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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章学诚继承了强调对道、史、文进行综合性把握的儒学体系传统，通过对“器”的充实化，重新论述了道不离器和文道一贯，主张文章有充实的思想内容并强调修辞的重要性。他重视史学著述之文，进而落实于强调作者主观能动性的学问为文章之本，以矫正汉学琐碎考证之弊，带有经世致用的意味。
[关键词]章学诚；儒学体系；文章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292（2013）05-0143-03
清代学者章学诚的学术并非局限在单一的史学、目录学或文学之内。他继承了对理论、历史和文章进行综合性把握的儒学体系传统。学界以往对此认识不足，多从史学和目录学角度论述其体系。他的文章学理论，是在这个儒学体系中的文与道、文与史的关系中展开的。
一、道与文：“器”的充实与文道一贯
理解章学诚讲的道与文的关系，要追溯到道与器的关系。章氏思想渊源之一的宋代理学，一方面对道和器做区分，如朱熹：“形而上者，无形无影是此理；形而下者，有情有状是此器。”另一方面，道和器又不可分，“盖阴阳虽是器，而与道初不相离耳”。这一点被章氏继承，他特别强调道和器不可分，“道不离器，犹影不离形”。但宋儒讲的“器”其实和“道”都是抽象概念。张立文先生指出：“器不是某一具体事物。”于是，宋儒讲的“道”和“器”的不可分，其实是两个概念的不可分，已经暗含着“道”脱离具体的历史现实内容的可能性。
章学诚突破宋儒之处就在此，他对“器”做了“考镜源流”式的研究。“器”首先指上古三代的典章制度，其次指六经，而道不尽在六经。《原道下》说：“事变之出于后者，六经不能言，固贵约六经之旨，而随时撰述以究大道也。”载道之器扩展至著述。在《与吴胥石简》中，章学诚说：
学问文章，皆是形下之器，其所以为之者道也。
这是第三种器：历史著述、文章等，也以道为指归。“盖学问之事，非以为名，经经史纬，出入百家，途辙不同，同期于明道也。”（《与朱沧湄中翰论学书》）
这样，“器”从源到流、从历史到当今，内涵被极大地充实了。相应的，“器”所明的“道”也不再是抽象的义理，而是丰富的儒家文化，道、经史和著述文章结合成一个体系。器与道的关系派生出文与道的关系，文章是存道之器：
文与道为一贯，言与事为同条，犹八音相须而乐和，不可分属一器之良也。（《言公上》）
上文说三代史臣对圣主的言与事的记录，是保存先王之道的“圣人之言”，所以其文——史就是道。于是，章氏既主张文章应有充实的内容，反对片面追求文辞之美，又肯定修辞的意义，反对忽视文辞修饰。这方面多为一般的原则性阐释，其文章学理论的进一步展开，是在“史与文”的维度中。
二、史与文：文由史出而落实于学问
章氏主张经史文章同为存道之器。于是，他有“文由史出”说：
然则辞章记诵，非古人所专重，而才识之士，必以史学为归。为古文辞而不深于史，即无由溯源六艺而得其宗，此非文士之所知也。（《报黄大俞先生》）
夫史有三长，才、学、识也。古文辞而不由史出，是饮食不本于稼穑也。夫识生于心也，才出于气也。学也者，凝心以养气，炼识而成其才者也。（《文德》）
第一条材料意为“古文辞”与“辞章记诵”不同，涉及文体区别问题。第二条材料从作者主体素质“才、学、识”立论，强调“学”对才情、识力的支持和制约作用。所以，理解章氏“文从史出”说，可从以上两个角度切入，前者是客观上的文体之分问题，后者是主观上的作者学养问题。
（一）考镜源流：著述之文与文人之文
关于文章的分类，章学诚明确区分了“著述之文”与“文人之文”：
文人之文，与著述之文，不可同日语也。著述必有立于文辞之先者，假文辞以达之而已。譬如庙堂行礼，必用锦绅玉佩，彼行礼者，不问绅佩之所成，著述之文是也。锦工玉工，未尝习礼，惟借制锦攻玉以称功，而冒他工所成为己制，则人皆以为窃矣，文人之文是也。
自魏、晋以还，论文亦自有专家矣。乐府改旧什之铿锵，《文选》裁前人之篇什，并主声情色采，非同著述科也。（《答问》）
