男友江伟从大陆移民至纽约，生活与学业的重负让他们开始了艰辛的谋生之路，而在纽约这座城市里，不仅小渔，所有像他们一样的“非法移民”都如此艰辛而且卑微，为了生存而忙碌着，生存之苦成为了小说苦涩的背景色，沉重的生活之苦压抑了人与人之间的爱与关怀——除了小渔。少女小渔如同圣洁的修女与天使般的神性魅力感化了邋遢落魄的意大利老人，也感化了读者，而正是由于作家让这种感人力量跃然于生活与生存之艰的苦涩底色上，少女小渔的神性魅力才得以具有更加深沉厚重的意蕴，而不至于给人以一种飘忽出尘的游离之感。
（二）心灵之苦
理所当然地，大多数作家并不满足于单纯地暴露外在肉体的苦难，使得情感的表露与思想的表达趋向表层，因而在某些作家的作品中，“苦难”并不单纯地表现为肉体或生存之苦，而更多地指向心灵或者灵魂：迷茫的灵魂无所归依、苦闷与忧思、信仰的缺失、心灵的残缺与负重，成为心灵之苦的主旨所在。
在查建英的小说《丛林下的冰河》中，主人公“我”作为一名大陆移民至北美的留学生，依靠着打工维持学业与生计，过着“没有信仰”的生活：融不入美国主流文化，又不愿回归故土——信仰的失位与文化的失位让“我”试图在美国“找找什么”，最后却发现自己真正追寻着的东西在数年前早已失却了——爱人“D”，及其他身上沉重的理想与信仰，随着一场事故而沉沦在冰河中了。悲哀与沉重、失落与迷茫，在小说的神秘感逐步褪去之后，被清洗的呈现出来：“我第一次切身感受到了他那悲哀的沉重恰恰来源于他生存的某种空洞隔膜，某种轻与虚。为此我深受震撼，因为他的悲哀也是我的悲哀，他的未来也是我的未来。”在小说中，作家刻意地采用轻描淡写的方式书写人物的生存境况与情感意绪，而在期间穿插了另外的小说《丛林中的猛兽》，让小说具备了某种深层的隐喻，而神秘与朦胧之感使得生存之苦被大大地淡化，使之让位于人物的心灵之苦，因之，人物内心的荒芜与失落成為了作家着意要表现的东西。
同样地，于丽华的小说《雪地上的星星》也涉及了人物内心的伤痛与无助。主人公梅卜是一名在美国取得英美文学博士学位的华人女性，而学业上的成就并未能带给她心灵上的满足，相反，随着青春岁月的流逝，她对生活开始失去信心，曾经高傲的她现在却想着：“六年的光阴冰冻了她的热望，剩下的只有一个愿望了：找个归宿，找个家，找个人。”随着最后一次理想与现实的碰壁（与通信三年但未曾谋面的恋人李定国的分手），她终于认清现实，向命运与岁月投诚：“她缩着颈子往前走，想的仅是自己的年华，逝去了的28年，生命的一半，抑或是1/3？……她才不会寻短见，实际上也没有失恋，仅是失去了一个梦，而又过了再做梦的年龄。”终于，因梦的毁灭而带来的“坦然”与“释然”（事实并非如此）推着人物内心的深刻震荡与痛苦走向极致：“她看着座旁的玻璃窗，窗上有她自己的脸，没有眼泪，但扭曲成紧紧一团的脸。”
二、“异”：向内与向外的情感之维
如前所述，留学生作家群与新移民作家群在创作上都共同采取了“叙述苦难”的书写策略，从而不可避免地在文本中寄寓作家的情感、指涉了人物的主体情愫。然而，由于种种复杂的因素（生活经历与情感经验的不同、政治的隔膜、时代的差异等等），这种同一性也仅限于作家写作的态度与关注的领域，而在主体情感的指向上迥然有别。概括地讲，这种差别在于：五六十年代，作为“失根的一代”与“零余者”的北美台湾留学生更倾向于个人化的书写，倾向于抒发个体的心灵独白与苦闷残缺，其情感是内指的；八十年代，从“文革”走出来的大陆移民作家则更关注人與人之间的纯粹的感情与温情的所在，其情感是外指的。 （一）留学生文学：沉思与自白
从故土大陆到台湾、再从台湾到北美，遭受了心灵与肉体的二次“双重放逐”的留学生们普遍有着“失根”的迷茫与失落之苦，在故土与异乡之间两无所依、了无归宿，从而不可避免地在情绪上趋向内敛与孤独、在视角上趋向内心的自我关照，因而在创作上更倾向于个人化的意识书写，始终专注于人物内心与灵魂的独白与自我剖析。
