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 时候，每年都有杂技团来村里演出。 其中最令人惊恐的节目，毫无疑问是卸胳膊。
　　每次到卸胳膊这个残忍的压轴“好戏”，那玩戏法的头目，都要先领着一个十二三岁的男孩，炫耀似的绕场两圈，让每一个人都看清这个面容有些清秀的大男孩，这一刻，是多么地健康活泼可爱，而即将面临的，又将是怎样的一场酷刑。
　　果然，在这样反差巨大的情境下，有女人开始恳求头目，不要卸孩子的胳膊了。玩戏法的当然拿定了看客的心理，所以根本不顾及观众的恳求声，像对待一个动物或者没有生命的物体一样，将男孩的脑袋朝下按，让其弯下腰去。在告知村人们，他即将给男孩的两条胳膊做360度旋转时，有胆小的女人，早已捂上了眼睛。但是，一切都是阻挡不住的，随着“咔吧”一声脆响，男孩的胳膊瞬间就被转了一圈，并随即像柔软的面条一样，耷拉下来。那男孩，竟然一声都没有哭，但眼尖的人，还是看到了他的眼泪。在头目将男孩弃之一旁，又喋喋不休地诉说了一通男孩的痛苦之后，终于在人群的叫喊抗议声中，又轻而易举地给男孩的胳膊复了位。村里人都不懂这是脱臼，我们小孩子更是不明白，只觉得这是世间最残忍的酷刑，每每都是这样的恐惧和震撼，让我们那一颗跟着杂技团走遍天涯海角卖艺的心，瞬间变得小小的，隐匿在村子的某个角落，遍寻不着。
　　第二天早晨，我还在噩梦中，跟要卸掉我胳膊的人拼死搏斗的时候，玩戏法的头头，已经带着惨遭他卸胳膊的男孩，挨家挨户地讨要打赏了。那男孩一脸的漠然，好像昨晚的疼痛，从未在他的身体里留下过任何的印记，一觉醒来，他又成为一个走南闯北、心腸冷硬的人。他提着大大的麻袋，站在人家门口，不发一言，任由那个长相凶蛮的头头，在女人们不舍得施舍更多粮食的时候，将他一下子推到人面前，以不容违逆的语气，逼迫道：“大姐，行行好嘛，看在这孩子昨晚胳膊都被卸断了的份上，怎么也得多给我们几斤粮食吧。”大多数时候，女人们是会发慈悲的，看那一脸漫不经心的男孩一眼，叹口气，拿着葫芦瓢，扭头去大瓮里再舀上一些，而后边将灰尘扑扑的麦子倒入大张着嘴巴的麻袋，边歉疚地笑道：“只能这些了，多了真没有了。”那头头知道哪怕他再卸一次男孩的胳膊，也换不来更多的粮食，于是变了脸色，将还弥漫着尘灰的麻袋，拽住口，哗啦一提一蹾，便甩上肩，扭头走人。那麻袋在他的身后，发出轻微的哗啦哗啦的声响，似乎，有万千的沙子和麦子，在彼此排斥，又不得不委屈地拥挤在一起。
　　玩戏法的人，要花上一天的时间，才能挨家挨户地将全村的粮食收敛完。有时候，会遇到像胖婶一样精明的女人，知道他们上门讨要，早早地就扛起锄头下了地，借此躲开这烦人的债主。玩戏法的也没有办法，看一眼无情闭锁的大门，知道这家人是铁定不会打赏哪怕一粒麦子的，于是恨恨地探头朝墙内看一眼，恰好跟一只狗视线相遇，于是狗一声怒吼，显示出对于主人的耿耿忠心，而人也气愤地骂一句。只有那个男孩，在烈日下疲惫地倚墙站着，一声不吭。
　　他们其实也没有收敛到多少粮食，村人习惯了看免费的演出，比如铁成他爹放的电影，就从来不会挨家挨户地收刮什么。所以像盼着他们快点来演出一样，全村人都盼着他们快点离开，好像，那个被卸了胳膊的男孩，在村里多待上一秒，便在人们心里，多压了一麻袋的粮食。那麻袋那么沉，银枪一样一直压到喉咙，快要让人喘不过气来了。
　　我特意跑到巷子口，注视玩戏法的赶着马车，从大道上离去。那个男孩坐在一麻袋的麦子上，仰头冲蓝得耀眼的天空，轻松地吹着口哨，好像他们即将要去的，是一个开满了花朵的梦幻之地。在那里，众目睽睽之下，他不会再被人残忍地卸掉胳膊，也不会有银枪无情地刺向喉咙。
　　正午的阳光重重地砸下来，落在脊背上，有微微的疼。我在越來越远的口哨声里，像男孩一样，仰头看向正午的天空。那里除了无穷无尽的深邃的蓝，什么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