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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体作为新兴的文艺现象，厘清它的渊源脉络，探究它背后的文化哲学驱动力，预测它未来的发展走向，是学界对一种新兴文艺现象应有的态度。
一、网络体的批判维度
——《单向度的人》所引发的启示
文化哲学的定位和价值尚需完善，其将哲学的唯物史观与探讨文化的规律相结合，既有助于摆脱哲学的藩篱，又加深了文化丰富性之外的哲学内涵。正如文化哲学的目的是“阐述文化在社会历史运行中的方位；二是从历史演进的视角审视文化所特有的规定性；三是基于文化的规定性阐述文化哲学范式的引入所形成的微观视域同宏观视域相结合的社会历史理论”①，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将会涉及网络体的运行机制、使用目的、传播道路和规律等全方位的探讨，最直接的便是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所给予的思辨特性。
1.网络体来源于社会事件或者热门影视作品，大多可以读出与主流话语对峙的倾向，这切合了当代社会的文化心理，也体现了二元对立思维的痕迹
《社会语言学视野中的网络体》②一文总结了网络体的特点，认为其以网络为媒介，以文学表现为主，以标点符号、图片、图表、漫画为辅，并将网络体流行的原因归纳为科技进步、符合网民需求、语言魅力、容易参与和互动、网民的从众心理等诸因素。这样的分析大体来说是准确的，但是还可以从文化哲学的视角更深入地探讨。网络体在语言学视野里是变异的汉语，换一种说法便是汉语多义性的体现，或者说是一种极端的发展，被人称为“充满了游戏性、泛诗性、词语变造、灌水技术”的“网络体诗”。如咆哮体以大量出现“有木有”和“伤不起”，以大量的惊叹号结尾为特征。刚开始，网络体之所以跃出网络系统被讨论，源于它在与官方语言的严谨、严格的区别，冲击着原有的社会舆论格局，改变传统的人际关系形态。诸如以网络体发布通知书、发表官方公告等。其中争辩关键在于：网络体本身的轻松诙谐适合为公众服务，而严肃文体代表了国家意识形态的烙印，二者互相攻讦，逐渐上升到亚文化与主流文化的探讨，并出现了与主流话语对峙的倾向，有二元对立的痕迹。同时，这也反映了新媒介时代对网络体包容的取向，当然，那些完全陷入文字游戏的恶搞除外。
2.网络体定型后，网民呈现出单面人的特征，批判因为复制而难以超越
网络体已成体式后，一般都会定型形成“体式”并被大量复制，它的批判维度因此而难以超越。马尔库塞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综合了马克思的“人全面发展”的思想，结合对文化大工业社会的批判为主要任务的文化研究模式，提出“单向人”的概念，并以此为所著书名。他的大致观点可以概括为三点：首先，单向人产生的背景，是在发达的工业社会，技术革新到可以控制诸多领域的同时，也控制了思想文化。其次，正常人在面对事物的时候，通常有“肯定”和“否定”两个向度，当肯定向度发挥作用时，思想与现实社会保持一致；当“否定”向度发挥作用时，思想会对社会现实批判并试图超越。二者是缺一不可的。因此，在思想判断中对某一向度的完全沉沦都是有缺陷的人。再次，马尔库塞的“单向人”体现了他对发达工业社会中那些丧失了某一向度的人的揭露和批判，渴求全面发展的人的出现。任何的理论出现了明确的批判指向，也容易造成对特例的忽视。
网络体的出现，或许可以成为辩证思考“单向人”理论的契机。网络媒介是网络体传播的重要平台，撇去该技术是否合理的考虑，不得不正视网络体依靠新技术急速扩张的客观事实。“电视节目、广告、报纸，包括政治宣传是控制的接受器，它会给人们造成一种心理强迫，把社会需要变成个人需要，而人们却无力拒绝大众传播媒介，只是社会秩序的吸附剂，它们需要对社会秩序学会拒绝，需要对社会的不合理处进行批判。其次，艺术对现存秩序的大胆的拒绝。艺术只有作为否定力量才能具有这种魔力。”③ 网络体对正式文体的渗入或者说是对政治、文化、思想上的极权秩序的反抗，这一认知实质上并没有走出否定性思维，仍是对大众传播媒介、文学艺术里的否定倾向。马尔库塞对发达工业社会中无批判向度的人们是十分失望的，他寄托于年轻的学生、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以及其他利益受损的群体。网络体的主体——年轻的网民们应该符合马尔库塞的要求，他们对社会轻则嬉笑，重则批判，具有批判、否定的眼光，但是也缺乏超越精神，一则他们不能揭示出社会的根本弊病，二则无法冲击主流意识形态。
因此，网络体中多是对社会不满的质疑与宣泄，网民在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积极面，面对社会的种种问题似乎在大力批判，如果说以前的否定性思维被大量遮蔽，那么如今网络体呈现出来的是过渡张扬的否定性思维。
3.网络体来源于批判，又止于批判
网络体狂欢的产生源点是社会事件或者热门影视作品，形成网络体契合了网民的需求，为网民表达思想感情、发表对社会问题的看法提供了窗口，没有恶搞那种“去中心性”似的无厘头。试看一系列网络体：咆哮体、丹丹体、蓝精灵体、梨花体、淘宝体、TVB体、校长撑腰体、凡客体、元芳体、甄嬛体、见与不见体、高铁体、新闻联播体……网络表达的随意性，要么是购物网站的表达方式（如凡客体），要么从电视剧电影的经典对白发展而来（如甄嬛体、见与不见体），它通过“偏离“和“并置”的语言手段来达到偏离主流话语或传统的表达方式的目的，突显表达的独特性。
网络体中的一两句经典会成为网络语，所以网络语并不等于网络体，它们是共生关系。这一点是需要严格区分的。网络体一般字数不多，少则一两个字，多则百来字，嬉笑怒骂皆有，或表达个人意愿或集体意愿，或批判社会光怪陆离的现象。如凡客体大声喊出我对商品的“爱与不爱”，对自己的定位的“是与不是”，用鲜明的二元对立突显自我认同，寻找自我表达的魅力。丹丹体来源于对城市化带来的高楼扩建的无奈，表面嬉笑，实则期盼社会改革。咆哮体的“伤不起”的多遍重复，以及那一串带有强烈感情的感叹号，常被认为是无意义的喧嚣，侧面确实可以发泄情绪、排解压力，但是这样的发泄回归到现实有多少现实意义是值得深思的。蓝精灵体带来的怀旧风潮，饱含自嘲、调侃，属于80后的“老人”心态。TVB体那种安慰方式，可视为对生活压力的吐槽。校长撑腰体呼唤互帮互助的爱人之心，一度被视为中华传统美德的孝道居然需要保驾护航，反讽意味明显。淘宝体虚假的称呼“亲”，被批评者视为“人际关系脆弱到需要热情的称呼来维系”的地步。见与不见体，始发于电影《非诚勿扰2》，电影的高票房和原作者仓央嘉措的特殊身份使它急速扩散，社会万象被编排进该网络体中，出现了职场版、大学版、拆迁版等等。而一旦被大量复制，网络体的批判限度便戛然而止，无法进行更深程度地批判。 4.网络体批判力度取决于它的操控者与语言的生命力
当“文化在传承、传播和交流过程中所出现的文化更新现象，如对原有文化局限性的突破、对新的文化模式的探索、对新的文化价值和文化精神的建树”时，文化主体性的探讨十分有必要，与恶搞的相互比较中，网络体的操控者和语言的生命力这双重主体的重要性更为突显。
首先，科学技术的双重性的关键还是在于操控者的选择，网络体的操控者们是年轻的网民们，而马尔库塞的消费社会批判理论忽视了这些大众本身的批判意识和主体精神。“克服异化的关键点在于重新实现传统的技术理性和价值批判理性的统一，实现感性与理性的统一，恢复个体否定超越批判的主体理性能力而实现主体解放的现实路径④。”另外，马尔库塞受精神分析理论的影响，认为单向度的人受到力比多（即爱欲）的影响，这导致对精神分析的批判对他同样适用，在此不赘述。
