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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洪亮吉素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情结，尤其注重弘扬《诗经》比兴的优良传统，注重诗教作用。在乾嘉时期诗派林立的诗坛上，其诗论专著《北江诗话》别具慧眼、独出机杼，提出有别于沈德潜“格调说”、袁枚“性灵说”、翁方纲“肌理说”等新人耳目的诗学观，提出在诗歌创作中要体现“性”“情”“气”“趣”“格”五字要素。洪氏所论之“格”，即为反对一味讲究格律之作法，要有真性情、真趣味。在五字要素的基础上，洪氏又提出了诗歌创作颇为周全的“性情”“学识”“品格”三位一体的诗学观。这些观点在其诗作中也得到很好地体现，从而力证其诗学观的准确性与可行性。总之，洪氏的《北江诗话》守正出新、持论公允，颇合诗歌艺术的审美需求与发展规律，是清代诗论园地难能可贵、别具魅力的一株奇葩，不仅对清代诗歌创作具有积极的导引与促进作用，在中国诗学理论发展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
关键词：洪亮吉;《北江诗话》;诗学观;诗歌艺术;诗歌创作;诗学理论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394（2021）03-0025-11
洪亮吉（1746—1809），初名洪莲，又名礼吉，号稚存，字君直，又号北江，晚号更生居士，江苏阳湖（今常州市）人，乾隆五十五年（1790）举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官至贵州学政;清代经学家、史学家、地理学家、人口学家、文学家，毗陵七子之一，为近代人口学说之先驱;平生以博学、工诗兼擅骈体文著称，著述多达百余种，后人汇刊为《洪北江全集》。洪亮吉于有清一代，“经术词术，并登峰而造其极”[1]1700。他又是骈文高手，與汪中并称为“清代骈文的两颗巨星”[2];留存力倡性情、学识、品格三位一体的《北江诗话》，被称为“诗学之指南”[3]。洪亮吉在乾嘉诗坛享有很高的声誉，堪称是“天才飙举，雄瞟海内”[4]的文学大家。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虽然国内外学界对于洪亮吉的政治、学术、文学创作及诗学主要著作《北江诗话》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大多数著作对于洪亮吉的研究，仅限于蜻蜓点水式的描述，且大多集中于史学、地理学和人口学方面，对《北江诗话》的研究尤其不够全面、深入。不足8万字的《北江诗话》，“应该说是一部价值很高的诗话，伍崇曜许其‘目光如炬，上下千古。龙子作事，固自不凡’[5]109，实在是很恰当的。”[6]466洪亮吉论诗以“性、情、气、趣、格”为五要素，于格调、性灵两派均有批驳，对名家如吴梅村、王渔洋、朱竹垞、邵青门、厉樊榭等悉有指责，而推钱载、施朝干、钱澧、任大椿为当代四家，对黄仲则、黎二樵亦再三称誉。[7]尤其是《北江诗话》卷一第十条，1 500余字全书最长的的当代诗评，仿敖陶孙《诗评》作法，以意象批评之法，为104位当世诗人，包括诗僧和闺秀，各画了一幅精微的诗评“速写”，堪与舒位《乾嘉诗坛点将录》相提并论。“这组当代诗人群像向我们展示了洪亮吉对当代诗歌的广泛研究，同时也堪称是前所未有的细致研究。这则诗话是清代诗歌批评中罕觏的一个绝妙文本。”[6]462“这篇文字全面展示了洪亮吉的批评实力，也提升了当代诗歌批评的水平，这一点三百年来一直未受到注意……这不能不让我们在清代诗学史上为洪亮吉的当代诗歌批评补上一笔，给他的成就打出更高的分数。”[6]466
因此，本文拟就《北江诗话》的诗学观及其诗歌创作实践进行一番较为全面而深入的探讨。洪氏的诗学观主要体现在三方面：其一，论诗以《三百篇》为主，重“比兴”而倡“诗教”，在复古中尚新倡奇;其二，吟咏以性情为主，论诗以“性、情、气、趣、格”五字为标准，要求作家做到“性情”“学识”和“品格”三位一体;其三，重忠孝，重大节，坚守儒家伦理精神，深怀忧国济世意识。总之，洪亮吉本着传统诗学的精神，结合时代的形势与诗歌创作现象，以自己笃实的情怀、深厚的学识、敏锐的眼光，创立别具魅力、独领风骚的诗学观，同时又在诗歌创作实践中得到了很好的印证。《北江诗话》委实是清代诗学史上一道新人耳目的曙光！一座光彩照人的丰碑！
一、论诗以《三百篇》为主，重“比兴”而倡“诗教”，在复古中尚新倡奇
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以其关心国家命运、同情人民疾苦、揭露社会弊端、强烈要求改革的精神，以及独创的赋、比、兴艺术表现手法，共同构成了优秀的文学传统，沾溉后世，影响深远。洪亮吉在《北江诗话》中对《诗经》比兴传统尤为推崇并弘扬。如：“唐诗人去古未远，尚多比兴，如‘玉颜不及寒鸦色’‘云想衣裳花想容’‘一片冰心在玉壶’及玉溪生《锦瑟》一篇，皆比体也。如‘秋花江上草’‘黄河水直人心曲’‘孤云与归鸟，千里片时间’以及李、杜、元、白诸大家，最多兴体。降及宋、元，直陈其事者十居其七八，而比兴体微矣。”[8]2洪氏先是例举王昌龄的《长信怨》、李白《清平调》三首（其一）、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三首诗中运用比体的名句及李商隐《锦瑟》一篇，表明唐人抒发思想情感鲜明的形象性特征，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洪氏认为唐诗是运用《诗经》比兴艺术传统的典型代表，是值得后人学习的。
孔子最早提出的“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礼记·经解》）“诗教”观，颇得后人的推崇与称道，洪亮吉也不例外。《北江诗话》指出：“‘穷达恋明主，耕桑亦近郊。’〔唐〕钱起诗也。‘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唐〕韦应物诗也。读之觉温厚和平，去《三百篇》不远。”[8]17“穷达恋明主，耕桑亦近郊”二句，出自唐代钱起《东皋早春寄郎四校书》一诗，此二句是称颂友人无论是穷困还是腾达，心里都牵挂着君主，同时也惦念着城郊的农事，这是封建社会时期官员应有的一种职业操守与文化自觉。对此，〔唐〕高仲武《中兴闲气集·钱起》云：“‘穷达恋明主，耕桑亦近郊。’则礼义克全，忠孝兼著，足可弘长名流，为后楷式。”[9]“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二句，出自唐代韦应物《寄李儋元锡》，此二句写诗人由自己的多病想到在田间劳作的农民，看到城里那些流亡无家可归的人，想到自己拿着官府的薪水却未能尽责而感到十分愧疚。如此由己及人、民胞物与的仁怀，实在是难得的仁人贤者。像钱起与韦应物这些古代士大夫所具有的恻隐情怀，与《诗经》“温柔敦厚”的精神是非常接近的。对于这种精神，洪氏无疑是十分崇仰而倡导的。 对于“诗教”的价值、作用与意义，《毛诗·大序》所论最早，也最具权威，其云：“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10]对诗歌与社会政治的关系及诗歌的教化作用，皆阐述得甚为清晰而透彻。而洪氏的理解自然亦是极深刻而全面，《北江诗话》云：“明御史江阴李忠毅狱中寄父诗‘出世再应为父子，此心原不问幽明’，读之使人增天伦之重。〔宋〕苏文忠公《狱中寄子由》诗‘与君世世为兄弟，又结他生未了因’，读之令人增友于之谊。唐杜工部送郑虔诗‘便与先生成永诀，九重泉路尽交期’，读之令人增友朋之风义。〔唐〕唐元相悼亡诗‘惟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读之令人增伉俪之情。孰谓诗不可以感人哉！”[8]3从社会人伦各个层面体现出诗歌重要的启迪与教育意义，令人顿生身临其境之感。诗歌还具有鼓舞、激励人斗志与精神的作用，如《北江诗话》云：“‘宁可枝头抱香死，不曾吹堕北风中。’‘此世但除君父外，不曾别受一人恩。’此宋末郑所南思肖诗也。读之顽夫廉，懦夫立。”[8]38诗歌不但在增进人伦关系与励志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而且对于一些重要的民俗风情与名景胜迹的彰显与传扬，亦具有令人欣慰的积极意义。如《北江诗话》云：“幔亭张乐，艳说中秋;兰亭赋诗，韵传上巳;黄罗传柑之在元夜;白衣送酒之属重阳;以及曲江之三月三日;骊山之七月七夕;皆借诗文得传。他若盱江之五日，上河之清明，又以图绘益著。文人笔墨，有益于良辰胜地如此！”[8]37这些都是物以诗传的典型案例，可见诗歌对于整个社会的作用和意义是不可小觑的。这些正是洪氏有意强调继承传统、注重“诗教”的根因所在。
