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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秦汉以来，古代中国为与南方周边邻国友好往来，促进经济交流，增强文化交融，传播中国文化，不畏艰险，开山筑路，开辟了从广西、云南经安南通往东南亚的对外陆路交通，构建了与东南亚各国政治、商贸、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形成独具特色的山地丝绸之路文化。这条道路不仅增进了彼此之间的了解，推动了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中华民族与东南亚各民族之间的相互认知和文化交融，也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
【关键词】山地丝绸之路；一带一路；广西；东南亚；文化交流
【作 者】玉时阶，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玉璐，广西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史博士研究生，广西师范学院《广西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编辑。南宁，530006
【中图分类号】K29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8）03-0104-006
学术界普遍认为，古丝绸之路主要有西汉张骞出使西域的官方通道“西北丝绸之路”；有北向蒙古高原，再西行天山北麓进入中亚的“草原丝绸之路”；有西安到成都再到印度的“西南丝绸之路”；还有从中国东南沿海出发，穿过南中国海，进入太平洋、印度洋、波斯湾，远及非洲、欧洲的“海上丝绸之路”等。[1 ]除了 “西北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西南丝绸之路”及“海上丝绸之路”外，在中国历史上，中国南方还有一条陆路通过广西、云南，途经安南等藩属国，进入东南亚，再经海路到达欧美；而古代的东南亚国家也通过这条道路，向中国进贡奇珍异宝，学习中国儒家文化、道教文化、佛教文化、医药文化和科学技术等；同时，中国也通过这条路回赐茶叶、丝绸、瓷器等物品，并传播中国儒家文化、道教文化、佛教文化、医药文化和科学技术；此外，中国民间还通过这条路与安南等国民间交易商品，一些民族通过这条路进入对方国家跨国而居，相互传播、学习对方国家的民族文化。这条路的前半段因广西、云南及安南等地多为山地，地势险要，途中多需开山筑路而成，故亦称为“山地丝绸之路”；而后半段经东南亚通过海上航行，可至欧美，又可称为“海上丝绸之路”。这两段路构成了世界上跨度最长的经济文化走廊，我们将其称为“南方丝绸之路”。以往的“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學术界大多关注的是从中国东南沿海出发的“海上丝绸之路”，在广西则主要关注从钦州港出发的“海上丝绸之路”，对“南方丝绸之路”，特别是其前半段“山地丝绸之路”，学术界则少有人关注。这条山地丝绸之路的开通，不仅促进了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经贸活动，同时也推动了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文化交流，从长远来看，其文化交流对古代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及其民族发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本文拟以广西为例，对古代广西山地丝绸之路中的文化交流及其作用做一探讨。
一、古代广西的山地丝绸之路
早在秦代，广西的山地丝绸之路就已形成。秦始皇统一岭南的过程中，曾开山辟路，经越城岭和萌渚岭进入广西，并在岭南设置桂林郡、象郡及南海郡，今天的广西西南部和今天的越南北部、中部等地均属象郡管辖，经象郡可到达今天的东南亚各国，这就是最初的山地丝绸之路雏形。据《后汉书》卷24载，汉代，马援征交趾时，从广西合浦劈山开路到达交趾，打通了中国内地至南疆交趾的陆路通道，经交趾可进入东南亚各国。唐代对此通道加强建设，沿路修建驿站，从广西经交趾，可分别到当时的环王国、文单国、陆真腊、水真腊、罗越国等东南亚国家。最远可到天竺。或经交趾大平，至峰州；经南田至恩楼县、傥迟顿；至八平城、洞澡水、南亭、曲江、永昌故郡，西渡怒江，至诸葛亮城、乐城，入骠国境（今缅甸）。再经万公等八部落，至悉利城、突旻城、骠国。往西越黑山，可到东天竺迦摩波国。[2 ]往西北渡迦罗都河可以到奔那伐檀那国。往西南到朱羯嗢罗国。往西可到摩羯陀国。
宋代，交趾独立后成为中国的藩属国，史称“安南”，广西成为中国南疆重要的陆路交通枢纽之一，连接着中国内地与安南及东南亚国家。当时从广西到安南的山地丝绸之路有3条：一是从永平寨入安南，途经机榔县、乌皮、桃花江、湳定江，行四日到安南国都；二是从太平寨过丹特罗江，到安南谅州，行六日至安南国都；三是从右江温润寨入安南，但路途太远。到安南后，经陆路行半月，可到占城。经占城可达文单国、陆真腊、水真腊、罗越等国。元王朝建立后，通过完善站赤制度，形成了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为解决安南的问题，元王朝完善了从广西进入安南的驿道。还多次派遣使者经广西到安南，其使者出访安南大多是从中原经广西进入安南的禄州，再过元朝设置在安南的驿站到达安南都城。再由安南可到文单国、陆真腊、水真腊、罗越国等东南亚国家。明清时期，广西的海上丝绸之路由于受到闭关锁国政策的影响而逐渐衰落，山地丝绸之路逐渐成为当时中国南方与东南亚国家的主要交通要道。这一时期，山地丝绸之路上的朝贡道路成为中国通往东南亚的主要陆路通道。明代，安南到中国的朝贡道路一是从镇南关进入安南，二是从思明府入安南，三是从龙州进入安南，再由安南到东南亚国家。清代广西进入安南的道路方向大致沿袭明代，但对安南进入广西的入关地点仅限为凭祥。[2 ]
