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梁启超的新闻思想是我国新闻传播史上一座重要的里程碑，从构建社会制度的高度，阐述了新闻事业的功能。对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和新闻理论的完善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梁启超；新闻思想
梁启超是我国近代杰出的报刊活动家和新闻理论家，在27年的办报实践中，他在继承前人新闻理论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报刊理论和新闻思想。对当时的报业活动和后来的新闻业务都具有深远的影响。同时，梁启超又是一个政治家，以改造社会、振兴国家为己任，是我国近代新闻史上以政治家身份从事报刊活动的第一人。他的“新闻学理论较多的是政治原则和道德标准的评判，新闻本身的内在规律和具体原则虽有所涉及，但远远不够。”[1]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一、梁启超的报刊功能观
从戊戌变法开始，维新志士选择了兴学会、办报刊、建学堂等方式，开通了社会风气，宣传国家形象。当时梁启超也认为“欲开会非有报馆不可，报馆之议既浸渍于人心，则风气之成不远矣。”[2]此后，梁启超以政治家的姿态步入报坛，开始了他的办报生涯。
梁启超对于报刊功能的认识主要见于他的两篇文章：《论报馆有益于国事》和《敬告我同业诸君》。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中，他把报纸的作用精炼地概括为“去塞求通”。同时，梁启超也在该文中首次提出了耳目喉舌论，“其有助耳目之用，而起天下废疾者，则报馆之谓也。”后来他在写《<清议报>叙例》中，也公开声言了该报的性质：“为国民之耳目，做维新之喉舌。”在他看来，国家的兴衰强弱和一个国家国情的通与塞具有密切的联系，报刊是国家的“耳目喉舌”，是沟通情况，宣德达情的工具。报纸的“两大天职说”是梁启超关于报刊功能的另一重要论断。其一为：“报馆者，即据言论出版两自由，以躬行监督政府之天职也。”报馆属于“名誉监督者，”它虽不能如法律监督和宗教监督“使人服从，使人信仰，使人畏惮，然隐然示人曰：尔必当如此、尔必不可知彼。尚不尔者，则尔将不见容于社会，而于尔之乐利有所损”。[3]关于向导国民，梁启超强调：“所谓向导国民者何也？……鉴既往，示将来，导国民以进化之途径者也。”在他看来，报纸具有传播知识，开启民智的作用，而这种“智”，能提高国民的鉴别力，从而增强参政能力。
二、梁启超对新闻自由思想的认识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在异国他乡，他很快便在日本横滨创办了《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在这期间，他接触了各种西方政治、经济、哲学和法学等资产阶级的“本源之学”，进一步懂得了近代报纸是西方资产阶级文明的产物，报纸的繁荣是和资产阶级上升时期要求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分不开的。便在汲取西方西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报刊理论的基础上完善了自己的新闻思想，他的关于报纸的“两大天职说”就是梁在接触了这些理论之后，对报纸性质职能说的重新定位。
他把西方文明的先进性归结为思想、言论和出版三大自由，“此三大自由者，实为一切文明之母”。[4]梁启超把新闻自由与民权并举，重视对民主，自由思想的宣传，对封建社会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为自己的政治主张提供理论基础和加强舆论态势，关注的焦点是政治权利和自由方面，他认为中国之所以落后于世界，其根本原因是自由观念和权利意识的缺乏，所以需要用西方的民主、自由思想对国人进行启蒙教育，来增强国人的权利意识，在他看来，新闻自由是振兴国家的工具。
三、梁启超的舆论监督思想
梁启超在1910年创办《国风》期间，对自己的舆论观作了系统的阐述，即“舆论者，国民多数之意见”，“是故少数人所表意见，不成舆论，最多数人怀抱此意见而不公表之，人不成为舆论”，且这种舆论必须“忠于正理而适之时势者也”。他强调：“舆论者，天地间最大之势和，未有能御者也”，“凡政治必藉舆论之拥护而始能存”。梁启超的舆论监督思想揭示了舆论监督的本质特点，即运用公众的意见对政府施加影响，舆论监督是一种软性的、成本较低的监督方式，它肩负着对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中存在的一切不良现象进行监督的任务，揭露问题、鞭挞丑恶、建言献策、为民立言和请命。是社会肌体中的毒瘤、病害的解剖刀。并能确保政府权力公正透明的运行。由此可以看出，梁启超的无形舆论主要是发政党及国民之声，即“彼政府采其议以为政策焉，彼国民奉其言以为精神焉。”和报纸一样，舆论也是为实现其政治理想而参与政治。
