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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春节前一天，49岁的索南措带着新买的羊肉从镇上返回贵南县沙沟乡德芒村16号，还有那本“贵南县索南雅卓民族服饰有限责任公司”的营业执照。
冬日青藏高原的天空更显高远，路两旁光秃笔直的高耸杨树和低矮的沙棘树不断闪现并快速消失在汽车的后视镜里。
4小时后，紫色封皮的执照摆放在以黄土、红砖结合夯就的房子里，这也是德芒村其他手工艺人进行刺绣以及接受索南措培训的地方。
从这时起，进行“辫套、民族服装、民族用品加工及销售”，她们都要将自己的作品推向未知，让它们在市场里自由灵动，优胜劣汰，自决生死。
愿意将勇气和手艺化为行动力进行尝试的索南措们，像是衔泥的小鸟，一点点筑就贵南县以及海南州因藏绣而有的声名。
辫套织就的女子成年礼
索南措十几岁就学会了藏绣，是德芒村绣得最好的手艺人之一。沙沟乡则是藏绣的发源地。
“1500多年前的吐蕃时期，以辫套为载体以及形式之一的藏绣技术从沙沟乡开始，得到了一代又一代人的传承。”贵南县副县长周本加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风格各异的辫套，随着女子18岁的到来，隆重地出现在她们的成年礼上。贵南女子的成年礼仪式传承保有千年，其细节也如当地的辫套，大大有别于其他藏区。
“贵南县几乎每个女人都有自己的辫套，它们甚至还会是女子的彩礼，出现在婚礼上。”贵南县文体广电局局长华青对本刊记者说。
华青参与了索南措成为商业经营者的整个过程，一直跟踪和希望能够培养这些手艺人成为“商业经营者”。
到目前为止，索南措以及她的公司主要产品还是辫套，有时还会有藏族妇女服饰等民族服装服饰的制作。
知道索南措的人寻到这里来，找她订做。更多时候，索南措则是把产品绣出来，委托县、州上的店铺进行代销。
村子里的一部分绣工农闲时分以索南措的家为聚合点进行刺绣，其他时间就将田间地头绣成的作品拿给索南措。索南措以高出绣工意愿价格的30%销售出去，高出的那部分就是她的利润。
不过作为一家新成立的企业，还需要先把产品销售出去，才能将钱回流给绣工。
一个普通的辫套通常价格在2000元左右，好一点的4000元左右。后者需要一位很好的绣工用大约40天时间绣成。
即使每个新出生的贵南女孩都会购买一套辫套，但随着人口出生率和现代服装的原因，辫套的销量也在萎缩。
好在，临近贵德县的旅游资源丰富，人口少、面积小、位置偏远的贵南把辫套销售过去，被游客带离青藏高原。
于是，很多人都看到了希望，似乎有别的途径可以帮助藏绣技术更好地传承、发扬，甚至产业化致富。
不一样的藏绣
将这个希望早期落实到具体行动的是一个叫卓玛杰的人。他并不是贵南人，而是出生在稍远的海东循化县的一个藏族村庄。
卓玛杰开始从青海到西藏做水泥、藏毯等生意，后来接受西藏博物馆副馆长索南航旦的建议，于2006年接手当时有点尴尬的贵南县藏绣协会。
那时的贵南县藏绣协会主要功能是宣传、培训文化中心户。一直做渠道销售的卓玛杰熟稔商业规律，于是迅速在贵南县藏绣协会的基础上成立了贵南东格尔藏绣科技有限公司。
先给绣工分级，进行生产，2009年6月位于西宁的展销中心正式开业。
绣工根据级别的不一样，获取不同的报酬。“每人每月至少2000元左右的收入，在不影响她们日常劳作的情况下，有时还能达到4000多元”卓玛杰说。
现在卓玛杰在海南州的贵南、贵德、共和3县共建立了5个藏绣生产基地、18个基层藏绣生产加工点。
更多时候是把图案、针线等工具分发下去，一次分发的零散绣工多在500户左右。一定时间内将半产品收回，公司再进行装裱、包装。