其次，网络体并不是恶搞，它的基础是一段文字，没有图片、动画的视频剪辑，表达上也不是颠覆性地表达，而是针对某种社会现象的评论。如果说恶搞主要通过拼贴、戏仿的手段来颠覆传统、嘲弄权威，那么网络体并不具备这些手段。它模仿的不是经典，而是能触动他们敏感神经的社会评论范式的言语，文字的所指和能指没有发生变化，没有刻意地对经典进行戏谑解读，目的也不是为了营造搞笑的氛围。但是从二者的主体心理分析来看，他们都是一种网络上的集体狂欢方式，体现了亚文化群体在网络上所期盼的虚拟满足体验。
与主流话语而言，网络体被冠以语言不规范的帽子，被认为是对语言体系的冲击，这实在是夸大了它的作用。语言是否被传承下来在于其语言本身的生命力，网络体也是一样。所以，网络体既可以成为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又是文化哲学探讨的对象。
二、网络体的场域定位
——布尔迪厄的场域观念与网络体的关系
“场域是布迪厄社会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他将一个场域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形构， 这些位置是经过客观限定的，场域仅是布迪厄社会研究的对象。”⑤ 可见布尔迪厄对文化的定位着重于场域的研究，这使他的文化思想无法被复制。首先，他对社会世界的认识是大含小，小含更小的无限包容结构。社会中的小世界，小世界中的小小世界，它们具有相对自主性、自身逻辑性，并与更大一层的社会存在必要的客观联系。其次，场域与资本的中介是惯习，场域的主体有何种集中的性情倾向系统，会引起它们对外一层世界的选择判断和对内一层世界的影响。再次，惯习与资本的关系注定了资本之间的互动和争夺，社会行动者在各种场域中争夺场域资本，以获得自身场域位置的巩固与确认。就网络体来看，它游离在文学场域的边缘，它所在场域和其他场域、所属场域和子场域之间的联系大致包含以下方面：
1.网络体所属场域的位置，及场域定位对网络体的作用
传统的文学作品主体是以正统主流话语为主，而对于一些非主流的，即含有所谓“异质性”的文学却有所遮蔽，文选里也有一些他们的作品，但份量实在太少。而网络体是被根本排除在传统的文学作品之外，它并不具备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性”。但不可置疑的是，网络体动摇了文学场域的自主性、文学的生成以及逻辑法则，所以网络体可以作为探讨文学场域在消费时代的生存境遇的具体个案。借鉴布迪厄的场域观念来看，文学可以划分为各个子场域，并探讨每个场域的自身规则及场域之间的联系，这或许能解释网络体如何取得自身的合法性地位，即网络体的归属问题。
网络体或可归于民间文学的一种新形式，得力于民间大众的推动机制。民间文学通常包括故事、神话、传说、民间语言游戏、民间曲艺等体裁，除了创作的主体是广大的民众之外，网络体并非是定义明确的民间文学。而“民间文学的当代应用形态”这个提法的使用得到了部分认同，但是仍存在可商榷之处。它是指民间文学并不以固有的那些文学体裁为形式出现，而是形态上发生改变，在当代传播环境下被重新提及并再度传播开来。诸如当代民歌演出、电视剧、动画等，他们脱离民间文学的口头性，以媒体的多彩影像出现，中间经过艺术加工，民间文学只是始发点的一个因子而已。然而不能否认的是，网络拓展了民间文学的生存空间，带来了大量作品，娱乐化性质装饰着民间文学的通俗性。那些讽刺社会现实的民间笑话和直指不良风气的民谣才归于民间文学的当代应用形态。可是网络体有着它的特殊性，网络体并无旧时民间文学体裁的特征，也无形态上的改变，某一种网络体定型后，只会发生内容的填充和替换，并无形态改变。
另外，网络体因接受大众为广大的网民而被冠以“亚文化”的种属分支，通常被认为与正统文化及其标准有一定距离，且处在不断解构正统文学评论家的阐释权威的过程中，偏离审美注重精神性诉求的本质。网络体具有网络新媒介这个技术层面，内容和形式上剥离是否具备新的艺术要素呢？消费文化下的文学场已非传统观念上的场域范畴，媒体浪潮的冲击下，文学场域的自主性正在动摇。文化哲学视野下的文学场域是“各个场域的自主性、独立性又是相对的，没有彻底的自主场域”，网络体在与亚文化既有联系又有对举中仍然得不到清晰的界定，仍是一种漂泊状态。
2.网络体的场域身份与场域之间的流通、联系与疏通
在理解布迪厄的实践理论后，不难发现他已经超越了简单二元论：个人的行动场域组成了社会空间，源于场域之间的力量在博弈。每年无数的电视剧、电影、无数的名人言论在网络上传播，并不是所有的都成为网络体，那些成为网络体是广大网民选择的结果，网民们选择诸多单一否定的网络体，可见他们共同的性情倾向系统，例如对一些社会现象的无奈和不满，喜欢嬉笑怒骂的语言风格等。这些相似使他们产生了大致的相同情绪，或同情或厌恶，从而有意无意成为某一种网络体的拥护者和传播者，形成个人场域综合而成的社会空间，而这个空间正是文化产业的大系统。因此，网络体并不形成产业，只是利用了文化产业大规模地在传播。网络时代闹哄哄的世界，网民却不时感到生命的孤独，网络的狂欢盛宴，一旦失去变得深刻的诉求，容易成为对亚文化批判的一个靶子。 网络体并无经济意义的占有，但是作为文化消费被象征性占有。“惯习与场域的关系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场域制约惯习，二是惯习有助于把场域建构成一个充满意义的世界（空间），这个世界被赋予感觉和价值，值得行动者尽情投入。”⑥网络体大量被复制和使用，使用者大多认为自己时尚前卫，把自己隔离在不懂网络体的人群之外，而与同使用网络体的人群构成同一场域，拥有一些共同倾向。这些疯狂的消费大多体现在网络上，一种过度的消费，甚至被赐予“病态消费”的头衔。“在社会空间或场域中，具有相似或相临地位的行动者一般处于相似的情况并易受相似因素的影响。”⑦ 在谈到网络体为何更迭得那么快时，殊不知网络体被群体过度地消费、滥用，便很容易被主流文化消解。如果以布尔迪厄整个思想体系来理解，那么场域就是一种各种位置之间的存在的客观关系，每个场域都有自己的“性情倾向系统”。形象一点来说，网络体更像一群具有相同“惯习”的暴发户，突然趁势占领了某个山头，然后又被更大的暴发户抹去了风光。
3.网络体所属场域之间的复杂关系与符号暴力
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分析理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象征资本或符号资本）在场域之间发挥作用）在确立消费活动中消费者的阶级地位对网络体有诸多启示。首先，网络体的使用者的社会阶级地位与他们所拥有的资本关系密切，资本包括新媒介类的经济资本、受教育程度的文化资本、形成网络群体的社会资本等，这些资本都以符号资本的形式占有了网络体的使用和传播。其次，网络体代表的文化实践受到惯习的影响，在同一群体中具有相同的消费习惯。“每个群体都有自身独特的习性， 带着不同的阶级惯习，消费者在改变自身社会空间位置的努力中形成了自身的文化消费方式与品位。”⑧ 由于自身拥有的资本数量上的差异， 同一群体内部也大不相同，如韩寒与凡客体的使用者们，大声呐喊为自己代言，韩寒消费的对象不仅有凡客体，还有凡客体带来的商业收益。所以，二者不仅文化消费方式不一样，享受的成果也不一样。
网络体并无官方的硬性传播，而是新媒介授予年轻网民的“群力”这个大众机制所推动的，当网络体成为一种身份的代表，没有使用或者不懂的便无发言权，甚至被隔离在网络体的群体之外。另外，网络体在扩散过程中被不同的内容填充，例如校长撑腰体的北大校长版、暨大校长版，网民之间的互相影响下，促使更多的人去了解某种网络体的来源，环环相扣的流传性，导致越来越多的网民在无意识下成了传播的链接点。这其中的符号暴力却不容易被察觉，它被布迪厄用来阐释统治阶级是如何获取特权地位并实现代际传递，并指出符号暴力由于语言、文化、思想和观念所组成，这种暴力表面温和，实质在以无形的力量使人顺从。这种观点似乎并没有错，但是布迪厄指出符号暴力通过学校教育的灌输来完成却是为了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学校教育制度进行批判。而更深一层，教育资源使网民人数骤然增加，新媒介提供了符号暴力发挥作用的平台。“媒介是符号运作的基础，意义与符号的外在环境的结合，形成了大众文化里从‘意义’向‘意识形态’的转变。符号代表的社会身份与社会地位挂钩，商品——意象商品——市场体系（符号的体系），这一发展路线偶有交叉，不变的是趋势向前，即符号价值随着广告、包装、展示平台（大众媒介）的增长而增长。”⑨ 利用网络体形成广告标语，产生后不需要付费，但是去关注社会事件和观看关联影片和电视剧的观众人数却增加了，为新媒介招徕更多广告顾客，广告的效应不言而喻，电影、电视剧等与广告商家互赢互利，网络体的扩散起着传播中枢的作用。这便是波德里亚所说的“完美罪行”，是一种“温和的暴力”。