以白先勇的小说《芝加哥之死》为例。小说的主人公——在芝加哥攻读博士学位的中国人吴汉魂，在博士毕业典礼结束的当晚投湖自尽。在“一九六〇年六月一日”这一天里，吴汉魂过往的一切（母亲、母亲的书信、母亲之死、与恋人的书信往来、燃烧的信札）以记忆流动的方式，与“现今”的一切（孤独、性欲涌动、地下室、都市）交汇在一起，以交错的方式徐徐展开；在这一天里，失去了赖以寄寓精神与灵魂的目标（取得博士学位）之后，吴发现自己成为了一个无所置身的彻底的孤独者：母亲之死彻底断绝了他与故土的联系、曾经的恋人的完婚让他失去了对爱情的希冀、耗尽他青春的“英美文学”令他幡然厌恶——所有的这些逼迫他从旧的世界中逃离，逃向不曾涉足的陌生的现代都市，然而就在与都市文明不期而遇时，他却发现自己与之格格不入，终于，凄惶落魄、了无所依的吴汉魂选择了自杀。
在小说中，亲情的隔断、密室的孤独、性的苦闷、芝加哥的夏天、都市之光，一切都清晰可感、一切都以主人公的经验感受与意识流动为线索，彼此串联起来；默读艾略特的《荒原》、女体的来往走动、书本变成了腐尸……所有的这些无不是人物内心深处意识流动的自我写照。在此，吴内心深处作为“零余者”与“失根者”的自卑、孤独与迷茫无助，通过意识或者无意识的流动被深刻、清晰地呈现出来，而他最终自杀，也让人们终于窥见了人物的内心：空虚、贫瘠而且荒芜，触目惊心。
（二）新移民文学：温情与关怀
与早期留学北美的台湾作家不同，新移民作家群在大陆经历了自五十年代起至七十年代“红色中国”的意识形态一统天下的完整历程，在这二十余年里，他们见证了个人与群体的异化：国家意志与“政治正确”的道德训诫神圣不容否定，历史个体的主体情思以及与“他者”的情感交流被完全压制、阻断。因之，在八十年代政治与思想的“封锁”解除后，“重新发现‘个人’”开始成为了时代与文学的母题3，曾经受到压制的人际温情与关怀便合理地成为了作家关注的情愫因子。
有人在雨丝风片中等着我回家，公寓的地下室中有个打杂工的美国老汉，多次听到他在吹口哨，全是海顿爸爸，莫扎特小子，没有一点山姆大叔味儿，我也吹了，他走上来听，他奇怪中国人的口哨竟也是纯纯粹粹的维也纳学派，这里面有件什么超乎音乐的亟待说明的重大悬案……
夜已深，停车场那边还站着个人，便快步近去，他说，给我一支烟，我告诉你怎样走，我给了，心想，还很远，难寻找，需要烟来助他思索，他吸了一口，又一口，指指方向，过两个勃拉格就是了，我很高兴，转而赏味他的风趣，如果我自己明白过两个街口便到，又知道这人非常想抽烟，于是上前，他以为我要问路，我呢，道聲晚安，给他一支烟，为之点火，回身走了，那就很好……
——木心《明天不散步了》
有回小渔进院子，她已习惯摸黑上门阶。但那晚门灯突然亮了。进门见老头站在门里，显然听到她脚步赶来为她开的灯。怕她摔着、磕碰着？怕她胆小怕黑？怕她鄙薄他：穷得连门灯也开不起？她走路不响的，只有悄然仔细的等候，才把时间掐得那么准，为她开灯。难道他等候了她？为什么等她，他不是与瑞塔玩牌玩得好好的？ ——严歌苓《少女小渔》
在旅美作家木心的文章中，寥寥数句，洒脱轻灵而又温情脉脉的几笔，憨厚的美国老汉与风趣潇洒的指路人的形象轮廓便被勾勒出来，在此，由政治与意识形态带来的偏见、由国界与种族带来的隔膜，已消融于典雅音乐、风趣谈吐与香烟缭绕之中，不复存在。而无独有偶的是：严歌苓在小说《女房东》、《少女小渔》中亦指涉了爱与温情的主题：在前一篇小说中，老柴与未曾谋面的房东经历了一场无性的圣洁的精神恋爱，并最终以惋惜但完满的方式结束；在后一篇小说中，少女小渔如同圣洁的修女、女神一般，对一切的人、事、物都给予理解、关怀，并因此感化了一名意大利的“坏老头”——在此，作家着意于表现“真正的‘人与人’的关系”4。在上述列举的作品中，作家们都不约而同地倾心于构建超国界、超血缘、超语言的温情框架、致力于人际非政治与非功利的纯粹的关怀与信任的建构（或者重塑），而充盈其间的，是作家浓郁的主体情思与个人情感，而非公式化、程序化的时代情感，也不再是留学生封闭式的忧郁沉思与内心的苦闷抒发。
参考文献：
[1] 刘会娟：新时期小说中的苦难敘事[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07.
