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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倡议正在深刻改写全球经济增长和国际治理结构的版图。随着沿线基础设施建设提速，产业链跨境合作风生水起，两年来，许多大型企业已在“一带一路”上落子布局。
中国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十个月，中国对外投资额同比增长16.3%，至952亿美元;其中，“一带一路”相关投资同比增长36.7%，至131.7亿美元。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的60个国家新承揽对外承包工程项目2677个，新签合同额645.5亿美元，占同期中国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的43.3%。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近日表示，今年前十个月，我国与沿线国家投资合作势头良好，双边投资均呈增势。
据悉，国家层面正在推进中巴、中哈等六大经济合作走廊和若干海上重要战略，涉及交通、农业、能源、教育等的“一带一路”专项规划编制已密集启动，有望陆续发布。国内地方政府也积极对接国家战略，截至今年9月末，除了北京和西藏外，全国29个省区市均出台了对接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工作方案。
国际层面，基础设施建设和产能合作已然成为当前“一带一路”建设的最大亮点，印度尼西亚高铁、英国核电项目等一系列重大项目已经启动。“一带一路”建设已与俄罗斯“欧亚经济联盟”完成对接，并正在与蒙古“草原丝绸之路计划”、哈萨克斯坦“光明之路新经济政策”、印度尼西亚“海上强国战略”进行对接。
俄罗斯联邦驻华大使安德烈·杰尼索夫透露，在莫斯科举行的欧亚最高经济委员会会议，将制定欧亚经济联盟与中国“一带一路”合作的路线图草案，也包括欧亚联盟对话机制对接欧亚经济联盟与“一带一路”建设。
古老的“丝绸之路”正在重现昔日的繁荣景象，一条覆盖60余个国家、涉及40多万亿美元经济总量的新经济走廊，正在重新焕发生机。然而，“一带一路”建设并非一路坦途。愿景落地也面临着诸多阻力，挑战重重。
“一带一路”建设是以平等为基础、尊重当地发展、强调互利共赢和开放性的现代经济发展理念。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汪晖认为，“一带一路”的模式相比欧洲及其他国家建立共同体，最大的差异是缺少相对刚性的结构，这也恰恰是它的弱点，当某些区域性变化和外来强势集团介入时，会碰到巨大挑战。
“一带一路”也可能因为认知偏差和急功近利而遭遇挫折。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元在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承办的 “丝路论坛：一带一路与共同体建设”上提醒，要正确认识“一带一路”建设面对的问题和挑战，不可只重表面光鲜，忽视实际效果。亦不可只重眼前收益，忽略长期利益，要防止一哄而上，一哄而散的现象。
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业内人士建议，“一带一路”建设的倡议，毕竟不是中国自己可以解决的事，需要更高水平的国际合作，这项战略成败的关键在于具体如何落地，要避免陷入“内热外冷”、“只说不做”的尴尬局面。
今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最新世界经济展望，下调全球2016年经济增速预测至3.1%，较7月下调0.2个百分点，这是过去12个月以来的第四次下调，由于大宗商品价格下跌、信贷增长过快、政治动荡和通胀加剧等多重因素，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长在2015年将连续第五年出现下滑。
更糟糕的是，近期悲观预期仍在蔓延，美国已启动加息，欧洲加大了宽松货币政策的力度，经济不均衡的弱复苏格局凸显，大多数发达经济体无力恢复到危机前的增长水平，新兴经济体遭遇逆风，难以维持强劲增长。
“一带一路”倡议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艰难前行。
2013年9月、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下简称“一带一路”）的倡议。提出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
这一倡议引起国内外高度关注，同时在国际上也引发了质疑和争议。经过两年的观察和磨合，一些舆论逐渐厘清了此共襄盛举的内涵，一些企业开始在沿线进行产业布局。多个迹象表明，“一带一路”倡议已经从顶层设计阶段逐步迈向实操阶段。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赵白鸽看来，全球经济发展不平衡越来越严重，这种不平衡造成区域之间的差异和不平等，对全球和谐带来挑战，“一带一路”的重要意义在于经济全球化，形成新的全球经济增长点。
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王利明透露，近日中国人民大学“一带一路”调研团走访了20多个国家，得到的反馈整体上非常积极，他们都希望中国通过建设“一带一路”来为全球提供包括基础设施在内的公共产品。