洪亮吉一方面重视承传《诗经》的“比兴”与“诗教”传统，另一方面又十分重视诗歌写作的创新价值，是一位典型的“守正出新” 的诗学家，“新”而“奇”则是洪氏崇尚与追求的艺术境界。洪氏对诗人作品的评价中，常常出现“别成一家”“各臻其极”“未经人道”“好奇不肯作常语”等赞美语。如《北江诗话》云：“杜牧之与韩、柳 、元、白同时，而文不同韩、柳，诗不同元、白，复能与四家外，诗文皆别成一家，可云特立独行之士矣。韩与白亦素交，而韩不仿白，白亦不学韩，故能各臻其极。”[8]3十分认同杜牧“特立独行”、个性鲜明于同时之诗人韩、柳、元、白之外“别成一家”的诗文特质。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女性诗人的新奇之作，洪氏亦是褒奖有加，称誉不已。其云：“孙兵备星衍配王恭人，善诗，所著有《长离阁集》……其闺房唱和诗，虽半经兵备裁定，然其幽奇惝恍处，兵备亦不能为。如‘青山独归处，花暗一层楼’‘一院露光团作雨，四山花影下如潮’。此类数十联，皆未经人道语。”[8]30在男尊女卑封建社会的文化背景下，洪氏能重视女性的诗歌创作，并对创新之处予以高度评价，的确是灵光烛照、别具慧眼的难能可贵之举。
二、吟咏以性情为主， 论诗以“性、情、气、趣、格”五字为标准，作诗要做到“性情”“学识”“品格”三位一体
洪亮吉“吟咏以性情为主”的诗学观源自《诗经》以来形成的优良传统。《毛诗·大序》云：“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10}刘勰亦云：“昔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风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11}洪亮吉“吟咏以性情为主”的诗学观，是在前代诗学理论与经验基础上发展与提升的，且更加强调“性情”在诗歌创作中不可忽缺的重要作用，这在《北江诗话》中多有论述。如：“牛、女七月七夕相会，虽始见于《风俗通》。至曹植《九咏注》，始明言牵牛为夫，织女为妇。自此以后，遂皆以为口实矣。近时沈文慤德潜《七夕感事》一篇，极自然、亦极大方。其一联云：‘只有生离无死别，果然天上胜人间。’盖沈时悼亡期近故也。近时七夕诗，遂无有过此者。即沈全集中诗，亦无过此二语者。”[8]76此处有两点值得重视：一是沈德潜巧妙而自然地引用了牛、女七夕相会的典故;二是沈德潜接近悼亡的日子，由自身与妻子“死别”的孤凄之悲，自然联想到牛、女虽然分离但却有一年一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秦观《鹊桥仙》）的温馨甜美时光，触景生情，性情至真。如此两相对照，更衬托出沈德潜失去妻子的悲哀心情。沈德潜《七夕感事》“只有生离无死别，果然天上胜人间”二句，实在是诗人真实性情的自然而逼真的流露，极为难得。于是，洪氏便认为当时很多七夕诗的水平都在其下，甚至认为“即沈全集中诗，亦无过此二语者。”夸语似过，但却说明洪氏是非常崇尚具有真性情之诗作的。另一则《北江诗话》又云：“‘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李后主词，写愁可谓至矣。余最爱白门凌秀才霄《秦淮春涨》诗云：‘春情從此如春水，傍着阑干日夜生。’写情亦可谓独到。二君皆借春水以喻，然一觉伤心欲绝，一觉逸兴遄飞，则二君之所遇然也。”[8]33此举李煜与凌霄二人皆以春水喻性情的艺术手法相同，但所体现的“伤心欲绝”与“逸兴遄飞”的情感却不一样，此乃二人所遇不同而致。虽然如此，但无论如何，他们都痛痛快快、淋漓尽致地抒发了真实性情。这是洪氏高度认可的地方，也是他一贯倡导之所在。
《北江诗话》中比较全面且集中体现其诗论主张的，就是其关于“性”“情”“气”“趣”“格”的五字著名论说。其云：
诗文之可传者有五：“一曰性，二曰情，三曰气，四曰趣，五曰格。”诗文之以至性流露者，自六经四始而外，代殊不乏，然不数数觏也。其情之缠绵悱恻，令人可以生，可以死，可以哀，可以乐，则《三百篇》及《楚骚》等皆无不然。“河梁”“桐树”之于友朋，秦嘉、荀粲之于夫妇，其用情虽不同，而情之至则一也。至诗文之有真气者，秦、汉以降，孔北海、刘越石以迄有唐李、杜、韩、高、岑诸人，其尤著也。趣亦有三：有天趣，有生趣，有別趣。庄漆园、陶彭泽之作，可云有天趣者矣;元道州、韦苏州亦其次也。东方朔之《客难》，枚乘之《七发》，以及阮籍《咏怀》，郭璞《游仙》，可云有生趣者矣。《僮约》之作，《头责》之文，以及鲍明远、江文通之涉笔，可云有別趣者矣。至诗文讲格律，已入下乘。然一代也必有数人，如王莽之摹《大诰》，苏绰之仿《尚书》，其流弊必至于此。明李空同、李于鳞辈，一字一句，必规仿汉、魏、三唐，甚至有窜易古人诗文一二十字，即名为己作者，此与苏绰等亦何以异！本朝邵子湘、方望溪之文，王文简之诗，亦不免有此病。则拘拘于格律之失也。[8]22 洪氏五字论说，举例典切，要素齐全，论说精当，甚中肯綮。他首先将“性”与“情”分开论述，置“性”于诗文创作之首位，以为能够表现“性”的作品境界是最高的。他认为：“写景易，写情难;写情犹易，写性最难。若全椒王文学釐诗二断句，直写性者也，‘呼奴具朝餐，慰儿长途饥。关心雨后寒，试儿身上衣。’‘儿饥与儿寒，重劳慈母心。天地有寒燠，母心随时深。’实能道出慈母心事。”[8]32由所举二首写母爱之诗观之，洪氏所谓“性”，就是指人的本性，是与生俱来历久不变的天性，也即指人的根本品性与德性，慈母之心即是如此。因此，能够表现母爱天性的诗文便是“至性流露”。其实，“一部儒家的‘性’学史在纷纷攘攘中走过了几千年，到头来一看，其核心精神似乎还是《诗经·大雅·文王》中的那句话‘聿修厥德。’归根到底，儒家心目中的理想人格就是向善合德……既然理想的人性就是德性，那么作为咏情的诗文首先就要表现人的德性;而要表现好人的德性，表现者首先要‘修身养性’，成为一个有德之人。于是，‘德’就自然地成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对于创作主体的第一要求。文学家具备高尚的德性是艺术创造的先决条件，孔子所说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和‘有德者必有言’就成了千古正统文人所奉行的金科玉律，后世的儒家文论家就不断地加以重复和强化。”[12]如此看来，“洪亮吉所谓的‘性’，有多重内涵，一是指儒家的传统道德，二是指人的自然秉性、高尚的人格。”[13}洪氏对于“性”的理解，显然是继承了儒家关于性、情的学说，这就与袁枚即“情”求“性”、旨在重情尤其是男女之情的主张不同，袁枚只是“性情”混言，而洪氏却是“性”“情”分开，且置“性”于首位，这是高于袁枚一味“性灵”的可贵之处。从《北江诗话》卷二所举母爱天性之例，我们已经感受到“性”对于诗歌表达的感染性、深刻性与重要性。再看洪氏的另一则诗话云：“雕虫小技，壮夫不为。余于诗家咏物亦然。然亦有不可尽废者。丹徒李明经御，性孤洁，尝咏佛手柑云：‘自从散罢天花后，空手而今也是香。’如皋吴布衣，性简傲，尝咏风筝云：‘直到九霄方驻足，更无一刻肯低头。’读之，二君之性格毕露。谁谓诗不可见人品耶？”[8]7从李御的《咏佛手柑》与吴布衣的《咏风筝》的诗句中，体察到二人“性孤洁”与“性简傲”的不同“性”别来，由此可证，能够彰显诗人品性的诗就是佳作。洪氏与黄仲则为同乡好友，他对黄仲则“咽露秋虫，舞风病鹤”[8]5的孤愁嗟叹之性格与悲凉凄切之诗风可谓了如指掌。其云：“黄二尹景仁，久客都中，寥落不偶，时见之于诗。如所云：‘千金无马骨，十丈有车尘。’又云：‘名心澹似幽州日，骨相寒经易水风。’可以感其高才不遇、孤客酸辛之况矣。”[8]9能够写出真品性、真感情者，自然是上乘佳作。又云：“七律至唐末造，惟罗昭谏最感慨苍凉，沉郁顿挫，实可以远绍浣花，近俪玉溪。盖由其人品之高，见地之卓，迥非他人所及。次则韩致尧之沉丽，司空表圣之超脱，真有念念不忘君国之思。孰云吟咏不以性情为主哉！若吴子华之悲壮，韦端己之凄艳，则又其次也。”[8]99洪氏列举晚唐诗人罗隐、韩屋、司空图、吴融、韦庄等，说明其诗作所体现的精神风貌与他们的人品与性情具有直接的关系。很显然，在此，洪氏已将诗人的品性与性情等同起来，他们之所以能够成为晚唐诗坛的佼佼者，是因为他们“人品之高，见地之卓”，尤其是“最感慨苍凉，沉郁顿挫”的罗隐更是如此。由此，诗歌中既见诗人之性情，也见诗人之品性。品性与性情，互为映照，相辅相成。
