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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蜀道难》艺术成就的推崇，前人几乎众口一词；而对其立意旨趣，则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文立足《蜀道难》的思想内容，结合其创作背景、诗人当时的创作状态和创作初衷对该诗的旨趣进行探究。
关键词： 《蜀道难》 旨趣 创作背景 创作状态 创作初衷
《蜀道难》原为乐府古题，多咏蜀地山川之险，历代诗人曾反复咏叹。至于李白，藉古出新，标新立异，创造出一篇“奇之又奇”的文字。杜甫赞曰“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明代王世贞亦直言“太白以气为主，以自然为宗，以俊逸高畅为贵……其歌行之妙，咏之使人飘扬欲仙”，清代沈德潜亦言“（太白）笔阵纵横，如虬飞蠖动，起雷霆于指顾”，诸多赞美之辞无以复加。
对于这首诗艺术成就的推崇，前人几乎众口一词，万人同喙。然而关于其立意旨趣，历来众说纷纭：一曰为忧房琯、杜甫而作；二曰讽刺安史之乱后唐玄宗入蜀；三曰讽刺四川军阀章仇兼琼；四曰“即事成篇，别无寓意”。前二说与《蜀道难》的创作时间对不上，不攻自破。据唐代孟棨《本事诗》载：“李太白初自蜀至京师，舍于逆旅，贺监知章闻其名，首访之，既奇其姿，复请所为文。出《蜀道难》以示之。”五代王定保《唐摭言》亦载：“李太白始自西蜀至京，名未甚振，因以所业贽谒贺知章，知章览《蜀道难》一篇，扬眉谓之曰：公非人世之人，可不是太白星精耶？”清代顾炎武《日知录》则断言：“李白《蜀道难》之作，当在开元、天宝间。”根据以上所载，这首诗的创作时间应该在李白第一次到长安之前，最晚不超过唐玄宗天宝初年；而上述前两说皆言及安史之乱，自不能成立。至于第三说，仅仅根据《蜀道难》“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这一句，就断定李白是为了讽刺四川军阀章仇兼琼，未免断章取义，太武断了；更何况根据明胡震亨《李诗通》所载“兼琼在蜀，无据险跋扈之迹”，此说就更离谱。总之，前三说或于时间不对，或与史实不符，都站不住脚。至于第四说，亦难以让人信服；因为在古今中外的文学史上很难找出一个在艺术上登峰造极而在思想上毫无寄托的作品。如果《蜀道难》是一个例外，那么它就是跛足的巨人，诗歌史上的怪胎。
那么《蜀道难》的旨趣到底是什么呢？最靠谱的恐怕是从诗作本身去找答案。从思想内容看，这是一首送别诗无疑，即前人所谓“送友人入蜀”。从诗歌所透露出来的情感看，既有对友人旅途艰险的担心、对友人涉足陌生地的忧虑，又掺杂些许含蓄而执著的惜别之情。然而，如果简单地把它看做是本诗的旨趣，则未免流于浅薄。其实要把握《蜀道难》的思想内容，最要紧的莫过于“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这一句。这句诗在诗中一咏三叹，且贯穿全诗始末；它不仅仅是诗意转折和抒情变化的标志，更是诗人刻意咏叹的主题。单凭这一点，就可断定这不是一首一般意义上的送别诗。诗人极尽想象、夸张之能事，极言蜀山之险、蜀道之难，难道仅仅是为了抒发惜别之情和牵挂之意？这未免太小题大做了，太不像李太白了吧？显然，李白不过是借送友入蜀之名，状写蜀道之难罢了。因此，准确把握《蜀道难》之旨趣，首先必须抓住诗歌所状写的、所歌咏的蜀道这个重点探寻。李白以变化莫测的笔法，艺术地展现古老蜀道逶迤、峥嵘、高峻、崎岖的面貌，描绘出一幅色彩绚丽的山水画卷。他笔下的蜀道，不仅仅具有高、奇、险的特点，更被赋予诗人特有的情感气质和思想品格。这条蜀道，是李白的蜀道，从头至尾融贯着澎湃的浪漫主义激情。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诵读《蜀道难》会产生伟大、崇高的情感，产生景仰、膜拜的冲动。因此，通过分析诗歌的思想内容和诗人的情感倾向，我们不难洞见本诗之旨趣，即借“送友人入蜀”之题，状写蜀道之难，以赞蜀山蜀水之大美，叹苍天造化之神功。