网络体生产领域与消费领域互相协作，社会结构、行动者，被视为符号权力的社会学，权力关系以象征斗争的方式在场域中普遍存在。场域自律性、与外部社会空间的联系，有向下渗透的趋势。“文学场作为社会大场域的一个子场，必然要与政治、经济隐含着实质上的依赖关系，特别是在消费社会这一新的历史语境中，消费文化的扩张造成符号等级结的消解，经济权力正通过市场出版等途径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向文学场渗透，所以说布迪厄的文学场理论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只能是一种审美乌托邦的诉求，”⑩ 不难看出布尔迪厄的文化观专注于文化生活中蕴涵的权力动力学，一切以资本为核心运作，个性的权力只有在相应的场域内进行资本操控。他把符号资本的运作限定在场域分析之中，但是过度地宣扬资本的作用，在揭示了文化领域的实质后，也不免给人反文化的感觉，这种反文化的倾向，实质上是文化唯心主义。
三、网络体与“英雄”概念
——亚文化视域下的“消费英雄”
前面论述中提及网络体游走在文学的边缘，且边界无法确定，但是无疑它是属于文化这个大场域的一份子。它作为一种文化被消费跟别的文化消费有什么不一样？探讨这一问题可以窥视到亚文化视域下英雄概念的明显转移。
1.消费文化与文化消费
消费文化与文化消费两者容易被混淆，前者为名词，而不是动宾短语，后者为动词，文化是被消费的对象。因此，凡是进入文化市场流通和交换，用于满足人们自身发展和精神享受需要的文化产品，都属于“消费文化”的范畴，而“文化消费”则是“以精神文化商品为消费对象的一种消费活动，是人们为了满足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采取不同的消费方式消耗精神文化产品和相关劳务（活劳动）的过程”。{11} 费瑟斯通《消费社会与后现代文化》一书中，以消费为主题，对美国在内的西方社会里技术如何引发了不可遏制的消费欲望、阶级社会里各阶层地位的重新划分作出了探讨，得出消费在本质上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紧密联系的结论，换而言之，“被消费的不是物质特征，而是被添加的具有指涉意味的‘符号’个性化符号的存在于任一物品之间的关系结构本身，以此为基础的整个社会文化体系的所有层面均成为了消费品”。{12}
消费文化与当代产品的符号化，符号化的具体表现在于符号的等级性、个性化、时尚性。消费社会中的符号消费与身份认同，目的是用消费避免自卑感，争取进入某一群体，达到该群体的身份认同。自我角色处在不断变化发展中，消费物品向符号转变，象征消费意味着人的消费具有象征性。 2.网络体的“被”消费与身份认同感
网络体作为文化被消费的过程称之为“文化消费”，而网络体与其他的消费对象共同组成了消费文化，也就是说，消费文化是大文化概念以对象分类而来的一个分支。网络体不具备实物商品的属性，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却也拥有价值和使用价值，韩寒的凡客体红了凡客诚品这个购物网站，也增添了他的知名度，另外知名度带来的商业利益是无法计算的。这一消费的过程也是文化资本转化成经济资本的过程。当代的消费实践告诉我们：“消费者通过符号化产品的消费对自己进行一种社会编码， 即使用者通过某种产品将自己编织进社会等级或特定阶层与群体的社会秩序网络之中， 这是使用者通过消费对自己进行的社会定位。”{13}不管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的，网络体传播者通过消费网络体这一文化产品实现了社会定位。
但是，主体的认同与主体的分化相伴而来，追求群体之间的认同与社会的认同成为年轻网民的双重理想，网络体的大众传播是该理想的不懈追求。还是以凡客体为例，韩寒是凡客体的传播主体，但是具有为自己代言的冲动贯穿人类表达自我的实际，他也是个体之一，具有主体与个体结合的特征。网络体的受众也不是被动地接受，而是模仿填充不同的内容，从模仿走向无限复制。这似乎不是网络体才有的，鲁迅时代透过报纸媒介模仿的比比皆是，可见社会文化心理有共通之处，关键在于媒介不同，具有特殊叙述方式引起的模仿、复制的社会场域不同。
跟网络有关的诸种文学现象，常常被纳入亚文化研究范畴，传播路径则遵循传播学分析原则，再结合后现代文化理论研究，网络体也逃不出这样的研究路数。
一篇名为《人的差异性与文化多样性——亚文化现象的主体性探析》{14}的文章观点对于网络体的亚文化特征有所借鉴。亚文化概念与次生文化、非主流文化相对产生，它是某一文化群体所属的群体成员乃至个人所有的独特信念、生活习惯和价值观，同时也是在主文化或综合文化背景下与主文化相对应的非主流的、局部的或潜在的文化现象，既包含与主流价值相通的理念，也包含独特的价值观念。基于效果的不同，可分为积极亚文化和消极亚文化，前者与人的发展和历史进步方向相吻合，反映主流文化难以覆盖的和包含一部分意愿和价值追求，后者在对抗和夹缝中生存，以异端姿态对旧制度进行批判和否定，其叛逆的品格在特定时代容易引起同情和共鸣。
不管是来源于新闻事件，或出自品牌宣传，或来自电影电视的经典桥段，网络体的“体”一般被理解为一种思维方式，被用于网络人际交往中，它在追寻身份认同感，寻求同一群体内部和外部的对话的目的。网络体的命运要么被接纳，继续存活在网络闹哄哄的世界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更可能进入正统主流话语；要么消失，像烟花般散落在网络语言里，后人不追寻便难以发现它存在过的痕迹。
3.亚文化视域下“英雄”概念的离合
英雄的原始定义一般是指某方面能力的超常者、突出者，具有特定的价值观和英雄理念，民间英雄指的是与处于主流意识形态定位的中心英雄相对应的边缘英雄，而文化英雄添加了角色的行业定位，后两者恰好显现出亚文化视域下“英雄”概念的离合状态。“作为一种文化角色，一定的英雄总是产生于一定社会特有的价值观与英雄理念。文化英雄有许多基本类型，最普通的是代表整个民族共有价值的人物，”{15}那么网络体的使用者和传播者——广大的年轻网民们，在英雄的维度如何给那些大量使用网络体的人定位的呢？是否存在批判的视野？“消费文化的英雄”，是偏正短语，即（消费文化）的英雄。消费网络体的英雄主要表现为使用和传播网络体的“力度”、被赋予消费网络体的过程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网络体与消费它的英雄完美地合二为一。
消费网络体的英雄出现，大多是由于在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弥漫的社会有着塑造英雄带动消费的诉求，加之大众媒体在传播时对消费英雄的吹捧。这对网络体产生的背景有着传播的商业逻辑的限定。比如说凡客体的产生者韩寒，凡客作为一个购物网站，寻找到具有知名写手、赛车手等身份的韩寒作为代言人，首先是韩寒的知名度已经得到不少社会公众的认同，对韩寒生活方式的追捧，于是凡客体似乎给网民们一个错误的、虚假的信息：韩寒那么潮的人都喜欢的网站，他敢说敢做，他敢爱敢恨，他强调为自己代言，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向韩寒学习呢？这个信息本质上利用了英雄所具有的感召力，把英雄当成一个鼓吹者，目的是为了在大众传播领域塑造英雄崇拜，而这个被追捧的英雄就是“消费文化（网络体）的英雄”。
