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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尔盖·帕拉赞诺夫（Sergei Parajanov），前苏联电影导演。1924年1月9日出生于格鲁吉亚第比利斯，1990年7月21日因癌症去世。人们称他为不朽的艺术家，然而他留给世界的电影作品却只有极少的几部：《遗忘的祖先之影》、《石榴的颜色》、《苏拉姆城堡的传说》和一些早期短片。这是因为他在拍了两部被世界电影界称为天才杰作的影片之后，本该用来创作的将近20年时间，都在非议、监狱和禁拍中度过。
在读到安德烈·塔可夫斯基的日记集《时光中的时光》之前，我对帕拉赞诺夫这个名字一无所知，是书里抄录的一封公开信让我记住了这个名字。信文如下：
四月二十二日呈乌克兰党中央第一书记V.V.谢尔比茨基同志：
从《基辅晚报》一篇署名基辅副检察长的文章中，我们惊悉“任职于杜甫仁科电影制片厂”的苏联导演谢尔盖·帕拉赞诺夫所犯罪行。
就我们所知，苏联法律的惯例，乃是宣判之前，不得将被告称为罪犯。然而该文却将帕拉赞诺夫视为醉汉与无赖，完全没有提及他是何人。
…… ……
我们，写这封信的人，是职业电影人，作为艺术家，过得并不轻松。
我们以为，谢尔盖·帕拉赞诺夫正处于创作高峰，但少有用武之地。
不幸的是，大多数苏联导演，他们的作品也乏善可陈。
过去十年，谢尔盖·帕拉赞诺夫只拍了两部电影：《遗忘的祖先之影》和《石榴之色》。它们首先影响乌克兰的电影，其次整个国家，然后——遍及全世界。
…… ……
电影成千上万，但只有很少能够经受时间考验。我们对世界电影负责。
我们相信，苏联法庭会保护这位著名导演。
如果此人牵涉某些案件，他需要帮助。我们需要他。我们需要他的潜能。
我们并非请求宽恕；我们要说的是，必须爱惜我们的艺术人才。
就艺术而言，全世界几乎无人可以替代帕拉赞诺夫。
他有罪——罪在孤单一人。
我们有罪，没有每天想起他，没有发现一位大师的价值。
V.B.什克洛夫斯基
A.A.塔可夫斯基
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一日
资料显示，帕拉赞诺夫在拍完《石榴的颜色》之后，于1973年12月被捕，判处5年苦役。
当时曾有过一次世界范围的艺术界和电影界许多人加入的营救活动。这封信大约也是这次营救活动的一部分。
书中还收录了一封帕拉赞诺夫于1974年12月25日写给塔可夫斯基的信。信文如下：
安德烈，最先蒙召的人！
我很喜欢巴格雷的电影。……《镜子》的两个画面，足以让我明白其余部分了。有色彩吗？我喜欢《飞向太空》的黑白画面。我不想要色彩！……对一个判了十宗罪、九成皮肤都是刺青的小子来说，我厮混的世界（精灵、诗人、说书人、基辅俄国沙皇）很荒谬，那种说话方式，一切一切。我在做什么？我一个人。先是写，然后缝个袋子，眼下我是洗衣女！……他们说我应该请求宽大。有什么意义？我不是因为宽大才判的。我没法想象，这篇文章可以取代乌克兰对我的十四项指控……！（对不起。）
谢尔盖·帕拉赞诺夫
帕拉赞诺夫出狱之后，仍被禁拍十余年之久，在此期间，他创作了大量的拼贴画。有文章说，那些画“充满了奇异的幻想和大胆的色彩，如果他不是个电影导演，他依然会作为一个伟大的画家而不朽。”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他被允许拍片，完成了生前最后一部影片《苏拉姆城堡的传说》，后因病去世。
从这两封信中，从对塔可夫斯基和帕拉赞诺夫这两位世界公认的杰出艺术家并不算太深入的了解中，我所感受到的，发自内心无比崇敬的，是一种精神的力量。在他们身上同样深深折射着整整一代群星璀璨的俄罗斯艺术家们的精神光芒。他们让我想起整个白银时代，想起每一个我所知道的无可替代的名字：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曼德尔斯塔姆、茨维塔耶娃、吉皮乌斯、索尔仁尼琴，等等。他们，谁的个人命运是好的？然而，就是在最严酷的命运里，他们坚守了艺术家的良知和个性，人的良知和天性，坚守了对艺术的忠诚，对俄罗斯的忠诚。