其次，探寻诗歌的旨趣，前人首推“知人论世”这个办法。若论《蜀道难》创作时的这个“世”，这可不是一个一般的世。此时正处盛唐的顶点——开元、天宝之交，在这样的宏大背景之下，诗人赞美自然造化之大美神功与大唐恢宏气度颇为契合。若论李白这个“人”，这也不是一个等闲之辈。此时的李白正怀揣理想、信心满满地奔赴长安，此时的他既有道家对自然的那种崇拜，又有游侠对山水的那种任气，更有儒家对功名的那种热衷。状态如此高昂、饱满的李白，创作出来的《蜀道难》必然一洗前代众多诗人同母题诗作所流露出来的卑怯、柔弱、哀婉之小气，从而呈现出崇高、伟岸、豪迈之大气。因此，结合知人论世，不难探究出赞美自然造化之大美神功这个旨趣。
最后，我们还可以从《蜀道难》的创作初衷分析。《蜀道难》是一首投赠诗，古代文人若想顺利入仕，往往会带上自己得意的诗作拜谒当时的权势人物，希望得到他的赏识、提携或引荐。白居易献给顾况的《赋得古原草送别》、钱起献给裴舍人的《赠阙下裴舍人》和柳永呈给孙何的《望海潮》都是同类。既是投赠诗，当然不能造次，恨不得把先天异秉和后天所学浓缩于方寸之间，恭呈于贵人之前。李白亦不能免俗，因为李白不愿走科举仕进之路，而是想通过贵人提携迅速入仕，平步青云，实现匡时济世的伟大抱负。既然如此，李白在《蜀道难》上，就必须做足功课。首先，他在诗歌形式上选择歌行体，因为他清楚自己最擅长的就是歌行体，最能发挥自己艺术才能的也是歌行体。其次，他清楚在诗歌主题的确立上，更要小心谨慎；再次，必须回避那些敏感的、容易引起猜测和误解的题旨，而最稳妥、最安全、最保险的莫过于歌咏大自然。歌咏山川之大美、自然造化之神功，永远是积极、阳光、正面的，绝不会产生消极、阴暗、负面的联想。因此，前人所主张的暗讽、影射、伤离别、无寄托的种种说法，在这里就不靠谱了。
探究诗歌的旨趣，首先要从思想内容入手，所谓实事求是，既不能先看前人专家的见解，因为难免落入先入为主的陷阱，又不能先“知人论世”，因为先从“人”和“世”入手，极易犯主观臆测和形而上学的毛病。因此，要弄清楚《蜀道难》的旨趣是什么，老老实实从诗歌本身探究。知人论世的方法和前辈专家的观点固然重要，但只能作为辅助手段和参考之用。
关键词： 《蜀道难》 旨趣 创作背景 创作状态 创作初衷
《蜀道难》原为乐府古题，多咏蜀地山川之险，历代诗人曾反复咏叹。至于李白，藉古出新，标新立异，创造出一篇“奇之又奇”的文字。杜甫赞曰“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明代王世贞亦直言“太白以气为主，以自然为宗，以俊逸高畅为贵……其歌行之妙，咏之使人飘扬欲仙”，清代沈德潜亦言“（太白）笔阵纵横，如虬飞蠖动，起雷霆于指顾”，诸多赞美之辞无以复加。
对于这首诗艺术成就的推崇，前人几乎众口一词，万人同喙。然而关于其立意旨趣，历来众说纷纭：一曰为忧房琯、杜甫而作；二曰讽刺安史之乱后唐玄宗入蜀；三曰讽刺四川军阀章仇兼琼；四曰“即事成篇，别无寓意”。前二说与《蜀道难》的创作时间对不上，不攻自破。据唐代孟棨《本事诗》载：“李太白初自蜀至京师，舍于逆旅，贺监知章闻其名，首访之，既奇其姿，复请所为文。出《蜀道难》以示之。”五代王定保《唐摭言》亦载：“李太白始自西蜀至京，名未甚振，因以所业贽谒贺知章，知章览《蜀道难》一篇，扬眉谓之曰：公非人世之人，可不是太白星精耶？”清代顾炎武《日知录》则断言：“李白《蜀道难》之作，当在开元、天宝间。”根据以上所载，这首诗的创作时间应该在李白第一次到长安之前，最晚不超过唐玄宗天宝初年；而上述前两说皆言及安史之乱，自不能成立。至于第三说，仅仅根据《蜀道难》“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这一句，就断定李白是为了讽刺四川军阀章仇兼琼，未免断章取义，太武断了；更何况根据明胡震亨《李诗通》所载“兼琼在蜀，无据险跋扈之迹”，此说就更离谱。总之，前三说或于时间不对，或与史实不符，都站不住脚。至于第四说，亦难以让人信服；因为在古今中外的文学史上很难找出一个在艺术上登峰造极而在思想上毫无寄托的作品。如果《蜀道难》是一个例外，那么它就是跛足的巨人，诗歌史上的怪胎。