从全球地理经济版图看，“一带一路”贯穿欧亚非大陆，人口和经济总量分别占全球的63%和29%，沿线国家要素禀赋各异，互补性很强，大多数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经济普遍处于工业化阶段和经济发展的上升期，经济发展和增长潜能巨大。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长期滞后，受到基础设施缺乏等硬件与体制政策不完善等软件制约，发展潜力未能得到充分释放。
基础設施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一带一路”的六大经济走廊和海上重要港口建设都强调交通大项目建设。根据亚洲开发银行预测，未来十年，亚洲基础设施需要新增投资8.2万亿美元，即每年需要新增投入8200亿美元。世界银行研究也表明，欧亚大陆铁路密度还有很大提升空间，未来十年“一带一路”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将超过1.6万亿美元。相关数据显示，到2020年前中国将建设172个重大水利工程，投入资金约1000亿美元。
据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也出台了规模宏大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印尼、巴基斯坦、斯里兰卡、白俄罗斯及非洲国家，都对与中国方面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合作有较大的热情，双方合作空间巨大。 这些基础设施建设和国际产能将直接拉动经济增长和就业。交通基础设施改善，将进一步提升经贸往来和经济增长的质量。过去十年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年均增长19%，今年以来，全球贸易总体下滑背景下，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额仍保持快速增长。据相关机构预测，未来中国与沿线国家货物贸易额将突破2.5万亿美元。
“郑欧班列”始于郑州，经新疆阿拉山口出境，途经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白俄罗斯和波兰后，到达德国汉堡，2013年7月开通以来，已累计开行200班，运送货物价值超过10亿美元。自2011年以来，越来越多的集装箱正以每年倍增的态势，往返于欧亚大陆。相比海运，铁路运输成本更低，周期大大缩短。近期，这条跨越1万公里的货运大动脉，正酝酿增加开行密度和班次，并进一步提高效率，缩短运行时间。
“郑欧班列”仅仅是中国已开通20余列“中欧国际班列”的其中之一。在全球经济增长持续疲弱，贸易保护主义升级，中国外贸持续低迷的背景下，中欧班列正成为联通中国和欧洲贸易的新载体。
而企业层面，“一带一路”建设的效应正在显现。国务院不久前发布《关于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指导意见》，引导国内企业抱团出海，集群式“走出去”。国内基础设施建设再度发力，资本引领，装备制造产业和产能合作的链条式转移，集群式发展，园区化经营等新型模式的加速涌现，都使企业发掘出经贸新蓝海。
中国中车是中国企业产品和服务走出去的一张名片。公司已加快国际化步伐，海外业务增长迅速，2011年中国中车海外订单量19亿美元，2014年已达68亿美元，年均增长约55%。中国中车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徐宗祥预计，2015年中国中车海外订单将超过75亿美元，海外收入比2014年增长近六成。
世界经济复苏艰难曲折，亟须寻求新的动力源和增长点。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说，基础设施落后是经济发展的瓶颈，金融与贸易梗阻是经济增长的短板。加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互联互通建设、实现金融和贸易便利化，对于世界经济走出不确定、不稳定的困境，无疑具有深意。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程国平认为，“一带一路”建设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了新动力，一方面是硬拉动，通过实实在在的经济项目增加供应和就业，促进区域内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拉动沿线国家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是软促进，亚非欧国家可借此找到共同努力的方向，共谋发展。
在赵白鸽看来，“一带一路”建设的意义不仅体现在推动全球经济增长，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其可能成为全球治理结构改善的新开端。
自“二战”以来，全球治理结构一直由少数发达国家主导，随着全球经济格局的演变，让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参与其中已成为共识。尤其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了治理机制改革方案，试图提高发展中国家的投票权，但由于个别国家的反对，新兴经济体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用建设性方式，主动进行的“增量改革”被消极拖延。
业内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倡导共建“一带一路”将探索国际合作发展新路径，其本身就具有对现存全球治理结构的局限性进行建设性改革的含义，也是对现有机制缺陷的补救。2015年，依托“一带一路”建设，由中国发起、众多国家共同参与并创建的亚投行等多边金融组织，已被视作是这种“增量改革”的重要举措。