二、山地丝绸之路促进了古代广西与东南亚各国的文化交流
文化可分为物质的、社会的（或制度的）、精神的（或意识形态的）三个层面。物质层面的文化，指的是人类活动有意或无意的残留物，包括远古和现代的建筑物和人造物品。这些物品提供了可供选择的洞察力，用以透视人们感知和适应其生活的方法。社会层面的文化，指的是人们的行为和组织方式，以及对人们的行为进行约束的规范或制度。精神层面的文化，指的是人们用来解释经验，生成行为的抽象的价值、信念以及世界观。[3 ]67山地丝绸之路担负的是古代中国与东南亚沿途各国各地区人员、物资、商贸交流的重任，是古代中国与东南亚文化交流的一条重要纽带。早在汉代，中国就通过这条南方山地丝绸之路从中国的交趾到达东南亚国家，最远还可到天竺，进行经济贸易活动，传播中国文化。东南亚一些藩属国也通过这条山地丝绸之路到中国朝贡奇珍异宝、进行商贸交易，促进文化交流。宋代，安南虽有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交往，但由于其“地界毗连两广，向来入贡贸易等事，均由陆路行走”[4 ]615。特别是明清时期，中国政府实行闭关自守的海禁政策，安南和明清王朝的交通贸易更为依赖陆路。究其原因，主要是安南与“东西两省内地向有陆路交易处所，货物通流，自利借资利用，与他国远隔重洋必须航海载运者情形不同”[4 ]612。古代中国则通过南方山地丝绸之路从广西进入安南，再经陆路或海路进入东南亚各国，进行文化交往。历史上，这条山地丝绸之路上的许多东南亚国家都曾是中国的藩属国，一些国家还是从中国分离出去的。所以，中国通过这条山地丝绸之路所进行的文化传播，增进了彼此之间的了解，推动了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中华民族与东南亚各民族之间的相互认知和文化交融，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 （一）古代中国通过广西的山地丝绸之路传播汉字，在东南亚一带形成了“汉字文化圈”
文字是人类表达思想、传达感情、记录语言的图形符号，是一个民族和国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汉字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不仅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也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特征之一。自古以来，汉字就是中国的官方文字。随着山地丝绸之路的开通和汉字的传播，东南亚一带逐渐形成“汉字文化圈”。秦始皇统一岭南时，当地少数民族不仅听不懂汉语，更不会汉字。故史籍上记载：“凡交趾所统，虽置郡县，而言语各异，重译乃通。”“光武中兴，锡光为交趾，任延守九真，于是教其耕稼，制为冠履，初设媒娉，始知姻娶，建立学校，导之礼仪。” [5 ]2836也就是说，汉字是在汉代开始在交趾传播的。宋以前，交趾一直是中国封建王朝管辖的地方，学校的教育、朝廷和交趾的联系、民间书信往来都使用汉字。所以，中国中央封建王朝每年都在交趾的贡使中选8人留下来学习汉字。唐代又在岭南实行科举制，用汉字教授、考试、选拔人才，推广汉语、汉字。公元968年，交趾建立独立政权，成立安南国，脱离中国后唐王朝的统治，但还保持宗藩关系，一直继续学习、使用汉字。建于1070年的祭祀孔子的文庙和建于1076年的国子监现仍较好地保存在越南河内，是越南国家级文物重点保护单位。文庙中四处可见汉字写的对联、匾牌、碑文，特别是保留下来的84块用汉字刻写的进士碑，记载了从1442年到1779年的1036名考中进士的人的姓名、籍贯，见证了汉字在安南的传播和影响。历史上，汉字始终是安南封建国家历代王朝的官方文字。安南独立后，虽然在公元968年曾创造过字喃，亦称喃字，历史上，安南的胡朝（1400—1407年）和西山阮朝（1771—1792年）都十分重视喃字，胡季犛还下令把汉语书籍译成喃字，试图把喃字推上正式文字的地位。但由于喃字的推行没有社会基础，其政府在颁布法律、公告、文书时，仍然使用汉字；民间士大夫著书立传、刻写碑文，老百姓刻写墓志时，也仍使用汉字，将汉字视为正统。特别是1820年阮朝明命皇帝即位后，针对当时士大夫写作时还常在汉字中夹用喃字的现象，曾下诏书禁止使用喃字，一律用汉字写作。法国殖民者统治越南时，曾在越南试图用拉丁文代替汉字，但无功而返，使用汉字的人仍然很多。事实上，在1945年9月的“八月革命”胜利前，汉字一直是越南政府和民间使用的文字。越南现在保存下来的古籍文献，如《大南实录》《大越通史》《钦定越史通监纲目》《越史地舆》《见闻小录》《抚边杂录》《芸薹类语》等都是用汉字撰写和印刷的，越南民间碑文也是用汉字刻写的。汉字文化已经深深地渗透到越南的官方与民间，成为维系其传统文化的重要手段和工具。正如英国学者D·GE·霍尔所说，安南虽然是从中国独立出去的，但“在摆脱中国统治的同时，安南人却保留了许多世纪以来他们从中国吸收的文化”[6 ]18。在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不论大小城市的餐厅，往往都可以看到汉字书写的对联和写在神台上的汉字。汉字的传播，不仅在东南亚一带形成了“汉字文化圈”，而且促进了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
（二）古代中国通过山地絲绸之路传播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典章制度，在东南亚地区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儒家文化圈”