那么《蜀道难》的旨趣到底是什么呢？最靠谱的恐怕是从诗作本身去找答案。从思想内容看，这是一首送别诗无疑，即前人所谓“送友人入蜀”。从诗歌所透露出来的情感看，既有对友人旅途艰险的担心、对友人涉足陌生地的忧虑，又掺杂些许含蓄而执著的惜别之情。然而，如果简单地把它看做是本诗的旨趣，则未免流于浅薄。其实要把握《蜀道难》的思想内容，最要紧的莫过于“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这一句。这句诗在诗中一咏三叹，且贯穿全诗始末；它不仅仅是诗意转折和抒情变化的标志，更是诗人刻意咏叹的主题。单凭这一点，就可断定这不是一首一般意义上的送别诗。诗人极尽想象、夸张之能事，极言蜀山之险、蜀道之难，难道仅仅是为了抒发惜别之情和牵挂之意？这未免太小题大做了，太不像李太白了吧？显然，李白不过是借送友入蜀之名，状写蜀道之难罢了。因此，准确把握《蜀道难》之旨趣，首先必须抓住诗歌所状写的、所歌咏的蜀道这个重点探寻。李白以变化莫测的笔法，艺术地展现古老蜀道逶迤、峥嵘、高峻、崎岖的面貌，描绘出一幅色彩绚丽的山水画卷。他笔下的蜀道，不仅仅具有高、奇、险的特点，更被赋予诗人特有的情感气质和思想品格。这条蜀道，是李白的蜀道，从头至尾融贯着澎湃的浪漫主义激情。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诵读《蜀道难》会产生伟大、崇高的情感，产生景仰、膜拜的冲动。因此，通过分析诗歌的思想内容和诗人的情感倾向，我们不难洞见本诗之旨趣，即借“送友人入蜀”之题，状写蜀道之难，以赞蜀山蜀水之大美，叹苍天造化之神功。
其次，探寻诗歌的旨趣，前人首推“知人论世”这个办法。若论《蜀道难》创作时的这个“世”，这可不是一个一般的世。此时正处盛唐的顶点——开元、天宝之交，在这样的宏大背景之下，诗人赞美自然造化之大美神功与大唐恢宏气度颇为契合。若论李白这个“人”，这也不是一个等闲之辈。此时的李白正怀揣理想、信心满满地奔赴长安，此时的他既有道家对自然的那种崇拜，又有游侠对山水的那种任气，更有儒家对功名的那种热衷。状态如此高昂、饱满的李白，创作出来的《蜀道难》必然一洗前代众多诗人同母题诗作所流露出来的卑怯、柔弱、哀婉之小气，从而呈现出崇高、伟岸、豪迈之大气。因此，结合知人论世，不难探究出赞美自然造化之大美神功这个旨趣。
最后，我们还可以从《蜀道难》的创作初衷分析。《蜀道难》是一首投赠诗，古代文人若想顺利入仕，往往会带上自己得意的诗作拜谒当时的权势人物，希望得到他的赏识、提携或引荐。白居易献给顾况的《赋得古原草送别》、钱起献给裴舍人的《赠阙下裴舍人》和柳永呈给孙何的《望海潮》都是同类。既是投赠诗，当然不能造次，恨不得把先天异秉和后天所学浓缩于方寸之间，恭呈于贵人之前。李白亦不能免俗，因为李白不愿走科举仕进之路，而是想通过贵人提携迅速入仕，平步青云，实现匡时济世的伟大抱负。既然如此，李白在《蜀道难》上，就必须做足功课。首先，他在诗歌形式上选择歌行体，因为他清楚自己最擅长的就是歌行体，最能发挥自己艺术才能的也是歌行体。其次，他清楚在诗歌主题的确立上，更要小心谨慎；再次，必须回避那些敏感的、容易引起猜测和误解的题旨，而最稳妥、最安全、最保险的莫过于歌咏大自然。歌咏山川之大美、自然造化之神功，永远是积极、阳光、正面的，绝不会产生消极、阴暗、负面的联想。因此，前人所主张的暗讽、影射、伤离别、无寄托的种种说法，在这里就不靠谱了。
探究诗歌的旨趣，首先要从思想内容入手，所谓实事求是，既不能先看前人专家的见解，因为难免落入先入为主的陷阱，又不能先“知人论世”，因为先从“人”和“世”入手，极易犯主观臆测和形而上学的毛病。因此，要弄清楚《蜀道难》的旨趣是什么，老老实实从诗歌本身探究。知人论世的方法和前辈专家的观点固然重要，但只能作为辅助手段和参考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