当我们为阿赫玛托娃的《安魂曲》、《北方的哀歌》而深深感动的时候，并不知道她写这些诗时，她的丈夫阿克梅派诗人古米廖夫已死于非命，她日夜都能看到他流血的身体，却不知道他为什么而死；她唯一的儿子关在犯满为患的监狱里；她独自一人居无定所地住在一间临时而破败的屋子里，生命中能够坚持的只有两样东西：一个是等待一次和下一次在监狱门前排着长队看儿子的时间；另一个是诗。那是没有任何希望发表，不能写在纸上保留下来，甚至不敢在自己的屋子里大声念出来的，只能“整夜整夜”地从心里生长出来、在时间里丢失的诗。然而，她没有放弃“写”，没有放弃对自己内心的诚实，她不向自己撒谎……
而我们非常熟悉的《日瓦戈医生》，它无论是获奖还是拍成电影，或以别的方式在世界上广为流传，这些都跟作者生前的荣耀毫无关系。1958年，帕斯捷尔纳克因这部作品获得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的同时，他在国内遭到猛烈的围攻与抨击。同年11月4日，塔斯社受权声明“如果帕斯捷尔纳克到瑞典领奖后不再回国，苏联政府绝不追究。”12月29日，帕斯捷尔纳克致电瑞典文学院拒绝受奖，并写公开信给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和党报，恳求不要对他采取驱逐出境的“极端措施”。他说：“我生在俄罗斯，长在俄罗斯，在俄罗斯工作，我同它是分不开的，离开它到别的地方去对我是不可能的。”两年之后，他贫病交加、悄无声息不为人知地死在莫斯科郊外的一座小村庄里。
塔可夫斯基在被迫流亡国外时，拍下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思乡影片《乡愁》，那著名的塔氏长镜头、那诗、那音乐、那诗性审美的电影语言、那孤独与梦境……那“乡愁”不仅仅是对俄罗斯的思念，更是对人类精神故乡的思念。它不是仅仅触动观影者心灵和泪点那么浅表的感动，而是深入你的骨髓和血液之中，乃至不易察觉地融入和改动了你灵魂的质地。而他在最后一部影片《牺牲》中，以片尾献词的方式，留给世界的遗言是“怀着希望与信心。” 正是因为“怀着希望与信心”，帕拉赞诺夫在禁拍其间，虽然离开电影，却并未离开他心中的艺术，因此就算他不是作为一个伟大的导演，也依然会作为一个伟大的画家而不朽。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在国内，我以为比较有可比性的是沈从文，当他在特殊年代，或被动或主动地放弃了文学创作之后，他在历史研究方面所贡献的最重要的专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所填补的空白，以及在学术领域的重要性，恐怕至今仍是无人超越的。而他在生命临终前后，曾于1987年和1988年两度入选诺贝尔文学奖。终究没有获奖的原因，说法不一，传言最多的是，评奖委员会使者来到中国，他的故乡，如今人们都去凭吊他的美丽的凤凰古城，却找不到他的人，也不知道他是否还活着。人们告诉他，没有这个人。
时代背景是一个问题，但不是一个绝对的问题，任何时代，任何环境背景下，都可以存有高贵的精神，也可以产生汉娜·阿伦特说的“平庸的恶”。人对精神的坚持，不屈服于压力，和不屈从于诱惑，是同样稀有珍贵的一种品格。
帕拉赞诺夫式的遗憾，在艺术领域，同样具有普遍性。人们如此赞叹他的艺术才华，而他一生留给世界的仅有三部影片，这绝非他能拍和想拍的数量（尽管单纯的数量不代表什么，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人内心的创作激情是否得到充分表达）。