行礼的人如著述者，关心内容——礼仪，工匠如文人，其巧艺在制作锦玉，重“声情色采”等形式。“立言之士，以意为宗，盖与辞章家流不同科也”（《辨似》）。著述之文重思想内容，文人之文重形式。所以，“古文辞”实侧重于史学著述之文。理解“为古文辞而不深于史，即无由溯源六艺而得其宗”，要联系到章氏对文体的源流的考察。他认为所有文章，“其源皆本于六经”。“《春秋》流为史学，官礼诸记流为诸子议论，《诗》教流为辞章辞命”（《上朱大司马论文》）。而“六经皆史”，故“文由史出”说，指著述之文与文人之文皆源于史。其主要内涵，侧重著述之文。
首先，他强调文章的叙事功能：
文章以叙事为最难，文章至叙事而能事始尽。而叙事之文，莫备于《左》《史》。（《论课蒙学文法》）
然古文必推叙事，叙事实出史学，其源本于《春秋》比事属辞，左、史、班、陈家学渊源，甚于汉廷经师之授受。（《上朱大司马论文》）
他认为“文章至叙事而能事始尽”，叙事是史书之擅长，源于《春秋》比事属辞之教，《春秋》是经也是史，所以“文从史出”，掌握了“比事属辞”之法的古文定能工于叙事，这是从渊源方面说。
其次，章氏提出一个不同于“唐宋八家”的“新文统”：
左丘明，古文之祖也，司马因之而极其变；班、陈以降，真古文辞之大宗。至六朝古文中断，韩子文起八代之衰，而古文失传亦始韩子。盖韩子之学，宗经而不宗史，经之流变必入于史，又韩子之所未喻也。近世文宗八家，以为正轨，而八家莫不步趋韩子；虽欧阳手修《唐书》与《五代史》，其实不脱学究《春秋》与《文选》史论习气，而于《春秋》、马、班诸家相传所谓比事属辞宗旨，则概未有闻也。（《与汪龙庄书三月》） 史学源于《春秋》，其流则是左丘明、司马迁、班固和陈寿的史书，这是古文应当取法的对象。又《丙辰札记》：“韩氏道德文章，不愧泰山北斗，特于史学非其所长……其文出于孟、荀，渊源《诗》、《礼》，真六经之羽翼，学者自当楷模。但史家渊源，必自《春秋》比事属辞之教，韩子所不能也。”以韩愈为代表的古文家之作，是文人之文，源于《诗》《礼》，学的是孟、荀、《文选》等，与史学著述的源和流都不同，没有学到《春秋》“比事属辞”的精髓。这就是“为古文辞而不深于史，即无由溯源六艺而得其宗，此非文士之所知也”。这是从流变的方面说的。
所以，从文章分类角度，“文由史出”，是说著述源于史，亦要师法于优秀的史学著作，兼顾“著述之文”的源和流的两个方面，为后学指示了学习古文的途径。
（二）集义、学问与文章
《文德》中的“文由史出”论，是借用唐人刘知几讲“史有三长：才、学、识”来说的，这也是古文写作者的素质。这里有个问题：
韩退之曰：“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其所谓钩玄提要之书，不特后世不可得而闻，虽当世籍、湜之徒，亦未闻其有所见，果何物哉？盖亦不过寻章摘句，以为撰文之资助耳。（《文理》）
韩退之曰：“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钩玄提要之册，不可以示人。而诗文七百，今之光河岳而掩日星者，必自当日不可得见之钩玄与提要也。（《跋〈香泉读书记〉》）
据仓修良先生考证，前者作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说韩愈的“钩玄提要”不过寻章摘句，作于同年的《博约上》也有类似看法。后者作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说韩愈辉煌的诗文一定来自其“钩玄提要”。为何相距仅仅一年，态度竟大为不同？
这是因为章氏论述“学”与“文”的关系，实分为两个层面：重“集义”与重“学问”。
1“集义”
积累札记有助于文辞，这体现在他对“集义”的新阐释，也出自《跋〈香泉读书记〉》：
顾文者气之所形，古之能文者，必先养气，养气之功，在于集义，读书服古，时有会心，方臆测而未及为文，即札记所见，以存于录，日有积焉，月有汇焉，久之又久，充满流动，然后发为文辞，浩乎沛然，将有不自识其所以者矣。此则文章家之所谓集义而养气也。
苏辙《上枢密韩太尉书》说：“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章氏说“养气”来自“集义”，语出《孟子·公孙丑上》，原义是说“养气”要在日常的思想行为中积累正义，而非来自偶然的义行。章氏却将其内涵由“尊德性”扭转为“道问学”，指读书有见，记录札记，日积月累，就会写出有内容的文章。他肯定韩愈的“钩玄提要”是从此角度说的。
2学问、文章与道
学问直接和“道”相联系：
孟子曰：“持其志，无暴其气。”学问为立言之主，犹之志也；文章为明道之具，犹之气也。求自得于学问，固为文之根本。求无病于文章，亦为学之发挥。（《文理》）
