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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税难是目前外贸企业面临的一大难题。目前我国出口商品的退税率除农副产品外基本上都在13%以上，而外贸企业出口商品的销售利润率大多在10%以下，这说明外贸企业出口商品的全部利润，甚至一部分成本投入都沉淀在应收出口退税上。比如一年自营出口额3000万美元的外贸企业，按现行平均出口退税率测算，一年的未退税款额至少要2000万人民币，这使得资金原本紧张的外贸企业更是雪上加霜，必然在激烈竞争的国际市场中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为此特提出几点关于改革出口退税制度的建议。
1、目前我国出口退税存在的诸多问题与我国出口退税立法上不够完善有极大关系。1994年，我国开始实施增值税后，国家税务局颁布了《出口货物退免税》管理办法，其后又多次进行了修改，但只是对退税主体、退税率及退税商品的范围进行调整，始终没有一部程序性法规来规范出口退税的操作。目前出口退税执行的都是主管税务机关的有关通知、规定，这些通知、规定经常变动且只是规定出口企业单位的责任、义务，出口企业希望退税审核、退税检查、退税审批等事项上有法可依。另外，众所周知，出口退税不只是涉及到税务机关及出口企业两个主体，还涉及到海关、外汇管理部门数家机构，无疑是一项系统性很强的工作。由于涉及到的部门众多，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会影响企业的退税进度，必须有一个明确的法律来规范各个主体及有关机构所应履行的责任和义务，消除出口退税操作中责任不清、岗位不明等管理上的问题，保证出口退税政策的准确实施。
2、合理确定退税率。我国自实行出口退税政策以来，退税率经过多次变动，仅1994年实行增值税后，征税率未变的情况下，退税率频繁变动。1995、1996年两次调低，1998年后又数次调高，这种税率的频繁变动使出口退税这一符合国际惯例的政策受到了质疑。一些国家认为我国的出口退税是在对出口实行财政补贴，对我国加入WTO后政策法律与国际接轨带来极大地负面影响。另外，如果不合理确定退税率，使其在长时期内保持稳定，就很难保证征多少、退多少的退税政策得以实施。
3、对代理出口退税政策予以调整。代理出口退税的退税主体同退税率一样经过了多次变更，由委托方退税变为受托方退税，随后，为杜绝“四自三不见”的代理出口业务产生的骗税问题，又由受托方退税改为委托方退税。笔者认为，委托方退税有许多弊病存在：一是我国出口退税的主体是外贸企业、三资企业及具有进出口经营权的生产企业，这些企业一般为代理出口的受托方，很少成为委托方，而代理出口的委托方多为无进出口经营权却有国外客户的生产企业及流通企业，他们委托外贸企业出口后，要想自己退税很难或几乎不可能。二是对于代理出口必须由委托方退税的现实政策，迫使许多外贸企业采取把代理出口变通为自营出口办法加以处理，给外贸企业财务核算规范性增加了很大难度，也使这一政策失去应有的作用。应该说，这一代理出口退税政策是把双刃剑，受伤害更大的是出口本身。税务机关应对这一政策予以调整。
4、简化退税审核程序与打击骗税并举。我国自实行出口退税以来退税与打击骗税始终密不可分，只要退税率提高，骗税行为即刻猖獗起来。为了防止骗税，出口退税中使用单据越来越多，税务部门计算机的审核指标也越来越严格，函调日趋增多。这种做法既影响了外贸企业正常的退税进度，又不能从根本上打击骗税行为。退税审核程度应以信任大多数企业是守法为前提尽量简化，把查处骗税的任务从退税审核中分离出来，在税务部门内部加强退税检查的力量，对有疑问的单据由退税检查部门集中调查，而不是由出口企业反复撤单、函调；同时退税检查部门也可集中人力、物力对骗税敏感地区和敏感商品进行针对性检查。另一方面打击骗税应像打击走私一样建立专门的执法队伍，重点打击假出口、假货源，从虚假出口的源头堵塞漏洞。
5、对出口退税体制进行改革，加快推行免、抵、退退税办法。对于我国退税制度的改革，许多专家学者提出了各种思路和见解，以其解决我国出口退税存在的诸多问题。笔者认为，要合理确定一个出口退税办法，必须基于以下原则：一是适合我国财政预算的管理体制，如果仅仅因为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而推翻我国财政预算管理体制是不现实的，起码在短时间内难以实行。二是要适合我国的国情，我国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和诸多法律法规的不完善在短期内难以解决，在这种现状下，如果普遍推行外贸出口免税采购，外贸企业采购出口产品和出口产品确已报关出口存在难以确定的时间差，供货企业的征税部门对这部分产品免税的操作难度比现在出口退税审核的难度还要大。因此，免税采购目前只适合于针对大中型企业生产的特定产品的采购，而不适于大多数出口产品的采购。因此，把目前在生产企业实行的免、抵、退的办法推广到外贸企业应该是合理的选择。首先，它在有进出口经营权的生产企业已实施多年，税务部门对这种操作办法也有着相当的经验，且世界上许多国家退税都采用这种方法。另外，它极大地缓解了我国外贸企业出口退税依赖于退税指标的痼疾，减少出口退税占用企业流动资金给外贸企业带来的不利影响。第三，必须对现有的免抵退的办法进行修改，使其更加简化。