而实质上，网络体并没有真正的英雄，而是拿着文化旗帜，实质在消解文化本身，后果是引发英雄崇拜。以前商品时代被冠以宗教的名号，称为“拜物教”，当商品被过渡到符号层面的探讨，消费英雄“我消费故我在”的人生理念得到个人存在价值观的进一步确认，消费的对象也实现了从商品——符号——文化符号的转变，而网络体使用者集体无意识地不加分辨地崇拜着他们的“消费文化英雄”，崇拜意味着不加限制地尊敬、将英雄图腾化或者神化，导致自由自觉地创作本性消失，反思能力变弱。
四、网络体的命运
——对权威的冲击流于姿态
1.网络体冲击主流话语，但对权威的冲击流于姿态
虽然网络体是从电视剧或某个名人或某个社会事件而来，一两句经典的流行语被集中在各式各样的通俗读物里，从而形成网络体的大面积传播，但是网络体并没有因为大众传播的帮助而上升到高级文化，或者说精英文化，依然是草根的愤愤不平，同艺术、宗教、哲学还相差甚远。工人阶级文化和青年亚文化研究是著名文化研究中心——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最初设定的两个研究方向，相对于资产阶级主流文化来说，二者都属于非主流的亚文化范畴，是对主流文化的叛逆与挑战。特别是青年亚文化，更是将性别差异、时代范式变化等视角带入研究领域，产生了后期的亚文化研究。网络体无疑属于亚文化研究范畴，但是它并不具备资本主义社会亚文化对资本主义霸权秩序的抵抗和反抗，并不是激进的话语实践，对宏观政治无实质影响，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威胁流于姿态。对抗性的消解，似乎是亚文化的共同命运。网络体瓦解了艺术崇高，处在启蒙理性批判的视野之下，个性的彰显受制于主流话语，探究背后的社会文化心理不得不与亚文化联系起来。 亚文化是以“亚文化群体的社会存在为条件，以亚文化认同为价值和情感取向的。对于多元化社会来说，承认并宽容亚文化的存在，是社会具备自我反思能力和自由表达能力的正常现象”，{16}亚文化群体在表达上的某些共同特点在网络体上也有体现，比如说寻求认同，展现自我、提倡现代生活方式等。网络体也难逃被收编的命运，当一种网络体被填充的内容变成主流意识形态的传声筒时，网络体抵抗的使命已经消失，背后的话语权力关系以妥协于主流意识而告终。国内多元文化格局，亚文化始终与主流文化并举方能彰显自身存在。身处多元文化中，个人的文化身份在稳定中也不失变化。在学校体制内，网民们运用的是主流话语，而在新媒介提供的平台上，他们的亚文化群体身份又在建构。那么，网络体流动于主流与亚文化二者的建构要素中，该群体内部的身份认同时时受到冲击。
2.网络体的命运及存在的终极意义
网络体一旦受欢迎，便呈现出水漫金山之势。一旦被大量复制，一些网络体消失得也很快，能够进入正统书写话语的极少。所以说很多网络体的命运可谓是昙花一现。
人们消费符号本身，但是并未丧失商品的实用性。刚开始时，网络体的独创可以说是标新立异，等大众趋同后，显示出了普遍性特征。普遍性说明暗合传播者的心理机制，从而推动网络体的大量推广，当普遍性被推到极致，网络体的命运即是融化在口语中或消失。所以说，不管原创者有没有意识到这点，网络体有没有生命力是对原创者的考验。失去了自由选择的权利，网络体表面上说赋予了主体选择的权利，但是网络上的虚拟性只能象征性地满足主体需求向主流话语进攻的需要。正如伯明翰学派认为亚文化的抵抗性来源于社会矛盾和所受的不公正待遇一样，解决的方式不具备可实现性，是一种幻想式的解决。
在网络体的使用和转播主体——年轻的网民们身上，可以看到这一亚文化群体所面临的社会背景，他们在消解经典、抵抗权威的道路上有自身追求的一套价值观念。人文学科的“危机论”在诸如文化研究、社会批评等文学外部研究一直被探讨。我们来看看网络体能否扭转这样的危机论调？人文学科的核心在于阐释功能和转化功能，形成一个可供规范伦理道德的框架。一方面，网络体对社会万态的阐释是肤浅、形象化的，表达的浅层性意味着它对伦理道德深入思考的缺乏。另一方面，新媒体时代下，读者的阅读方式的改变带来了阅读体验的转变，网络体迅速扩展产生了经济效益。可以说，网络体以网络为原点发散，转化过程的源头与商业挂钩，结果也有部分商业性。
虽然工业社会的困境与人的需要的异化，出现了虚假的需要与真实的需要，容易停留在抽象的人性需要，缺乏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思考，但是网络体试图在呼唤自由的需要，这种需要在当前媒介虽多、民众声音少的现实下显得弥足珍贵。“公心”一词来源于台湾学者黄兆汉在辨析诗歌的起源到底是“诗言志”还是“诗缘情”时提出，并将“公心”和“私心”相对举，他认为“诗言志”是儒家的精神因子在诗歌上的反映，即诗歌取向偏于为国家（或为封建王朝）的意识形态服务，这便是“公心”，及为了志向、抱负而作诗，而“诗缘情”的诗歌取向偏于私人化的情感，并不单指个人志向和抱负，个体的所感所思。因此，网络体存在的终极意义在于提供了网民们以关注社会之“公心”。
综上所述，在文化哲学视野的观照下，网络体在文学批评领域的单向性批判特征，受制于它从属于亚文化的场域、游离于正统文学场的场域身份，产生了消费网络体的“消费英雄”，但由于网络体自身的局限性，它对权威的冲击力度有限，而它存在的终极意义在于关注社会之“公心”。网络体因其发展时间不长且又处在不断更新变化当中，我们探讨网络体的文化哲学着重于在理论的辨析上分析网络体这个具体的个案，其中不乏有失偏颇之处，希望每一步探讨都是在向真理无限接近。
注释：
①衣俊卿：《作为社会历史理论的文化哲学》，《哲学研究》2010年第2期。
②周红照：《社会语言学视野中的网络体》，《现代语文（语言研究版）》2012年第6期。
③张永芝：《“单向度”秩序的否定与超越——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的解读》，《社科纵横》2012年第1期。
④魏俊雄：《论马尔库塞主体解放思想的理论逻辑》，《求索》2012年第9期。
⑤[法]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著，李猛、 李康译：《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第133 页。
⑥王胜利、石贝宁：《布迪厄“场域”与“惯习”中的制度思想探析》，《西安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
⑦⑧邹阳：《布迪厄的空间理论——读<社会空间与象征力>》，《河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
⑨{12}张涵：《波德里亚关于“消费社会”与“符号社会”的理论》，《山东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
⑩陈树千：《消费文化下的审美乌托邦——迪厄“文学场”理论刍议》，《黑龙江科技信息》 2011年第2期。
{11}胡敏中：《消费文化与文化消费》，《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1年第1期。
{13}朱伟珏、姚瑶：《阶级、阶层与文化消费——布迪厄文化消费理论研究》，《湖南社会科学》2012年第4期。
{14}娄可：《人的差异性与文化多样性——亚文化现象的主体性探析》，《濮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2年第1期。
{15}夏冠英、李小芳：《当前中国大众传播中的“消费英雄”解读》，《中国媒体发展研究报告》2007年刊。