在汉代以后，儒家学说逐渐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国家政治伦理道德。儒家学说的核心价值观是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节，其基本文化特征是以人伦道德构建儒家社会，注重家庭、知识，奉祖、敬天，关心现世世界。自秦汉以来，随着山地丝绸之路的开通和人员往来及经贸、文化交流的开展，儒家学说经传播进入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并在东南亚国家和地区逐渐发展成为主流社会学说。在以中国为宗主国的宗藩制度关系下，通过儒家学说的传播，这些国家建立起了一系列政治制度，形成相似、相近的典章制度，最终在东南亚地区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儒家文化圈”。以安南为例，安南自独立出去后，历朝统治者都尊孔崇儒，祀周公，修孔庙，建国学院，网罗天下学者入国学院讲授四书五经，学习、传授中国儒家文化。王柏中教授认为，历史上，在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下，安南在政治上形成了“内帝外臣”的政治体制，对内自称帝王，对外则接受宋、元、明、清王朝册封的爵位；在文化上，亦始终以汉文化为主导，故儒家思想从李朝和陈朝后逐渐成为主流意识形态。正如越南学者所说：“我越南有儒教，有道教，有佛教，其潮流皆自支那来。儒教自孔子始，内属时期，国人已知学汉字，读华书，迨至李朝，立文庙，行科举，上流社会云集旗下，其范围乃直与支那无异云。”[6 ]18如神武二年（1070），安南李氏王朝“塑周公、孔子及四配像，画七十二贤像，四辰享祀，令皇太子临学焉”[7 ]。大定十七年（1156年），因周公与孔子合于同一庙内祭祀，安南李氏王朝又将孔子庙移出别立，“李初，文庙合祀周公、孔子，至是，苏宪成请别立孔子庙，帝从之，立庙升龙（今河内）城南。”[7 ]45陈太宗元丰四年（1254年）六月，安南陈氏王朝又“立国学院，院成命塑周公、孔子、孟子像，画七十二贤像祀之。”并“诏天下学者入国子院讲五经四书”。[8 ]还设立国史院，撰修国史。从而使儒学在安南逐渐占有重要位置。明代，儒学在越南得到进一步传播。据越南《大南郡县风土人物略志》载：“自明成祖颁定五经四书、性理大全于府州县学，而文学始渐发达，至黎而文献得称于中国矣。”[9 ]甚至像安南黎朝黎圣宗这样的皇帝，也“凡五经四书，百家诸子，无不贯通”[10 ]。由于安南对中国儒家文化的推崇，在各地广泛设置儒学，派遣儒学官员，颁发儒家经典，实行科举制度，选拔儒学人才，使得儒家文化在安南国内，特别是在官场和士大夫中广泛流行，其衣冠礼俗制度，悉同中国。正如安南陈朝胡季犛《答北人问安南风俗》诗说：“欲问安南事，安南风俗淳。衣冠唐制度，礼乐汉君臣。”[11 ]特别是在安南阮朝时期，在施政理念上秉承儒家思想，在推行儒家教化、完善国家礼典上更是不遗余力。正如王柏中教授所说，安南如此不遗余力地推行儒家文化，究其原因，主要是中国儒家文化长期以来对越南社会濡染的结果，从而使当时的安南统治者及主流文化阶层产生了较强的汉文化认同感、自豪感，“认为自己始终保持着淳朴纯正的汉人血脉”，没有受到汉代以来的胡人的影响，其主流社会风尚仍为“汉风”，其越人仍称为“汉民”。[12 ]以人伦道德构建儒家社会，注重家庭、知识，奉祖、敬天，关心现世世界的儒家学说，在东南亚国家的传播，促进了中华民族与东南亚各国之间的文化相通相融，拉近了彼此间的民心距离。 （三）古代中国通过山地丝绸之路向安南、占城等藩属国传播中国道教、佛教、民间宗教信仰，促进了中国与东南亚各国民众信仰的融通，丰富了山地丝绸之路地域各民族的精神生活
中国道教、佛教、民间宗教信仰在东南亚地区的广泛传播，也是古代山地丝绸之路上中国与东南亚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中国的道教、佛教、民间宗教信仰主要是通过这条山地丝绸之路向安南、占城等藩属国传播的，故山地丝绸之路也可称作“宗教之路”或“信仰之路”。中国道教、佛教、民间宗教信仰传统由来已久，信仰内容十分丰富，既有官方的祀典活动，也有民间神祇信仰。自山地丝绸之路开通后，不管是官方的祀典活动，还是民间的神祇信仰，都通过这条山地丝绸之路广为传播。其传播和交流的渠道：一是通过双方的使节、官员、学者、僧人的互访进行；二是通过双方官方和民间的经贸文化往来及其移民进行。历史上，安南是从中国分离出去的，受中国道教、佛教、民间宗教信仰的影响极深。其独立后，曾多次向中国历代王朝乞求佛教经典，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年）正月，“诏‘上元节日，赐交州进奉使黎明提钱，令与占城、大食使观灯宴饮。’是月，赐黎桓印本《藏经》，令进奉使賫还本道，从其请也”[13 ]160。宋真宗景德三年（1006年），黎龙挺又上表，“乞赐《大藏经》及御劄八体书法，从之”[12 ]162。据不完全统计，仅宋代，安南就先后7次向宋王朝乞求佛教典籍经。[14 ]221越南学者阮刻院认为，佛教思想先是“从印度经海路传入越南”，后来又“从中国通过陆地进入越南”。佛教传入安南后，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到了安南的李朝时期已经拥有皇室、官员和黎民百姓等众多的信徒，不少禅师甚至深得皇帝的重用，常被请去参议政事。道教是中国的传统宗教，大约在公元2世纪末，道教就已开始从中国传入东南亚。由于历史原因，越南是东南亚国家中最先传入道教的国家。秦始皇统一岭南后，交趾就进入了中国的版图。东汉末年，随着山地丝绸之路的开通和中原经济文化对岭南的交流与传播，道教传入交趾。三国、两汉、南北朝时期，道教在交趾郡得到进一步的传播。隋唐时期，交趾的道教已十分兴盛。后来安南虽然独立，但仍是中国的藩属国，道教仍在安南传播和发展。[15 ]道教在柬埔寨也传入较早。据《隋书·真腊传》载：“其丧葬……僧尼、道士、亲故皆来聚合”“多奉佛法，尤信道士，佛及道士并立像于馆”。可见，隋唐时期道教已传入真腊。通过这条山地丝绸之路，中国佛教、道教等信仰传统的北传得以实现。这些宗教文化的流传与交往，促进了中国与东南亚各国民众信仰生活的融通，丰富了山地丝绸之路沿途地域各民族的精神文化生活，成为具有活力的山地丝绸之路经久不衰的精神之魂。
（四）古代中国通过山地丝绸之路向东南亚传播科学技术，促进了中国与东南亚科学技术的交流