也正因此，洪氏对那些见性寓情的诗篇总是不惜笔墨、极力揄扬。如：“‘老尚多情觉寿征’，商太守盘诗也。‘若使风情老无分，夕阳不合照桃花’，袁大令枚诗也。二公到老风情不衰，于此可见。”[8]9把商盘与袁枚嗜好“风情”的天性真切地反映了出来。又如：“汪助教端光诗，如著（着）色屏风，五彩夺目，而复能光景常新，同辈中鲜有其匹，尤擅长艳体诗，尝有句云：‘并无歧路伤离别，正是华年算死生。’描摹尽致，《疑雨集》不能过也。”[8]10上举数例，无一不是“性”中见“情”、“情”中寓“性”、“性”“情”双美的诗歌佳作。
《北江诗话》中有一则诗话描写古人诗词及自己诗词中同写“杏花”与“燕子”的“性情”美文，充分体现了洪氏以咏物彰显自己独特“性情”的审美趋尚，别有意蕴、耐人寻味。其云：
余于四时，最喜二月，以春事方半，百草怒生，万花方蕊，物物具发生气象故也。一至三月，则过于烂漫矣。因喜此月，于是植物亦最喜杏，动物亦最喜燕。少日读《国风》“燕燕于飞”及《夏小正》“来降燕乃睇，囿有见杏”，辄觉神往。稍长，凡前人诗词之咏杏及燕者，无不喜讽之。杏诗如“海杏大如拳”“客子光阴诗卷里，杏花消息雨声中”“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词如“杏花疏雨里，吹笛到天明”，及“红杏枝头春意闹”“杏花春雨江南”之类是矣。自所作亦不下数十篇，在汴梁客馆有《杏花》诗四绝句，其一云：“依墙临水只疑仙，艳绝东风二月天。要与春人斗标格，有花枝处有秋千。”极为同人所赏。在贵州日，《行部至都匀驿馆》云：“无人知道春将半，时有出墙红杏花。”《里中舣舟亭即事》云：“一春消息杏花知”。余不尽录。燕诗如“燕燕尾涎涎”“袖中有短札，顾寄双飞燕”与“金窗绣户长相见”“飞入寻常百姓家”“乱入红楼检杏梁”。词如“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软语商量不定，看足柳昏花暝”之类是也。自所作亦不下数十篇，童时《卖花声》词云：“燕子平生真恨事，不见梅花。”为江南北女士所传诵。按试贵州遵义府使院，有句云：“与客生疏惟燕剪，背人开落有棠梨。”《伊犁纪事》四十首中有云：“只有塞垣春燕苦，一生不及见雕梁。”《沪渎客中杂咏》云：“避俗仍居云水乡，下安吟榻上雕梁。双栖燕子孤眠客，一室权分上下床。”他如《归燕曲》等，皆系长篇，不更录入。[8]12
这是一段颇为难得的具有真情实感的“性情”文字，文中见“性”、“性”中寓“情”、“情”溢满纸。首先，洪氏于四季中最喜春天的二月，因為“春事方半，百草怒生，万花方蕊，物物具发生气象故也。”洪氏特别喜欢遍地草木丰茂、花卉芬芳充满生机的季节，这不仅给人赏心悦目的自然美景之享受，而且给人以热爱美好、向往美好的精神激励。因此，洪氏对春二月季节的喜欢，是由衷地、真切地。这是第一层真性情的流露。接着洪氏即表白自己“于是植物亦最喜杏，动物亦最喜燕。”洪氏由远及近，分别例举古人描写杏花与燕子的佳句，然后从自己描写杏花与燕子各有数十首的作品中选出代表作予以介绍。我们就其描写杏花与燕子的代表诗句各举一例加以简析，以见其入髓之爱与性情之真。先看咏杏之作，其《杏花》诗四绝句其一云：“依墙临水只疑仙，艳绝东风二月天。要与春人斗标格，有花枝处有秋千。” 首二句交代时间地点，突出杏花“艳绝”如仙、超凡脱俗的优美姿态，此为写形;后二句写杏花要与他们身下荡秋千的俏丽姑娘的风度较量一番，写出了杏花的满怀自信与豪迈气概。而此诗的背后，我们似乎隐约感受到洪氏年轻气盛、英俊豪迈的精神气质，具有比兴象征意义。此诗语言清新、形神并美、境界高雅，是一首难得的咏杏佳作。难怪要“极为同人所赏”了。再看咏燕之作，其《沪渎客中杂咏》云：“避俗仍居云水乡，下安吟榻上雕梁。双栖燕子孤眠客，一室权分上下床。”诗题中的“沪渎”，是古地名，指吴淞江下游近海处一段（今黄浦江下游）。此写诗人客居沪渎而思念家乡的诗，首二句写诗人为避俗而居住在风景清幽之地，雕梁上的燕子与榻上闲吟者上下相望，相安和谐;后一句，笔锋一转，以双栖燕子的安乐反衬写诗人的孤眠之愁;末了“一室权分上下床”一句，则更进一步形象逼真地写出诗人的孤愁之苦，感同身受、如临其境。诗人以拟人手法摹写双栖燕子，它们在“上床”是多么恩爱的一对，此时它们怎么会知道，在它们下床的诗人自己又是多么的孤寂无聊啊。欢愁对比十分鲜明，感人至深。洪氏对二月中杏花、燕子及前人诗词对二者的描写情有独钟，加上自己为数可观的情深意切、精心优雅的诗词创作，无疑凸显出他真性情的诗人本质。这实在是人性至美的优雅呈现与审美展示。 洪氏对于“气”的问题未作具体阐释，只是列举了自秦汉以来的孔融、刘琨、李白、杜甫、韩愈、高适、岑参等人，他们作品所表现出来的精神风貌，或慷慨悲歌、或清刚超迈、或才气豪纵、或笔力雄健，但都富有雄直刚健之气，都属于阳刚之气的审美范畴。洪氏对此类“阳刚之气”的作品，甚为青睐。
在论“趣”方面，洪氏将其分为“天趣”“生趣”和“別趣”三类：所谓“天趣”，即自然天成之趣，庄子之文、陶渊明之诗堪称代表;所谓“生趣”，即文字生动有趣，东方朔的《答客难》、枚乘的《七发》及阮籍的《咏怀》、郭璞的《游仙》等，皆甚典型;所谓“别趣”，即嬉笑怒骂之趣，王褒的《僮约》、张敏的《头责子羽文》以及鲍照、江淹的诗文等，都有这样的特征。无论是哪一种趣，一是为了使表达的内容灵动有趣;二是为了增强阅读的效果，更好地发挥文学作品的作用。《北江诗话》云：“余最喜观时雨既降，山川出云气象，以为实足以窥化工之蕴。古今诗人，虽善状情景者，不能到也。陶靖节之‘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庶几近之。次则韦苏州之‘微雨夜来过，不知春草生’亦是。此陶、韦之诗足贵。他人描摹景色者，百思不能到也。”[8]1“陶彭泽诗，有化工气象。余则惟能描摹山水，刻画风云，如潘、陆、鲍、左、二谢等是矣。”[8]24其中“化工之蕴”与“化工气象”，都是指自然天成之趣味，具有“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李白《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之美趣。至于“生趣”之描写，如：“‘蝉曳残声过别枝’实属体物之妙。余又见残声未到别枝，而半道复为雀所食者，雀嗉尚若音响，曾作《哺蝉行》云：‘一蝉响一枝，十蝉响十柯，开开四面窗，蝉响何其多！余声尚未到别树，黄雀突来将汝哺。微虫虽小声未沉，尚向黄雀喉中寻。’亦可见天地间景物，无所不有，苦吟者亦描写不尽耳。”[8]33洪氏以自作诗歌作比较，更加突出了“天地间景物”“描写不尽”的无限“生趣”。再看“別趣”的例子，如：“诗有俚俗而可传者，江宁燕秀才《山南》句云：‘神仙怪底飞行速，天上程途不拐弯。’思之却有至理。”[8]81让人们感受诗歌描写引人发笑艺术效果的同时体会因果关系的哲理。
洪氏对“性”“情”“气”“趣”的论析，都是十分肯定且积极提倡的，唯独对“格”是否定的。从汉代的王莽、苏绰，明代的李梦阳、李攀龙，本朝的邵长衡、方苞的文与王引之的诗，一路下来，他们的诗文皆“拘拘于格律之失也”。这与他同时反对沈德潜的“格调说”是一脉相承的。其实，洪氏不满于“格”，并非完全不讲诗作格律，只是不要过分讲究格律而失去了诗的“性”“情”“气”“趣”的重要审美特质。他反对一味讲究格律，其目的就是为了强调“性”“情”“气”“趣”这四维在诗文创作中的重要地位与意义。
洪氏在“性”“情”“气”“趣”“格”的五字著名论说的基础上，又综合提出了诗文创作的总的要求，即“性情”“学识”“品格”三者合一的审美高标。其云：
乾隆中叶以后，士大夫之诗，世共推袁、王、蒋、赵矣。然其诗虽各有所长，亦各有流弊。好之者或谓突过前哲，而不满之者又皆退有后言。平心论之，四家之传，及传之久与否，亦均未可定。若不屑于传与不传，而决其必可不朽者，其为钱、施、钱、任乎。宗伯载之诗精深，太仆朝干之诗古茂，通副澄之诗高超，侍御大椿之诗凄丽，其故当又求之于性情、学识、品格之间，非可以一篇一句之工拙定论也。今四家俱在，试合袁、蒋四家并观之，吾知必有以鄙言为然者矣。太仆诗，以四言、五言为最，次则歌行，即近体亦别出杼轴，迥不犹人。读其诗可以知其品也。五言《哭亡妇》云：“白水贫家味，红罗旧日衣。”七言《志感》云：“委蛇岁月羞言禄，寂寞功名称不才。”何婉而多风若此！侍御于三《礼》最深，所著《深衣考》等，礼家都奉为矩度。故其诗亦长于考证，集中金石及题画诸长篇是也。然终不以学问掩其性情，故诗人、学人，可以并擅其美。犹记其《送友》一联云：“无言便是别时泪，小坐强于去后书。”情至之语，余时时喜诵之。[8]84-85
