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明确讲“先义后利者荣”，荀子的这个主张应该说不仅是对孟子这个义利之辨的一种继承，也是对孟子另一句话的发展，即孟子讲过“仁则荣，不仁则辱”。荣辱观也就是价值观，我们十几年前，也进行过荣辱观的教育。特别是新世纪初我们讲八荣八耻，这个八荣八耻也好、荣辱观也好，都是价值观的问题。今天我们特别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而且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立，要以中华优秀文化价值观作为基础和源泉。从这一点来看，我们说今年重新温习孟子的思想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在孟子书的《告子下》中，孟子在和宋钘的谈话里，又一次申明了这个道理。因为当时宋钘想用这个利字，即利益的利字，去劝说这秦、楚之王，来罢三军之师，来避免战争，消弭战争。于是孟子当时对宋钘说这么一段话，他说如果你想劝说他们消弭战争，罢战，但是却用“利”这个字去说服他们，就会导致一种情况，就是“为人臣者怀利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利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利以事其兄”。这样君臣、父子、兄弟之间“终去仁义”，就是最终没有仁义了，把它去掉了，于是人与人之间都是“怀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这个想法，我们看跟刚才讲的《梁惠王》这个例子是一致的，但是有点区别。《梁惠王上》讲的义利关系，他举的例子，主要是讲各级领导，比如说国王下面是大夫，大夫是士，士下面是庶人，千乘之家、百乘之家，他举的例子，我们可以说举的是关于各级领导的例子，掌握各级权力的这些人的上下级的关系，是举这样的例子，来说明不能后义而先利。
　　但是我们看《告子下》举的例子，当然也举了人臣和君主的关系，但是他也举了父子、兄弟，然后他的结论是“怀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这个“相接”它超出了政治上的上下级关系，变成更普遍的一种社会交往、社会关系。这样一来，义和利不仅仅是上下级的政治关系要處理的价值观，它广泛包括了人与人之间的普遍相接，这个相接就是相处、打交道。所以义利关系不仅是政治秩序要处理的问题，也是所有人与人相处、打交道的基本原则。人与人相处、打交道，相接不能够唯利是图，只是为自己的利益来出发。而应该怎么样呢？应该“怀仁义以相接”，这样一来，从义利来讲，他讲的仁义也就是义利的义，义再进一步讲就是仁义。所以从《告子下》所举这个例子，我们会看出来，《梁惠王上》更注重从治国理政，从政治关系来强调义利关系正确解决的重要性。但是《告子下》这一段，他把义利问题更加社会化，更加普遍化，成为人与人相处的普遍原则，就是强调要正确处理义利关系，先义后利，不能够后义先利。因此我们看这一段，就把关于义利价值观的问题层次扩大了。第一个层次，属于治国理政的层次。第二个层次，属于社会文化的层次。第三个层次就是个人层次，孟子讲人生在道德选择的紧要关头，怎么样处理义利的问题？我们熟知的孟子讲，义利关系也可以表现为不同的形式。比如孟子曰 ：“鱼，我所欲也 ；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 ；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讲的这个例子，他所讲的就是人生的，是个人人生的道德选择。
　　孟子所讲的这个义利的价值观包括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中国古代价值观体系，它的核心是义利之辨，是辨别义利。中国古代有它完整的价值观体系，它有一套核心价值。这个价值观的体系，其核心应该说从孔子时代就开始了，孟子把它确立为义利之辨。而这个义利价值观，它是讲先义而后利。这个义利观作为价值观，它是贯通在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层次。它的核心很清楚，强调义利问题 ；而这个义利观作为价值观，它既是治国理政的价值观，又是社会关系的价值观，也是人生道德选择的价值观。从这方面来看，中国古代文化对价值观的处理，它对我们今天来讲，还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今天我们讲的二十四个字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华优秀文化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源泉和基础，说我们现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很多就是从古代文化提出来的。