秦汉之前，东南亚一带的农业生产水平是较低的。以交趾为例，仍处于“火耕水耨”的耕作水平，直到两汉时期，牛耕才从山地丝绸之路传入交趾等地。[16 ]故史籍上记载说：“光武中兴，锡光为交趾，任延守九真，于是教其耕稼……”[17 ]2836“九真，俗以射獵为业，不知牛耕，民常告籴交趾，每至困乏。（任）延乃令铸作田器，教之垦辟，田畴岁岁开广，百姓充给。”[18 ]2462与此同时，兴修水利的技术也传入交趾。据《后汉书》卷14《马援列传》载：东汉初，马援征交趾时，所到之处，“辄为郡县治城郭，穿渠灌溉，以利义民”。从而加快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据汉代杨孚《异物志》记载，当时广西南部与越南北部的骆越人所栽培的水稻，“夏冬又熟，农者一岁再种”，即汉代的广西南部与越南北部的骆越人已开始种植双季稻了。早在商代初期，我国就已能用火法炼制铜、锡、铅合金的青铜。青铜是金属冶铸史上最早的合金，中原地区发达的冶铸技术传入岭南和西南地区后，当地的少数民族在中原地区冶铸技术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文化特点，铸造了铜鼓。20世纪80年代，学术界对铜鼓起源于铜釜达成共识，并认为最原始的铜鼓是中国云南的万家坝型铜鼓，发源于中国云南中西部的洱海——礼社江流域，然后通过民族的迁徙和文化交流，才散布到各地去。我国南方的广西、云南、贵州等省区以及东南亚的越南、泰国、老挝等一些国家都出土过图案纹样相似的铜鼓。因此，古代铜鼓是我国南方地区和东南亚地区青铜时代的一种代表性文物，是中国古代极为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是古代中国南方和东南亚文化的共同载体，也是古代中国南方和东南亚历史上共同联结的重要文化纽带。已有的学术研究成果表明，春秋战国时期，中国云南洱海——礼社江流域一带的濮人和越人就已会铸造万家坝型铜鼓，然后经礼社江——元江进入安南北部；经礼社江往东进入岭南西部。在万家坝型铜鼓往东传播的同时，滇池地区的铜鼓文化进一步成熟起来，形成石寨山型铜鼓，并顺元江——红河进入安南北部后，与当地发达的青铜文化结合，发展为东山铜鼓。铜鼓进入广西和安南后，又利用这条山地丝绸之路互相进行交流。据蒋廷瑜先生考证，越南出土的铜鼓与广西的铜鼓在样式和图案上都互有借鉴，极为相似，应是越南铜鼓和广西铜鼓在文化、技术上相互学习、交流的结果。又如广西龙州的响水鼓和靖西鼓都属于Ⅲ型铜鼓，最早出现于中越边境。而广西的Ⅲ铜鼓也曾由骆越后裔沿中越、中老边境的陆路带入缅甸，或是通过云南经中缅边境到达缅甸。老挝出现的乌纹鼓，则可能是直接从广西或云南传过去的。故宋人周去非《岭外代答》卷7《乐器门》亦记载说：“广西土中铜鼓，耕者屡得之……交趾尝私买以归，复埋于山，未知其何义也。”[19 ]254铜鼓从云南传入安南红河流域形成东山系后，又回过头来在中国境内形成冷水冲型铜鼓的同时，向东南亚的老挝、柬埔寨、马来西亚等国传播，并产生深远的影响，使铜鼓文化在东南亚地区成为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在铜鼓制作技术传播的过程中，中国南方民族与东南亚民族都在铜鼓的装饰纹样中注入了自己的生活习俗、文化观念、宗教信仰，如中越两国的铜鼓中都有蛙崇拜纹样，中国的石寨山文化和越南东山文化中都由猛兽捕食猎物的图像；铜鼓不仅是中国南方民族和东南亚民族权力、财富的象征，而且也是中国南方民族和东南亚民族共有的生活习俗，这种特有的铜鼓文化不仅是中国南方古代文化与东南亚古代文化的共同载体，也是中国南方民族与东南亚民族共同联结的纽带。 结 语
秦以降，古代中国为与南方的东南亚邻国友好往来，增强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不畏艰险，开山筑路，开辟了一条从广西、云南经安南通往东南亚的对外陆路交通要道，并利用这条山地丝绸之路的陆路通道促进东南亚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交融 [18 ]2462，形成了在政治、经济和人文交流上独具特色的“山地丝绸之路”文化。与国内其他海上丝绸之路不同，明清时期，由于闭关锁国政策的影响，从广西启程的海上丝绸之路逐渐衰落，山地丝绸之路成为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交通要道和文化交流要道。这一时期，山地丝绸之路上的朝贡道路成为中国通往东南亚的安南、老挝等国的主要陆路通道，再从这条陆路通道转向海上丝绸之路进入东南亚其他国家和欧美等国。
自古以来，广西通向东南亚的这条山地丝绸之路沿线就是多民族文化聚集区。仅中越两国跨境而居的民族，据范宏贵先生调查，中国就有12个，越南有26个；中老两国跨境而居的民族，中国有10个，老挝有16个。这些跨境而居的民族，经济文化长期交融，族源相同，习俗相近，文化相似。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在这条古代山地丝绸之路上相互交流、激荡，铸就了中国与东南亚各国文化交流史上的绚丽篇章，而且跨境而居的同一民族通过文化交流加深了民族认同，跨境而居的不同民族在文化多样性的大背景下，各民族文化虽各具特色却息息相通，通过文化互动和对话促进了相互之间的了解与交融，从而推动山地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民心相通。21世纪以来，世界风云多变，多民族、多国家的区域性政治、经济、文化的不同诉求纷至沓来，更加迫切需要世界各个国家、各民族通过文化交流的方式谋求认知的更大公约数，才能达成共识。所以，在当前的“一带一路”建设中，这条山地丝绸之路扩宽了人们外交视野，扩展了外交思维，具有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和地缘文化的意义。通过这条山地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综合推进，加速中国与东盟各国自贸区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 [2 ]139，使“丝绸之路”精神得以薪火相传，进一步传承和弘扬丝绸之路精神中“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核心价值，让这条寓意友好、文明、开放的山地丝绸之路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共创丝绸之路的新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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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山地丝绸之路；一带一路；广西；东南亚；文化交流