{16}陆扬：《从亚文化到后亚文化研究》，《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文学院）
一、网络体的批判维度
——《单向度的人》所引发的启示
文化哲学的定位和价值尚需完善，其将哲学的唯物史观与探讨文化的规律相结合，既有助于摆脱哲学的藩篱，又加深了文化丰富性之外的哲学内涵。正如文化哲学的目的是“阐述文化在社会历史运行中的方位；二是从历史演进的视角审视文化所特有的规定性；三是基于文化的规定性阐述文化哲学范式的引入所形成的微观视域同宏观视域相结合的社会历史理论”①，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将会涉及网络体的运行机制、使用目的、传播道路和规律等全方位的探讨，最直接的便是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所给予的思辨特性。
1.网络体来源于社会事件或者热门影视作品，大多可以读出与主流话语对峙的倾向，这切合了当代社会的文化心理，也体现了二元对立思维的痕迹
《社会语言学视野中的网络体》②一文总结了网络体的特点，认为其以网络为媒介，以文学表现为主，以标点符号、图片、图表、漫画为辅，并将网络体流行的原因归纳为科技进步、符合网民需求、语言魅力、容易参与和互动、网民的从众心理等诸因素。这样的分析大体来说是准确的，但是还可以从文化哲学的视角更深入地探讨。网络体在语言学视野里是变异的汉语，换一种说法便是汉语多义性的体现，或者说是一种极端的发展，被人称为“充满了游戏性、泛诗性、词语变造、灌水技术”的“网络体诗”。如咆哮体以大量出现“有木有”和“伤不起”，以大量的惊叹号结尾为特征。刚开始，网络体之所以跃出网络系统被讨论，源于它在与官方语言的严谨、严格的区别，冲击着原有的社会舆论格局，改变传统的人际关系形态。诸如以网络体发布通知书、发表官方公告等。其中争辩关键在于：网络体本身的轻松诙谐适合为公众服务，而严肃文体代表了国家意识形态的烙印，二者互相攻讦，逐渐上升到亚文化与主流文化的探讨，并出现了与主流话语对峙的倾向，有二元对立的痕迹。同时，这也反映了新媒介时代对网络体包容的取向，当然，那些完全陷入文字游戏的恶搞除外。
2.网络体定型后，网民呈现出单面人的特征，批判因为复制而难以超越
网络体已成体式后，一般都会定型形成“体式”并被大量复制，它的批判维度因此而难以超越。马尔库塞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综合了马克思的“人全面发展”的思想，结合对文化大工业社会的批判为主要任务的文化研究模式，提出“单向人”的概念，并以此为所著书名。他的大致观点可以概括为三点：首先，单向人产生的背景，是在发达的工业社会，技术革新到可以控制诸多领域的同时，也控制了思想文化。其次，正常人在面对事物的时候，通常有“肯定”和“否定”两个向度，当肯定向度发挥作用时，思想与现实社会保持一致；当“否定”向度发挥作用时，思想会对社会现实批判并试图超越。二者是缺一不可的。因此，在思想判断中对某一向度的完全沉沦都是有缺陷的人。再次，马尔库塞的“单向人”体现了他对发达工业社会中那些丧失了某一向度的人的揭露和批判，渴求全面发展的人的出现。任何的理论出现了明确的批判指向，也容易造成对特例的忽视。
网络体的出现，或许可以成为辩证思考“单向人”理论的契机。网络媒介是网络体传播的重要平台，撇去该技术是否合理的考虑，不得不正视网络体依靠新技术急速扩张的客观事实。“电视节目、广告、报纸，包括政治宣传是控制的接受器，它会给人们造成一种心理强迫，把社会需要变成个人需要，而人们却无力拒绝大众传播媒介，只是社会秩序的吸附剂，它们需要对社会秩序学会拒绝，需要对社会的不合理处进行批判。其次，艺术对现存秩序的大胆的拒绝。艺术只有作为否定力量才能具有这种魔力。”③ 网络体对正式文体的渗入或者说是对政治、文化、思想上的极权秩序的反抗，这一认知实质上并没有走出否定性思维，仍是对大众传播媒介、文学艺术里的否定倾向。马尔库塞对发达工业社会中无批判向度的人们是十分失望的，他寄托于年轻的学生、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以及其他利益受损的群体。网络体的主体——年轻的网民们应该符合马尔库塞的要求，他们对社会轻则嬉笑，重则批判，具有批判、否定的眼光，但是也缺乏超越精神，一则他们不能揭示出社会的根本弊病，二则无法冲击主流意识形态。
因此，网络体中多是对社会不满的质疑与宣泄，网民在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积极面，面对社会的种种问题似乎在大力批判，如果说以前的否定性思维被大量遮蔽，那么如今网络体呈现出来的是过渡张扬的否定性思维。
3.网络体来源于批判，又止于批判
网络体狂欢的产生源点是社会事件或者热门影视作品，形成网络体契合了网民的需求，为网民表达思想感情、发表对社会问题的看法提供了窗口，没有恶搞那种“去中心性”似的无厘头。试看一系列网络体：咆哮体、丹丹体、蓝精灵体、梨花体、淘宝体、TVB体、校长撑腰体、凡客体、元芳体、甄嬛体、见与不见体、高铁体、新闻联播体……网络表达的随意性，要么是购物网站的表达方式（如凡客体），要么从电视剧电影的经典对白发展而来（如甄嬛体、见与不见体），它通过“偏离“和“并置”的语言手段来达到偏离主流话语或传统的表达方式的目的，突显表达的独特性。
网络体中的一两句经典会成为网络语，所以网络语并不等于网络体，它们是共生关系。这一点是需要严格区分的。网络体一般字数不多，少则一两个字，多则百来字，嬉笑怒骂皆有，或表达个人意愿或集体意愿，或批判社会光怪陆离的现象。如凡客体大声喊出我对商品的“爱与不爱”，对自己的定位的“是与不是”，用鲜明的二元对立突显自我认同，寻找自我表达的魅力。丹丹体来源于对城市化带来的高楼扩建的无奈，表面嬉笑，实则期盼社会改革。咆哮体的“伤不起”的多遍重复，以及那一串带有强烈感情的感叹号，常被认为是无意义的喧嚣，侧面确实可以发泄情绪、排解压力，但是这样的发泄回归到现实有多少现实意义是值得深思的。蓝精灵体带来的怀旧风潮，饱含自嘲、调侃，属于80后的“老人”心态。TVB体那种安慰方式，可视为对生活压力的吐槽。校长撑腰体呼唤互帮互助的爱人之心，一度被视为中华传统美德的孝道居然需要保驾护航，反讽意味明显。淘宝体虚假的称呼“亲”，被批评者视为“人际关系脆弱到需要热情的称呼来维系”的地步。见与不见体，始发于电影《非诚勿扰2》，电影的高票房和原作者仓央嘉措的特殊身份使它急速扩散，社会万象被编排进该网络体中，出现了职场版、大学版、拆迁版等等。而一旦被大量复制，网络体的批判限度便戛然而止，无法进行更深程度地批判。 4.网络体批判力度取决于它的操控者与语言的生命力
当“文化在传承、传播和交流过程中所出现的文化更新现象，如对原有文化局限性的突破、对新的文化模式的探索、对新的文化价值和文化精神的建树”时，文化主体性的探讨十分有必要，与恶搞的相互比较中，网络体的操控者和语言的生命力这双重主体的重要性更为突显。
首先，科学技术的双重性的关键还是在于操控者的选择，网络体的操控者们是年轻的网民们，而马尔库塞的消费社会批判理论忽视了这些大众本身的批判意识和主体精神。“克服异化的关键点在于重新实现传统的技术理性和价值批判理性的统一，实现感性与理性的统一，恢复个体否定超越批判的主体理性能力而实现主体解放的现实路径④。”另外，马尔库塞受精神分析理论的影响，认为单向度的人受到力比多（即爱欲）的影响，这导致对精神分析的批判对他同样适用，在此不赘述。
其次，网络体并不是恶搞，它的基础是一段文字，没有图片、动画的视频剪辑，表达上也不是颠覆性地表达，而是针对某种社会现象的评论。如果说恶搞主要通过拼贴、戏仿的手段来颠覆传统、嘲弄权威，那么网络体并不具备这些手段。它模仿的不是经典，而是能触动他们敏感神经的社会评论范式的言语，文字的所指和能指没有发生变化，没有刻意地对经典进行戏谑解读，目的也不是为了营造搞笑的氛围。但是从二者的主体心理分析来看，他们都是一种网络上的集体狂欢方式，体现了亚文化群体在网络上所期盼的虚拟满足体验。