这种典型的“公司 基地 农户”模式一共帮助了2200多农牧民。
还有一个叫仁青加的人，来自沙沟乡。与卓玛杰的市场化相比，仁青加的“海南州五彩藏绣艺术有限公司”盛产藏绣精品和经典之作。
3个人用两年完成的《百獒图》，曾被人出价100多万元。标价56万元的《千手观音》也一直骄傲地悬挂在展厅。15个人用两年半的时间，绣成的释迦牟尼生平图，曾有人出价700多万元购买，仍然未能如愿。
“现在藏绣覆盖了整个海南州5县32个乡镇。这其中有藏绣协会10家、藏绣产业园11家、以藏绣生产为主的工艺品企业达31家，212个行政村建立了生产基地，从业人员6万多人。”海南州副州长王萍告诉 《瞭望东方周刊》，在国家政策、如《藏羌彝文化产业总体规划》的大背景下，他们在重点培育打造海南藏绣品牌。
2014年海南州和贵南县分别被中国工艺美术协会命名为“中国藏绣艺术之乡”、“中国藏绣生产基地”。
当然，藏族青年们也希望，“外面的人”能以藏绣为念，追溯当地更久远的文化。
要机绣吗
很长一段时间里，卓玛杰曾多次请来苏绣、湘绣等专家到青海，给具有一年以上经验的绣工进行针法培训。
“单纯的机械式体力劳动已经无法将藏绣文化传承下去。”传统藏绣最大的缺点就是针法比较少，风格粗犷，产品没有其他刺绣产品那么精细，“像苏绣有几十种甚至上百种针法，非常适合和藏绣结合。”卓玛杰解释说。
每次有100多人集中学习，再由这100多人将所学技术传授给那些在家里进行生产的绣工。“但无论怎样，藏绣都一定要保持自己的特色。”卓玛杰强调。
但是，手工绣是机绣成本的5倍，“这也许是推广过程中的阻力之一。”卓玛杰也想通过机绣来降低成本从而提高普及率。
河北一家企业提供的刺绣机器，“它们在针法细节处理上还需要根据我们的要求再修整”，如果机器到位，“一台机器，相当于12个人同时在绣。”但是他觉得，即使可以实现机绣，还需要懂电脑、会制图、会创意的技术人员。
显然，目前正在进行生产的绣工们满足不了这样的需求。
“2013年开始，我们就寻找学历高一点的人才，准备以后上机绣。”卓玛杰说，企业的公司化运作就是要改良技术，“让它更好更漂亮”。
卓玛杰还有一家“整个海南州市场化做得最好的藏绣企业”，也是青海省第一家有出口业务的企业，每年有几十万元人民币的产品出口到美国。
他说：“真希望从事藏绣技术推广的人和机构越来越多，这样才会有群体效应，而不要是多少年来一直只有我们几家公司。”
水滴进入江海
很长一段时间里，藏绣的购买力主要来自政府采购。后者日渐萎缩时，“我们就得自寻活路了。”卓玛杰说。
“游客 网店 微店”是卓玛杰认为实现销路的通道，因为开一家实体店成本太高，“我们也想把产品带到北京开店，因为只要进入北京市场，就等于占领了市场。”
花钱在网络上做推广时，卓玛杰发现，“藏绣”在网络营销里，就像是“一滴水进入汪洋大海”。
他认为藏绣发展现状最大的瓶颈是产业化程度太轻：目前只在青海，而且整个青海也只有不到40家藏绣企业，“民俗化能力有限，宗教色彩浓厚”。
还有一点，精致程度不高，“藏绣产品要提高精致程度，但是藏族的特色还不能丢。”他说，“我们希望政府能拉一把，给我们更高的角度，也能给我们更多的资源。”
他能说出很多附近州、县特色手工艺品进行文化产业转换的成功案例，其中的共同点是，似乎只要被资本关注，就会有无限的春天。
周本加则认为：“最大的瓶颈是企业没有验收关，整个行业没有可以量化并且实施的标准。”
另外，“作为有引导企业责任和义务的政府职能部门，我们很少有机会知道外面的同行是怎么做的。”周本加说，“可能企业自己会有考察和交流的机会，但是作为政府部门，至少局长、主管县长应该多被带出去看看，我们也才能知道怎么引导好的企业走出去。”