四、对梁启超新闻思想的反思和认识
梁启超新闻思想以及报刊活动理论的形成，主要是由他生活的社会历史背景和个人理想决定的。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到甲午中日战争，中国从一个自给自足的封建国家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内忧外患，民生凋敝。以康梁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爱国者在探求现代化的道路上，感觉到器物上行不通之后，试图从制度上进行重构。当这种重构遇到阻力时，运用报刊制造舆论成为打开局面的一种手段，办报是为了强国，所以报刊一开始就是为制度重构而创办的。其关键词是舆论、言论，政论，具有浓重的政治色彩，它只有在达到政治目的，实现政治功能之后，才会考虑其他方面的内容。
从梁启超自身来说，严格意义上，他并不是一个“报人”，虽然他的一生与报刊联系紧密，也通常以“报人”自居，但他只是把办报作为其实现政治理想的一种手段而已。梁启超自小就受“谋正统仕途”的教育，他小时候和祖父一起生活，祖父把光宗耀祖的梦想移植到他身上。后来梁启超又师从康有为，学习西学，树立了变法维新的理想，在追逐政治运动的过程中，报刊活动应运而生。他创办的《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都是为了鼓吹办法、广开民智、维新国民的目的。所以，梁启超的最终理想并不是成为一名“报人”，他是怀抱政治理想，并以政治家的姿态进入报坛，其新闻思想依附于他的政治主张也就不足为奇了。
总之，梁启超是资产阶级维新派最有影响的新闻理论家，他在继承早期维新派的办报主张的同时积极吸收和借鉴西方新闻理论成果，并结合自己的办报实践，成为我国近代报刊事业的奠基者之一。但由于时代和个人的原因，他的新闻思想中也有一些消极、落后的因素，具有明显的阶级和时代局限性。对此，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批判地继承。（作者单位：兰州大学）
参考文献：
[1]李喜所，元青.梁启超传[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40.
[3]梁启超.舆论之母与舆论之仆[A].林志钧，饮冰室合集（专集第一册）[C].北京：中华书局，1989.
[4]梁启超.论报馆有益于国事[A].张品兴等.梁启超全集[C].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66，969，2509，1476.
关键词：梁启超；新闻思想
梁启超是我国近代杰出的报刊活动家和新闻理论家，在27年的办报实践中，他在继承前人新闻理论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报刊理论和新闻思想。对当时的报业活动和后来的新闻业务都具有深远的影响。同时，梁启超又是一个政治家，以改造社会、振兴国家为己任，是我国近代新闻史上以政治家身份从事报刊活动的第一人。他的“新闻学理论较多的是政治原则和道德标准的评判，新闻本身的内在规律和具体原则虽有所涉及，但远远不够。”[1]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一、梁启超的报刊功能观
从戊戌变法开始，维新志士选择了兴学会、办报刊、建学堂等方式，开通了社会风气，宣传国家形象。当时梁启超也认为“欲开会非有报馆不可，报馆之议既浸渍于人心，则风气之成不远矣。”[2]此后，梁启超以政治家的姿态步入报坛，开始了他的办报生涯。
梁启超对于报刊功能的认识主要见于他的两篇文章：《论报馆有益于国事》和《敬告我同业诸君》。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中，他把报纸的作用精炼地概括为“去塞求通”。同时，梁启超也在该文中首次提出了耳目喉舌论，“其有助耳目之用，而起天下废疾者，则报馆之谓也。”后来他在写《<清议报>叙例》中，也公开声言了该报的性质：“为国民之耳目，做维新之喉舌。”在他看来，国家的兴衰强弱和一个国家国情的通与塞具有密切的联系，报刊是国家的“耳目喉舌”，是沟通情况，宣德达情的工具。报纸的“两大天职说”是梁启超关于报刊功能的另一重要论断。其一为：“报馆者，即据言论出版两自由，以躬行监督政府之天职也。”报馆属于“名誉监督者，”它虽不能如法律监督和宗教监督“使人服从，使人信仰，使人畏惮，然隐然示人曰：尔必当如此、尔必不可知彼。尚不尔者，则尔将不见容于社会，而于尔之乐利有所损”。[3]关于向导国民，梁启超强调：“所谓向导国民者何也？……鉴既往，示将来，导国民以进化之途径者也。”在他看来，报纸具有传播知识，开启民智的作用，而这种“智”，能提高国民的鉴别力，从而增强参政能力。