与主流话语而言，网络体被冠以语言不规范的帽子，被认为是对语言体系的冲击，这实在是夸大了它的作用。语言是否被传承下来在于其语言本身的生命力，网络体也是一样。所以，网络体既可以成为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又是文化哲学探讨的对象。
二、网络体的场域定位
——布尔迪厄的场域观念与网络体的关系
“场域是布迪厄社会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他将一个场域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形构， 这些位置是经过客观限定的，场域仅是布迪厄社会研究的对象。”⑤ 可见布尔迪厄对文化的定位着重于场域的研究，这使他的文化思想无法被复制。首先，他对社会世界的认识是大含小，小含更小的无限包容结构。社会中的小世界，小世界中的小小世界，它们具有相对自主性、自身逻辑性，并与更大一层的社会存在必要的客观联系。其次，场域与资本的中介是惯习，场域的主体有何种集中的性情倾向系统，会引起它们对外一层世界的选择判断和对内一层世界的影响。再次，惯习与资本的关系注定了资本之间的互动和争夺，社会行动者在各种场域中争夺场域资本，以获得自身场域位置的巩固与确认。就网络体来看，它游离在文学场域的边缘，它所在场域和其他场域、所属场域和子场域之间的联系大致包含以下方面：
1.网络体所属场域的位置，及场域定位对网络体的作用
传统的文学作品主体是以正统主流话语为主，而对于一些非主流的，即含有所谓“异质性”的文学却有所遮蔽，文选里也有一些他们的作品，但份量实在太少。而网络体是被根本排除在传统的文学作品之外，它并不具备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性”。但不可置疑的是，网络体动摇了文学场域的自主性、文学的生成以及逻辑法则，所以网络体可以作为探讨文学场域在消费时代的生存境遇的具体个案。借鉴布迪厄的场域观念来看，文学可以划分为各个子场域，并探讨每个场域的自身规则及场域之间的联系，这或许能解释网络体如何取得自身的合法性地位，即网络体的归属问题。
网络体或可归于民间文学的一种新形式，得力于民间大众的推动机制。民间文学通常包括故事、神话、传说、民间语言游戏、民间曲艺等体裁，除了创作的主体是广大的民众之外，网络体并非是定义明确的民间文学。而“民间文学的当代应用形态”这个提法的使用得到了部分认同，但是仍存在可商榷之处。它是指民间文学并不以固有的那些文学体裁为形式出现，而是形态上发生改变，在当代传播环境下被重新提及并再度传播开来。诸如当代民歌演出、电视剧、动画等，他们脱离民间文学的口头性，以媒体的多彩影像出现，中间经过艺术加工，民间文学只是始发点的一个因子而已。然而不能否认的是，网络拓展了民间文学的生存空间，带来了大量作品，娱乐化性质装饰着民间文学的通俗性。那些讽刺社会现实的民间笑话和直指不良风气的民谣才归于民间文学的当代应用形态。可是网络体有着它的特殊性，网络体并无旧时民间文学体裁的特征，也无形态上的改变，某一种网络体定型后，只会发生内容的填充和替换，并无形态改变。
另外，网络体因接受大众为广大的网民而被冠以“亚文化”的种属分支，通常被认为与正统文化及其标准有一定距离，且处在不断解构正统文学评论家的阐释权威的过程中，偏离审美注重精神性诉求的本质。网络体具有网络新媒介这个技术层面，内容和形式上剥离是否具备新的艺术要素呢？消费文化下的文学场已非传统观念上的场域范畴，媒体浪潮的冲击下，文学场域的自主性正在动摇。文化哲学视野下的文学场域是“各个场域的自主性、独立性又是相对的，没有彻底的自主场域”，网络体在与亚文化既有联系又有对举中仍然得不到清晰的界定，仍是一种漂泊状态。
2.网络体的场域身份与场域之间的流通、联系与疏通
在理解布迪厄的实践理论后，不难发现他已经超越了简单二元论：个人的行动场域组成了社会空间，源于场域之间的力量在博弈。每年无数的电视剧、电影、无数的名人言论在网络上传播，并不是所有的都成为网络体，那些成为网络体是广大网民选择的结果，网民们选择诸多单一否定的网络体，可见他们共同的性情倾向系统，例如对一些社会现象的无奈和不满，喜欢嬉笑怒骂的语言风格等。这些相似使他们产生了大致的相同情绪，或同情或厌恶，从而有意无意成为某一种网络体的拥护者和传播者，形成个人场域综合而成的社会空间，而这个空间正是文化产业的大系统。因此，网络体并不形成产业，只是利用了文化产业大规模地在传播。网络时代闹哄哄的世界，网民却不时感到生命的孤独，网络的狂欢盛宴，一旦失去变得深刻的诉求，容易成为对亚文化批判的一个靶子。 网络体并无经济意义的占有，但是作为文化消费被象征性占有。“惯习与场域的关系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场域制约惯习，二是惯习有助于把场域建构成一个充满意义的世界（空间），这个世界被赋予感觉和价值，值得行动者尽情投入。”⑥网络体大量被复制和使用，使用者大多认为自己时尚前卫，把自己隔离在不懂网络体的人群之外，而与同使用网络体的人群构成同一场域，拥有一些共同倾向。这些疯狂的消费大多体现在网络上，一种过度的消费，甚至被赐予“病态消费”的头衔。“在社会空间或场域中，具有相似或相临地位的行动者一般处于相似的情况并易受相似因素的影响。”⑦ 在谈到网络体为何更迭得那么快时，殊不知网络体被群体过度地消费、滥用，便很容易被主流文化消解。如果以布尔迪厄整个思想体系来理解，那么场域就是一种各种位置之间的存在的客观关系，每个场域都有自己的“性情倾向系统”。形象一点来说，网络体更像一群具有相同“惯习”的暴发户，突然趁势占领了某个山头，然后又被更大的暴发户抹去了风光。
3.网络体所属场域之间的复杂关系与符号暴力
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分析理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象征资本或符号资本）在场域之间发挥作用）在确立消费活动中消费者的阶级地位对网络体有诸多启示。首先，网络体的使用者的社会阶级地位与他们所拥有的资本关系密切，资本包括新媒介类的经济资本、受教育程度的文化资本、形成网络群体的社会资本等，这些资本都以符号资本的形式占有了网络体的使用和传播。其次，网络体代表的文化实践受到惯习的影响，在同一群体中具有相同的消费习惯。“每个群体都有自身独特的习性， 带着不同的阶级惯习，消费者在改变自身社会空间位置的努力中形成了自身的文化消费方式与品位。”⑧ 由于自身拥有的资本数量上的差异， 同一群体内部也大不相同，如韩寒与凡客体的使用者们，大声呐喊为自己代言，韩寒消费的对象不仅有凡客体，还有凡客体带来的商业收益。所以，二者不仅文化消费方式不一样，享受的成果也不一样。
网络体并无官方的硬性传播，而是新媒介授予年轻网民的“群力”这个大众机制所推动的，当网络体成为一种身份的代表，没有使用或者不懂的便无发言权，甚至被隔离在网络体的群体之外。另外，网络体在扩散过程中被不同的内容填充，例如校长撑腰体的北大校长版、暨大校长版，网民之间的互相影响下，促使更多的人去了解某种网络体的来源，环环相扣的流传性，导致越来越多的网民在无意识下成了传播的链接点。这其中的符号暴力却不容易被察觉，它被布迪厄用来阐释统治阶级是如何获取特权地位并实现代际传递，并指出符号暴力由于语言、文化、思想和观念所组成，这种暴力表面温和，实质在以无形的力量使人顺从。这种观点似乎并没有错，但是布迪厄指出符号暴力通过学校教育的灌输来完成却是为了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学校教育制度进行批判。而更深一层，教育资源使网民人数骤然增加，新媒介提供了符号暴力发挥作用的平台。“媒介是符号运作的基础，意义与符号的外在环境的结合，形成了大众文化里从‘意义’向‘意识形态’的转变。符号代表的社会身份与社会地位挂钩，商品——意象商品——市场体系（符号的体系），这一发展路线偶有交叉，不变的是趋势向前，即符号价值随着广告、包装、展示平台（大众媒介）的增长而增长。”⑨ 利用网络体形成广告标语，产生后不需要付费，但是去关注社会事件和观看关联影片和电视剧的观众人数却增加了，为新媒介招徕更多广告顾客，广告的效应不言而喻，电影、电视剧等与广告商家互赢互利，网络体的扩散起着传播中枢的作用。这便是波德里亚所说的“完美罪行”，是一种“温和的暴力”。
