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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热播的电视剧《雍正王朝》的主题歌中最突出强调的一句歌词就是“得民心者得天下”，这是自古常言。但我们应该看到，“得民心者得天下”尚能为人所认可，但这句话反过来说却不一定成立，实际上，“得天下者未必得民心”。
回顾中国几千年王朝更替史，旧王朝腐朽不堪而使民心背离，这时新王朝就顺应民意而夺取天下，这种情况的确存在，而且，因为“下应民心”，所以得到天下也是一种在理论上无误的因果关系。但不能把这种因果关系的存在扩大成一条绝对的规律，否则就会扭曲历史的真相。因为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历史上，那些得到天下的王朝，有许多并非都得到了民心。先说近的，如果说“得天下者必得民心”，那清军入关，建立清朝时又得到了什么民心?相反，由于不得民心，所以才“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所以才“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你可以说当时明朝太腐朽，把天下让给满族建立的王朝至少好一点，但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至少清朝在得到天下之际，是毫无民心可言的。当时的老百姓对这个关外的民族并非很了解，只知道是那种比较荒蛮的游牧人，对一个还不是太了解的民族，而且还带着“骑马民族”这一“恶劣”形象，当然不存在民心所向。真就民心而言，老百姓宁愿生活在腐朽的汉族王朝的天下，也不愿被文明程度很低的，而且因为陌生而难以揣测、预料的异族所统治。
同样，元朝得到天下、金朝得到北方都是谈不上什么民心所向的。如果说明朝太腐朽，失去天下是活该的话，那么北南两宋相对而言就很冤枉了。两宋时代是中国经济、科技、文化极度发达的时代，普通人只知道唐代繁荣，其实在经济、科技上，许多学者往往认为宋代是中国历史上的顶峰。据统计，北宋一年的国库收入就相当于十八世纪整个欧洲的生产总值。而且北宋每年的收入有几成要进贡辽国，但它依然经济繁荣，国富民丰；金兵南下，宋室南渡后，仅用了二三十年时间就使得南方经济达到了北宋的规模，后来南方的繁荣与南宋的开发是分不开的。呜呼！若照“得天下者必得民心，失天下者必失民心“的逻辑，难道说这样一个王朝还比不上契丹、女真、蒙古更得老百姓的民心吗？！如果有人居然认为女真、蒙古之所以胜利，是因为他们取得了广大汉族百姓的民心，那就是在痴人说梦，缺乏历史常识，或者是混淆视听，哗众取宠。当时这些少数民族活动于边缘地带，与汉族百姓没有多少交往，汉族百姓对他们的印象只限于野蛮剽悍、嗜杀成性而已。不要说民心所向，简直就像面对豺狼虎豹般避之犹恐不及。
如是观之，在很多时候，得天下者并非得民心者。事实上，老百姓，尤其是中国的老百姓有一定麻木性，当权者即使不得他们的民心，只要不把他们害得太苦，老百姓是不会打破这种局面的。历史上很多时候，政府与百姓之间就是这样的关系。这就是人民的性格，有一定麻木性，或者说惰性。司马氏取代曹魏建立晋朝，靠的是篡逆，一点民心所向都谈不上，相反，西晋被称为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朝代，每一年都不是太平的，最终在各族人民的反抗下，被异族起兵从内部攻灭。
每一个朝代往往不会在其刚失去民心之后就灭亡，而是能继续维持一段不短的时间，直到它对人民的压榨越来越严酷，老百姓才会忍无可忍起来反抗它，从而爆发农民起义，社会陷入动荡。