今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提出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积极推进沿线国家发展战略的相互对接，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如何准确理解这一“共同体”的具体内涵，业界存在不少争议。
“一带一路”是基于平等基础的现代社会理念，跟过去国际上的一些“共同体”（如欧共体）不同，其内部具有一定弹性，并尊重当地发展，强调互利共赢和开放性，从这些层面看，它跟欧洲和其他国家建立共同体有明显差异。因此，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汪晖认为，“一带一路”提出的“共同体”概念，是超越单一性的共同性，是一个新的共同体概念，政治概念比较弱，或者说匮乏，还需要在理论研究层面进一步研究和丰富。
北京联办财经研究院院长、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了中国和相关国家的共同体建设，尤其是经济层面共同体，此时中国和这些国家会在政治上实现和平，过去的很多纠纷和一些历史争端，都逐渐消除，当一个经济体能够在更大的范围内配置资源的话，就会出现一个经济体。
中国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向松祚认为，从长远的角度看，“一带一路”战略如果成功实施，意味着国际秩序重塑。货币金融领域，随着人民币国际化和中国金融改革推进，人民币已经加入国际国币基金组织SDR篮子货币，这意味着中国参与全球货币金融战略秩序的重建，已经实质性开启。
众所周知，“一带一路”建设成败的关键，是要依托于具体的项目落地，也只有启动一个个实实在在的经济合作项目，才能增加供应和就业，促进区域内经济要素流动效率的提升。
一个显著的变化是，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启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投资重心正在发生明显变化，由过去投资能源、矿产、石油等领域，正走向基础设施、工业、农业、旅游业等领域。但是，随着领域的拓展，具体项目的价值评估和风险预测等细化工程仍亟待完善。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原董事长傅成玉讲述了他亲历的一个案例。几年前，一家大型石油公司的下属企业在伊拉克承包高速公路和石油管道项目，在报价阶段，由于对项目本身预算的错误判断，该公司以低于同业竞争对手30%-50%的价格获得这一项目，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当地政府对环境保护和施工要求较高，增加了沙土运输和环境保护成本，最终导致项目大幅亏损。
事实上，近几年与该石油公司类似的案例数不胜数，甚至很多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血本无归。以此为鉴，傅成玉提醒，企业主体一定要重视风险防范。发达国家整体风险尚可控、可视，但一些發展中国家的法律制度不成熟，各种政策不完善，市场环境不健全，今天谈的内容可能明天就会变，今天的法律明天也可能会变，因此，潜在风险要远高于发达国家或者国内。
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王利明教授称：中国人民大学的相关调研显示，中国企业布局“一带一路”的最大风险是，企业对国外的政治风险、法律风险、投资风险、安全风险等不明晰，特别是对法律风险的了解远远不够，这造成了很多投资失败，当务之急是加强对这些国家法律制度的了解与研究，比如涉及到投资、劳工保护、环境保护，甚至社会保障、涉外制度等。
当前，“一带一路”建设在基础设施和产能输出领域呈现加速迹象，这些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的落地，往往需要跨越国界，贯通区域，需要实现相关国家之间的各种信息、标准的对接，这就要求沿线各国能够承担起共同的责任，建立多层次的沟通机制，实现各国间多层次合作的常态化。同时，这些项目往往投资规模巨大，回报周期长，有的甚至长达15年到30年，这也需要金融领域创新投融资机制，完备投融资风险的防范。
而对于具体参与项目的企业来说，要实现国家战略意图和企业投资回报二者兼顾，显然是一个巨大难题。
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俞章法建议，可从五个方面破解这一难题：
国家应深化“走出去”管理体制改革，简化审批手续，减少审批环节，为投资主体提供支持;建议以国家有关部委和驻外使领馆为平台，联动地方的国家级境外投资综合服务体系，提供信息服务，加强海外投资指导和风险警示，引导企业根据自身竞争优势和市场需求做好海外投资;加大对不公平竞争行为的惩处力度，为企业合作走出去创造外部条件;通过对外援助项目、贷款附加条件、对外承包工程等方式把中国技术标准带出去;成立专项基金，重点支持拉动国产装备出口的境外基础设施工程项目和国际产能合作项目。
傅成玉表示，“一带一路”建设也是中国国内发展战略的补充和延伸，其与国内长三角、珠三角经济圈、长江经济带等区域经济发展相融相通，如果国内发展跟不上，“一带一路”就很难成功。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一带一路”建设能否达到各方预期的效果，其成败的关键并不在国外，而是中国自身，它取决于中国能否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建构完善的国内市场经济体制，能否通过全面依法治国建成现代国家治理架构与能力，实现中国经济持续的高质量增长，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强劲动能。