孔孟言道，亦未尝离于文也；但成者为道，未成者为功力。学问之事，则由功力以至于道之梯航也。文章者，随时表其学问所见之具也；札记者，读书炼识以自进于道之所有事也。（《与林秀才》）
古人本学问而发为文章，其志将以明道，安有所谓考据与古文之分哉！（《与吴胥石简》）
要之，功力，即“集义”，进而为学问，学问发挥为文章，为文之根本，文章为表达学问的工具，学问与文章都以道为指归，环环相扣。“学问”沟通了功力、文章和道。理解“求自得于学问为文之根本”要注意“求无病于文章，亦为学之发挥”的“发挥”，参见《与汪龙庄书三月》：
近日学者风气，证实太多，发挥太少，有如桑蚕食叶而不能抽丝。故近日颇劝同志诸君多作古文辞，而古文辞必由纪传史学进步，方能有得。
这里可以从两方面加以分疏。
其一，“发挥”相对于“证实”而言，章氏针对汉学家一味证实而流于琐碎的弊端，强调“学问”与“功力”之辨：
记诵名数，搜剃遗逸，排纂门类，考订异同，途辙多段端，实皆学者求知所用之功力耳。即于数者之中，能得其所以然，因而上阐古人精微，下启后人津逮，其中隐微可独喻，而难为他人言者，乃学问也。（《又与正甫论文》）
“功力”是客观材料的积累、考订和记忆等，而“学问”要在材料积累之上得其所以然，做出新成绩。故“学问”带有作者的主观性：
夫学有天性焉，读书服古之中，有入识最初，而终身不可变易者是也。学又有至情焉，读书服古之中，有欣慨会心，而忽焉不知歌泣何从者是也。功力有余，而性情不足，未可谓学问也。性情自有，而不以功力深之，所谓有美质而未学者也。（《博约中》）
所以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绳墨之所不可得而拘，类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后微茫杪忽之际，有以独断于一心。（《答客问上》）
第一条材料说性情与功力兼备才是学问。第二条材料说学者著述必然有独特的材料去取、详略和个人判断，这就是史家之源——《春秋》比事属辞之教。所以“学问”是超越“功力”之上的作者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这才有文辞著述。这样也是“由功力以至于道之梯航也”，是致道的途径。他轻视韩愈的“钩玄提要”是从此角度说的。
其二，针对汉学过于证实之弊，“近日颇劝同志诸君多作古文辞”，涉及学问与文章的另一层关系：
夫立言亦以学问为主，学问未能有主，则姑学古文，亦古人志气交养之道。范蔚宗自叙年少为文，未见所长，既造《后汉》，转得统绪。（《论文示贻选》）
学业将以经世，当视世之所忽者而施挽救焉，亦轻重相权之义也。今之宜急务者，古文辞也；攻文而仍本于学，则既可以持风气，而他日又不致为风气之弊矣。（《答沈枫墀论学》）
第一条材料以范晔造《后汉书》之后，学问有所增进为例，说明文辞有助于学问。在第二条材料中，章氏将文章提到“经世”的高度，欲以提倡古文促进学问的回归，纠正当时学风的偏颇。“所贵君子之学术，为能持世而救偏，一阴一阳之道，宜于调剂者然也”（《原学下》）。他以布衣终身而生于清中叶皇权专制极盛之世，其经世之心也只能落实在“学问”上。
总之，章学诚的文章学理论强调文与道的一贯性，而在史与文的维度展开。章氏重视历史著述之文，提倡向优秀的史书学习，并落实到强调作者主观能动性的“学问”中。这些既属于章氏个人的观念，也和清代崇实黜虚的学术思潮不可分。而且，其即器言道、重视历史和经世致用精神，属于中国文化的主流的深层次的特质。对此做进一步研究，将有助于我们更完整深刻地认识我们的传统文化和文学传统。
[参考文献]
[1]（宋）黎靖德. 朱子语类[M]. 北京：中华书局，1986
[2]（清）章学诚撰，叶瑛校注[M]. 文史通义校注[M]. 北京：中华书局，1985
[3]张立文. 朱熹思想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4]仓修良.文史通义新编新注[M].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
[5]钱穆.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84