洪氏首先论析乾隆时期诗坛公认的袁枚、王士祯、蒋士铨、赵翼等大家，但他却认为四人的诗“各有所长，亦各有流弊”，并且认为他们的诗能否传久，“亦均未可定”。接着，洪氏就力推钱载、施朝干、钱澧、任大椿为当代最杰出的诗人，并且十分肯定地认为他们四人的诗“必可不朽者”。推崇之至，倍加信任！其原因就在于：钱载之诗“精深”、施朝干之诗“古茂”、钱澧之诗“高超”、任大椿之诗“凄丽”，各具特色，令人印象深刻。洪氏还特别指出，他对钱载等四家的评价不是以“一篇一句之工拙定论”的，而是对他们从“性情”“学识”“品格”三方面综合考评而得出的结论。因此，他十分自信，认为人们只要将钱载等四家与袁枚等四家比较之后，自然就会认可他论断的正确。
洪氏对他推举的“当代最杰出的诗人”钱载、施朝干、钱澧、任大椿備加青睐、赞许有加，关键是他们的诗作精神皆符合他所倡导的“性情”“学识”“品格”三位一体的诗学审美标准。这是有别于其他诗人的不同之处、可贵之美。那么，怎样才能达到洪氏设定的“诗文之可传者有五”的五字标准，从而进入“性情”“学识”“品格”三位一体的诗美境界呢？洪氏又给出了颇为理想的答案：“品之不端，则无以立其干;气之不盛，则无以举其辞;性情之不挚，则无以发其奇;心思之不沉，则无以扶其奥;学术之不赡，则无以极古今上下曲伸变化之方。[6]451五者具而始足以言诗，始足以言诗之传。”[14]洪氏在这段论述中，以否定之否定的表述语气，十分肯定了作者品格、气势、性情、深思、学术这五方面对于诗文创作的重要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洪氏将人品之正置于诗文创作的首位，“诗人不可无品，至大节所在，更不可亏。”[8]65其实，这五个方面的要求，与其提倡的“性”“情”“气”“趣”“格”五字诗学观是相呼应的，也是洪氏一再强调的“性情”“学识”“品格”三位一体的诗歌创作要旨的具体呈现。
三、重忠孝，重大节，坚守儒家伦理精神，深怀忧国济世意识
洪氏自幼便在母亲的教育下饱受儒家传统文化的濡染，具有很深的传统国学根柢。法式善《皇清奉直大夫翰林院编修洪稚存先生行状》云：“太宜人尝举‘宜其室家’命之属对，遽应声曰‘饱乎仁义’，太宜人颇奇之。”[15]孙星衍《清故奉直大夫翰林院编修加三级洪君墓碑铭》云：“君性伉直，好善疾恶，自称不能容物，慕古人节义事，不喜胡广《中庸》。”[16]赵尔巽主编《清史稿·洪亮吉传》云：“长身火色，性豪迈，喜论当世事。”[17]伍崇曜《粤雅堂丛书北江诗话跋》云：“志行气节，为儒林引重。”[5]108很显然，洪氏从小接受的都是儒家传统文化中关于仁、礼、忠、孝、志、节的思想内涵，所以，他的一生总是心系朝野，忧国忧民，铁肩道义，做君子儒。这与他将“品格”置于诗文创作之首位的观念是表里如一、相吻合的。因此，对于那些具有忠孝节义、忧国忧民情怀的诗人与作品，他总是极力称许并乐于“说项”的。如云：“王文简诗，律体胜于古体，五、七绝句又胜于五、七律。余最爱其《国士桥》一篇云：‘国士桥边水，千秋恨不穷。如闻柱厉叔，死报莒敖公。’《蟂矶夫人祠》一篇云：‘霸气江东久寂寥，永安宫殿莽萧萧。都将家国无穷恨，分付浔阳上下潮。’以为此非诗人之诗，可与知人论世矣。”[8]56国士桥，在山东莒县，此桥因纪念柱厉叔忠君不二、以身殉国而得名。莒敖公，春秋时莒国国君，柱厉叔臣之。柱厉叔文韬武略，刚直不阿，忠心直谏，勤于王事。但莒敖公亲小人，远贤臣，忠奸莫辨，国势日衰，民不聊生。柱厉叔多次上书，莒敖公却置之不理，万般无奈，柱厉叔便愤然挂冠而去，隐于海岛。不久，柱厉叔闻知莒敖公国破人亡，痛心疾首，不听友人劝阻，毅然决定回莒。回莒国后，他独立五孔桥头，见城廓依旧，敖公已亡，怆然泪下，纵身一跃投河而亡。后人为了纪念柱厉叔忠君爱国、视死如归的悲壮之举 ，遂将此桥称名为“国士桥”。柱厉叔为国殉身的爱国精神与后来屈原等人为国献身的壮举，在中国历史上始终是备受推崇与弘扬的。洪氏对王士祯《国士桥》中所歌咏的忠诚爱国的柱厉叔是十分钦敬的，故称之为“最爱”。这正是洪氏一贯倡导的儒家君子忠君守节、忧国济世美德情怀的体现。再看七言绝句《蟂矶夫人祠》，蟂矶，地名，在安徽芜湖西江中，矶上旧有灵泽夫人 （俗传即三国时刘备妻、孙权妹孙尚香）祠。当时，孙夫人因吴、蜀不和而悲愤自杀，后来人们为了永久纪念她，遂建此祠。首二句描写东吴孙权与西蜀刘备政权的萧条荒凉景象，后二句写孙夫人将家国之恨托付于浔阳江上下起伏的滔滔浪潮，强烈抒发了诗人深沉悲痛的家国情怀。这正是洪氏甚为敬仰的地方，故而他认为“此非诗人之诗，可与知人论世矣。”王士祯是清代著名的诗人，在此诗中，他以史学家的敏锐眼光，真实反映历史客观事实，从而具有“知人论世”的“史诗”的重要价值，由此体现了洪氏浓厚的家国意识与儒家忧国济世的博大襟怀，此乃洪氏之所以推许王士祯诗作的原因之一。 正如王国均《重刊北江诗话序》所云：“先生立身以忠孝为大，论学以经史为宗，论诗以《三百篇》为主……夫不探昆仑之源者，不足与（于）观水;不登泰岱之巅者，不足与（于）观山。诵先生之诗话，必相见先生之胸襟，而后能知其扶植根柢，陶冶性灵，作诗家之指南者，若是其难能而可贵也。”[3]此处所论洪氏“立身以忠孝为大”就是强调作者“品格”之高尚，“论学以经史为宗”就是突出作者“学识”之丰赡，“论诗以《三百篇》为主”就是重视“性情”之真挚。而“品格”“学识”“性情”三方面的诗歌创作达成，就必须承传与弘扬我国优秀传统思想、文化及文学，这样方可“扶植根柢，陶冶性灵，作诗家之指南者。”
四、洪氏诗学观在其诗作中的体现
洪亮吉是乾嘉诗坛风格独特、成就卓异的杰出诗人，今存诗5 500余首。他曾评论自己的诗是“如激湍峻岭，殊少回旋。”[8]7可见其诗歌具有气势磅礴、奔放豪迈的阳刚之美。洪氏从伊犁赦回后自编反映新疆奇异景观与奇特感受的《荷戈》《赐环》二诗集，海内题诗者不下百余家，其中赵翼题诗颇具代表性：“人间第一最奇景，必待第一奇才领。”[18]毕沅《吴会英才集》云：“洪常博奇思独造远出常情，五古歌行杰立一世。”[19]1700张维屏《听松庐诗话》云：“洪北江诗有真氣，亦有奇气。”[19]1701又云：“先生绝句有奇情快论者。”[20}伍崇曜《粤雅堂丛书北江诗话跋》云：“代荷戈万里，奇气喷薄而出，益如天马行空，不可羁靮。”[5]108由上述诸位诗评家的“奇景”“奇才”“真气”“奇气”“奇情”等关键词综而观之，其实就是洪氏所倡导的“性情”“学识”“品格”的具体呈现。下面拟选择几首诗作，窥探一下洪氏诗学主张的实践效果。
先看其抒发“性情”的代表作，如《天山歌》：
地脉至此断，天山已包天。
日月何处栖？总挂青松巅。
穷冬棱棱朔风裂，雪复包山没山骨。
峰形积古谁得窥？上有鸿濛万年雪。
天山之石绿如玉，雪与石光皆染绿。
半空石堕冰忽开，对面居然落飞瀑。
青松冈头鼠陆梁，一一竞欲餐天光。
沿林弱雉飞不起，经月饱啖松花香。
人行山口雪没踪，山腹久已藏春风。
始知灵境迥然异，气候顿与三霄通。
我谓长城不须筑，此险天教限沙漠。
山南山北尔许长，瀚海黄河兹起伏。
他时逐客倘得还，置冢亦象祁连山。
控弦纵逊骠骑霍，投笔或似扶风班。
别家近已忘年载，日出沧溟倘家在。
连峰偶一望东南，云气濛濛生腹背。
九州我昔历险夷，五岳顶上都标题。
南条北条等闲耳，太乙太室输此奇。
君不见奇钟塞外天奚取？风力吹人猛飞举。
一峰缺处补一云，人欲出山云不许。[1]1202
洪氏因于嘉庆四年（1799）上书“极陈时政”，以翰林无言事之责而获罪削职，发往新疆伊犁。此诗作于次年二月遣戍伊犁途中，是歌咏天山的千古绝唱！此时，诗人虽然是戴罪之人，但他依然对祖国的大好河山充满着深爱之情。全诗40句，可分前后两部分，前第一部分为前20句，诗人以新奇之眼光、神奇之笔法，倾情描摹天山的独特景物;第二部分为后20句，诗人以豪旷之胸怀，浓厚之笔墨，尽兴抒发对天山的奇思遐想与狂热之爱，景中含情、情中见景、情景交融，意境壮美、笔力雄健、真气弥漫。纵观全诗，洪氏所倡导的“诗文之可传者有五”的“性”“情”“气”“趣”“格”五字要素，一一可见。这里的“格”，是洪氏反对沈德潜一派死守格律之作诗之法，主张灵动活泼的用韵或转韵格式。本诗就是四句一转韵的格式，朗朗上口，声情并茂。此诗最大的特征，主要在于一个“奇”字。诸如奇景、奇情、奇思、奇气、奇趣等，而最终则落实到此诗的真“性情”上。王英志指出：“诗人身处逆境，而如此达观，毫无悲戚怨尤之意，这是诗人狂放性格的又一种表现，是早年狂放性格的升华。”[21]
洪氏《自西安至安邑临黄二景仁奉挽四首》其一，更是一首“性情”至诗，其云：