中国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十个月，中国对外投资额同比增长16.3%，至952亿美元;其中，“一带一路”相关投资同比增长36.7%，至131.7亿美元。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的60个国家新承揽对外承包工程项目2677个，新签合同额645.5亿美元，占同期中国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的43.3%。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近日表示，今年前十个月，我国与沿线国家投资合作势头良好，双边投资均呈增势。
据悉，国家层面正在推进中巴、中哈等六大经济合作走廊和若干海上重要战略，涉及交通、农业、能源、教育等的“一带一路”专项规划编制已密集启动，有望陆续发布。国内地方政府也积极对接国家战略，截至今年9月末，除了北京和西藏外，全国29个省区市均出台了对接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工作方案。
国际层面，基础设施建设和产能合作已然成为当前“一带一路”建设的最大亮点，印度尼西亚高铁、英国核电项目等一系列重大项目已经启动。“一带一路”建设已与俄罗斯“欧亚经济联盟”完成对接，并正在与蒙古“草原丝绸之路计划”、哈萨克斯坦“光明之路新经济政策”、印度尼西亚“海上强国战略”进行对接。
俄罗斯联邦驻华大使安德烈·杰尼索夫透露，在莫斯科举行的欧亚最高经济委员会会议，将制定欧亚经济联盟与中国“一带一路”合作的路线图草案，也包括欧亚联盟对话机制对接欧亚经济联盟与“一带一路”建设。
古老的“丝绸之路”正在重现昔日的繁荣景象，一条覆盖60余个国家、涉及40多万亿美元经济总量的新经济走廊，正在重新焕发生机。然而，“一带一路”建设并非一路坦途。愿景落地也面临着诸多阻力，挑战重重。
“一带一路”建设是以平等为基础、尊重当地发展、强调互利共赢和开放性的现代经济发展理念。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汪晖认为，“一带一路”的模式相比欧洲及其他国家建立共同体，最大的差异是缺少相对刚性的结构，这也恰恰是它的弱点，当某些区域性变化和外来强势集团介入时，会碰到巨大挑战。
“一带一路”也可能因为认知偏差和急功近利而遭遇挫折。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元在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承办的 “丝路论坛：一带一路与共同体建设”上提醒，要正确认识“一带一路”建设面对的问题和挑战，不可只重表面光鲜，忽视实际效果。亦不可只重眼前收益，忽略长期利益，要防止一哄而上，一哄而散的现象。
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业内人士建议，“一带一路”建设的倡议，毕竟不是中国自己可以解决的事，需要更高水平的国际合作，这项战略成败的关键在于具体如何落地，要避免陷入“内热外冷”、“只说不做”的尴尬局面。
经济增长新动能
今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最新世界经济展望，下调全球2016年经济增速预测至3.1%，较7月下调0.2个百分点，这是过去12个月以来的第四次下调，由于大宗商品价格下跌、信贷增长过快、政治动荡和通胀加剧等多重因素，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长在2015年将连续第五年出现下滑。
更糟糕的是，近期悲观预期仍在蔓延，美国已启动加息，欧洲加大了宽松货币政策的力度，经济不均衡的弱复苏格局凸显，大多数发达经济体无力恢复到危机前的增长水平，新兴经济体遭遇逆风，难以维持强劲增长。
“一带一路”倡议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艰难前行。
2013年9月、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下简称“一带一路”）的倡议。提出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
这一倡议引起国内外高度关注，同时在国际上也引发了质疑和争议。经过两年的观察和磨合，一些舆论逐渐厘清了此共襄盛举的内涵，一些企业开始在沿线进行产业布局。多个迹象表明，“一带一路”倡议已经从顶层设计阶段逐步迈向实操阶段。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赵白鸽看来，全球经济发展不平衡越来越严重，这种不平衡造成区域之间的差异和不平等，对全球和谐带来挑战，“一带一路”的重要意义在于经济全球化，形成新的全球经济增长点。
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王利明透露，近日中国人民大学“一带一路”调研团走访了20多个国家，得到的反馈整体上非常积极，他们都希望中国通过建设“一带一路”来为全球提供包括基础设施在内的公共产品。
从全球地理经济版图看，“一带一路”贯穿欧亚非大陆，人口和经济总量分别占全球的63%和29%，沿线国家要素禀赋各异，互补性很强，大多数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经济普遍处于工业化阶段和经济发展的上升期，经济发展和增长潜能巨大。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长期滞后，受到基础设施缺乏等硬件与体制政策不完善等软件制约，发展潜力未能得到充分释放。