既然一个失去民心的政权依然可以维持一段不短的时间，那么一个本来就不得民心的政权依靠强大的武力及权谋，用违背民心的铁血手段建立一个短命的统一国家就完全可以实现。秦朝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秦国，这个文化基础最薄弱，嗜武残暴的国家自始至终就没有得到过人民的拥戴，秦朝完全是靠强大的武力与征服的精神建立起来的。所谓暴秦，其性格在统一之前与统一之后从未有何改变。长平之战坑杀赵国四十万士卒是其残暴的体现，因此统一之后也必然要残酷地压迫人民。由于受到“得民心者得天下”的传统思维暗示，今天许多人硬要说六国代表着腐朽残忍的奴隶主阶级利益，而秦国代表着先进方向的地主阶级利益，所以秦国顺应历史潮流，统一了天下。好像天下百姓的民心都归向了秦国，都盼望着秦国来解放他们，当时的情况真的是这样吗？至少后来的结果是完全相反的。今天的史学家指出，中国并不存在真正的奴隶社会时代，所谓中国的奴隶社会是上世纪前叶人们将西方的历史发展框架强行套在中国历史之上得出的。秦国绝非比六国先进，它的变法只是一套完备的对于发动战事或其他大规模活动很有效率的体制而已。虽然可取，但这仅仅是一种枝末，谈不大的文化。事实上，秦的文化与当时六国相比是比较粗陋的，人文精神领域甚至可说相当荒蛮。那些一厢情愿地说秦统一六国符合当时人民意愿的人们，忽略了恰恰是这个秦朝，是历史上最藐视民心的朝代，它的短命与它对民心的藐视是成正比的。秦朝所欣赏的仅限于那些“机制性”的死玩意，如暴力、法制、集权等，其他稍有一点人文气息的东西都是它藐视的对象，所以就有了焚书坑儒，限制人民思想和行为的自由。如果说中国先秦时代多少还有一定民主、自由精神的话，那么随着秦对中国的统一，这些精神从此消失殆尽。对于一个从不知民心为何物的国家，硬说其得到民意所向，是一种荒谬。也即我前面说的把“得民心者得天下”扩大成一种规律性，就将导致书写错误的历史。
关于秦，可以专门撰文评价，本文主要讨论跟民心有关的问题。
“得天下者未必得民心”，同理，得民心者也不一定得天下。三国时官渡之战是人们广为熟知的。为什么曹操会胜利，袁绍会失败？长期以来史学家总是强调袁绍代表的是腐朽的官僚大地主阶级的利益，而曹操所代表的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地主阶级，对人民比较宽和，试图说明曹操更顺应历史潮流，比袁绍受人民拥护。其实，在汉末军阀混战时期，每个军阀的兵士、粮草物资等都是从百姓处强行征集而来，很难说谁是真正的正义之师。百姓受这些军阀所害，流离颠沛，家破人亡，这些军阀在他们眼里都没有什么两样。曹操绝非比袁绍更得民心。官渡之战，曹操坑杀袁军八万降卒，在攻打并州、青州时，凡遇顽强抵抗，都一律屠城。这样的人，难道会得到河北百姓的民心吗？相反，袁氏在河北也不是人们想当然的以为是不得民心的。袁绍对待农民的政策比曹操要宽仁。袁尚、袁熙败退乌桓时，幽州民众十余万户都随之迁移。曹操的谋士荀攸就曾对曹操说，河北百姓多受恩于袁绍。官渡之战胜利后，曹操为什么不乘胜追击，消灭袁绍？而是等到两年后袁绍亡故，其子内部火并时，才出兵河北?以曹操的性格，应该是最善于抓住进攻机会，不会拖泥带水的。其实，曹操征服河北之所以专心致志用了五年时间，就是因为袁氏在河北的基础很雄厚，所谓基础雄厚，也就包括得到人民拥护，辖内安定同心。在袁氏势力已经元气大伤，而且北方已经没有其他势力对曹氏产生困扰的情况下，以曹操的雄才大略，居然艰难的花了五年时间才平定河北，这正是曹操不得河北民心的外在反映。因此，袁氏势力在河北所得的民心远大于曹操，但由于他们的个人能力与曹操不是一个档次，所以虽然得到了民心，仍然要失败。
