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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唯一一个能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见到蒋介石的人。”这个人一旦在蒋府出现，侍从室主任只需通报一声“戴先生来了”，就径直把他引到蒋介石的书房中去。蒋介石有时甚至来不及从案卷中抬头，直呼其就坐，“是雨农啊”。
2012年4月1日，前“国民政府”军统局局长戴笠生前手稿、函电等珍贵情报史料59卷，正式由“台湾军情局”授权“台湾国史馆”解密公开，其中多数是首度曝光的第一手情报资料。
唯一一个能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见到蒋介石的人
在美国国防情报局“中国第373号”档案中，有此记录：“他是唯一一个能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见到蒋介石的人。”这个人一旦在蒋府出现，侍从室主任只需要通报一声“戴先生来了”，就径直把他引到蒋介石的书房中去。蒋介石有时甚至来不及从案卷中抬头，直呼其就坐，“是雨农啊”。
此人就是戴笠。后来偏居台湾的蒋介石念起戴笠时，常不胜唏嘘：“若雨农不死，不至失大陆。”
在战争年代的重重谍影中，特工变节之事数不胜数，但戴笠对蒋介石的忠心却始终如一。著有《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一书的美国学者魏斐德曾断言，戴笠对蒋介石的忠诚，即便在抗日前途最渺茫之际，或是蒋介石个人处于最危难之时，也未发生过动摇。
此次公开的解密档案，佐证了美国学者的判断并无偏差。西安事变后，蒋介石曾有下野的想法。众人观望之际，戴笠从南京乘飞机亲赴“救驾”。在1936年12月13日，戴笠曾立下遗嘱：“自昨日下午到此即被监视，默察情形离死不远，来此殉难固志所愿也，唯未见领袖死不甘心。”西安事变后，病中的戴笠收到蒋介石的书信：“贵恙如何，甚念，盼早日康复。”
戴笠趁机自表秘密工作的原则：“我个人无政治立场，唯秉承领袖意旨，体念领袖苦心。”
“戴笠和宋子文的关系非同一般。”这是民国史研究专家杨天石解读宋子文档案时发现的。戴笠和宋子文联手后，他的“小报告”内容之深广，已远非检举揭发所能涵盖。在国民政府仓惶向西撤退时，戴笠最先从守军唐生智残部得到南京大屠杀的消息。
在最新解密的《军情战报》中披露的1938年10月的一则电文显示，在日军进占广州时，戴笠就报告了日德两个轴心国将再度结盟的形势。他还在1942年9月就预见到日苏难免一战，密电宋子文“对美要速派大员”。
周恩来：“戴笠之死，共产党的革命，可以提前十年成功！”
1944年，随着美军重挫日军，盟军在太平洋战场转入了全面战略反攻。据记载，日降在即，为在国内军事和政治中替蒋介石占得先机，戴笠亲令麾下“忠义救国军”，开赴京沪、京杭铁路沿线，以便抢在共产党部队之前接手长江下游的沦陷区。苏南的沙家浜，正是这样一块“忠义救国军”、新四军、日伪军等各种力量错综复杂的地区。在样板戏《沙家浜》中，阿庆嫂质问“忠义救国军”的头领胡传魁：“你到底是姓蒋还是姓汪？”其实严格地说，他姓“戴”。
此次档案解密，也给了“忠义救国军”一个相对公正的评价。“台湾国史馆”研究员吴淑凤说：“‘忠义救国军’是一个有组织的游击部队，当时对整个江南地区的敌后游击战是有贡献的，并不是乌合之众。这个可以从档案上面看得出来。”
戴笠唯恐活动在江浙丘陵地带的“忠义救国军”，难以第一时间赶到上海、杭州、宁波等大城市接防，特上书蒋介石，请求协调伪军担任临时受降部队。《军情战报》所载戴笠于1945年8月16日呈蒋介石的电报中，向“领袖”表明心迹：“生因以有利于国家与民族，个人之毁誉成败固非所计也。”
为此，他甘心放下与丁默邨的个人恩怨，在1945年8月中旬再三致电时任伪杭州市长的丁默邨，安排其与日军交割宁波防务的进退。“如我方无部队接防宁波，则日军不能先行撤退，因四明山一带匪军（共产党部队）正图进入宁波也。”