网络体生产领域与消费领域互相协作，社会结构、行动者，被视为符号权力的社会学，权力关系以象征斗争的方式在场域中普遍存在。场域自律性、与外部社会空间的联系，有向下渗透的趋势。“文学场作为社会大场域的一个子场，必然要与政治、经济隐含着实质上的依赖关系，特别是在消费社会这一新的历史语境中，消费文化的扩张造成符号等级结的消解，经济权力正通过市场出版等途径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向文学场渗透，所以说布迪厄的文学场理论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只能是一种审美乌托邦的诉求，”⑩ 不难看出布尔迪厄的文化观专注于文化生活中蕴涵的权力动力学，一切以资本为核心运作，个性的权力只有在相应的场域内进行资本操控。他把符号资本的运作限定在场域分析之中，但是过度地宣扬资本的作用，在揭示了文化领域的实质后，也不免给人反文化的感觉，这种反文化的倾向，实质上是文化唯心主义。
三、网络体与“英雄”概念
——亚文化视域下的“消费英雄”
前面论述中提及网络体游走在文学的边缘，且边界无法确定，但是无疑它是属于文化这个大场域的一份子。它作为一种文化被消费跟别的文化消费有什么不一样？探讨这一问题可以窥视到亚文化视域下英雄概念的明显转移。
1.消费文化与文化消费
消费文化与文化消费两者容易被混淆，前者为名词，而不是动宾短语，后者为动词，文化是被消费的对象。因此，凡是进入文化市场流通和交换，用于满足人们自身发展和精神享受需要的文化产品，都属于“消费文化”的范畴，而“文化消费”则是“以精神文化商品为消费对象的一种消费活动，是人们为了满足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采取不同的消费方式消耗精神文化产品和相关劳务（活劳动）的过程”。{11} 费瑟斯通《消费社会与后现代文化》一书中，以消费为主题，对美国在内的西方社会里技术如何引发了不可遏制的消费欲望、阶级社会里各阶层地位的重新划分作出了探讨，得出消费在本质上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紧密联系的结论，换而言之，“被消费的不是物质特征，而是被添加的具有指涉意味的‘符号’个性化符号的存在于任一物品之间的关系结构本身，以此为基础的整个社会文化体系的所有层面均成为了消费品”。{12}
消费文化与当代产品的符号化，符号化的具体表现在于符号的等级性、个性化、时尚性。消费社会中的符号消费与身份认同，目的是用消费避免自卑感，争取进入某一群体，达到该群体的身份认同。自我角色处在不断变化发展中，消费物品向符号转变，象征消费意味着人的消费具有象征性。 2.网络体的“被”消费与身份认同感
网络体作为文化被消费的过程称之为“文化消费”，而网络体与其他的消费对象共同组成了消费文化，也就是说，消费文化是大文化概念以对象分类而来的一个分支。网络体不具备实物商品的属性，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却也拥有价值和使用价值，韩寒的凡客体红了凡客诚品这个购物网站，也增添了他的知名度，另外知名度带来的商业利益是无法计算的。这一消费的过程也是文化资本转化成经济资本的过程。当代的消费实践告诉我们：“消费者通过符号化产品的消费对自己进行一种社会编码， 即使用者通过某种产品将自己编织进社会等级或特定阶层与群体的社会秩序网络之中， 这是使用者通过消费对自己进行的社会定位。”{13}不管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的，网络体传播者通过消费网络体这一文化产品实现了社会定位。
但是，主体的认同与主体的分化相伴而来，追求群体之间的认同与社会的认同成为年轻网民的双重理想，网络体的大众传播是该理想的不懈追求。还是以凡客体为例，韩寒是凡客体的传播主体，但是具有为自己代言的冲动贯穿人类表达自我的实际，他也是个体之一，具有主体与个体结合的特征。网络体的受众也不是被动地接受，而是模仿填充不同的内容，从模仿走向无限复制。这似乎不是网络体才有的，鲁迅时代透过报纸媒介模仿的比比皆是，可见社会文化心理有共通之处，关键在于媒介不同，具有特殊叙述方式引起的模仿、复制的社会场域不同。
跟网络有关的诸种文学现象，常常被纳入亚文化研究范畴，传播路径则遵循传播学分析原则，再结合后现代文化理论研究，网络体也逃不出这样的研究路数。
一篇名为《人的差异性与文化多样性——亚文化现象的主体性探析》{14}的文章观点对于网络体的亚文化特征有所借鉴。亚文化概念与次生文化、非主流文化相对产生，它是某一文化群体所属的群体成员乃至个人所有的独特信念、生活习惯和价值观，同时也是在主文化或综合文化背景下与主文化相对应的非主流的、局部的或潜在的文化现象，既包含与主流价值相通的理念，也包含独特的价值观念。基于效果的不同，可分为积极亚文化和消极亚文化，前者与人的发展和历史进步方向相吻合，反映主流文化难以覆盖的和包含一部分意愿和价值追求，后者在对抗和夹缝中生存，以异端姿态对旧制度进行批判和否定，其叛逆的品格在特定时代容易引起同情和共鸣。
不管是来源于新闻事件，或出自品牌宣传，或来自电影电视的经典桥段，网络体的“体”一般被理解为一种思维方式，被用于网络人际交往中，它在追寻身份认同感，寻求同一群体内部和外部的对话的目的。网络体的命运要么被接纳，继续存活在网络闹哄哄的世界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更可能进入正统主流话语；要么消失，像烟花般散落在网络语言里，后人不追寻便难以发现它存在过的痕迹。
3.亚文化视域下“英雄”概念的离合
英雄的原始定义一般是指某方面能力的超常者、突出者，具有特定的价值观和英雄理念，民间英雄指的是与处于主流意识形态定位的中心英雄相对应的边缘英雄，而文化英雄添加了角色的行业定位，后两者恰好显现出亚文化视域下“英雄”概念的离合状态。“作为一种文化角色，一定的英雄总是产生于一定社会特有的价值观与英雄理念。文化英雄有许多基本类型，最普通的是代表整个民族共有价值的人物，”{15}那么网络体的使用者和传播者——广大的年轻网民们，在英雄的维度如何给那些大量使用网络体的人定位的呢？是否存在批判的视野？“消费文化的英雄”，是偏正短语，即（消费文化）的英雄。消费网络体的英雄主要表现为使用和传播网络体的“力度”、被赋予消费网络体的过程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网络体与消费它的英雄完美地合二为一。
消费网络体的英雄出现，大多是由于在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弥漫的社会有着塑造英雄带动消费的诉求，加之大众媒体在传播时对消费英雄的吹捧。这对网络体产生的背景有着传播的商业逻辑的限定。比如说凡客体的产生者韩寒，凡客作为一个购物网站，寻找到具有知名写手、赛车手等身份的韩寒作为代言人，首先是韩寒的知名度已经得到不少社会公众的认同，对韩寒生活方式的追捧，于是凡客体似乎给网民们一个错误的、虚假的信息：韩寒那么潮的人都喜欢的网站，他敢说敢做，他敢爱敢恨，他强调为自己代言，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向韩寒学习呢？这个信息本质上利用了英雄所具有的感召力，把英雄当成一个鼓吹者，目的是为了在大众传播领域塑造英雄崇拜，而这个被追捧的英雄就是“消费文化（网络体）的英雄”。