【作 者】玉时阶，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玉璐，广西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史博士研究生，广西师范学院《广西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编辑。南宁，530006
【中图分类号】K29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8）03-0104-006
学术界普遍认为，古丝绸之路主要有西汉张骞出使西域的官方通道“西北丝绸之路”；有北向蒙古高原，再西行天山北麓进入中亚的“草原丝绸之路”；有西安到成都再到印度的“西南丝绸之路”；还有从中国东南沿海出发，穿过南中国海，进入太平洋、印度洋、波斯湾，远及非洲、欧洲的“海上丝绸之路”等。[1 ]除了 “西北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西南丝绸之路”及“海上丝绸之路”外，在中国历史上，中国南方还有一条陆路通过广西、云南，途经安南等藩属国，进入东南亚，再经海路到达欧美；而古代的东南亚国家也通过这条道路，向中国进贡奇珍异宝，学习中国儒家文化、道教文化、佛教文化、医药文化和科学技术等；同时，中国也通过这条路回赐茶叶、丝绸、瓷器等物品，并传播中国儒家文化、道教文化、佛教文化、医药文化和科学技术；此外，中国民间还通过这条路与安南等国民间交易商品，一些民族通过这条路进入对方国家跨国而居，相互传播、学习对方国家的民族文化。这条路的前半段因广西、云南及安南等地多为山地，地势险要，途中多需开山筑路而成，故亦称为“山地丝绸之路”；而后半段经东南亚通过海上航行，可至欧美，又可称为“海上丝绸之路”。这两段路构成了世界上跨度最长的经济文化走廊，我们将其称为“南方丝绸之路”。以往的“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學术界大多关注的是从中国东南沿海出发的“海上丝绸之路”，在广西则主要关注从钦州港出发的“海上丝绸之路”，对“南方丝绸之路”，特别是其前半段“山地丝绸之路”，学术界则少有人关注。这条山地丝绸之路的开通，不仅促进了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经贸活动，同时也推动了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文化交流，从长远来看，其文化交流对古代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及其民族发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本文拟以广西为例，对古代广西山地丝绸之路中的文化交流及其作用做一探讨。
一、古代广西的山地丝绸之路
早在秦代，广西的山地丝绸之路就已形成。秦始皇统一岭南的过程中，曾开山辟路，经越城岭和萌渚岭进入广西，并在岭南设置桂林郡、象郡及南海郡，今天的广西西南部和今天的越南北部、中部等地均属象郡管辖，经象郡可到达今天的东南亚各国，这就是最初的山地丝绸之路雏形。据《后汉书》卷24载，汉代，马援征交趾时，从广西合浦劈山开路到达交趾，打通了中国内地至南疆交趾的陆路通道，经交趾可进入东南亚各国。唐代对此通道加强建设，沿路修建驿站，从广西经交趾，可分别到当时的环王国、文单国、陆真腊、水真腊、罗越国等东南亚国家。最远可到天竺。或经交趾大平，至峰州；经南田至恩楼县、傥迟顿；至八平城、洞澡水、南亭、曲江、永昌故郡，西渡怒江，至诸葛亮城、乐城，入骠国境（今缅甸）。再经万公等八部落，至悉利城、突旻城、骠国。往西越黑山，可到东天竺迦摩波国。[2 ]往西北渡迦罗都河可以到奔那伐檀那国。往西南到朱羯嗢罗国。往西可到摩羯陀国。
宋代，交趾独立后成为中国的藩属国，史称“安南”，广西成为中国南疆重要的陆路交通枢纽之一，连接着中国内地与安南及东南亚国家。当时从广西到安南的山地丝绸之路有3条：一是从永平寨入安南，途经机榔县、乌皮、桃花江、湳定江，行四日到安南国都；二是从太平寨过丹特罗江，到安南谅州，行六日至安南国都；三是从右江温润寨入安南，但路途太远。到安南后，经陆路行半月，可到占城。经占城可达文单国、陆真腊、水真腊、罗越等国。元王朝建立后，通过完善站赤制度，形成了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为解决安南的问题，元王朝完善了从广西进入安南的驿道。还多次派遣使者经广西到安南，其使者出访安南大多是从中原经广西进入安南的禄州，再过元朝设置在安南的驿站到达安南都城。再由安南可到文单国、陆真腊、水真腊、罗越国等东南亚国家。明清时期，广西的海上丝绸之路由于受到闭关锁国政策的影响而逐渐衰落，山地丝绸之路逐渐成为当时中国南方与东南亚国家的主要交通要道。这一时期，山地丝绸之路上的朝贡道路成为中国通往东南亚的主要陆路通道。明代，安南到中国的朝贡道路一是从镇南关进入安南，二是从思明府入安南，三是从龙州进入安南，再由安南到东南亚国家。清代广西进入安南的道路方向大致沿袭明代，但对安南进入广西的入关地点仅限为凭祥。[2 ]
二、山地丝绸之路促进了古代广西与东南亚各国的文化交流