戴笠的“盘外招”，使得共产党部队在从抗日战争转向内战的关头，处处受到掣肘。对此，周恩来也承认：“戴笠之死，共产党的革命，可以提前十年成功！”
曾经想做海军总司令
戴笠在1946年3月17日的空难中殒命，军统局即四分五裂，他留下的“家业”短时间内分崩离析，则是早有预兆。
1945年，国民党内部一度传出要推举戴笠为“国务委员”，他予以坚辞。他自知军统的“房子很大，柱头很小”，其在战时的急速扩张是应时代之需。若二战以盟国胜利而告终，对军统局本身却不见得是一个好消息。
他属下的重要机关——中美合作所、“忠义救国军”等20万人，因不再有协助盟军在太平洋作战之需，必然要另寻出路。战时他插手的交通、警察、缉私等部门，又免不了新一轮的权力洗牌。
在经济领域，戴笠曾搭档宋子文负责全国缉私，单单查抄鸦片的收入每年近亿元。财长孔祥熙早年吃了他的亏，一直怀恨在心。
在军事领域，戴笠把“耳目”派驻到每一个前线战斗单位，在军队中素有积怨。《军情战报》显示，在1938年的长沙大火后，戴笠曾致电蒋介石，说“长沙火灾损害巨大，张治中办事不力”;又因“属下援女求欢”一事打过顾祝同的小报告，并明电胡宗南，“第三战区战事失败全因生活优裕、军纪涣散致无斗志”，引起了军事委员会诸多高层将领的不满。
蒋介石的得意门生陈诚（时任军政部部长）在日军投降后，成为力主撤销“忠义救国军”的倡议者。时在上海前线主持甄别伪特务工作的戴笠，不得不奔回重庆，“面向陈辞公（陈诚）有所陈述”，劝其“应集中力量经营北方（军事），方能分校长之忧”。
如何保住一手创下的家业？据沈醉在回忆录（《沈醉回忆录》全套5册，特惠价220元。本刊有售）中记述，戴笠曾向他夸口：“如果让我兼任海军总司令，我早想好了，你就给我兼任一个副官长，怎么样？”这个听来空穴来风的念头，在披露的档案中得到了证实。早在1942年草拟的中美合作所方案，就包含了美方在战后援建中国海军的条款。戴笠特批“此款须另案实施”。
战时三次亲自陪同美国海军少将梅勒斯考察东南沿海情况后，戴笠已将目光投向了战后的安身立命之所。若如其所愿，戴笠成为国民党海军司令，他的“忠义救国军”摇身一变成为海军陆战队，又有何不可能？
然而戴笠的突然殒命，让这一切付诸东流。他死后不出一个月，“忠义救国军”就在杜聿明、陈诚等将領的一再催逼下，整编成了交警总队。
（《文史博览》）
2012年4月1日，前“国民政府”军统局局长戴笠生前手稿、函电等珍贵情报史料59卷，正式由“台湾军情局”授权“台湾国史馆”解密公开，其中多数是首度曝光的第一手情报资料。
唯一一个能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见到蒋介石的人
在美国国防情报局“中国第373号”档案中，有此记录：“他是唯一一个能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见到蒋介石的人。”这个人一旦在蒋府出现，侍从室主任只需要通报一声“戴先生来了”，就径直把他引到蒋介石的书房中去。蒋介石有时甚至来不及从案卷中抬头，直呼其就坐，“是雨农啊”。
此人就是戴笠。后来偏居台湾的蒋介石念起戴笠时，常不胜唏嘘：“若雨农不死，不至失大陆。”
在战争年代的重重谍影中，特工变节之事数不胜数，但戴笠对蒋介石的忠心却始终如一。著有《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一书的美国学者魏斐德曾断言，戴笠对蒋介石的忠诚，即便在抗日前途最渺茫之际，或是蒋介石个人处于最危难之时，也未发生过动摇。
此次公开的解密档案，佐证了美国学者的判断并无偏差。西安事变后，蒋介石曾有下野的想法。众人观望之际，戴笠从南京乘飞机亲赴“救驾”。在1936年12月13日，戴笠曾立下遗嘱：“自昨日下午到此即被监视，默察情形离死不远，来此殉难固志所愿也，唯未见领袖死不甘心。”西安事变后，病中的戴笠收到蒋介石的书信：“贵恙如何，甚念，盼早日康复。”
戴笠趁机自表秘密工作的原则：“我个人无政治立场，唯秉承领袖意旨，体念领袖苦心。”