我觉得习近平总书记讲的，不是从一个实然的角度来讲的，不是说我们现在这二十四个字就已经很完善地吸取了古代优秀文化的价值观体系，就已经把中华文化和我们现在的价值观体系建设结合得很好。它是在一个比较理想的层面，即应然的层面，是讲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该是以我们古代中华优秀文化为源泉、为基础的。但是不等于说我们现在的二十四个字就已经很完整地把古代文化的优秀价值观都体现出来了。总书记讲的那六句话，即举例来说明优秀传统价值观的讲仁爱、重民本等六句话，就是在不同的场合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补充了很多的中国古代优秀价值观的重要理念。
　　所以我想我们今天重看孟子的价值观的现实意义，就是因为对我们今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它提供了有利的启示。讲明了古代中华文化价值观的核心是义利的问题，而且它能够贯通到三个层次。这个我们再反思、再完善今天的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时候，应该考虑。比方说讲仁爱、重民本这六句话，就可以加一条，叫“辨义利”。不仅讲仁爱、重民本，还要加一条辨义利。我觉得这个才能使我们现在这个价值观更多更好地体现出古代文化优秀的价值观。
　　我认为，关于义与利，孟子并不是认为二者完全不可得兼，相反，如果二者能够得兼，就不必片面把那两者对立起来。我想今天我们讲的“一带一路”，我个人觉得“一带一路”就是一个二者可以得兼，就是义利双行的这么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规划。
　　我觉得可能有一种不自觉的相混，即把治国理政的价值观建设和肯定市场经济法则混而不分了。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回答也不同，不是肯定一个即要否定另一个。事实上，在社会各个不同领域有不同的运行法则，如市场经济领域是利益法则，政治领域是正义法则，文化领域是创造法则，各有其合法性，不能相互替代。主流价值观不是要取消或替代各个领域的原则，而是在更高的社会层面维系社会的稳定有序，提供更基本的人与人、人与社群、人与社会关系的普遍法则。一个市场经济的从业人员必须依照市场经济的法则活动，否则其经济活动就会失败。但利益法则只是适应市场经济的法则，不能泛化为其他领域的主导法则，唯利是图不能成为社会整体的法则。而治国理政关注的社会价值观，它承认各个局部领域自己的法则的适用性，但它是从社会整体的团结有序和文明发展着眼的，这是有根本不同的。从治国理政着眼的社会价值观建设，不会否认市场经济有其法则，而是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警惕市场法则侵入家庭、学校、团体、社会，变成人与人关系的普遍法则。也可以说，正是由于市场经济有一种力量力图跨界而影响整个社会，所以更需要有一种力量来驾驭它、对冲其泛化的影响，实现对社会进行引导和约束。更不要说，利欲的追求本身要受到各种法律和规则的制约。
　　如何从治国理政的方面理解孟子的义利之辨，这里补充一个材料。《孟子荀卿列傳》是司马迁做的简单的传记，但是司马迁不仅为孟子做了传记，他还在其中讲了一段话，对孟子的思想提出了他自己的感想。太史公讲 ：“愚读孟子书，至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未尝不废书而叹也。嗟乎！利诚乱之始也。”说国家的乱根源在哪？利这个东西就是乱的根源，根源就是大家都求利，以求利为先。
　　太史公司马迁对孟子《梁惠王上》的解读，在思想方面的感想，我想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司马迁作为一个史学家，主要研究历史上的治乱，一个历史学家不仅仅是记述现象，还要总结历史的规律和经验。最重要的经验就是国家治乱的经验。他通过读《孟子》，结合他自己的历史知识，他得到结论是“利诚乱之始也”，认为孟子讲的确实是对的，如果我们讲治国理政，不能够以利字当头，把利字放在优先的地位。我想以司马迁这样一个大历史学家的身份，以他对历史的了解，应该来说他对孟子的《梁惠王上》的思想做了一个有力的见证，这是很了不起的，也是值得借鉴与思考的。
　　孟子所阐明的儒家先义后利的价值观，就对象而言，主要指向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指向官员，而不是针对民众。尤其是义利之辨所引申的公私之辨，主要针对的是承担公共事务责任的官员。对于民众，儒家始终强调“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 ，肯定民众利欲需求的合理性。孟子的仁政王政思想正是以此为基础，来满足民众的利欲需求的。所以在孟子思想中强调义利之辨和重视民欲民利是没有对立的。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