二、梁启超对新闻自由思想的认识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在异国他乡，他很快便在日本横滨创办了《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在这期间，他接触了各种西方政治、经济、哲学和法学等资产阶级的“本源之学”，进一步懂得了近代报纸是西方资产阶级文明的产物，报纸的繁荣是和资产阶级上升时期要求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分不开的。便在汲取西方西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报刊理论的基础上完善了自己的新闻思想，他的关于报纸的“两大天职说”就是梁在接触了这些理论之后，对报纸性质职能说的重新定位。
他把西方文明的先进性归结为思想、言论和出版三大自由，“此三大自由者，实为一切文明之母”。[4]梁启超把新闻自由与民权并举，重视对民主，自由思想的宣传，对封建社会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为自己的政治主张提供理论基础和加强舆论态势，关注的焦点是政治权利和自由方面，他认为中国之所以落后于世界，其根本原因是自由观念和权利意识的缺乏，所以需要用西方的民主、自由思想对国人进行启蒙教育，来增强国人的权利意识，在他看来，新闻自由是振兴国家的工具。
三、梁启超的舆论监督思想
梁启超在1910年创办《国风》期间，对自己的舆论观作了系统的阐述，即“舆论者，国民多数之意见”，“是故少数人所表意见，不成舆论，最多数人怀抱此意见而不公表之，人不成为舆论”，且这种舆论必须“忠于正理而适之时势者也”。他强调：“舆论者，天地间最大之势和，未有能御者也”，“凡政治必藉舆论之拥护而始能存”。梁启超的舆论监督思想揭示了舆论监督的本质特点，即运用公众的意见对政府施加影响，舆论监督是一种软性的、成本较低的监督方式，它肩负着对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中存在的一切不良现象进行监督的任务，揭露问题、鞭挞丑恶、建言献策、为民立言和请命。是社会肌体中的毒瘤、病害的解剖刀。并能确保政府权力公正透明的运行。由此可以看出，梁启超的无形舆论主要是发政党及国民之声，即“彼政府采其议以为政策焉，彼国民奉其言以为精神焉。”和报纸一样，舆论也是为实现其政治理想而参与政治。
四、对梁启超新闻思想的反思和认识
梁启超新闻思想以及报刊活动理论的形成，主要是由他生活的社会历史背景和个人理想决定的。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到甲午中日战争，中国从一个自给自足的封建国家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内忧外患，民生凋敝。以康梁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爱国者在探求现代化的道路上，感觉到器物上行不通之后，试图从制度上进行重构。当这种重构遇到阻力时，运用报刊制造舆论成为打开局面的一种手段，办报是为了强国，所以报刊一开始就是为制度重构而创办的。其关键词是舆论、言论，政论，具有浓重的政治色彩，它只有在达到政治目的，实现政治功能之后，才会考虑其他方面的内容。
从梁启超自身来说，严格意义上，他并不是一个“报人”，虽然他的一生与报刊联系紧密，也通常以“报人”自居，但他只是把办报作为其实现政治理想的一种手段而已。梁启超自小就受“谋正统仕途”的教育，他小时候和祖父一起生活，祖父把光宗耀祖的梦想移植到他身上。后来梁启超又师从康有为，学习西学，树立了变法维新的理想，在追逐政治运动的过程中，报刊活动应运而生。他创办的《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都是为了鼓吹办法、广开民智、维新国民的目的。所以，梁启超的最终理想并不是成为一名“报人”，他是怀抱政治理想，并以政治家的姿态进入报坛，其新闻思想依附于他的政治主张也就不足为奇了。
总之，梁启超是资产阶级维新派最有影响的新闻理论家，他在继承早期维新派的办报主张的同时积极吸收和借鉴西方新闻理论成果，并结合自己的办报实践，成为我国近代报刊事业的奠基者之一。但由于时代和个人的原因，他的新闻思想中也有一些消极、落后的因素，具有明显的阶级和时代局限性。对此，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批判地继承。（作者单位：兰州大学）
参考文献：
[1]李喜所，元青.梁启超传[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40.
[3]梁启超.舆论之母与舆论之仆[A].林志钧，饮冰室合集（专集第一册）[C].北京：中华书局，1989.
[4]梁启超.论报馆有益于国事[A].张品兴等.梁启超全集[C].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66，969，2509，14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