基础設施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一带一路”的六大经济走廊和海上重要港口建设都强调交通大项目建设。根据亚洲开发银行预测，未来十年，亚洲基础设施需要新增投资8.2万亿美元，即每年需要新增投入8200亿美元。世界银行研究也表明，欧亚大陆铁路密度还有很大提升空间，未来十年“一带一路”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将超过1.6万亿美元。相关数据显示，到2020年前中国将建设172个重大水利工程，投入资金约1000亿美元。
据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也出台了规模宏大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印尼、巴基斯坦、斯里兰卡、白俄罗斯及非洲国家，都对与中国方面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合作有较大的热情，双方合作空间巨大。 这些基础设施建设和国际产能将直接拉动经济增长和就业。交通基础设施改善，将进一步提升经贸往来和经济增长的质量。过去十年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年均增长19%，今年以来，全球贸易总体下滑背景下，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额仍保持快速增长。据相关机构预测，未来中国与沿线国家货物贸易额将突破2.5万亿美元。
“郑欧班列”始于郑州，经新疆阿拉山口出境，途经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白俄罗斯和波兰后，到达德国汉堡，2013年7月开通以来，已累计开行200班，运送货物价值超过10亿美元。自2011年以来，越来越多的集装箱正以每年倍增的态势，往返于欧亚大陆。相比海运，铁路运输成本更低，周期大大缩短。近期，这条跨越1万公里的货运大动脉，正酝酿增加开行密度和班次，并进一步提高效率，缩短运行时间。
“郑欧班列”仅仅是中国已开通20余列“中欧国际班列”的其中之一。在全球经济增长持续疲弱，贸易保护主义升级，中国外贸持续低迷的背景下，中欧班列正成为联通中国和欧洲贸易的新载体。
而企业层面，“一带一路”建设的效应正在显现。国务院不久前发布《关于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指导意见》，引导国内企业抱团出海，集群式“走出去”。国内基础设施建设再度发力，资本引领，装备制造产业和产能合作的链条式转移，集群式发展，园区化经营等新型模式的加速涌现，都使企业发掘出经贸新蓝海。
中国中车是中国企业产品和服务走出去的一张名片。公司已加快国际化步伐，海外业务增长迅速，2011年中国中车海外订单量19亿美元，2014年已达68亿美元，年均增长约55%。中国中车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徐宗祥预计，2015年中国中车海外订单将超过75亿美元，海外收入比2014年增长近六成。
世界经济复苏艰难曲折，亟须寻求新的动力源和增长点。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说，基础设施落后是经济发展的瓶颈，金融与贸易梗阻是经济增长的短板。加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互联互通建设、实现金融和贸易便利化，对于世界经济走出不确定、不稳定的困境，无疑具有深意。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程国平认为，“一带一路”建设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了新动力，一方面是硬拉动，通过实实在在的经济项目增加供应和就业，促进区域内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拉动沿线国家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是软促进，亚非欧国家可借此找到共同努力的方向，共谋发展。
改善全球治理结构
在赵白鸽看来，“一带一路”建设的意义不仅体现在推动全球经济增长，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其可能成为全球治理结构改善的新开端。
自“二战”以来，全球治理结构一直由少数发达国家主导，随着全球经济格局的演变，让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参与其中已成为共识。尤其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了治理机制改革方案，试图提高发展中国家的投票权，但由于个别国家的反对，新兴经济体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用建设性方式，主动进行的“增量改革”被消极拖延。
业内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倡导共建“一带一路”将探索国际合作发展新路径，其本身就具有对现存全球治理结构的局限性进行建设性改革的含义，也是对现有机制缺陷的补救。2015年，依托“一带一路”建设，由中国发起、众多国家共同参与并创建的亚投行等多边金融组织，已被视作是这种“增量改革”的重要举措。