生何憔悴死何愁，早觉年来与命雠。
病已支床还出塞，家从典屋半居舟。
魂归好入王官谷，名在空县太白楼。
一事语君传欲定，卅年心血有人收。[1]561
洪氏与黄仲则是同乡诗友，情同手足、友谊笃厚。此是洪氏悼念黄景仁四首七律诗的第一首，首联总言其一生命运多舛，悲悯不已;颈联写其病魔缠身、颠沛流离的贫病生活，催人泪下;颔联称其魂归胜景、名比李白，由衷佩慕;尾联告慰友人，道德文章必将传诵、流芳百世，慰藉英灵。全诗高度概括了黄仲则一生的曲折经历，情深意厚，真切感人，事中寓情、情中见事、情溢字中、意满句外。其他如“交空四海唯余我，魂到重泉更付书”“共哭寝门思往日，独临遗殡怅生平”“才人奇气难消歇，六月松风刮殡寒”云云，皆为肺腑挚言，令人椎心泣血，不能卒读。袁枚云：“纵笔先须问性情，风裁休宋未元明。”（《答曾南村论诗》）读洪氏的这类“性情”之诗，正有此共鸣。
再看其体现“学识”的代表作，如《宗忠简祠》：
六百年来气不磨，江干遗庙郁嵯峨。
迎门九派东归海，卧榻三呼北渡河。
梦里铜驼余涕泪，望中铁骑敢经过？
刘琨祖逖应同传，未了忠心尚枕戈。[1]1365
宗忠简，即北宋抗金名将宗泽，其祠在江苏镇江市东郊宗泽路。由于他的抗金大计为投降派所阻，忧愤成疾，临死时连呼三声“渡河”，卒谥“忠简”。此为诗人瞻仰宗泽遗庙后的感怀之作，缅怀其一生的抗金业绩，歌颂其至死不忘恢复国土的爱国主义精神。首联直写英雄豪气不灭、遗庙壮观的情形，爱国志士高大形象呼之欲出;颔联以百川归海喻中华民族之统一愿望，而宗泽一生志在恢复北土，于病榻临终之际还三呼北渡黄河，如此爱国赤诚，令人感动;颈联借助于晋代英雄索靖有感于天下将乱、哀叹洛阳宫门铜驼将掩埋于荆棘中之典故，表明宗泽恢复北土壮志不衰，料定金兵是不敢过何渡江的，称颂宗泽当年的赫赫威望;尾联写晋代英雄祖逖“中流击楫”、刘琨“枕戈待旦”以及祖逖与刘琨“闻鸡起舞”的典故，表明宗泽与他们都是一脉相承的不忘民族统一大业的爱国英雄，赞美之情至此已臻高潮。此诗大气凛然、磅礴，充满刚健之气，尤其是全诗八句除前三句外，后五句皆用典故，自然洽切、巧妙融合，合人合事合情合理，体现了洪氏“学识”功底之丰厚。因为“学识”是抒发诗歌“性情”的根基，若“学识”有限，表达就会捉襟见肘，难以充分而周全，诗人也就难以尽“性”尽“情”。只有“学识”丰厚，方能尽情挥洒，收到理想的表达效果。此诗堪称是以深厚“学识”功底，尽情抒发歌颂英雄爱国主义精神的典范之作。 再看其彰显“品格”的代表作，如《悯旱》：
整日帷车坐，偏愁云气晴。
客行殊望雨，敢说为苍生。[1]589
此诗以第一人称叙写自己于行事公务途中，眼见严重旱情而同情人民疾苦的悲悯情怀，语朴情真、思想深刻。此诗的意思是说，诗人坐在有帷幔的车子中，云气晴朗，本是美事，可诗人却偏偏生愁，只是因为日久干旱，老百姓的庄稼几乎都要干枯而死了，眼前是一片“野田禾稻半枯焦”的悲惨景象。对于素有“爱民如子”仁怀的诗人而言，怎能不与“农夫心内如汤煮”一样的焦急生愁呢。“客行”指诗人自己，此时此刻，他特别希望老天爷开眼降恩，为天下百姓快快下场倾盆大雨，以缓解严重之旱情。“敢说”，就是不敢说，其实这是诗人的谦辞，由此更加突出了诗人由衷悯农的真切感情，诗人“以民为本”之儒家传统美德，与唐代诗人李绅《悯农二首》具有其曲同工之妙，历来为人们所称道。诗人由己及人、民胞物与的高尚品格与仁厚情怀，实在是难能可贵的。正因为如此，诗人才能写出真情实感、丝毫无虚的悯农佳作。正如沈德潜《说诗晬语》卷上云：“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诗。”[22]显然，诗人之“品格”对于诗作的作用与意义实在太重要了。“品格”不端，是写不出好诗的。要写出好诗，就必定要有好“品格”。洪氏坚持将“性”字摆在“性”“情”等“五字”首位，强调“性情”“学识”“品格”三位一体的重要性，其用意是不言而喻的。
从洪氏的几首诗例，分别就“性情”“学识”“品格”三方面进行了简析，可以证明其诗学观在诗作中的践行是成功的。其实，就以上几首诗例观之，言“性情”中亦含“学识”与“品格”，叙“学识”中亦寓“性情”与“品格”，论“品格”中，亦寄“性情”與“学识”，三者之间互为关联，亦有侧重。至于洪氏的“性”“情”“气”“趣”“格”五字诗学观，在这几首诗中也都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有所呈现。总之，洪氏之诗作，无疑是其诗学观的自然体现与良好印证，故而其诗学观的可靠性、适时性、可行性、感染性，也就别具理论含量与实用价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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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赵文清
The Poetic View of Beijiang Poetry and Its Poetic
Presentation from Hong Liangji
LI Jinkun
（School of Literature， Jiangsu University， Zhenjiang 212013， China）
Abstract： Hong Liangji had a profound complex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especially concerned carrying forward the fine tradition of The Book of Songs， and the role of poetry teaching. In Qianjia period， when poetic world was full of different schools， his poetry book Beijiang Poetry had a unique insight with the initiative idea different from that of Shen Deqian’s “style theory”， Yuan Mei’s“spiritual creation theory”， Weng Fanggang’s “texture theory”， and other new and fresh poetic views. He believed that the poetry creation should reflect five elements： “character”， “emotion”， “temperament”， “fun” and “style”. Hong’s theory of “style” is to oppose the practice of paying attention to rules blindly，and to have true temperament and taste. On the basis of the five elements， he also put forward the poetic view of “temperament”， “knowledge” and “morale”， which are quite comprehensive in poetry creation. These viewpoints are also well embodied in his own poems， proving the accuracy and feasibility of his poetic views. Anyhow， Hong’s book maintained the old and displayed the new， in accordance with the objective and neutral views which are fairly close to poetry aesthetics and the poetic rules of development. It was outstanding in the poetic comment world in Qing dynasty， not only conducive to the poetry creation of Qing dynasty， but also shows its place in the whole poetic history.