文化可分为物质的、社会的（或制度的）、精神的（或意识形态的）三个层面。物质层面的文化，指的是人类活动有意或无意的残留物，包括远古和现代的建筑物和人造物品。这些物品提供了可供选择的洞察力，用以透视人们感知和适应其生活的方法。社会层面的文化，指的是人们的行为和组织方式，以及对人们的行为进行约束的规范或制度。精神层面的文化，指的是人们用来解释经验，生成行为的抽象的价值、信念以及世界观。[3 ]67山地丝绸之路担负的是古代中国与东南亚沿途各国各地区人员、物资、商贸交流的重任，是古代中国与东南亚文化交流的一条重要纽带。早在汉代，中国就通过这条南方山地丝绸之路从中国的交趾到达东南亚国家，最远还可到天竺，进行经济贸易活动，传播中国文化。东南亚一些藩属国也通过这条山地丝绸之路到中国朝贡奇珍异宝、进行商贸交易，促进文化交流。宋代，安南虽有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交往，但由于其“地界毗连两广，向来入贡贸易等事，均由陆路行走”[4 ]615。特别是明清时期，中国政府实行闭关自守的海禁政策，安南和明清王朝的交通贸易更为依赖陆路。究其原因，主要是安南与“东西两省内地向有陆路交易处所，货物通流，自利借资利用，与他国远隔重洋必须航海载运者情形不同”[4 ]612。古代中国则通过南方山地丝绸之路从广西进入安南，再经陆路或海路进入东南亚各国，进行文化交往。历史上，这条山地丝绸之路上的许多东南亚国家都曾是中国的藩属国，一些国家还是从中国分离出去的。所以，中国通过这条山地丝绸之路所进行的文化传播，增进了彼此之间的了解，推动了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中华民族与东南亚各民族之间的相互认知和文化交融，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 （一）古代中国通过广西的山地丝绸之路传播汉字，在东南亚一带形成了“汉字文化圈”
文字是人类表达思想、传达感情、记录语言的图形符号，是一个民族和国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汉字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不仅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也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特征之一。自古以来，汉字就是中国的官方文字。随着山地丝绸之路的开通和汉字的传播，东南亚一带逐渐形成“汉字文化圈”。秦始皇统一岭南时，当地少数民族不仅听不懂汉语，更不会汉字。故史籍上记载：“凡交趾所统，虽置郡县，而言语各异，重译乃通。”“光武中兴，锡光为交趾，任延守九真，于是教其耕稼，制为冠履，初设媒娉，始知姻娶，建立学校，导之礼仪。” [5 ]2836也就是说，汉字是在汉代开始在交趾传播的。宋以前，交趾一直是中国封建王朝管辖的地方，学校的教育、朝廷和交趾的联系、民间书信往来都使用汉字。所以，中国中央封建王朝每年都在交趾的贡使中选8人留下来学习汉字。唐代又在岭南实行科举制，用汉字教授、考试、选拔人才，推广汉语、汉字。公元968年，交趾建立独立政权，成立安南国，脱离中国后唐王朝的统治，但还保持宗藩关系，一直继续学习、使用汉字。建于1070年的祭祀孔子的文庙和建于1076年的国子监现仍较好地保存在越南河内，是越南国家级文物重点保护单位。文庙中四处可见汉字写的对联、匾牌、碑文，特别是保留下来的84块用汉字刻写的进士碑，记载了从1442年到1779年的1036名考中进士的人的姓名、籍贯，见证了汉字在安南的传播和影响。历史上，汉字始终是安南封建国家历代王朝的官方文字。安南独立后，虽然在公元968年曾创造过字喃，亦称喃字，历史上，安南的胡朝（1400—1407年）和西山阮朝（1771—1792年）都十分重视喃字，胡季犛还下令把汉语书籍译成喃字，试图把喃字推上正式文字的地位。但由于喃字的推行没有社会基础，其政府在颁布法律、公告、文书时，仍然使用汉字；民间士大夫著书立传、刻写碑文，老百姓刻写墓志时，也仍使用汉字，将汉字视为正统。特别是1820年阮朝明命皇帝即位后，针对当时士大夫写作时还常在汉字中夹用喃字的现象，曾下诏书禁止使用喃字，一律用汉字写作。法国殖民者统治越南时，曾在越南试图用拉丁文代替汉字，但无功而返，使用汉字的人仍然很多。事实上，在1945年9月的“八月革命”胜利前，汉字一直是越南政府和民间使用的文字。越南现在保存下来的古籍文献，如《大南实录》《大越通史》《钦定越史通监纲目》《越史地舆》《见闻小录》《抚边杂录》《芸薹类语》等都是用汉字撰写和印刷的，越南民间碑文也是用汉字刻写的。汉字文化已经深深地渗透到越南的官方与民间，成为维系其传统文化的重要手段和工具。正如英国学者D·GE·霍尔所说，安南虽然是从中国独立出去的，但“在摆脱中国统治的同时，安南人却保留了许多世纪以来他们从中国吸收的文化”[6 ]18。在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不论大小城市的餐厅，往往都可以看到汉字书写的对联和写在神台上的汉字。汉字的传播，不仅在东南亚一带形成了“汉字文化圈”，而且促进了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
（二）古代中国通过山地絲绸之路传播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典章制度，在东南亚地区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儒家文化圈”