[2] 刘俊注：白先勇集[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9：257.
[3] 张弘 徐鹏远：刘再复：五四与八十年代的共同主题是“发现个人”[CP/OL]. http：//culture.ifeng.com/a/20151110/46190158_0.shtml，2015-11-10/2015-11-21.
[4] 刘俊：论美国华文文学中的留学生题材小说——以於梨华查建英严歌苓为例[J].南京大学学报，2000.37.（6）：35.
关键词：异同；苦难书写；情感叙事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留学美国的台湾留学生成为了北美华人作家群的主体；而在八十年代，由于国门开放，大量的大陆移民进入北美，新移民作家也取代了留学生作家，成为了北美华文文学创作的主体。由于具备共同的文化身份与文化认同，分属两种作家群的作家在创作上具备一定的共同点，而由于不同的生活经历与情感经验，他们在创作上又有所差别。总体而言，他们在创作上相同的地方在于：都采用了“叙述苦难”的书写策略（或指向肉体、或指向心灵），并在书写苦难苦难的同时寄寓主体的情思；不同的地方在于，在个体情感的书写上，留学生作家注重人物独白式的意绪抒发，而新移民作家则注重人际的纯粹情感的互通与交流。
一、“同”：共同的肉体与精神的苦难书写
哲学上的对“苦难”的界定是：“个人精神世界对现实物质世界的矛盾与对立。”1 “苦难”根源自美好的主观期望在不如意的客观现实中的碰壁，可见“苦难”本身就具备“精神/肉体”的二重建构。作家们在作品中通过表现人物外在肉体的受苦，旨在借此深入更深的层面——情感层面，抑或精神层面。
（一）生存之苦
无论是留学生作家群，还是新移民作家群，他们在创作中都不约而同地将作品中的人物置于为生存、为生活而艰辛奔波的生存状态中，有意向人们展现生存与生活之苦；或者是让作品中的人物遭受重大的苦难，在生理或心理上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记，而作家们通过记录人物遭受过的（或正在遭受的）苦难，不仅是为了让人物的内心意绪、情感生态更深刻地呈现出来，同时也是为了寻求与作家内心深处的心灵内蕴的契合，并寄寓作家沉重的追问与思考。
白先勇小说《夜曲》通过移民美国的华人医生吴振铎的视角，通过他与好友——留居大陆的女音乐教师，吕芳——的谈话，向人们展现了处于极端动乱时期的中国的惨痛景象。在小说中，作家着力向人们呈现了吕芳与另外两名好友（高宗汉、刘伟）的种种不幸经历，令人触目尽心：吕芳被砸烂的钢琴、被毁烂的双手，高宗汉的惨死，刘伟的被迫劳动——而所有的一切，都只是作为狭小的窗口向人们敞开，透过这扇窗，人们便足以窥见整个动荡的中国之景；通过书写三个微小人物的苦难，作家旨在表现“中国大陆在‘文革’的灾难下……中国人和中国文化是如何地惨遭蹂躏、备受摧残”，表达对动乱年代的“强烈控诉”2。
大陆移民作家的作品也同样涉及了人物苦难的书写，但更侧重于表现人物生存的苦难。在严歌苓的小说《少女小渔》中，小渔与她的男友江伟从大陆移民至纽约，生活与学业的重负让他们开始了艰辛的谋生之路，而在纽约这座城市里，不仅小渔，所有像他们一样的“非法移民”都如此艰辛而且卑微，为了生存而忙碌着，生存之苦成为了小说苦涩的背景色，沉重的生活之苦压抑了人与人之间的爱与关怀——除了小渔。少女小渔如同圣洁的修女与天使般的神性魅力感化了邋遢落魄的意大利老人，也感化了读者，而正是由于作家让这种感人力量跃然于生活与生存之艰的苦涩底色上，少女小渔的神性魅力才得以具有更加深沉厚重的意蕴，而不至于给人以一种飘忽出尘的游离之感。
（二）心灵之苦
理所当然地，大多数作家并不满足于单纯地暴露外在肉体的苦难，使得情感的表露与思想的表达趋向表层，因而在某些作家的作品中，“苦难”并不单纯地表现为肉体或生存之苦，而更多地指向心灵或者灵魂：迷茫的灵魂无所归依、苦闷与忧思、信仰的缺失、心灵的残缺与负重，成为心灵之苦的主旨所在。
