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3年，法国新古典主义画家雅克·路易·达维特义愤填膺地完成了一件作品——他将现实生活中的一场谋杀搬到了画布之上，这就是现藏于比利时皇家美术馆的《马拉之死》。
　　西方古典绘画题材以宗教事迹、神话以及文学故事为主，很少有画家在意现实生活中的一起凶杀案。而达维特不同，他是雅各宾派的忠实拥护者——1790年，达维特加入雅各宾派，并在雅各宾派当权时期担任多个政府职务。因此，当达维特得知雅各宾派革命领袖马拉被暗杀时，最早赶到了凶案现场。
　　画中的马拉全身赤裸泡在浴缸中，他左手拿着一张小便笺，上面写着：“1793年7月13日，玛丽·安娜·夏洛特·柯黛致公民马拉：我十分不幸，指望能够得到您的慈善，这就足够了。”木箱上的纸条写着：“请将这份钱转交给一位有5个孩子的母亲，她的丈夫已为革命牺牲了。”马拉右手无力地下垂，但依然紧握着笔。马拉在革命初期为躲避贵族的逮捕而长期躲在地下室工作，因此患上了严重的皮肤病，每天需要花几个小时进行药浴。马拉为了节省时间，常常一边治疗一边处理公务。保皇党人夏洛特·柯黛以申请困难救济为名，潜入马拉家中，将其杀死在浴缸里。达维特很巧妙地将血腥的凶案现场演变出一种崇高之美，马拉苍白的尸体如纪念碑一样，控诉着凶手的残暴。
　　画家采用了竖幅构图，画面主体的马拉处于视平线中心以下的位置，给人以压抑、沉重的感觉。达维特弱化了谋杀细节，以极简的绘画语言控訴着保皇党的残酷，号召人们“拿起笔为我们的朋友复仇！为马拉复仇！让战败的敌人重新看到他已变得面容而失色吧”。同时期产生了许多纪念马拉的绘画作品，但大多数画家都会将对马拉的怀念与对凶手的痛斥并置，达维特则巧妙地将谋杀现场变成悼念领袖的灵堂，将已经失去生命体征的马拉变成一座革命的“纪念碑”。

　　一百年后，挪威表现主义画家爱德华·蒙克完成了《马拉之死》，向达维特的同名作品致敬。蒙克1863年出生于挪威，5岁时母亲因患肺结核去世，13岁的时候他深爱的姐姐也因肺病离世，而父亲却一直向孩子们灌输地狱的恐怖。蒙克本人也体弱多病，他一生都无法摆脱童年的阴影，并始终饱受压抑、焦虑的困扰——这也深深影响了蒙克的绘画创作。最初，蒙克同那个时代的年轻美术爱好者一样，深受印象主义绘画的影响，他的早期作品《病孩》就显示出印象派的影响。《病孩》的主角是他去世的姐姐索菲娅，他用这幅画表达了对姐姐的怀念以及自己内心的痛苦。但蒙克很快就与印象主义者们分道扬镳——追求真实再现客观世界的印象派艺术已无法满足蒙克自我表现的欲望，他很快在具有神秘主义和象征主义传统的北欧文学中找到了创作源泉，他也喜欢凡·高和罗特列克的艺术。因此，蒙克也被视为象征主义艺术的代表画家，《呐喊》被普遍认为是其最重要的象征主义作品。
　　《呐喊》完成于1893年，画面表现了一个人站在大桥上惊声尖叫的样子，人的五官被简化，看起来好像一个骷髅。他的双手捂住耳朵，远处的风景仿佛融化在尖叫声中，画面的上方填满了像血一样的鲜红色，整个画面给人以焦虑不安的感觉。这是蒙克看到的真实情景：“我和两个朋友一起走着，夕阳西沉，天空变得像血一样红，我忽然觉得极度疲倦，无精打采地止住脚步。黝黑色的海峡和道路显示着血与火一样的火舌。朋友走着，我却一个人停在那里因不安而颤抖着，我感到了自然强烈的呐喊。”

　　《呐喊》好像来自画家的一场梦魇，表现了世纪末的焦虑，也是19世纪人们孤独的写照。19世纪工业和科技的发展使西方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传统的宗教信仰与经院哲学被不断发展的科学技术代替，哲学家尼采高呼：“上帝死了！”欧洲人与过去隔绝，也无法预见未来，世纪末的焦虑加重了这种孤独与压抑。1910年左右，蒙克作品中的梦魇逐渐退去，《马拉之死》成为他此时的代表作品。蒙克赋予了历史题材作品另类的解读：达维特以见证者的姿态强调马拉之死的纪念意义，画中的马拉如同古典雕塑一般庄重;蒙克却以第三人的身份出现在画面中，他是与事件无关的目击证人——马拉赤身躺在床上，白色的床单被鲜血染红，女刺客并未逃走，也是赤裸着身体，面向观众而立。
　　如果说古典主义画家擅长表现人性的美与崇高，那么表现主义艺术家们则从不吝啬揭示人性的丑陋，他们也对人类的痛苦、贫困以及焦虑有着深深的同情。蒙克的《青春期》创作于1895年，画中的少女好像突然从睡梦中惊醒，她睁大双眼，显得惶恐不安，少女身后的影子像个怪兽一样威胁着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