占地30亩、预计投资2000万元的贵南歌舞藏绣产业园正在研究之中，周本加期望：“现在协会和企业还是零散的，没有形成充分的市场竞争机制。最好发挥基地作用，招商引资，挖掘、培育若更多公司，生产更多经典作品。”
冬日青藏高原的天空更显高远，路两旁光秃笔直的高耸杨树和低矮的沙棘树不断闪现并快速消失在汽车的后视镜里。
4小时后，紫色封皮的执照摆放在以黄土、红砖结合夯就的房子里，这也是德芒村其他手工艺人进行刺绣以及接受索南措培训的地方。
从这时起，进行“辫套、民族服装、民族用品加工及销售”，她们都要将自己的作品推向未知，让它们在市场里自由灵动，优胜劣汰，自决生死。
愿意将勇气和手艺化为行动力进行尝试的索南措们，像是衔泥的小鸟，一点点筑就贵南县以及海南州因藏绣而有的声名。
辫套织就的女子成年礼
索南措十几岁就学会了藏绣，是德芒村绣得最好的手艺人之一。沙沟乡则是藏绣的发源地。
“1500多年前的吐蕃时期，以辫套为载体以及形式之一的藏绣技术从沙沟乡开始，得到了一代又一代人的传承。”贵南县副县长周本加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风格各异的辫套，随着女子18岁的到来，隆重地出现在她们的成年礼上。贵南女子的成年礼仪式传承保有千年，其细节也如当地的辫套，大大有别于其他藏区。
“贵南县几乎每个女人都有自己的辫套，它们甚至还会是女子的彩礼，出现在婚礼上。”贵南县文体广电局局长华青对本刊记者说。
华青参与了索南措成为商业经营者的整个过程，一直跟踪和希望能够培养这些手艺人成为“商业经营者”。
到目前为止，索南措以及她的公司主要产品还是辫套，有时还会有藏族妇女服饰等民族服装服饰的制作。
知道索南措的人寻到这里来，找她订做。更多时候，索南措则是把产品绣出来，委托县、州上的店铺进行代销。
村子里的一部分绣工农闲时分以索南措的家为聚合点进行刺绣，其他时间就将田间地头绣成的作品拿给索南措。索南措以高出绣工意愿价格的30%销售出去，高出的那部分就是她的利润。
不过作为一家新成立的企业，还需要先把产品销售出去，才能将钱回流给绣工。
一个普通的辫套通常价格在2000元左右，好一点的4000元左右。后者需要一位很好的绣工用大约40天时间绣成。
即使每个新出生的贵南女孩都会购买一套辫套，但随着人口出生率和现代服装的原因，辫套的销量也在萎缩。
好在，临近贵德县的旅游资源丰富，人口少、面积小、位置偏远的贵南把辫套销售过去，被游客带离青藏高原。
于是，很多人都看到了希望，似乎有别的途径可以帮助藏绣技术更好地传承、发扬，甚至产业化致富。
不一样的藏绣
将这个希望早期落实到具体行动的是一个叫卓玛杰的人。他并不是贵南人，而是出生在稍远的海东循化县的一个藏族村庄。
卓玛杰开始从青海到西藏做水泥、藏毯等生意，后来接受西藏博物馆副馆长索南航旦的建议，于2006年接手当时有点尴尬的贵南县藏绣协会。
那时的贵南县藏绣协会主要功能是宣传、培训文化中心户。一直做渠道销售的卓玛杰熟稔商业规律，于是迅速在贵南县藏绣协会的基础上成立了贵南东格尔藏绣科技有限公司。
先给绣工分级，进行生产，2009年6月位于西宁的展销中心正式开业。
绣工根据级别的不一样，获取不同的报酬。“每人每月至少2000元左右的收入，在不影响她们日常劳作的情况下，有时还能达到4000多元”卓玛杰说。
现在卓玛杰在海南州的贵南、贵德、共和3县共建立了5个藏绣生产基地、18个基层藏绣生产加工点。
更多时候是把图案、针线等工具分发下去，一次分发的零散绣工多在500户左右。一定时间内将半产品收回，公司再进行装裱、包装。
这种典型的“公司 基地 农户”模式一共帮助了2200多农牧民。
还有一个叫仁青加的人，来自沙沟乡。与卓玛杰的市场化相比，仁青加的“海南州五彩藏绣艺术有限公司”盛产藏绣精品和经典之作。