在汉代以后，儒家学说逐渐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国家政治伦理道德。儒家学说的核心价值观是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节，其基本文化特征是以人伦道德构建儒家社会，注重家庭、知识，奉祖、敬天，关心现世世界。自秦汉以来，随着山地丝绸之路的开通和人员往来及经贸、文化交流的开展，儒家学说经传播进入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并在东南亚国家和地区逐渐发展成为主流社会学说。在以中国为宗主国的宗藩制度关系下，通过儒家学说的传播，这些国家建立起了一系列政治制度，形成相似、相近的典章制度，最终在东南亚地区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儒家文化圈”。以安南为例，安南自独立出去后，历朝统治者都尊孔崇儒，祀周公，修孔庙，建国学院，网罗天下学者入国学院讲授四书五经，学习、传授中国儒家文化。王柏中教授认为，历史上，在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下，安南在政治上形成了“内帝外臣”的政治体制，对内自称帝王，对外则接受宋、元、明、清王朝册封的爵位；在文化上，亦始终以汉文化为主导，故儒家思想从李朝和陈朝后逐渐成为主流意识形态。正如越南学者所说：“我越南有儒教，有道教，有佛教，其潮流皆自支那来。儒教自孔子始，内属时期，国人已知学汉字，读华书，迨至李朝，立文庙，行科举，上流社会云集旗下，其范围乃直与支那无异云。”[6 ]18如神武二年（1070），安南李氏王朝“塑周公、孔子及四配像，画七十二贤像，四辰享祀，令皇太子临学焉”[7 ]。大定十七年（1156年），因周公与孔子合于同一庙内祭祀，安南李氏王朝又将孔子庙移出别立，“李初，文庙合祀周公、孔子，至是，苏宪成请别立孔子庙，帝从之，立庙升龙（今河内）城南。”[7 ]45陈太宗元丰四年（1254年）六月，安南陈氏王朝又“立国学院，院成命塑周公、孔子、孟子像，画七十二贤像祀之。”并“诏天下学者入国子院讲五经四书”。[8 ]还设立国史院，撰修国史。从而使儒学在安南逐渐占有重要位置。明代，儒学在越南得到进一步传播。据越南《大南郡县风土人物略志》载：“自明成祖颁定五经四书、性理大全于府州县学，而文学始渐发达，至黎而文献得称于中国矣。”[9 ]甚至像安南黎朝黎圣宗这样的皇帝，也“凡五经四书，百家诸子，无不贯通”[10 ]。由于安南对中国儒家文化的推崇，在各地广泛设置儒学，派遣儒学官员，颁发儒家经典，实行科举制度，选拔儒学人才，使得儒家文化在安南国内，特别是在官场和士大夫中广泛流行，其衣冠礼俗制度，悉同中国。正如安南陈朝胡季犛《答北人问安南风俗》诗说：“欲问安南事，安南风俗淳。衣冠唐制度，礼乐汉君臣。”[11 ]特别是在安南阮朝时期，在施政理念上秉承儒家思想，在推行儒家教化、完善国家礼典上更是不遗余力。正如王柏中教授所说，安南如此不遗余力地推行儒家文化，究其原因，主要是中国儒家文化长期以来对越南社会濡染的结果，从而使当时的安南统治者及主流文化阶层产生了较强的汉文化认同感、自豪感，“认为自己始终保持着淳朴纯正的汉人血脉”，没有受到汉代以来的胡人的影响，其主流社会风尚仍为“汉风”，其越人仍称为“汉民”。[12 ]以人伦道德构建儒家社会，注重家庭、知识，奉祖、敬天，关心现世世界的儒家学说，在东南亚国家的传播，促进了中华民族与东南亚各国之间的文化相通相融，拉近了彼此间的民心距离。 （三）古代中国通过山地丝绸之路向安南、占城等藩属国传播中国道教、佛教、民间宗教信仰，促进了中国与东南亚各国民众信仰的融通，丰富了山地丝绸之路地域各民族的精神生活
中国道教、佛教、民间宗教信仰在东南亚地区的广泛传播，也是古代山地丝绸之路上中国与东南亚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中国的道教、佛教、民间宗教信仰主要是通过这条山地丝绸之路向安南、占城等藩属国传播的，故山地丝绸之路也可称作“宗教之路”或“信仰之路”。中国道教、佛教、民间宗教信仰传统由来已久，信仰内容十分丰富，既有官方的祀典活动，也有民间神祇信仰。自山地丝绸之路开通后，不管是官方的祀典活动，还是民间的神祇信仰，都通过这条山地丝绸之路广为传播。其传播和交流的渠道：一是通过双方的使节、官员、学者、僧人的互访进行；二是通过双方官方和民间的经贸文化往来及其移民进行。历史上，安南是从中国分离出去的，受中国道教、佛教、民间宗教信仰的影响极深。其独立后，曾多次向中国历代王朝乞求佛教经典，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年）正月，“诏‘上元节日，赐交州进奉使黎明提钱，令与占城、大食使观灯宴饮。’是月，赐黎桓印本《藏经》，令进奉使賫还本道，从其请也”[13 ]160。宋真宗景德三年（1006年），黎龙挺又上表，“乞赐《大藏经》及御劄八体书法，从之”[12 ]162。据不完全统计，仅宋代，安南就先后7次向宋王朝乞求佛教典籍经。[14 ]221越南学者阮刻院认为，佛教思想先是“从印度经海路传入越南”，后来又“从中国通过陆地进入越南”。佛教传入安南后，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到了安南的李朝时期已经拥有皇室、官员和黎民百姓等众多的信徒，不少禅师甚至深得皇帝的重用，常被请去参议政事。道教是中国的传统宗教，大约在公元2世纪末，道教就已开始从中国传入东南亚。由于历史原因，越南是东南亚国家中最先传入道教的国家。秦始皇统一岭南后，交趾就进入了中国的版图。东汉末年，随着山地丝绸之路的开通和中原经济文化对岭南的交流与传播，道教传入交趾。三国、两汉、南北朝时期，道教在交趾郡得到进一步的传播。隋唐时期，交趾的道教已十分兴盛。后来安南虽然独立，但仍是中国的藩属国，道教仍在安南传播和发展。[15 ]道教在柬埔寨也传入较早。据《隋书·真腊传》载：“其丧葬……僧尼、道士、亲故皆来聚合”“多奉佛法，尤信道士，佛及道士并立像于馆”。可见，隋唐时期道教已传入真腊。通过这条山地丝绸之路，中国佛教、道教等信仰传统的北传得以实现。这些宗教文化的流传与交往，促进了中国与东南亚各国民众信仰生活的融通，丰富了山地丝绸之路沿途地域各民族的精神文化生活，成为具有活力的山地丝绸之路经久不衰的精神之魂。
（四）古代中国通过山地丝绸之路向东南亚传播科学技术，促进了中国与东南亚科学技术的交流