[6]陈来. 宋明理学[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7]如罗勤简论章学诚的目录序思想体系[J]贵州教育学院学报，1998（1）
[8]钟庆华论章学诚目录学体系构建之缘由及内在之理[J]贵阳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1）
[9]李安从“真”到“通”：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体系化及其终结——以刘知几、章学诚为中心的考察[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
[责任编辑薄刚]
[关键词]章学诚；儒学体系；文章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292（2013）05-0143-03
清代学者章学诚的学术并非局限在单一的史学、目录学或文学之内。他继承了对理论、历史和文章进行综合性把握的儒学体系传统。学界以往对此认识不足，多从史学和目录学角度论述其体系。他的文章学理论，是在这个儒学体系中的文与道、文与史的关系中展开的。
一、道与文：“器”的充实与文道一贯
理解章学诚讲的道与文的关系，要追溯到道与器的关系。章氏思想渊源之一的宋代理学，一方面对道和器做区分，如朱熹：“形而上者，无形无影是此理；形而下者，有情有状是此器。”另一方面，道和器又不可分，“盖阴阳虽是器，而与道初不相离耳”。这一点被章氏继承，他特别强调道和器不可分，“道不离器，犹影不离形”。但宋儒讲的“器”其实和“道”都是抽象概念。张立文先生指出：“器不是某一具体事物。”于是，宋儒讲的“道”和“器”的不可分，其实是两个概念的不可分，已经暗含着“道”脱离具体的历史现实内容的可能性。
章学诚突破宋儒之处就在此，他对“器”做了“考镜源流”式的研究。“器”首先指上古三代的典章制度，其次指六经，而道不尽在六经。《原道下》说：“事变之出于后者，六经不能言，固贵约六经之旨，而随时撰述以究大道也。”载道之器扩展至著述。在《与吴胥石简》中，章学诚说：
学问文章，皆是形下之器，其所以为之者道也。
这是第三种器：历史著述、文章等，也以道为指归。“盖学问之事，非以为名，经经史纬，出入百家，途辙不同，同期于明道也。”（《与朱沧湄中翰论学书》）
这样，“器”从源到流、从历史到当今，内涵被极大地充实了。相应的，“器”所明的“道”也不再是抽象的义理，而是丰富的儒家文化，道、经史和著述文章结合成一个体系。器与道的关系派生出文与道的关系，文章是存道之器：
文与道为一贯，言与事为同条，犹八音相须而乐和，不可分属一器之良也。（《言公上》）
上文说三代史臣对圣主的言与事的记录，是保存先王之道的“圣人之言”，所以其文——史就是道。于是，章氏既主张文章应有充实的内容，反对片面追求文辞之美，又肯定修辞的意义，反对忽视文辞修饰。这方面多为一般的原则性阐释，其文章学理论的进一步展开，是在“史与文”的维度中。
二、史与文：文由史出而落实于学问
章氏主张经史文章同为存道之器。于是，他有“文由史出”说：
然则辞章记诵，非古人所专重，而才识之士，必以史学为归。为古文辞而不深于史，即无由溯源六艺而得其宗，此非文士之所知也。（《报黄大俞先生》）
夫史有三长，才、学、识也。古文辞而不由史出，是饮食不本于稼穑也。夫识生于心也，才出于气也。学也者，凝心以养气，炼识而成其才者也。（《文德》）
第一条材料意为“古文辞”与“辞章记诵”不同，涉及文体区别问题。第二条材料从作者主体素质“才、学、识”立论，强调“学”对才情、识力的支持和制约作用。所以，理解章氏“文从史出”说，可从以上两个角度切入，前者是客观上的文体之分问题，后者是主观上的作者学养问题。
（一）考镜源流：著述之文与文人之文
关于文章的分类，章学诚明确区分了“著述之文”与“文人之文”：
文人之文，与著述之文，不可同日语也。著述必有立于文辞之先者，假文辞以达之而已。譬如庙堂行礼，必用锦绅玉佩，彼行礼者，不问绅佩之所成，著述之文是也。锦工玉工，未尝习礼，惟借制锦攻玉以称功，而冒他工所成为己制，则人皆以为窃矣，文人之文是也。
自魏、晋以还，论文亦自有专家矣。乐府改旧什之铿锵，《文选》裁前人之篇什，并主声情色采，非同著述科也。（《答问》）