故得到人民拥戴，对夺取天下是一种资本，但不是一种规律。仅仅靠民心，是得不来天下的。其实民心如水，水虽有狂暴之时，但不遇大风大力，大多时候是木然沉静的，谁又能确定民心怎样呢？
回顾中国几千年王朝更替史，旧王朝腐朽不堪而使民心背离，这时新王朝就顺应民意而夺取天下，这种情况的确存在，而且，因为“下应民心”，所以得到天下也是一种在理论上无误的因果关系。但不能把这种因果关系的存在扩大成一条绝对的规律，否则就会扭曲历史的真相。因为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历史上，那些得到天下的王朝，有许多并非都得到了民心。先说近的，如果说“得天下者必得民心”，那清军入关，建立清朝时又得到了什么民心?相反，由于不得民心，所以才“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所以才“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你可以说当时明朝太腐朽，把天下让给满族建立的王朝至少好一点，但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至少清朝在得到天下之际，是毫无民心可言的。当时的老百姓对这个关外的民族并非很了解，只知道是那种比较荒蛮的游牧人，对一个还不是太了解的民族，而且还带着“骑马民族”这一“恶劣”形象，当然不存在民心所向。真就民心而言，老百姓宁愿生活在腐朽的汉族王朝的天下，也不愿被文明程度很低的，而且因为陌生而难以揣测、预料的异族所统治。
同样，元朝得到天下、金朝得到北方都是谈不上什么民心所向的。如果说明朝太腐朽，失去天下是活该的话，那么北南两宋相对而言就很冤枉了。两宋时代是中国经济、科技、文化极度发达的时代，普通人只知道唐代繁荣，其实在经济、科技上，许多学者往往认为宋代是中国历史上的顶峰。据统计，北宋一年的国库收入就相当于十八世纪整个欧洲的生产总值。而且北宋每年的收入有几成要进贡辽国，但它依然经济繁荣，国富民丰；金兵南下，宋室南渡后，仅用了二三十年时间就使得南方经济达到了北宋的规模，后来南方的繁荣与南宋的开发是分不开的。呜呼！若照“得天下者必得民心，失天下者必失民心“的逻辑，难道说这样一个王朝还比不上契丹、女真、蒙古更得老百姓的民心吗？！如果有人居然认为女真、蒙古之所以胜利，是因为他们取得了广大汉族百姓的民心，那就是在痴人说梦，缺乏历史常识，或者是混淆视听，哗众取宠。当时这些少数民族活动于边缘地带，与汉族百姓没有多少交往，汉族百姓对他们的印象只限于野蛮剽悍、嗜杀成性而已。不要说民心所向，简直就像面对豺狼虎豹般避之犹恐不及。
如是观之，在很多时候，得天下者并非得民心者。事实上，老百姓，尤其是中国的老百姓有一定麻木性，当权者即使不得他们的民心，只要不把他们害得太苦，老百姓是不会打破这种局面的。历史上很多时候，政府与百姓之间就是这样的关系。这就是人民的性格，有一定麻木性，或者说惰性。司马氏取代曹魏建立晋朝，靠的是篡逆，一点民心所向都谈不上，相反，西晋被称为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朝代，每一年都不是太平的，最终在各族人民的反抗下，被异族起兵从内部攻灭。
每一个朝代往往不会在其刚失去民心之后就灭亡，而是能继续维持一段不短的时间，直到它对人民的压榨越来越严酷，老百姓才会忍无可忍起来反抗它，从而爆发农民起义，社会陷入动荡。