秦汉之前，东南亚一带的农业生产水平是较低的。以交趾为例，仍处于“火耕水耨”的耕作水平，直到两汉时期，牛耕才从山地丝绸之路传入交趾等地。[16 ]故史籍上记载说：“光武中兴，锡光为交趾，任延守九真，于是教其耕稼……”[17 ]2836“九真，俗以射獵为业，不知牛耕，民常告籴交趾，每至困乏。（任）延乃令铸作田器，教之垦辟，田畴岁岁开广，百姓充给。”[18 ]2462与此同时，兴修水利的技术也传入交趾。据《后汉书》卷14《马援列传》载：东汉初，马援征交趾时，所到之处，“辄为郡县治城郭，穿渠灌溉，以利义民”。从而加快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据汉代杨孚《异物志》记载，当时广西南部与越南北部的骆越人所栽培的水稻，“夏冬又熟，农者一岁再种”，即汉代的广西南部与越南北部的骆越人已开始种植双季稻了。早在商代初期，我国就已能用火法炼制铜、锡、铅合金的青铜。青铜是金属冶铸史上最早的合金，中原地区发达的冶铸技术传入岭南和西南地区后，当地的少数民族在中原地区冶铸技术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文化特点，铸造了铜鼓。20世纪80年代，学术界对铜鼓起源于铜釜达成共识，并认为最原始的铜鼓是中国云南的万家坝型铜鼓，发源于中国云南中西部的洱海——礼社江流域，然后通过民族的迁徙和文化交流，才散布到各地去。我国南方的广西、云南、贵州等省区以及东南亚的越南、泰国、老挝等一些国家都出土过图案纹样相似的铜鼓。因此，古代铜鼓是我国南方地区和东南亚地区青铜时代的一种代表性文物，是中国古代极为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是古代中国南方和东南亚文化的共同载体，也是古代中国南方和东南亚历史上共同联结的重要文化纽带。已有的学术研究成果表明，春秋战国时期，中国云南洱海——礼社江流域一带的濮人和越人就已会铸造万家坝型铜鼓，然后经礼社江——元江进入安南北部；经礼社江往东进入岭南西部。在万家坝型铜鼓往东传播的同时，滇池地区的铜鼓文化进一步成熟起来，形成石寨山型铜鼓，并顺元江——红河进入安南北部后，与当地发达的青铜文化结合，发展为东山铜鼓。铜鼓进入广西和安南后，又利用这条山地丝绸之路互相进行交流。据蒋廷瑜先生考证，越南出土的铜鼓与广西的铜鼓在样式和图案上都互有借鉴，极为相似，应是越南铜鼓和广西铜鼓在文化、技术上相互学习、交流的结果。又如广西龙州的响水鼓和靖西鼓都属于Ⅲ型铜鼓，最早出现于中越边境。而广西的Ⅲ铜鼓也曾由骆越后裔沿中越、中老边境的陆路带入缅甸，或是通过云南经中缅边境到达缅甸。老挝出现的乌纹鼓，则可能是直接从广西或云南传过去的。故宋人周去非《岭外代答》卷7《乐器门》亦记载说：“广西土中铜鼓，耕者屡得之……交趾尝私买以归，复埋于山，未知其何义也。”[19 ]254铜鼓从云南传入安南红河流域形成东山系后，又回过头来在中国境内形成冷水冲型铜鼓的同时，向东南亚的老挝、柬埔寨、马来西亚等国传播，并产生深远的影响，使铜鼓文化在东南亚地区成为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在铜鼓制作技术传播的过程中，中国南方民族与东南亚民族都在铜鼓的装饰纹样中注入了自己的生活习俗、文化观念、宗教信仰，如中越两国的铜鼓中都有蛙崇拜纹样，中国的石寨山文化和越南东山文化中都由猛兽捕食猎物的图像；铜鼓不仅是中国南方民族和东南亚民族权力、财富的象征，而且也是中国南方民族和东南亚民族共有的生活习俗，这种特有的铜鼓文化不仅是中国南方古代文化与东南亚古代文化的共同载体，也是中国南方民族与东南亚民族共同联结的纽带。 结 语
秦以降，古代中国为与南方的东南亚邻国友好往来，增强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不畏艰险，开山筑路，开辟了一条从广西、云南经安南通往东南亚的对外陆路交通要道，并利用这条山地丝绸之路的陆路通道促进东南亚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交融 [18 ]2462，形成了在政治、经济和人文交流上独具特色的“山地丝绸之路”文化。与国内其他海上丝绸之路不同，明清时期，由于闭关锁国政策的影响，从广西启程的海上丝绸之路逐渐衰落，山地丝绸之路成为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交通要道和文化交流要道。这一时期，山地丝绸之路上的朝贡道路成为中国通往东南亚的安南、老挝等国的主要陆路通道，再从这条陆路通道转向海上丝绸之路进入东南亚其他国家和欧美等国。
自古以来，广西通向东南亚的这条山地丝绸之路沿线就是多民族文化聚集区。仅中越两国跨境而居的民族，据范宏贵先生调查，中国就有12个，越南有26个；中老两国跨境而居的民族，中国有10个，老挝有16个。这些跨境而居的民族，经济文化长期交融，族源相同，习俗相近，文化相似。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在这条古代山地丝绸之路上相互交流、激荡，铸就了中国与东南亚各国文化交流史上的绚丽篇章，而且跨境而居的同一民族通过文化交流加深了民族认同，跨境而居的不同民族在文化多样性的大背景下，各民族文化虽各具特色却息息相通，通过文化互动和对话促进了相互之间的了解与交融，从而推动山地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民心相通。21世纪以来，世界风云多变，多民族、多国家的区域性政治、经济、文化的不同诉求纷至沓来，更加迫切需要世界各个国家、各民族通过文化交流的方式谋求认知的更大公约数，才能达成共识。所以，在当前的“一带一路”建设中，这条山地丝绸之路扩宽了人们外交视野，扩展了外交思维，具有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和地缘文化的意义。通过这条山地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综合推进，加速中国与东盟各国自贸区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 [2 ]139，使“丝绸之路”精神得以薪火相传，进一步传承和弘扬丝绸之路精神中“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核心价值，让这条寓意友好、文明、开放的山地丝绸之路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共创丝绸之路的新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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