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种分合转化不仅表现在国家政治上,文化进程也大体遵循此例——殷商西周是一元官学时代;东周则离析出多元私学;秦汉又力加整合,几经试验,终于定型为以儒为宗,兼纳道法阴阳的一元帝国文化;魏晋南北朝近四百年间(185—581),社会破碎,一元帝国文化随之崩解。这种“分而合,合而分”的周期性转换,并非平面式的循环往复,乃是螺旋式上升过程,每一次“分”,意味着文化朝丰富多元发展;每一次“合”,意味着文化向深刻综汇迈进。而魏晋南北朝再次出现的文化多元走向,则是对经学弥漫的两汉一元帝国文化的反动,是人文自觉的一次生动耀现。 一 社会动荡与名教危机 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和董卓之乱,是一个分崩离析时代的开端。此后四百年间,豪族拥兵割据,王室贵族叠相杀戮,北方胡人乘势大规模进入中原,兵连祸接,政权变更频繁:先有魏、蜀、吴三国鼎立,继起的西晋统一(265—316),仅维持半世纪即演为离乱,在北方,先有十六国割据,后有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的嬗递;在南方,则有东晋、宋、齐、梁、陈的更迭。与汉帝国集权政治崩溃同步,魏晋以降世家大族崛起,其庄园自成社会,不仅经济上自给自足,“闭门而为生之具以足”,而且拥占兼宗法、军事、生产性的私人武装——部曲。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