塔可夫斯基也一样，最遗憾的是，他一生都想拍而终究没有拍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传记影片和作品改编影片。他曾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专注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他全部作品以及凡所有能够收集到的相关文献与资料（包括各种传记和评述类书籍与文章）的阅读与了解，其深度与广度，绝不亚于一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研究专家。他不是因为要拍电影而去阅读和了解的，而是因为对自己本民族这位伟大作家的深入理解、共鸣与热爱，从内心生发出强烈的想要与之对话与沟通的表达欲望，才想要诉诸自己最得心应手也最热爱的电影语言的。然而，他的愿望没有实现。这固然是他个人最大的精神痛苦与遗憾，但不是他的个人损失，而是俄罗斯艺术和世界电影的一个无法弥补的损失。没有人能够拍出一部塔氏风格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像刚刚故世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生前拒绝授予任何人他的《百年孤独》的电影改编权一样，因为他要黑泽明来拍。可是，谁能把黑泽明领到他面前去签约呢？
因此，在这封联名信中，不仅那种哀其同类的惺惺相惜是珍贵而感人的，更可宝贵的是，他以他深厚的艺术修养和敏感的艺术判断，发现和肯定了一位同时代艺术家无所替代的价值，并坚持以一个正直艺术家的诚实与良知，替俄罗斯和世界电影珍爱之。不管国外艺术家们的联合营救是否起作用，且不去说。作为身处同一人文环境和政治背景中的塔可夫斯基和什克洛夫斯基，此举却是要担最大个人风险的，如果没有一种大无畏精神和无我境界，是做不到的。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无论在任何一个国度，也无论公正与否，谁敢公开对一个判有十宗罪、受到十四项指控的罪犯，说：“他需要帮助。我们需要他。”？无论他是什么人。而人性，以及神性，正是在这样的一些地方考量人的，而非别处。 【责编/九月】
在读到安德烈·塔可夫斯基的日记集《时光中的时光》之前，我对帕拉赞诺夫这个名字一无所知，是书里抄录的一封公开信让我记住了这个名字。信文如下：
四月二十二日呈乌克兰党中央第一书记V.V.谢尔比茨基同志：
从《基辅晚报》一篇署名基辅副检察长的文章中，我们惊悉“任职于杜甫仁科电影制片厂”的苏联导演谢尔盖·帕拉赞诺夫所犯罪行。
就我们所知，苏联法律的惯例，乃是宣判之前，不得将被告称为罪犯。然而该文却将帕拉赞诺夫视为醉汉与无赖，完全没有提及他是何人。
…… ……
我们，写这封信的人，是职业电影人，作为艺术家，过得并不轻松。
我们以为，谢尔盖·帕拉赞诺夫正处于创作高峰，但少有用武之地。
不幸的是，大多数苏联导演，他们的作品也乏善可陈。
过去十年，谢尔盖·帕拉赞诺夫只拍了两部电影：《遗忘的祖先之影》和《石榴之色》。它们首先影响乌克兰的电影，其次整个国家，然后——遍及全世界。
…… ……
电影成千上万，但只有很少能够经受时间考验。我们对世界电影负责。
我们相信，苏联法庭会保护这位著名导演。
如果此人牵涉某些案件，他需要帮助。我们需要他。我们需要他的潜能。
我们并非请求宽恕；我们要说的是，必须爱惜我们的艺术人才。
就艺术而言，全世界几乎无人可以替代帕拉赞诺夫。
他有罪——罪在孤单一人。
我们有罪，没有每天想起他，没有发现一位大师的价值。
V.B.什克洛夫斯基
A.A.塔可夫斯基
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一日
资料显示，帕拉赞诺夫在拍完《石榴的颜色》之后，于1973年12月被捕，判处5年苦役。
当时曾有过一次世界范围的艺术界和电影界许多人加入的营救活动。这封信大约也是这次营救活动的一部分。
