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好友跟我说：“我们小时候，爸妈每星期都会带我们去吃一次西餐，非常普通，现在吃西餐，却成了必须正经八百的一件事。”我们走在百乐门前的万航渡路，街上到处都看得到老外，路边的连锁糕点店里有一半是白人。居民小区里也有各式白人黑人进出，就连楼下的重庆鸡公煲，大半夜里也坐着两三桌外国人。这种上海，我不知道对我的朋友意味着什么。她的小时候，也不过是二十几年前。
　　生于1962年的新井一二三在书里写道，1960年代，奶油蛋糕是东京小朋友的奢侈点心，一年只吃得到两次，尽管它过于甜蜜又油腻，却是富足美好生活的象征。到了70年代，人们腻了，开始去追口味不那么粘糊、孩子气的起司蛋糕。上海人的舌头也经历过步调类似的进化，只是时间要顺次推迟个若干年。
　　报载，上海已成日本本国以外日本人聚居最多的城市，深夜里吃着海底捞看似同胞的人里面，很可能就有离乡背井的他们。即使如此，对于上海人来说，上海仍是金贵的故乡。因此时常会有人忍不住喊出来，要外地人从这个“宇宙的中心”滚蛋。
　　但在东京，情况稍许不同。东京自然是日本的中心，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越来越集中于此，大阪、京都等地很难与之抗衡。就像新井一二三所说，中国还有上海之于北京，美国则有L.A.之于纽约，但日本从头到尾只有一个东京，这就符合文学评论家矶田光一所说的，“东京不是一个地方，而是概念，是有作为的年轻人从全国各地要‘上来’的‘中心’”。田中角荣就是从农村来到东京，从土木工人开始，最后做了国家首相。
　　所以新井说，土生土长的东京人始终是少数，而多数是从外地来奋斗的新居民，他们对这座城市的感情不深，主要是想好好利用她。她没有流露出任何要这些人“团一团”滚蛋的意思，但深深感慨于“故乡东京”的异化。这种异化来自于美国通俗文化的入侵。迪斯尼乐园1983年在东京湾北岸建起，新井的描述是：跟美国公司携手的投资商，把那浅滩填平建设了彻头彻尾美国式的主题公园，甚至禁止游客带饭团进场，真是岂有此理！过去那里是他们那代东京人春天阖家去挖蛤蜊度过美好时光的海岸。
　　上海很快也要拥抱自己的迪斯尼，很多人制定了旅行计划，号称“盼早日在家门口享受国际化娱乐设施”云云，但这种话语有强烈的政府宣导意味，上海人自己则列举出了种种反对迪斯尼的理由，包括用100%中国资金建100%美国品牌，等同于“割地赔款”，而经济上未必能得到预想的收益，等等。原来还是出自“民族自尊心”和精明的经济算盘。
　　而新井更关心的是，东京在脱去贫穷的同时，渐渐地丧失传统、风味和人情味。70年代经济狂飙，日本人有90%以上的人认为自己经济状况在中等水平。这时候，日本人耿耿于怀的，不是别人家更有钱，而是自己家文化根基不够深厚。高中时，新井的母亲参加过入学典礼之后，就再也不肯去学校了，她的羞耻心来自于：自己没有阅读习惯也没有藏书，而女儿同学的家里却有高达天花板的书架，从小听古典乐，个个会弹钢琴拉小提琴或日本三弦。
　　社会以输赢论英雄，你若不在“赢组”，就会被归于“输组”。
　　很快经济过热积聚了泡沫，家庭也开始分崩离析。本不值钱的土地价钱暴涨，子女为争夺父母留下的店面、公寓或土地，大打官司。新井在国外待了十几年后回家，发现家里和亲戚之间的往来差不多都断绝了。很多东京人的家庭都在80年代末纷纷解体。90年代，经济开始滑坡，政治波动连连，社会只有更残酷。
　　《我这一代东京人》和《伪东京》连起来看很有意味，一本讲的是清贫朴实却充满幸福感的东京，另一本则讲失格畸形的东京。“亲日派”尊崇的精细、诚实、有礼有节的日本，实际上也有急功近利、不负责任的一面，也会有挂着牛肉招牌而卖猪肉羊肉兔子肉的店家，篡改消费期限的巧克力店（即北海道名产“白色恋人”）和果子店，蒙混原料产地的老字号和食店，以及日本人深以为恨的无耻政客官僚。
　　现在的东京成了“伪東京”，想必不光是“那一代”东京人会怀念过去。但和新一代东京人相比，“那一代”东京人是宁肯被归入“输组”，也要拥抱“即将消灭的东西”。
　　那么，这一代上海人想输还是想赢？至少，就我所看见和知道的，还是有一部分上海女孩在盼望找个外国人（欧美人最佳）嫁了，这倒是长久未变的、出奇招而制胜的一种赢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