Key words： Hong Liangji; Beijiang Poetry; the poetic view; poetry art; poetry creation; poetic theory
关键词：洪亮吉;《北江诗话》;诗学观;诗歌艺术;诗歌创作;诗学理论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394（2021）03-0025-11
洪亮吉（1746—1809），初名洪莲，又名礼吉，号稚存，字君直，又号北江，晚号更生居士，江苏阳湖（今常州市）人，乾隆五十五年（1790）举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官至贵州学政;清代经学家、史学家、地理学家、人口学家、文学家，毗陵七子之一，为近代人口学说之先驱;平生以博学、工诗兼擅骈体文著称，著述多达百余种，后人汇刊为《洪北江全集》。洪亮吉于有清一代，“经术词术，并登峰而造其极”[1]1700。他又是骈文高手，與汪中并称为“清代骈文的两颗巨星”[2];留存力倡性情、学识、品格三位一体的《北江诗话》，被称为“诗学之指南”[3]。洪亮吉在乾嘉诗坛享有很高的声誉，堪称是“天才飙举，雄瞟海内”[4]的文学大家。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虽然国内外学界对于洪亮吉的政治、学术、文学创作及诗学主要著作《北江诗话》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大多数著作对于洪亮吉的研究，仅限于蜻蜓点水式的描述，且大多集中于史学、地理学和人口学方面，对《北江诗话》的研究尤其不够全面、深入。不足8万字的《北江诗话》，“应该说是一部价值很高的诗话，伍崇曜许其‘目光如炬，上下千古。龙子作事，固自不凡’[5]109，实在是很恰当的。”[6]466洪亮吉论诗以“性、情、气、趣、格”为五要素，于格调、性灵两派均有批驳，对名家如吴梅村、王渔洋、朱竹垞、邵青门、厉樊榭等悉有指责，而推钱载、施朝干、钱澧、任大椿为当代四家，对黄仲则、黎二樵亦再三称誉。[7]尤其是《北江诗话》卷一第十条，1 500余字全书最长的的当代诗评，仿敖陶孙《诗评》作法，以意象批评之法，为104位当世诗人，包括诗僧和闺秀，各画了一幅精微的诗评“速写”，堪与舒位《乾嘉诗坛点将录》相提并论。“这组当代诗人群像向我们展示了洪亮吉对当代诗歌的广泛研究，同时也堪称是前所未有的细致研究。这则诗话是清代诗歌批评中罕觏的一个绝妙文本。”[6]462“这篇文字全面展示了洪亮吉的批评实力，也提升了当代诗歌批评的水平，这一点三百年来一直未受到注意……这不能不让我们在清代诗学史上为洪亮吉的当代诗歌批评补上一笔，给他的成就打出更高的分数。”[6]466
因此，本文拟就《北江诗话》的诗学观及其诗歌创作实践进行一番较为全面而深入的探讨。洪氏的诗学观主要体现在三方面：其一，论诗以《三百篇》为主，重“比兴”而倡“诗教”，在复古中尚新倡奇;其二，吟咏以性情为主，论诗以“性、情、气、趣、格”五字为标准，要求作家做到“性情”“学识”和“品格”三位一体;其三，重忠孝，重大节，坚守儒家伦理精神，深怀忧国济世意识。总之，洪亮吉本着传统诗学的精神，结合时代的形势与诗歌创作现象，以自己笃实的情怀、深厚的学识、敏锐的眼光，创立别具魅力、独领风骚的诗学观，同时又在诗歌创作实践中得到了很好的印证。《北江诗话》委实是清代诗学史上一道新人耳目的曙光！一座光彩照人的丰碑！
一、论诗以《三百篇》为主，重“比兴”而倡“诗教”，在复古中尚新倡奇
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以其关心国家命运、同情人民疾苦、揭露社会弊端、强烈要求改革的精神，以及独创的赋、比、兴艺术表现手法，共同构成了优秀的文学传统，沾溉后世，影响深远。洪亮吉在《北江诗话》中对《诗经》比兴传统尤为推崇并弘扬。如：“唐诗人去古未远，尚多比兴，如‘玉颜不及寒鸦色’‘云想衣裳花想容’‘一片冰心在玉壶’及玉溪生《锦瑟》一篇，皆比体也。如‘秋花江上草’‘黄河水直人心曲’‘孤云与归鸟，千里片时间’以及李、杜、元、白诸大家，最多兴体。降及宋、元，直陈其事者十居其七八，而比兴体微矣。”[8]2洪氏先是例举王昌龄的《长信怨》、李白《清平调》三首（其一）、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三首诗中运用比体的名句及李商隐《锦瑟》一篇，表明唐人抒发思想情感鲜明的形象性特征，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洪氏认为唐诗是运用《诗经》比兴艺术传统的典型代表，是值得后人学习的。
孔子最早提出的“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礼记·经解》）“诗教”观，颇得后人的推崇与称道，洪亮吉也不例外。《北江诗话》指出：“‘穷达恋明主，耕桑亦近郊。’〔唐〕钱起诗也。‘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唐〕韦应物诗也。读之觉温厚和平，去《三百篇》不远。”[8]17“穷达恋明主，耕桑亦近郊”二句，出自唐代钱起《东皋早春寄郎四校书》一诗，此二句是称颂友人无论是穷困还是腾达，心里都牵挂着君主，同时也惦念着城郊的农事，这是封建社会时期官员应有的一种职业操守与文化自觉。对此，〔唐〕高仲武《中兴闲气集·钱起》云：“‘穷达恋明主，耕桑亦近郊。’则礼义克全，忠孝兼著，足可弘长名流，为后楷式。”[9]“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二句，出自唐代韦应物《寄李儋元锡》，此二句写诗人由自己的多病想到在田间劳作的农民，看到城里那些流亡无家可归的人，想到自己拿着官府的薪水却未能尽责而感到十分愧疚。如此由己及人、民胞物与的仁怀，实在是难得的仁人贤者。像钱起与韦应物这些古代士大夫所具有的恻隐情怀，与《诗经》“温柔敦厚”的精神是非常接近的。对于这种精神，洪氏无疑是十分崇仰而倡导的。 对于“诗教”的价值、作用与意义，《毛诗·大序》所论最早，也最具权威，其云：“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10]对诗歌与社会政治的关系及诗歌的教化作用，皆阐述得甚为清晰而透彻。而洪氏的理解自然亦是极深刻而全面，《北江诗话》云：“明御史江阴李忠毅狱中寄父诗‘出世再应为父子，此心原不问幽明’，读之使人增天伦之重。〔宋〕苏文忠公《狱中寄子由》诗‘与君世世为兄弟，又结他生未了因’，读之令人增友于之谊。唐杜工部送郑虔诗‘便与先生成永诀，九重泉路尽交期’，读之令人增友朋之风义。〔唐〕唐元相悼亡诗‘惟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读之令人增伉俪之情。孰谓诗不可以感人哉！”[8]3从社会人伦各个层面体现出诗歌重要的启迪与教育意义，令人顿生身临其境之感。诗歌还具有鼓舞、激励人斗志与精神的作用，如《北江诗话》云：“‘宁可枝头抱香死，不曾吹堕北风中。’‘此世但除君父外，不曾别受一人恩。’此宋末郑所南思肖诗也。读之顽夫廉，懦夫立。”[8]38诗歌不但在增进人伦关系与励志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而且对于一些重要的民俗风情与名景胜迹的彰显与传扬，亦具有令人欣慰的积极意义。如《北江诗话》云：“幔亭张乐，艳说中秋;兰亭赋诗，韵传上巳;黄罗传柑之在元夜;白衣送酒之属重阳;以及曲江之三月三日;骊山之七月七夕;皆借诗文得传。他若盱江之五日，上河之清明，又以图绘益著。文人笔墨，有益于良辰胜地如此！”[8]37这些都是物以诗传的典型案例，可见诗歌对于整个社会的作用和意义是不可小觑的。这些正是洪氏有意强调继承传统、注重“诗教”的根因所在。
洪亮吉一方面重视承传《诗经》的“比兴”与“诗教”传统，另一方面又十分重视诗歌写作的创新价值，是一位典型的“守正出新” 的诗学家，“新”而“奇”则是洪氏崇尚与追求的艺术境界。洪氏对诗人作品的评价中，常常出现“别成一家”“各臻其极”“未经人道”“好奇不肯作常语”等赞美语。如《北江诗话》云：“杜牧之与韩、柳 、元、白同时，而文不同韩、柳，诗不同元、白，复能与四家外，诗文皆别成一家，可云特立独行之士矣。韩与白亦素交，而韩不仿白，白亦不学韩，故能各臻其极。”[8]3十分认同杜牧“特立独行”、个性鲜明于同时之诗人韩、柳、元、白之外“别成一家”的诗文特质。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女性诗人的新奇之作，洪氏亦是褒奖有加，称誉不已。其云：“孙兵备星衍配王恭人，善诗，所著有《长离阁集》……其闺房唱和诗，虽半经兵备裁定，然其幽奇惝恍处，兵备亦不能为。如‘青山独归处，花暗一层楼’‘一院露光团作雨，四山花影下如潮’。此类数十联，皆未经人道语。”[8]30在男尊女卑封建社会的文化背景下，洪氏能重视女性的诗歌创作，并对创新之处予以高度评价，的确是灵光烛照、别具慧眼的难能可贵之举。