行礼的人如著述者，关心内容——礼仪，工匠如文人，其巧艺在制作锦玉，重“声情色采”等形式。“立言之士，以意为宗，盖与辞章家流不同科也”（《辨似》）。著述之文重思想内容，文人之文重形式。所以，“古文辞”实侧重于史学著述之文。理解“为古文辞而不深于史，即无由溯源六艺而得其宗”，要联系到章氏对文体的源流的考察。他认为所有文章，“其源皆本于六经”。“《春秋》流为史学，官礼诸记流为诸子议论，《诗》教流为辞章辞命”（《上朱大司马论文》）。而“六经皆史”，故“文由史出”说，指著述之文与文人之文皆源于史。其主要内涵，侧重著述之文。
首先，他强调文章的叙事功能：
文章以叙事为最难，文章至叙事而能事始尽。而叙事之文，莫备于《左》《史》。（《论课蒙学文法》）
然古文必推叙事，叙事实出史学，其源本于《春秋》比事属辞，左、史、班、陈家学渊源，甚于汉廷经师之授受。（《上朱大司马论文》）
他认为“文章至叙事而能事始尽”，叙事是史书之擅长，源于《春秋》比事属辞之教，《春秋》是经也是史，所以“文从史出”，掌握了“比事属辞”之法的古文定能工于叙事，这是从渊源方面说。
其次，章氏提出一个不同于“唐宋八家”的“新文统”：
左丘明，古文之祖也，司马因之而极其变；班、陈以降，真古文辞之大宗。至六朝古文中断，韩子文起八代之衰，而古文失传亦始韩子。盖韩子之学，宗经而不宗史，经之流变必入于史，又韩子之所未喻也。近世文宗八家，以为正轨，而八家莫不步趋韩子；虽欧阳手修《唐书》与《五代史》，其实不脱学究《春秋》与《文选》史论习气，而于《春秋》、马、班诸家相传所谓比事属辞宗旨，则概未有闻也。（《与汪龙庄书三月》） 史学源于《春秋》，其流则是左丘明、司马迁、班固和陈寿的史书，这是古文应当取法的对象。又《丙辰札记》：“韩氏道德文章，不愧泰山北斗，特于史学非其所长……其文出于孟、荀，渊源《诗》、《礼》，真六经之羽翼，学者自当楷模。但史家渊源，必自《春秋》比事属辞之教，韩子所不能也。”以韩愈为代表的古文家之作，是文人之文，源于《诗》《礼》，学的是孟、荀、《文选》等，与史学著述的源和流都不同，没有学到《春秋》“比事属辞”的精髓。这就是“为古文辞而不深于史，即无由溯源六艺而得其宗，此非文士之所知也”。这是从流变的方面说的。
所以，从文章分类角度，“文由史出”，是说著述源于史，亦要师法于优秀的史学著作，兼顾“著述之文”的源和流的两个方面，为后学指示了学习古文的途径。
（二）集义、学问与文章
《文德》中的“文由史出”论，是借用唐人刘知几讲“史有三长：才、学、识”来说的，这也是古文写作者的素质。这里有个问题：
韩退之曰：“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其所谓钩玄提要之书，不特后世不可得而闻，虽当世籍、湜之徒，亦未闻其有所见，果何物哉？盖亦不过寻章摘句，以为撰文之资助耳。（《文理》）
韩退之曰：“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钩玄提要之册，不可以示人。而诗文七百，今之光河岳而掩日星者，必自当日不可得见之钩玄与提要也。（《跋〈香泉读书记〉》）
据仓修良先生考证，前者作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说韩愈的“钩玄提要”不过寻章摘句，作于同年的《博约上》也有类似看法。后者作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说韩愈辉煌的诗文一定来自其“钩玄提要”。为何相距仅仅一年，态度竟大为不同？
这是因为章氏论述“学”与“文”的关系，实分为两个层面：重“集义”与重“学问”。
1“集义”
积累札记有助于文辞，这体现在他对“集义”的新阐释，也出自《跋〈香泉读书记〉》：
顾文者气之所形，古之能文者，必先养气，养气之功，在于集义，读书服古，时有会心，方臆测而未及为文，即札记所见，以存于录，日有积焉，月有汇焉，久之又久，充满流动，然后发为文辞，浩乎沛然，将有不自识其所以者矣。此则文章家之所谓集义而养气也。
苏辙《上枢密韩太尉书》说：“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章氏说“养气”来自“集义”，语出《孟子·公孙丑上》，原义是说“养气”要在日常的思想行为中积累正义，而非来自偶然的义行。章氏却将其内涵由“尊德性”扭转为“道问学”，指读书有见，记录札记，日积月累，就会写出有内容的文章。他肯定韩愈的“钩玄提要”是从此角度说的。