在查建英的小说《丛林下的冰河》中，主人公“我”作为一名大陆移民至北美的留学生，依靠着打工维持学业与生计，过着“没有信仰”的生活：融不入美国主流文化，又不愿回归故土——信仰的失位与文化的失位让“我”试图在美国“找找什么”，最后却发现自己真正追寻着的东西在数年前早已失却了——爱人“D”，及其他身上沉重的理想与信仰，随着一场事故而沉沦在冰河中了。悲哀与沉重、失落与迷茫，在小说的神秘感逐步褪去之后，被清洗的呈现出来：“我第一次切身感受到了他那悲哀的沉重恰恰来源于他生存的某种空洞隔膜，某种轻与虚。为此我深受震撼，因为他的悲哀也是我的悲哀，他的未来也是我的未来。”在小说中，作家刻意地采用轻描淡写的方式书写人物的生存境况与情感意绪，而在期间穿插了另外的小说《丛林中的猛兽》，让小说具备了某种深层的隐喻，而神秘与朦胧之感使得生存之苦被大大地淡化，使之让位于人物的心灵之苦，因之，人物内心的荒芜与失落成為了作家着意要表现的东西。
同样地，于丽华的小说《雪地上的星星》也涉及了人物内心的伤痛与无助。主人公梅卜是一名在美国取得英美文学博士学位的华人女性，而学业上的成就并未能带给她心灵上的满足，相反，随着青春岁月的流逝，她对生活开始失去信心，曾经高傲的她现在却想着：“六年的光阴冰冻了她的热望，剩下的只有一个愿望了：找个归宿，找个家，找个人。”随着最后一次理想与现实的碰壁（与通信三年但未曾谋面的恋人李定国的分手），她终于认清现实，向命运与岁月投诚：“她缩着颈子往前走，想的仅是自己的年华，逝去了的28年，生命的一半，抑或是1/3？……她才不会寻短见，实际上也没有失恋，仅是失去了一个梦，而又过了再做梦的年龄。”终于，因梦的毁灭而带来的“坦然”与“释然”（事实并非如此）推着人物内心的深刻震荡与痛苦走向极致：“她看着座旁的玻璃窗，窗上有她自己的脸，没有眼泪，但扭曲成紧紧一团的脸。”
二、“异”：向内与向外的情感之维
如前所述，留学生作家群与新移民作家群在创作上都共同采取了“叙述苦难”的书写策略，从而不可避免地在文本中寄寓作家的情感、指涉了人物的主体情愫。然而，由于种种复杂的因素（生活经历与情感经验的不同、政治的隔膜、时代的差异等等），这种同一性也仅限于作家写作的态度与关注的领域，而在主体情感的指向上迥然有别。概括地讲，这种差别在于：五六十年代，作为“失根的一代”与“零余者”的北美台湾留学生更倾向于个人化的书写，倾向于抒发个体的心灵独白与苦闷残缺，其情感是内指的；八十年代，从“文革”走出来的大陆移民作家则更关注人與人之间的纯粹的感情与温情的所在，其情感是外指的。 （一）留学生文学：沉思与自白
从故土大陆到台湾、再从台湾到北美，遭受了心灵与肉体的二次“双重放逐”的留学生们普遍有着“失根”的迷茫与失落之苦，在故土与异乡之间两无所依、了无归宿，从而不可避免地在情绪上趋向内敛与孤独、在视角上趋向内心的自我关照，因而在创作上更倾向于个人化的意识书写，始终专注于人物内心与灵魂的独白与自我剖析。
以白先勇的小说《芝加哥之死》为例。小说的主人公——在芝加哥攻读博士学位的中国人吴汉魂，在博士毕业典礼结束的当晚投湖自尽。在“一九六〇年六月一日”这一天里，吴汉魂过往的一切（母亲、母亲的书信、母亲之死、与恋人的书信往来、燃烧的信札）以记忆流动的方式，与“现今”的一切（孤独、性欲涌动、地下室、都市）交汇在一起，以交错的方式徐徐展开；在这一天里，失去了赖以寄寓精神与灵魂的目标（取得博士学位）之后，吴发现自己成为了一个无所置身的彻底的孤独者：母亲之死彻底断绝了他与故土的联系、曾经的恋人的完婚让他失去了对爱情的希冀、耗尽他青春的“英美文学”令他幡然厌恶——所有的这些逼迫他从旧的世界中逃离，逃向不曾涉足的陌生的现代都市，然而就在与都市文明不期而遇时，他却发现自己与之格格不入，终于，凄惶落魄、了无所依的吴汉魂选择了自杀。