二、吟咏以性情为主， 论诗以“性、情、气、趣、格”五字为标准，作诗要做到“性情”“学识”“品格”三位一体
洪亮吉“吟咏以性情为主”的诗学观源自《诗经》以来形成的优良传统。《毛诗·大序》云：“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10}刘勰亦云：“昔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风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11}洪亮吉“吟咏以性情为主”的诗学观，是在前代诗学理论与经验基础上发展与提升的，且更加强调“性情”在诗歌创作中不可忽缺的重要作用，这在《北江诗话》中多有论述。如：“牛、女七月七夕相会，虽始见于《风俗通》。至曹植《九咏注》，始明言牵牛为夫，织女为妇。自此以后，遂皆以为口实矣。近时沈文慤德潜《七夕感事》一篇，极自然、亦极大方。其一联云：‘只有生离无死别，果然天上胜人间。’盖沈时悼亡期近故也。近时七夕诗，遂无有过此者。即沈全集中诗，亦无过此二语者。”[8]76此处有两点值得重视：一是沈德潜巧妙而自然地引用了牛、女七夕相会的典故;二是沈德潜接近悼亡的日子，由自身与妻子“死别”的孤凄之悲，自然联想到牛、女虽然分离但却有一年一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秦观《鹊桥仙》）的温馨甜美时光，触景生情，性情至真。如此两相对照，更衬托出沈德潜失去妻子的悲哀心情。沈德潜《七夕感事》“只有生离无死别，果然天上胜人间”二句，实在是诗人真实性情的自然而逼真的流露，极为难得。于是，洪氏便认为当时很多七夕诗的水平都在其下，甚至认为“即沈全集中诗，亦无过此二语者。”夸语似过，但却说明洪氏是非常崇尚具有真性情之诗作的。另一则《北江诗话》又云：“‘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李后主词，写愁可谓至矣。余最爱白门凌秀才霄《秦淮春涨》诗云：‘春情從此如春水，傍着阑干日夜生。’写情亦可谓独到。二君皆借春水以喻，然一觉伤心欲绝，一觉逸兴遄飞，则二君之所遇然也。”[8]33此举李煜与凌霄二人皆以春水喻性情的艺术手法相同，但所体现的“伤心欲绝”与“逸兴遄飞”的情感却不一样，此乃二人所遇不同而致。虽然如此，但无论如何，他们都痛痛快快、淋漓尽致地抒发了真实性情。这是洪氏高度认可的地方，也是他一贯倡导之所在。
《北江诗话》中比较全面且集中体现其诗论主张的，就是其关于“性”“情”“气”“趣”“格”的五字著名论说。其云：
诗文之可传者有五：“一曰性，二曰情，三曰气，四曰趣，五曰格。”诗文之以至性流露者，自六经四始而外，代殊不乏，然不数数觏也。其情之缠绵悱恻，令人可以生，可以死，可以哀，可以乐，则《三百篇》及《楚骚》等皆无不然。“河梁”“桐树”之于友朋，秦嘉、荀粲之于夫妇，其用情虽不同，而情之至则一也。至诗文之有真气者，秦、汉以降，孔北海、刘越石以迄有唐李、杜、韩、高、岑诸人，其尤著也。趣亦有三：有天趣，有生趣，有別趣。庄漆园、陶彭泽之作，可云有天趣者矣;元道州、韦苏州亦其次也。东方朔之《客难》，枚乘之《七发》，以及阮籍《咏怀》，郭璞《游仙》，可云有生趣者矣。《僮约》之作，《头责》之文，以及鲍明远、江文通之涉笔，可云有別趣者矣。至诗文讲格律，已入下乘。然一代也必有数人，如王莽之摹《大诰》，苏绰之仿《尚书》，其流弊必至于此。明李空同、李于鳞辈，一字一句，必规仿汉、魏、三唐，甚至有窜易古人诗文一二十字，即名为己作者，此与苏绰等亦何以异！本朝邵子湘、方望溪之文，王文简之诗，亦不免有此病。则拘拘于格律之失也。[8]22 洪氏五字论说，举例典切，要素齐全，论说精当，甚中肯綮。他首先将“性”与“情”分开论述，置“性”于诗文创作之首位，以为能够表现“性”的作品境界是最高的。他认为：“写景易，写情难;写情犹易，写性最难。若全椒王文学釐诗二断句，直写性者也，‘呼奴具朝餐，慰儿长途饥。关心雨后寒，试儿身上衣。’‘儿饥与儿寒，重劳慈母心。天地有寒燠，母心随时深。’实能道出慈母心事。”[8]32由所举二首写母爱之诗观之，洪氏所谓“性”，就是指人的本性，是与生俱来历久不变的天性，也即指人的根本品性与德性，慈母之心即是如此。因此，能够表现母爱天性的诗文便是“至性流露”。其实，“一部儒家的‘性’学史在纷纷攘攘中走过了几千年，到头来一看，其核心精神似乎还是《诗经·大雅·文王》中的那句话‘聿修厥德。’归根到底，儒家心目中的理想人格就是向善合德……既然理想的人性就是德性，那么作为咏情的诗文首先就要表现人的德性;而要表现好人的德性，表现者首先要‘修身养性’，成为一个有德之人。于是，‘德’就自然地成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对于创作主体的第一要求。文学家具备高尚的德性是艺术创造的先决条件，孔子所说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和‘有德者必有言’就成了千古正统文人所奉行的金科玉律，后世的儒家文论家就不断地加以重复和强化。”[12]如此看来，“洪亮吉所谓的‘性’，有多重内涵，一是指儒家的传统道德，二是指人的自然秉性、高尚的人格。”[13}洪氏对于“性”的理解，显然是继承了儒家关于性、情的学说，这就与袁枚即“情”求“性”、旨在重情尤其是男女之情的主张不同，袁枚只是“性情”混言，而洪氏却是“性”“情”分开，且置“性”于首位，这是高于袁枚一味“性灵”的可贵之处。从《北江诗话》卷二所举母爱天性之例，我们已经感受到“性”对于诗歌表达的感染性、深刻性与重要性。再看洪氏的另一则诗话云：“雕虫小技，壮夫不为。余于诗家咏物亦然。然亦有不可尽废者。丹徒李明经御，性孤洁，尝咏佛手柑云：‘自从散罢天花后，空手而今也是香。’如皋吴布衣，性简傲，尝咏风筝云：‘直到九霄方驻足，更无一刻肯低头。’读之，二君之性格毕露。谁谓诗不可见人品耶？”[8]7从李御的《咏佛手柑》与吴布衣的《咏风筝》的诗句中，体察到二人“性孤洁”与“性简傲”的不同“性”别来，由此可证，能够彰显诗人品性的诗就是佳作。洪氏与黄仲则为同乡好友，他对黄仲则“咽露秋虫，舞风病鹤”[8]5的孤愁嗟叹之性格与悲凉凄切之诗风可谓了如指掌。其云：“黄二尹景仁，久客都中，寥落不偶，时见之于诗。如所云：‘千金无马骨，十丈有车尘。’又云：‘名心澹似幽州日，骨相寒经易水风。’可以感其高才不遇、孤客酸辛之况矣。”[8]9能够写出真品性、真感情者，自然是上乘佳作。又云：“七律至唐末造，惟罗昭谏最感慨苍凉，沉郁顿挫，实可以远绍浣花，近俪玉溪。盖由其人品之高，见地之卓，迥非他人所及。次则韩致尧之沉丽，司空表圣之超脱，真有念念不忘君国之思。孰云吟咏不以性情为主哉！若吴子华之悲壮，韦端己之凄艳，则又其次也。”[8]99洪氏列举晚唐诗人罗隐、韩屋、司空图、吴融、韦庄等，说明其诗作所体现的精神风貌与他们的人品与性情具有直接的关系。很显然，在此，洪氏已将诗人的品性与性情等同起来，他们之所以能够成为晚唐诗坛的佼佼者，是因为他们“人品之高，见地之卓”，尤其是“最感慨苍凉，沉郁顿挫”的罗隐更是如此。由此，诗歌中既见诗人之性情，也见诗人之品性。品性与性情，互为映照，相辅相成。
也正因此，洪氏对那些见性寓情的诗篇总是不惜笔墨、极力揄扬。如：“‘老尚多情觉寿征’，商太守盘诗也。‘若使风情老无分，夕阳不合照桃花’，袁大令枚诗也。二公到老风情不衰，于此可见。”[8]9把商盘与袁枚嗜好“风情”的天性真切地反映了出来。又如：“汪助教端光诗，如著（着）色屏风，五彩夺目，而复能光景常新，同辈中鲜有其匹，尤擅长艳体诗，尝有句云：‘并无歧路伤离别，正是华年算死生。’描摹尽致，《疑雨集》不能过也。”[8]10上举数例，无一不是“性”中见“情”、“情”中寓“性”、“性”“情”双美的诗歌佳作。
《北江诗话》中有一则诗话描写古人诗词及自己诗词中同写“杏花”与“燕子”的“性情”美文，充分体现了洪氏以咏物彰显自己独特“性情”的审美趋尚，别有意蕴、耐人寻味。其云：