今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提出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积极推进沿线国家发展战略的相互对接，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如何准确理解这一“共同体”的具体内涵，业界存在不少争议。
“一带一路”是基于平等基础的现代社会理念，跟过去国际上的一些“共同体”（如欧共体）不同，其内部具有一定弹性，并尊重当地发展，强调互利共赢和开放性，从这些层面看，它跟欧洲和其他国家建立共同体有明显差异。因此，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汪晖认为，“一带一路”提出的“共同体”概念，是超越单一性的共同性，是一个新的共同体概念，政治概念比较弱，或者说匮乏，还需要在理论研究层面进一步研究和丰富。
北京联办财经研究院院长、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了中国和相关国家的共同体建设，尤其是经济层面共同体，此时中国和这些国家会在政治上实现和平，过去的很多纠纷和一些历史争端，都逐渐消除，当一个经济体能够在更大的范围内配置资源的话，就会出现一个经济体。
中国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向松祚认为，从长远的角度看，“一带一路”战略如果成功实施，意味着国际秩序重塑。货币金融领域，随着人民币国际化和中国金融改革推进，人民币已经加入国际国币基金组织SDR篮子货币，这意味着中国参与全球货币金融战略秩序的重建，已经实质性开启。
项目落地的风险与挑战
众所周知，“一带一路”建设成败的关键，是要依托于具体的项目落地，也只有启动一个个实实在在的经济合作项目，才能增加供应和就业，促进区域内经济要素流动效率的提升。
一个显著的变化是，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启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投资重心正在发生明显变化，由过去投资能源、矿产、石油等领域，正走向基础设施、工业、农业、旅游业等领域。但是，随着领域的拓展，具体项目的价值评估和风险预测等细化工程仍亟待完善。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原董事长傅成玉讲述了他亲历的一个案例。几年前，一家大型石油公司的下属企业在伊拉克承包高速公路和石油管道项目，在报价阶段，由于对项目本身预算的错误判断，该公司以低于同业竞争对手30%-50%的价格获得这一项目，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当地政府对环境保护和施工要求较高，增加了沙土运输和环境保护成本，最终导致项目大幅亏损。
事实上，近几年与该石油公司类似的案例数不胜数，甚至很多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血本无归。以此为鉴，傅成玉提醒，企业主体一定要重视风险防范。发达国家整体风险尚可控、可视，但一些發展中国家的法律制度不成熟，各种政策不完善，市场环境不健全，今天谈的内容可能明天就会变，今天的法律明天也可能会变，因此，潜在风险要远高于发达国家或者国内。
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王利明教授称：中国人民大学的相关调研显示，中国企业布局“一带一路”的最大风险是，企业对国外的政治风险、法律风险、投资风险、安全风险等不明晰，特别是对法律风险的了解远远不够，这造成了很多投资失败，当务之急是加强对这些国家法律制度的了解与研究，比如涉及到投资、劳工保护、环境保护，甚至社会保障、涉外制度等。
当前，“一带一路”建设在基础设施和产能输出领域呈现加速迹象，这些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的落地，往往需要跨越国界，贯通区域，需要实现相关国家之间的各种信息、标准的对接，这就要求沿线各国能够承担起共同的责任，建立多层次的沟通机制，实现各国间多层次合作的常态化。同时，这些项目往往投资规模巨大，回报周期长，有的甚至长达15年到30年，这也需要金融领域创新投融资机制，完备投融资风险的防范。
而对于具体参与项目的企业来说，要实现国家战略意图和企业投资回报二者兼顾，显然是一个巨大难题。
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俞章法建议，可从五个方面破解这一难题：
国家应深化“走出去”管理体制改革，简化审批手续，减少审批环节，为投资主体提供支持;建议以国家有关部委和驻外使领馆为平台，联动地方的国家级境外投资综合服务体系，提供信息服务，加强海外投资指导和风险警示，引导企业根据自身竞争优势和市场需求做好海外投资;加大对不公平竞争行为的惩处力度，为企业合作走出去创造外部条件;通过对外援助项目、贷款附加条件、对外承包工程等方式把中国技术标准带出去;成立专项基金，重点支持拉动国产装备出口的境外基础设施工程项目和国际产能合作项目。
傅成玉表示，“一带一路”建设也是中国国内发展战略的补充和延伸，其与国内长三角、珠三角经济圈、长江经济带等区域经济发展相融相通，如果国内发展跟不上，“一带一路”就很难成功。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一带一路”建设能否达到各方预期的效果，其成败的关键并不在国外，而是中国自身，它取决于中国能否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建构完善的国内市场经济体制，能否通过全面依法治国建成现代国家治理架构与能力，实现中国经济持续的高质量增长，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强劲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