在小说中，亲情的隔断、密室的孤独、性的苦闷、芝加哥的夏天、都市之光，一切都清晰可感、一切都以主人公的经验感受与意识流动为线索，彼此串联起来；默读艾略特的《荒原》、女体的来往走动、书本变成了腐尸……所有的这些无不是人物内心深处意识流动的自我写照。在此，吴内心深处作为“零余者”与“失根者”的自卑、孤独与迷茫无助，通过意识或者无意识的流动被深刻、清晰地呈现出来，而他最终自杀，也让人们终于窥见了人物的内心：空虚、贫瘠而且荒芜，触目惊心。
（二）新移民文学：温情与关怀
与早期留学北美的台湾作家不同，新移民作家群在大陆经历了自五十年代起至七十年代“红色中国”的意识形态一统天下的完整历程，在这二十余年里，他们见证了个人与群体的异化：国家意志与“政治正确”的道德训诫神圣不容否定，历史个体的主体情思以及与“他者”的情感交流被完全压制、阻断。因之，在八十年代政治与思想的“封锁”解除后，“重新发现‘个人’”开始成为了时代与文学的母题3，曾经受到压制的人际温情与关怀便合理地成为了作家关注的情愫因子。
有人在雨丝风片中等着我回家，公寓的地下室中有个打杂工的美国老汉，多次听到他在吹口哨，全是海顿爸爸，莫扎特小子，没有一点山姆大叔味儿，我也吹了，他走上来听，他奇怪中国人的口哨竟也是纯纯粹粹的维也纳学派，这里面有件什么超乎音乐的亟待说明的重大悬案……
夜已深，停车场那边还站着个人，便快步近去，他说，给我一支烟，我告诉你怎样走，我给了，心想，还很远，难寻找，需要烟来助他思索，他吸了一口，又一口，指指方向，过两个勃拉格就是了，我很高兴，转而赏味他的风趣，如果我自己明白过两个街口便到，又知道这人非常想抽烟，于是上前，他以为我要问路，我呢，道聲晚安，给他一支烟，为之点火，回身走了，那就很好……
——木心《明天不散步了》
有回小渔进院子，她已习惯摸黑上门阶。但那晚门灯突然亮了。进门见老头站在门里，显然听到她脚步赶来为她开的灯。怕她摔着、磕碰着？怕她胆小怕黑？怕她鄙薄他：穷得连门灯也开不起？她走路不响的，只有悄然仔细的等候，才把时间掐得那么准，为她开灯。难道他等候了她？为什么等她，他不是与瑞塔玩牌玩得好好的？ ——严歌苓《少女小渔》
在旅美作家木心的文章中，寥寥数句，洒脱轻灵而又温情脉脉的几笔，憨厚的美国老汉与风趣潇洒的指路人的形象轮廓便被勾勒出来，在此，由政治与意识形态带来的偏见、由国界与种族带来的隔膜，已消融于典雅音乐、风趣谈吐与香烟缭绕之中，不复存在。而无独有偶的是：严歌苓在小说《女房东》、《少女小渔》中亦指涉了爱与温情的主题：在前一篇小说中，老柴与未曾谋面的房东经历了一场无性的圣洁的精神恋爱，并最终以惋惜但完满的方式结束；在后一篇小说中，少女小渔如同圣洁的修女、女神一般，对一切的人、事、物都给予理解、关怀，并因此感化了一名意大利的“坏老头”——在此，作家着意于表现“真正的‘人与人’的关系”4。在上述列举的作品中，作家们都不约而同地倾心于构建超国界、超血缘、超语言的温情框架、致力于人际非政治与非功利的纯粹的关怀与信任的建构（或者重塑），而充盈其间的，是作家浓郁的主体情思与个人情感，而非公式化、程序化的时代情感，也不再是留学生封闭式的忧郁沉思与内心的苦闷抒发。
参考文献：
[1] 刘会娟：新时期小说中的苦难敘事[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07.
[2] 刘俊注：白先勇集[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9：257.
[3] 张弘 徐鹏远：刘再复：五四与八十年代的共同主题是“发现个人”[CP/OL]. http：//culture.ifeng.com/a/20151110/46190158_0.shtml，2015-11-10/2015-11-21.
[4] 刘俊：论美国华文文学中的留学生题材小说——以於梨华查建英严歌苓为例[J].南京大学学报，2000.37.（6）：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