而实质上，网络体并没有真正的英雄，而是拿着文化旗帜，实质在消解文化本身，后果是引发英雄崇拜。以前商品时代被冠以宗教的名号，称为“拜物教”，当商品被过渡到符号层面的探讨，消费英雄“我消费故我在”的人生理念得到个人存在价值观的进一步确认，消费的对象也实现了从商品——符号——文化符号的转变，而网络体使用者集体无意识地不加分辨地崇拜着他们的“消费文化英雄”，崇拜意味着不加限制地尊敬、将英雄图腾化或者神化，导致自由自觉地创作本性消失，反思能力变弱。
四、网络体的命运
——对权威的冲击流于姿态
1.网络体冲击主流话语，但对权威的冲击流于姿态
虽然网络体是从电视剧或某个名人或某个社会事件而来，一两句经典的流行语被集中在各式各样的通俗读物里，从而形成网络体的大面积传播，但是网络体并没有因为大众传播的帮助而上升到高级文化，或者说精英文化，依然是草根的愤愤不平，同艺术、宗教、哲学还相差甚远。工人阶级文化和青年亚文化研究是著名文化研究中心——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最初设定的两个研究方向，相对于资产阶级主流文化来说，二者都属于非主流的亚文化范畴，是对主流文化的叛逆与挑战。特别是青年亚文化，更是将性别差异、时代范式变化等视角带入研究领域，产生了后期的亚文化研究。网络体无疑属于亚文化研究范畴，但是它并不具备资本主义社会亚文化对资本主义霸权秩序的抵抗和反抗，并不是激进的话语实践，对宏观政治无实质影响，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威胁流于姿态。对抗性的消解，似乎是亚文化的共同命运。网络体瓦解了艺术崇高，处在启蒙理性批判的视野之下，个性的彰显受制于主流话语，探究背后的社会文化心理不得不与亚文化联系起来。 亚文化是以“亚文化群体的社会存在为条件，以亚文化认同为价值和情感取向的。对于多元化社会来说，承认并宽容亚文化的存在，是社会具备自我反思能力和自由表达能力的正常现象”，{16}亚文化群体在表达上的某些共同特点在网络体上也有体现，比如说寻求认同，展现自我、提倡现代生活方式等。网络体也难逃被收编的命运，当一种网络体被填充的内容变成主流意识形态的传声筒时，网络体抵抗的使命已经消失，背后的话语权力关系以妥协于主流意识而告终。国内多元文化格局，亚文化始终与主流文化并举方能彰显自身存在。身处多元文化中，个人的文化身份在稳定中也不失变化。在学校体制内，网民们运用的是主流话语，而在新媒介提供的平台上，他们的亚文化群体身份又在建构。那么，网络体流动于主流与亚文化二者的建构要素中，该群体内部的身份认同时时受到冲击。
2.网络体的命运及存在的终极意义
网络体一旦受欢迎，便呈现出水漫金山之势。一旦被大量复制，一些网络体消失得也很快，能够进入正统书写话语的极少。所以说很多网络体的命运可谓是昙花一现。
人们消费符号本身，但是并未丧失商品的实用性。刚开始时，网络体的独创可以说是标新立异，等大众趋同后，显示出了普遍性特征。普遍性说明暗合传播者的心理机制，从而推动网络体的大量推广，当普遍性被推到极致，网络体的命运即是融化在口语中或消失。所以说，不管原创者有没有意识到这点，网络体有没有生命力是对原创者的考验。失去了自由选择的权利，网络体表面上说赋予了主体选择的权利，但是网络上的虚拟性只能象征性地满足主体需求向主流话语进攻的需要。正如伯明翰学派认为亚文化的抵抗性来源于社会矛盾和所受的不公正待遇一样，解决的方式不具备可实现性，是一种幻想式的解决。
在网络体的使用和转播主体——年轻的网民们身上，可以看到这一亚文化群体所面临的社会背景，他们在消解经典、抵抗权威的道路上有自身追求的一套价值观念。人文学科的“危机论”在诸如文化研究、社会批评等文学外部研究一直被探讨。我们来看看网络体能否扭转这样的危机论调？人文学科的核心在于阐释功能和转化功能，形成一个可供规范伦理道德的框架。一方面，网络体对社会万态的阐释是肤浅、形象化的，表达的浅层性意味着它对伦理道德深入思考的缺乏。另一方面，新媒体时代下，读者的阅读方式的改变带来了阅读体验的转变，网络体迅速扩展产生了经济效益。可以说，网络体以网络为原点发散，转化过程的源头与商业挂钩，结果也有部分商业性。
虽然工业社会的困境与人的需要的异化，出现了虚假的需要与真实的需要，容易停留在抽象的人性需要，缺乏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思考，但是网络体试图在呼唤自由的需要，这种需要在当前媒介虽多、民众声音少的现实下显得弥足珍贵。“公心”一词来源于台湾学者黄兆汉在辨析诗歌的起源到底是“诗言志”还是“诗缘情”时提出，并将“公心”和“私心”相对举，他认为“诗言志”是儒家的精神因子在诗歌上的反映，即诗歌取向偏于为国家（或为封建王朝）的意识形态服务，这便是“公心”，及为了志向、抱负而作诗，而“诗缘情”的诗歌取向偏于私人化的情感，并不单指个人志向和抱负，个体的所感所思。因此，网络体存在的终极意义在于提供了网民们以关注社会之“公心”。
综上所述，在文化哲学视野的观照下，网络体在文学批评领域的单向性批判特征，受制于它从属于亚文化的场域、游离于正统文学场的场域身份，产生了消费网络体的“消费英雄”，但由于网络体自身的局限性，它对权威的冲击力度有限，而它存在的终极意义在于关注社会之“公心”。网络体因其发展时间不长且又处在不断更新变化当中，我们探讨网络体的文化哲学着重于在理论的辨析上分析网络体这个具体的个案，其中不乏有失偏颇之处，希望每一步探讨都是在向真理无限接近。
注释：
①衣俊卿：《作为社会历史理论的文化哲学》，《哲学研究》2010年第2期。
②周红照：《社会语言学视野中的网络体》，《现代语文（语言研究版）》2012年第6期。
③张永芝：《“单向度”秩序的否定与超越——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的解读》，《社科纵横》2012年第1期。
④魏俊雄：《论马尔库塞主体解放思想的理论逻辑》，《求索》2012年第9期。
⑤[法]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著，李猛、 李康译：《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第133 页。
⑥王胜利、石贝宁：《布迪厄“场域”与“惯习”中的制度思想探析》，《西安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
⑦⑧邹阳：《布迪厄的空间理论——读<社会空间与象征力>》，《河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
⑨{12}张涵：《波德里亚关于“消费社会”与“符号社会”的理论》，《山东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
⑩陈树千：《消费文化下的审美乌托邦——迪厄“文学场”理论刍议》，《黑龙江科技信息》 2011年第2期。
{11}胡敏中：《消费文化与文化消费》，《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1年第1期。
{13}朱伟珏、姚瑶：《阶级、阶层与文化消费——布迪厄文化消费理论研究》，《湖南社会科学》2012年第4期。
{14}娄可：《人的差异性与文化多样性——亚文化现象的主体性探析》，《濮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2年第1期。
{15}夏冠英、李小芳：《当前中国大众传播中的“消费英雄”解读》，《中国媒体发展研究报告》2007年刊。
{16}陆扬：《从亚文化到后亚文化研究》，《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