3个人用两年完成的《百獒图》，曾被人出价100多万元。标价56万元的《千手观音》也一直骄傲地悬挂在展厅。15个人用两年半的时间，绣成的释迦牟尼生平图，曾有人出价700多万元购买，仍然未能如愿。
“现在藏绣覆盖了整个海南州5县32个乡镇。这其中有藏绣协会10家、藏绣产业园11家、以藏绣生产为主的工艺品企业达31家，212个行政村建立了生产基地，从业人员6万多人。”海南州副州长王萍告诉 《瞭望东方周刊》，在国家政策、如《藏羌彝文化产业总体规划》的大背景下，他们在重点培育打造海南藏绣品牌。
2014年海南州和贵南县分别被中国工艺美术协会命名为“中国藏绣艺术之乡”、“中国藏绣生产基地”。
当然，藏族青年们也希望，“外面的人”能以藏绣为念，追溯当地更久远的文化。
要机绣吗
很长一段时间里，卓玛杰曾多次请来苏绣、湘绣等专家到青海，给具有一年以上经验的绣工进行针法培训。
“单纯的机械式体力劳动已经无法将藏绣文化传承下去。”传统藏绣最大的缺点就是针法比较少，风格粗犷，产品没有其他刺绣产品那么精细，“像苏绣有几十种甚至上百种针法，非常适合和藏绣结合。”卓玛杰解释说。
每次有100多人集中学习，再由这100多人将所学技术传授给那些在家里进行生产的绣工。“但无论怎样，藏绣都一定要保持自己的特色。”卓玛杰强调。
但是，手工绣是机绣成本的5倍，“这也许是推广过程中的阻力之一。”卓玛杰也想通过机绣来降低成本从而提高普及率。
河北一家企业提供的刺绣机器，“它们在针法细节处理上还需要根据我们的要求再修整”，如果机器到位，“一台机器，相当于12个人同时在绣。”但是他觉得，即使可以实现机绣，还需要懂电脑、会制图、会创意的技术人员。
显然，目前正在进行生产的绣工们满足不了这样的需求。
“2013年开始，我们就寻找学历高一点的人才，准备以后上机绣。”卓玛杰说，企业的公司化运作就是要改良技术，“让它更好更漂亮”。
卓玛杰还有一家“整个海南州市场化做得最好的藏绣企业”，也是青海省第一家有出口业务的企业，每年有几十万元人民币的产品出口到美国。
他说：“真希望从事藏绣技术推广的人和机构越来越多，这样才会有群体效应，而不要是多少年来一直只有我们几家公司。”
水滴进入江海
很长一段时间里，藏绣的购买力主要来自政府采购。后者日渐萎缩时，“我们就得自寻活路了。”卓玛杰说。
“游客 网店 微店”是卓玛杰认为实现销路的通道，因为开一家实体店成本太高，“我们也想把产品带到北京开店，因为只要进入北京市场，就等于占领了市场。”
花钱在网络上做推广时，卓玛杰发现，“藏绣”在网络营销里，就像是“一滴水进入汪洋大海”。
他认为藏绣发展现状最大的瓶颈是产业化程度太轻：目前只在青海，而且整个青海也只有不到40家藏绣企业，“民俗化能力有限，宗教色彩浓厚”。
还有一点，精致程度不高，“藏绣产品要提高精致程度，但是藏族的特色还不能丢。”他说，“我们希望政府能拉一把，给我们更高的角度，也能给我们更多的资源。”
他能说出很多附近州、县特色手工艺品进行文化产业转换的成功案例，其中的共同点是，似乎只要被资本关注，就会有无限的春天。
周本加则认为：“最大的瓶颈是企业没有验收关，整个行业没有可以量化并且实施的标准。”
另外，“作为有引导企业责任和义务的政府职能部门，我们很少有机会知道外面的同行是怎么做的。”周本加说，“可能企业自己会有考察和交流的机会，但是作为政府部门，至少局长、主管县长应该多被带出去看看，我们也才能知道怎么引导好的企业走出去。”
占地30亩、预计投资2000万元的贵南歌舞藏绣产业园正在研究之中，周本加期望：“现在协会和企业还是零散的，没有形成充分的市场竞争机制。最好发挥基地作用，招商引资，挖掘、培育若更多公司，生产更多经典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