既然一个失去民心的政权依然可以维持一段不短的时间，那么一个本来就不得民心的政权依靠强大的武力及权谋，用违背民心的铁血手段建立一个短命的统一国家就完全可以实现。秦朝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秦国，这个文化基础最薄弱，嗜武残暴的国家自始至终就没有得到过人民的拥戴，秦朝完全是靠强大的武力与征服的精神建立起来的。所谓暴秦，其性格在统一之前与统一之后从未有何改变。长平之战坑杀赵国四十万士卒是其残暴的体现，因此统一之后也必然要残酷地压迫人民。由于受到“得民心者得天下”的传统思维暗示，今天许多人硬要说六国代表着腐朽残忍的奴隶主阶级利益，而秦国代表着先进方向的地主阶级利益，所以秦国顺应历史潮流，统一了天下。好像天下百姓的民心都归向了秦国，都盼望着秦国来解放他们，当时的情况真的是这样吗？至少后来的结果是完全相反的。今天的史学家指出，中国并不存在真正的奴隶社会时代，所谓中国的奴隶社会是上世纪前叶人们将西方的历史发展框架强行套在中国历史之上得出的。秦国绝非比六国先进，它的变法只是一套完备的对于发动战事或其他大规模活动很有效率的体制而已。虽然可取，但这仅仅是一种枝末，谈不大的文化。事实上，秦的文化与当时六国相比是比较粗陋的，人文精神领域甚至可说相当荒蛮。那些一厢情愿地说秦统一六国符合当时人民意愿的人们，忽略了恰恰是这个秦朝，是历史上最藐视民心的朝代，它的短命与它对民心的藐视是成正比的。秦朝所欣赏的仅限于那些“机制性”的死玩意，如暴力、法制、集权等，其他稍有一点人文气息的东西都是它藐视的对象，所以就有了焚书坑儒，限制人民思想和行为的自由。如果说中国先秦时代多少还有一定民主、自由精神的话，那么随着秦对中国的统一，这些精神从此消失殆尽。对于一个从不知民心为何物的国家，硬说其得到民意所向，是一种荒谬。也即我前面说的把“得民心者得天下”扩大成一种规律性，就将导致书写错误的历史。
关于秦，可以专门撰文评价，本文主要讨论跟民心有关的问题。
“得天下者未必得民心”，同理，得民心者也不一定得天下。三国时官渡之战是人们广为熟知的。为什么曹操会胜利，袁绍会失败？长期以来史学家总是强调袁绍代表的是腐朽的官僚大地主阶级的利益，而曹操所代表的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地主阶级，对人民比较宽和，试图说明曹操更顺应历史潮流，比袁绍受人民拥护。其实，在汉末军阀混战时期，每个军阀的兵士、粮草物资等都是从百姓处强行征集而来，很难说谁是真正的正义之师。百姓受这些军阀所害，流离颠沛，家破人亡，这些军阀在他们眼里都没有什么两样。曹操绝非比袁绍更得民心。官渡之战，曹操坑杀袁军八万降卒，在攻打并州、青州时，凡遇顽强抵抗，都一律屠城。这样的人，难道会得到河北百姓的民心吗？相反，袁氏在河北也不是人们想当然的以为是不得民心的。袁绍对待农民的政策比曹操要宽仁。袁尚、袁熙败退乌桓时，幽州民众十余万户都随之迁移。曹操的谋士荀攸就曾对曹操说，河北百姓多受恩于袁绍。官渡之战胜利后，曹操为什么不乘胜追击，消灭袁绍？而是等到两年后袁绍亡故，其子内部火并时，才出兵河北?以曹操的性格，应该是最善于抓住进攻机会，不会拖泥带水的。其实，曹操征服河北之所以专心致志用了五年时间，就是因为袁氏在河北的基础很雄厚，所谓基础雄厚，也就包括得到人民拥护，辖内安定同心。在袁氏势力已经元气大伤，而且北方已经没有其他势力对曹氏产生困扰的情况下，以曹操的雄才大略，居然艰难的花了五年时间才平定河北，这正是曹操不得河北民心的外在反映。因此，袁氏势力在河北所得的民心远大于曹操，但由于他们的个人能力与曹操不是一个档次，所以虽然得到了民心，仍然要失败。
故得到人民拥戴，对夺取天下是一种资本，但不是一种规律。仅仅靠民心，是得不来天下的。其实民心如水，水虽有狂暴之时，但不遇大风大力，大多时候是木然沉静的，谁又能确定民心怎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