书中还收录了一封帕拉赞诺夫于1974年12月25日写给塔可夫斯基的信。信文如下：
安德烈，最先蒙召的人！
我很喜欢巴格雷的电影。……《镜子》的两个画面，足以让我明白其余部分了。有色彩吗？我喜欢《飞向太空》的黑白画面。我不想要色彩！……对一个判了十宗罪、九成皮肤都是刺青的小子来说，我厮混的世界（精灵、诗人、说书人、基辅俄国沙皇）很荒谬，那种说话方式，一切一切。我在做什么？我一个人。先是写，然后缝个袋子，眼下我是洗衣女！……他们说我应该请求宽大。有什么意义？我不是因为宽大才判的。我没法想象，这篇文章可以取代乌克兰对我的十四项指控……！（对不起。）
谢尔盖·帕拉赞诺夫
帕拉赞诺夫出狱之后，仍被禁拍十余年之久，在此期间，他创作了大量的拼贴画。有文章说，那些画“充满了奇异的幻想和大胆的色彩，如果他不是个电影导演，他依然会作为一个伟大的画家而不朽。”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他被允许拍片，完成了生前最后一部影片《苏拉姆城堡的传说》，后因病去世。
从这两封信中，从对塔可夫斯基和帕拉赞诺夫这两位世界公认的杰出艺术家并不算太深入的了解中，我所感受到的，发自内心无比崇敬的，是一种精神的力量。在他们身上同样深深折射着整整一代群星璀璨的俄罗斯艺术家们的精神光芒。他们让我想起整个白银时代，想起每一个我所知道的无可替代的名字：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曼德尔斯塔姆、茨维塔耶娃、吉皮乌斯、索尔仁尼琴，等等。他们，谁的个人命运是好的？然而，就是在最严酷的命运里，他们坚守了艺术家的良知和个性，人的良知和天性，坚守了对艺术的忠诚，对俄罗斯的忠诚。
当我们为阿赫玛托娃的《安魂曲》、《北方的哀歌》而深深感动的时候，并不知道她写这些诗时，她的丈夫阿克梅派诗人古米廖夫已死于非命，她日夜都能看到他流血的身体，却不知道他为什么而死；她唯一的儿子关在犯满为患的监狱里；她独自一人居无定所地住在一间临时而破败的屋子里，生命中能够坚持的只有两样东西：一个是等待一次和下一次在监狱门前排着长队看儿子的时间；另一个是诗。那是没有任何希望发表，不能写在纸上保留下来，甚至不敢在自己的屋子里大声念出来的，只能“整夜整夜”地从心里生长出来、在时间里丢失的诗。然而，她没有放弃“写”，没有放弃对自己内心的诚实，她不向自己撒谎……
而我们非常熟悉的《日瓦戈医生》，它无论是获奖还是拍成电影，或以别的方式在世界上广为流传，这些都跟作者生前的荣耀毫无关系。1958年，帕斯捷尔纳克因这部作品获得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的同时，他在国内遭到猛烈的围攻与抨击。同年11月4日，塔斯社受权声明“如果帕斯捷尔纳克到瑞典领奖后不再回国，苏联政府绝不追究。”12月29日，帕斯捷尔纳克致电瑞典文学院拒绝受奖，并写公开信给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和党报，恳求不要对他采取驱逐出境的“极端措施”。他说：“我生在俄罗斯，长在俄罗斯，在俄罗斯工作，我同它是分不开的，离开它到别的地方去对我是不可能的。”两年之后，他贫病交加、悄无声息不为人知地死在莫斯科郊外的一座小村庄里。
塔可夫斯基在被迫流亡国外时，拍下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思乡影片《乡愁》，那著名的塔氏长镜头、那诗、那音乐、那诗性审美的电影语言、那孤独与梦境……那“乡愁”不仅仅是对俄罗斯的思念，更是对人类精神故乡的思念。它不是仅仅触动观影者心灵和泪点那么浅表的感动，而是深入你的骨髓和血液之中，乃至不易察觉地融入和改动了你灵魂的质地。而他在最后一部影片《牺牲》中，以片尾献词的方式，留给世界的遗言是“怀着希望与信心。” 