1、目前我国出口退税存在的诸多问题与我国出口退税立法上不够完善有极大关系。1994年，我国开始实施增值税后，国家税务局颁布了《出口货物退免税》管理办法，其后又多次进行了修改，但只是对退税主体、退税率及退税商品的范围进行调整，始终没有一部程序性法规来规范出口退税的操作。目前出口退税执行的都是主管税务机关的有关通知、规定，这些通知、规定经常变动且只是规定出口企业单位的责任、义务，出口企业希望退税审核、退税检查、退税审批等事项上有法可依。另外，众所周知，出口退税不只是涉及到税务机关及出口企业两个主体，还涉及到海关、外汇管理部门数家机构，无疑是一项系统性很强的工作。由于涉及到的部门众多，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会影响企业的退税进度，必须有一个明确的法律来规范各个主体及有关机构所应履行的责任和义务，消除出口退税操作中责任不清、岗位不明等管理上的问题，保证出口退税政策的准确实施。
2、合理确定退税率。我国自实行出口退税政策以来，退税率经过多次变动，仅1994年实行增值税后，征税率未变的情况下，退税率频繁变动。1995、1996年两次调低，1998年后又数次调高，这种税率的频繁变动使出口退税这一符合国际惯例的政策受到了质疑。一些国家认为我国的出口退税是在对出口实行财政补贴，对我国加入WTO后政策法律与国际接轨带来极大地负面影响。另外，如果不合理确定退税率，使其在长时期内保持稳定，就很难保证征多少、退多少的退税政策得以实施。
3、对代理出口退税政策予以调整。代理出口退税的退税主体同退税率一样经过了多次变更，由委托方退税变为受托方退税，随后，为杜绝“四自三不见”的代理出口业务产生的骗税问题，又由受托方退税改为委托方退税。笔者认为，委托方退税有许多弊病存在：一是我国出口退税的主体是外贸企业、三资企业及具有进出口经营权的生产企业，这些企业一般为代理出口的受托方，很少成为委托方，而代理出口的委托方多为无进出口经营权却有国外客户的生产企业及流通企业，他们委托外贸企业出口后，要想自己退税很难或几乎不可能。二是对于代理出口必须由委托方退税的现实政策，迫使许多外贸企业采取把代理出口变通为自营出口办法加以处理，给外贸企业财务核算规范性增加了很大难度，也使这一政策失去应有的作用。应该说，这一代理出口退税政策是把双刃剑，受伤害更大的是出口本身。税务机关应对这一政策予以调整。
4、简化退税审核程序与打击骗税并举。我国自实行出口退税以来退税与打击骗税始终密不可分，只要退税率提高，骗税行为即刻猖獗起来。为了防止骗税，出口退税中使用单据越来越多，税务部门计算机的审核指标也越来越严格，函调日趋增多。这种做法既影响了外贸企业正常的退税进度，又不能从根本上打击骗税行为。退税审核程度应以信任大多数企业是守法为前提尽量简化，把查处骗税的任务从退税审核中分离出来，在税务部门内部加强退税检查的力量，对有疑问的单据由退税检查部门集中调查，而不是由出口企业反复撤单、函调；同时退税检查部门也可集中人力、物力对骗税敏感地区和敏感商品进行针对性检查。另一方面打击骗税应像打击走私一样建立专门的执法队伍，重点打击假出口、假货源，从虚假出口的源头堵塞漏洞。
5、对出口退税体制进行改革，加快推行免、抵、退退税办法。对于我国退税制度的改革，许多专家学者提出了各种思路和见解，以其解决我国出口退税存在的诸多问题。笔者认为，要合理确定一个出口退税办法，必须基于以下原则：一是适合我国财政预算的管理体制，如果仅仅因为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而推翻我国财政预算管理体制是不现实的，起码在短时间内难以实行。二是要适合我国的国情，我国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和诸多法律法规的不完善在短期内难以解决，在这种现状下，如果普遍推行外贸出口免税采购，外贸企业采购出口产品和出口产品确已报关出口存在难以确定的时间差，供货企业的征税部门对这部分产品免税的操作难度比现在出口退税审核的难度还要大。因此，免税采购目前只适合于针对大中型企业生产的特定产品的采购，而不适于大多数出口产品的采购。因此，把目前在生产企业实行的免、抵、退的办法推广到外贸企业应该是合理的选择。首先，它在有进出口经营权的生产企业已实施多年，税务部门对这种操作办法也有着相当的经验，且世界上许多国家退税都采用这种方法。另外，它极大地缓解了我国外贸企业出口退税依赖于退税指标的痼疾，减少出口退税占用企业流动资金给外贸企业带来的不利影响。第三，必须对现有的免抵退的办法进行修改，使其更加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