“戴笠和宋子文的关系非同一般。”这是民国史研究专家杨天石解读宋子文档案时发现的。戴笠和宋子文联手后，他的“小报告”内容之深广，已远非检举揭发所能涵盖。在国民政府仓惶向西撤退时，戴笠最先从守军唐生智残部得到南京大屠杀的消息。
在最新解密的《军情战报》中披露的1938年10月的一则电文显示，在日军进占广州时，戴笠就报告了日德两个轴心国将再度结盟的形势。他还在1942年9月就预见到日苏难免一战，密电宋子文“对美要速派大员”。
周恩来：“戴笠之死，共产党的革命，可以提前十年成功！”
1944年，随着美军重挫日军，盟军在太平洋战场转入了全面战略反攻。据记载，日降在即，为在国内军事和政治中替蒋介石占得先机，戴笠亲令麾下“忠义救国军”，开赴京沪、京杭铁路沿线，以便抢在共产党部队之前接手长江下游的沦陷区。苏南的沙家浜，正是这样一块“忠义救国军”、新四军、日伪军等各种力量错综复杂的地区。在样板戏《沙家浜》中，阿庆嫂质问“忠义救国军”的头领胡传魁：“你到底是姓蒋还是姓汪？”其实严格地说，他姓“戴”。
此次档案解密，也给了“忠义救国军”一个相对公正的评价。“台湾国史馆”研究员吴淑凤说：“‘忠义救国军’是一个有组织的游击部队，当时对整个江南地区的敌后游击战是有贡献的，并不是乌合之众。这个可以从档案上面看得出来。”
戴笠唯恐活动在江浙丘陵地带的“忠义救国军”，难以第一时间赶到上海、杭州、宁波等大城市接防，特上书蒋介石，请求协调伪军担任临时受降部队。《军情战报》所载戴笠于1945年8月16日呈蒋介石的电报中，向“领袖”表明心迹：“生因以有利于国家与民族，个人之毁誉成败固非所计也。”
为此，他甘心放下与丁默邨的个人恩怨，在1945年8月中旬再三致电时任伪杭州市长的丁默邨，安排其与日军交割宁波防务的进退。“如我方无部队接防宁波，则日军不能先行撤退，因四明山一带匪军（共产党部队）正图进入宁波也。”
戴笠的“盘外招”，使得共产党部队在从抗日战争转向内战的关头，处处受到掣肘。对此，周恩来也承认：“戴笠之死，共产党的革命，可以提前十年成功！”
曾经想做海军总司令
戴笠在1946年3月17日的空难中殒命，军统局即四分五裂，他留下的“家业”短时间内分崩离析，则是早有预兆。
1945年，国民党内部一度传出要推举戴笠为“国务委员”，他予以坚辞。他自知军统的“房子很大，柱头很小”，其在战时的急速扩张是应时代之需。若二战以盟国胜利而告终，对军统局本身却不见得是一个好消息。
他属下的重要机关——中美合作所、“忠义救国军”等20万人，因不再有协助盟军在太平洋作战之需，必然要另寻出路。战时他插手的交通、警察、缉私等部门，又免不了新一轮的权力洗牌。
在经济领域，戴笠曾搭档宋子文负责全国缉私，单单查抄鸦片的收入每年近亿元。财长孔祥熙早年吃了他的亏，一直怀恨在心。
在军事领域，戴笠把“耳目”派驻到每一个前线战斗单位，在军队中素有积怨。《军情战报》显示，在1938年的长沙大火后，戴笠曾致电蒋介石，说“长沙火灾损害巨大，张治中办事不力”;又因“属下援女求欢”一事打过顾祝同的小报告，并明电胡宗南，“第三战区战事失败全因生活优裕、军纪涣散致无斗志”，引起了军事委员会诸多高层将领的不满。
蒋介石的得意门生陈诚（时任军政部部长）在日军投降后，成为力主撤销“忠义救国军”的倡议者。时在上海前线主持甄别伪特务工作的戴笠，不得不奔回重庆，“面向陈辞公（陈诚）有所陈述”，劝其“应集中力量经营北方（军事），方能分校长之忧”。
如何保住一手创下的家业？据沈醉在回忆录（《沈醉回忆录》全套5册，特惠价220元。本刊有售）中记述，戴笠曾向他夸口：“如果让我兼任海军总司令，我早想好了，你就给我兼任一个副官长，怎么样？”这个听来空穴来风的念头，在披露的档案中得到了证实。早在1942年草拟的中美合作所方案，就包含了美方在战后援建中国海军的条款。戴笠特批“此款须另案实施”。
战时三次亲自陪同美国海军少将梅勒斯考察东南沿海情况后，戴笠已将目光投向了战后的安身立命之所。若如其所愿，戴笠成为国民党海军司令，他的“忠义救国军”摇身一变成为海军陆战队，又有何不可能？
然而戴笠的突然殒命，让这一切付诸东流。他死后不出一个月，“忠义救国军”就在杜聿明、陈诚等将領的一再催逼下，整编成了交警总队。
（《文史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