正是因为“怀着希望与信心”，帕拉赞诺夫在禁拍其间，虽然离开电影，却并未离开他心中的艺术，因此就算他不是作为一个伟大的导演，也依然会作为一个伟大的画家而不朽。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在国内，我以为比较有可比性的是沈从文，当他在特殊年代，或被动或主动地放弃了文学创作之后，他在历史研究方面所贡献的最重要的专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所填补的空白，以及在学术领域的重要性，恐怕至今仍是无人超越的。而他在生命临终前后，曾于1987年和1988年两度入选诺贝尔文学奖。终究没有获奖的原因，说法不一，传言最多的是，评奖委员会使者来到中国，他的故乡，如今人们都去凭吊他的美丽的凤凰古城，却找不到他的人，也不知道他是否还活着。人们告诉他，没有这个人。
时代背景是一个问题，但不是一个绝对的问题，任何时代，任何环境背景下，都可以存有高贵的精神，也可以产生汉娜·阿伦特说的“平庸的恶”。人对精神的坚持，不屈服于压力，和不屈从于诱惑，是同样稀有珍贵的一种品格。
帕拉赞诺夫式的遗憾，在艺术领域，同样具有普遍性。人们如此赞叹他的艺术才华，而他一生留给世界的仅有三部影片，这绝非他能拍和想拍的数量（尽管单纯的数量不代表什么，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人内心的创作激情是否得到充分表达）。
塔可夫斯基也一样，最遗憾的是，他一生都想拍而终究没有拍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传记影片和作品改编影片。他曾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专注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他全部作品以及凡所有能够收集到的相关文献与资料（包括各种传记和评述类书籍与文章）的阅读与了解，其深度与广度，绝不亚于一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研究专家。他不是因为要拍电影而去阅读和了解的，而是因为对自己本民族这位伟大作家的深入理解、共鸣与热爱，从内心生发出强烈的想要与之对话与沟通的表达欲望，才想要诉诸自己最得心应手也最热爱的电影语言的。然而，他的愿望没有实现。这固然是他个人最大的精神痛苦与遗憾，但不是他的个人损失，而是俄罗斯艺术和世界电影的一个无法弥补的损失。没有人能够拍出一部塔氏风格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像刚刚故世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生前拒绝授予任何人他的《百年孤独》的电影改编权一样，因为他要黑泽明来拍。可是，谁能把黑泽明领到他面前去签约呢？
因此，在这封联名信中，不仅那种哀其同类的惺惺相惜是珍贵而感人的，更可宝贵的是，他以他深厚的艺术修养和敏感的艺术判断，发现和肯定了一位同时代艺术家无所替代的价值，并坚持以一个正直艺术家的诚实与良知，替俄罗斯和世界电影珍爱之。不管国外艺术家们的联合营救是否起作用，且不去说。作为身处同一人文环境和政治背景中的塔可夫斯基和什克洛夫斯基，此举却是要担最大个人风险的，如果没有一种大无畏精神和无我境界，是做不到的。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无论在任何一个国度，也无论公正与否，谁敢公开对一个判有十宗罪、受到十四项指控的罪犯，说：“他需要帮助。我们需要他。”？无论他是什么人。而人性，以及神性，正是在这样的一些地方考量人的，而非别处。 【责编/九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