2学问、文章与道
学问直接和“道”相联系：
孟子曰：“持其志，无暴其气。”学问为立言之主，犹之志也；文章为明道之具，犹之气也。求自得于学问，固为文之根本。求无病于文章，亦为学之发挥。（《文理》）
孔孟言道，亦未尝离于文也；但成者为道，未成者为功力。学问之事，则由功力以至于道之梯航也。文章者，随时表其学问所见之具也；札记者，读书炼识以自进于道之所有事也。（《与林秀才》）
古人本学问而发为文章，其志将以明道，安有所谓考据与古文之分哉！（《与吴胥石简》）
要之，功力，即“集义”，进而为学问，学问发挥为文章，为文之根本，文章为表达学问的工具，学问与文章都以道为指归，环环相扣。“学问”沟通了功力、文章和道。理解“求自得于学问为文之根本”要注意“求无病于文章，亦为学之发挥”的“发挥”，参见《与汪龙庄书三月》：
近日学者风气，证实太多，发挥太少，有如桑蚕食叶而不能抽丝。故近日颇劝同志诸君多作古文辞，而古文辞必由纪传史学进步，方能有得。
这里可以从两方面加以分疏。
其一，“发挥”相对于“证实”而言，章氏针对汉学家一味证实而流于琐碎的弊端，强调“学问”与“功力”之辨：
记诵名数，搜剃遗逸，排纂门类，考订异同，途辙多段端，实皆学者求知所用之功力耳。即于数者之中，能得其所以然，因而上阐古人精微，下启后人津逮，其中隐微可独喻，而难为他人言者，乃学问也。（《又与正甫论文》）
“功力”是客观材料的积累、考订和记忆等，而“学问”要在材料积累之上得其所以然，做出新成绩。故“学问”带有作者的主观性：
夫学有天性焉，读书服古之中，有入识最初，而终身不可变易者是也。学又有至情焉，读书服古之中，有欣慨会心，而忽焉不知歌泣何从者是也。功力有余，而性情不足，未可谓学问也。性情自有，而不以功力深之，所谓有美质而未学者也。（《博约中》）
所以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绳墨之所不可得而拘，类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后微茫杪忽之际，有以独断于一心。（《答客问上》）
第一条材料说性情与功力兼备才是学问。第二条材料说学者著述必然有独特的材料去取、详略和个人判断，这就是史家之源——《春秋》比事属辞之教。所以“学问”是超越“功力”之上的作者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这才有文辞著述。这样也是“由功力以至于道之梯航也”，是致道的途径。他轻视韩愈的“钩玄提要”是从此角度说的。
其二，针对汉学过于证实之弊，“近日颇劝同志诸君多作古文辞”，涉及学问与文章的另一层关系：
夫立言亦以学问为主，学问未能有主，则姑学古文，亦古人志气交养之道。范蔚宗自叙年少为文，未见所长，既造《后汉》，转得统绪。（《论文示贻选》）
学业将以经世，当视世之所忽者而施挽救焉，亦轻重相权之义也。今之宜急务者，古文辞也；攻文而仍本于学，则既可以持风气，而他日又不致为风气之弊矣。（《答沈枫墀论学》）
第一条材料以范晔造《后汉书》之后，学问有所增进为例，说明文辞有助于学问。在第二条材料中，章氏将文章提到“经世”的高度，欲以提倡古文促进学问的回归，纠正当时学风的偏颇。“所贵君子之学术，为能持世而救偏，一阴一阳之道，宜于调剂者然也”（《原学下》）。他以布衣终身而生于清中叶皇权专制极盛之世，其经世之心也只能落实在“学问”上。
总之，章学诚的文章学理论强调文与道的一贯性，而在史与文的维度展开。章氏重视历史著述之文，提倡向优秀的史书学习，并落实到强调作者主观能动性的“学问”中。这些既属于章氏个人的观念，也和清代崇实黜虚的学术思潮不可分。而且，其即器言道、重视历史和经世致用精神，属于中国文化的主流的深层次的特质。对此做进一步研究，将有助于我们更完整深刻地认识我们的传统文化和文学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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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薄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