余于四时，最喜二月，以春事方半，百草怒生，万花方蕊，物物具发生气象故也。一至三月，则过于烂漫矣。因喜此月，于是植物亦最喜杏，动物亦最喜燕。少日读《国风》“燕燕于飞”及《夏小正》“来降燕乃睇，囿有见杏”，辄觉神往。稍长，凡前人诗词之咏杏及燕者，无不喜讽之。杏诗如“海杏大如拳”“客子光阴诗卷里，杏花消息雨声中”“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词如“杏花疏雨里，吹笛到天明”，及“红杏枝头春意闹”“杏花春雨江南”之类是矣。自所作亦不下数十篇，在汴梁客馆有《杏花》诗四绝句，其一云：“依墙临水只疑仙，艳绝东风二月天。要与春人斗标格，有花枝处有秋千。”极为同人所赏。在贵州日，《行部至都匀驿馆》云：“无人知道春将半，时有出墙红杏花。”《里中舣舟亭即事》云：“一春消息杏花知”。余不尽录。燕诗如“燕燕尾涎涎”“袖中有短札，顾寄双飞燕”与“金窗绣户长相见”“飞入寻常百姓家”“乱入红楼检杏梁”。词如“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软语商量不定，看足柳昏花暝”之类是也。自所作亦不下数十篇，童时《卖花声》词云：“燕子平生真恨事，不见梅花。”为江南北女士所传诵。按试贵州遵义府使院，有句云：“与客生疏惟燕剪，背人开落有棠梨。”《伊犁纪事》四十首中有云：“只有塞垣春燕苦，一生不及见雕梁。”《沪渎客中杂咏》云：“避俗仍居云水乡，下安吟榻上雕梁。双栖燕子孤眠客，一室权分上下床。”他如《归燕曲》等，皆系长篇，不更录入。[8]12
这是一段颇为难得的具有真情实感的“性情”文字，文中见“性”、“性”中寓“情”、“情”溢满纸。首先，洪氏于四季中最喜春天的二月，因為“春事方半，百草怒生，万花方蕊，物物具发生气象故也。”洪氏特别喜欢遍地草木丰茂、花卉芬芳充满生机的季节，这不仅给人赏心悦目的自然美景之享受，而且给人以热爱美好、向往美好的精神激励。因此，洪氏对春二月季节的喜欢，是由衷地、真切地。这是第一层真性情的流露。接着洪氏即表白自己“于是植物亦最喜杏，动物亦最喜燕。”洪氏由远及近，分别例举古人描写杏花与燕子的佳句，然后从自己描写杏花与燕子各有数十首的作品中选出代表作予以介绍。我们就其描写杏花与燕子的代表诗句各举一例加以简析，以见其入髓之爱与性情之真。先看咏杏之作，其《杏花》诗四绝句其一云：“依墙临水只疑仙，艳绝东风二月天。要与春人斗标格，有花枝处有秋千。” 首二句交代时间地点，突出杏花“艳绝”如仙、超凡脱俗的优美姿态，此为写形;后二句写杏花要与他们身下荡秋千的俏丽姑娘的风度较量一番，写出了杏花的满怀自信与豪迈气概。而此诗的背后，我们似乎隐约感受到洪氏年轻气盛、英俊豪迈的精神气质，具有比兴象征意义。此诗语言清新、形神并美、境界高雅，是一首难得的咏杏佳作。难怪要“极为同人所赏”了。再看咏燕之作，其《沪渎客中杂咏》云：“避俗仍居云水乡，下安吟榻上雕梁。双栖燕子孤眠客，一室权分上下床。”诗题中的“沪渎”，是古地名，指吴淞江下游近海处一段（今黄浦江下游）。此写诗人客居沪渎而思念家乡的诗，首二句写诗人为避俗而居住在风景清幽之地，雕梁上的燕子与榻上闲吟者上下相望，相安和谐;后一句，笔锋一转，以双栖燕子的安乐反衬写诗人的孤眠之愁;末了“一室权分上下床”一句，则更进一步形象逼真地写出诗人的孤愁之苦，感同身受、如临其境。诗人以拟人手法摹写双栖燕子，它们在“上床”是多么恩爱的一对，此时它们怎么会知道，在它们下床的诗人自己又是多么的孤寂无聊啊。欢愁对比十分鲜明，感人至深。洪氏对二月中杏花、燕子及前人诗词对二者的描写情有独钟，加上自己为数可观的情深意切、精心优雅的诗词创作，无疑凸显出他真性情的诗人本质。这实在是人性至美的优雅呈现与审美展示。 洪氏对于“气”的问题未作具体阐释，只是列举了自秦汉以来的孔融、刘琨、李白、杜甫、韩愈、高适、岑参等人，他们作品所表现出来的精神风貌，或慷慨悲歌、或清刚超迈、或才气豪纵、或笔力雄健，但都富有雄直刚健之气，都属于阳刚之气的审美范畴。洪氏对此类“阳刚之气”的作品，甚为青睐。
在论“趣”方面，洪氏将其分为“天趣”“生趣”和“別趣”三类：所谓“天趣”，即自然天成之趣，庄子之文、陶渊明之诗堪称代表;所谓“生趣”，即文字生动有趣，东方朔的《答客难》、枚乘的《七发》及阮籍的《咏怀》、郭璞的《游仙》等，皆甚典型;所谓“别趣”，即嬉笑怒骂之趣，王褒的《僮约》、张敏的《头责子羽文》以及鲍照、江淹的诗文等，都有这样的特征。无论是哪一种趣，一是为了使表达的内容灵动有趣;二是为了增强阅读的效果，更好地发挥文学作品的作用。《北江诗话》云：“余最喜观时雨既降，山川出云气象，以为实足以窥化工之蕴。古今诗人，虽善状情景者，不能到也。陶靖节之‘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庶几近之。次则韦苏州之‘微雨夜来过，不知春草生’亦是。此陶、韦之诗足贵。他人描摹景色者，百思不能到也。”[8]1“陶彭泽诗，有化工气象。余则惟能描摹山水，刻画风云，如潘、陆、鲍、左、二谢等是矣。”[8]24其中“化工之蕴”与“化工气象”，都是指自然天成之趣味，具有“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李白《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之美趣。至于“生趣”之描写，如：“‘蝉曳残声过别枝’实属体物之妙。余又见残声未到别枝，而半道复为雀所食者，雀嗉尚若音响，曾作《哺蝉行》云：‘一蝉响一枝，十蝉响十柯，开开四面窗，蝉响何其多！余声尚未到别树，黄雀突来将汝哺。微虫虽小声未沉，尚向黄雀喉中寻。’亦可见天地间景物，无所不有，苦吟者亦描写不尽耳。”[8]33洪氏以自作诗歌作比较，更加突出了“天地间景物”“描写不尽”的无限“生趣”。再看“別趣”的例子，如：“诗有俚俗而可传者，江宁燕秀才《山南》句云：‘神仙怪底飞行速，天上程途不拐弯。’思之却有至理。”[8]81让人们感受诗歌描写引人发笑艺术效果的同时体会因果关系的哲理。
洪氏对“性”“情”“气”“趣”的论析，都是十分肯定且积极提倡的，唯独对“格”是否定的。从汉代的王莽、苏绰，明代的李梦阳、李攀龙，本朝的邵长衡、方苞的文与王引之的诗，一路下来，他们的诗文皆“拘拘于格律之失也”。这与他同时反对沈德潜的“格调说”是一脉相承的。其实，洪氏不满于“格”，并非完全不讲诗作格律，只是不要过分讲究格律而失去了诗的“性”“情”“气”“趣”的重要审美特质。他反对一味讲究格律，其目的就是为了强调“性”“情”“气”“趣”这四维在诗文创作中的重要地位与意义。
洪氏在“性”“情”“气”“趣”“格”的五字著名论说的基础上，又综合提出了诗文创作的总的要求，即“性情”“学识”“品格”三者合一的审美高标。其云：
乾隆中叶以后，士大夫之诗，世共推袁、王、蒋、赵矣。然其诗虽各有所长，亦各有流弊。好之者或谓突过前哲，而不满之者又皆退有后言。平心论之，四家之传，及传之久与否，亦均未可定。若不屑于传与不传，而决其必可不朽者，其为钱、施、钱、任乎。宗伯载之诗精深，太仆朝干之诗古茂，通副澄之诗高超，侍御大椿之诗凄丽，其故当又求之于性情、学识、品格之间，非可以一篇一句之工拙定论也。今四家俱在，试合袁、蒋四家并观之，吾知必有以鄙言为然者矣。太仆诗，以四言、五言为最，次则歌行，即近体亦别出杼轴，迥不犹人。读其诗可以知其品也。五言《哭亡妇》云：“白水贫家味，红罗旧日衣。”七言《志感》云：“委蛇岁月羞言禄，寂寞功名称不才。”何婉而多风若此！侍御于三《礼》最深，所著《深衣考》等，礼家都奉为矩度。故其诗亦长于考证，集中金石及题画诸长篇是也。然终不以学问掩其性情，故诗人、学人，可以并擅其美。犹记其《送友》一联云：“无言便是别时泪，小坐强于去后书。”情至之语，余时时喜诵之。[8]84-85
洪氏首先论析乾隆时期诗坛公认的袁枚、王士祯、蒋士铨、赵翼等大家，但他却认为四人的诗“各有所长，亦各有流弊”，并且认为他们的诗能否传久，“亦均未可定”。接着，洪氏就力推钱载、施朝干、钱澧、任大椿为当代最杰出的诗人，并且十分肯定地认为他们四人的诗“必可不朽者”。推崇之至，倍加信任！其原因就在于：钱载之诗“精深”、施朝干之诗“古茂”、钱澧之诗“高超”、任大椿之诗“凄丽”，各具特色，令人印象深刻。洪氏还特别指出，他对钱载等四家的评价不是以“一篇一句之工拙定论”的，而是对他们从“性情”“学识”“品格”三方面综合考评而得出的结论。因此，他十分自信，认为人们只要将钱载等四家与袁枚等四家比较之后，自然就会认可他论断的正确。
洪氏对他推举的“当代最杰出的诗人”钱载、施朝干、钱澧、任大椿備加青睐、赞许有加，关键是他们的诗作精神皆符合他所倡导的“性情”“学识”“品格”三位一体的诗学审美标准。这是有别于其他诗人的不同之处、可贵之美。那么，怎样才能达到洪氏设定的“诗文之可传者有五”的五字标准，从而进入“性情”“学识”“品格”三位一体的诗美境界呢？洪氏又给出了颇为理想的答案：“品之不端，则无以立其干;气之不盛，则无以举其辞;性情之不挚，则无以发其奇;心思之不沉，则无以扶其奥;学术之不赡，则无以极古今上下曲伸变化之方。[6]451五者具而始足以言诗，始足以言诗之传。”[14]洪氏在这段论述中，以否定之否定的表述语气，十分肯定了作者品格、气势、性情、深思、学术这五方面对于诗文创作的重要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洪氏将人品之正置于诗文创作的首位，“诗人不可无品，至大节所在，更不可亏。”[8]65其实，这五个方面的要求，与其提倡的“性”“情”“气”“趣”“格”五字诗学观是相呼应的，也是洪氏一再强调的“性情”“学识”“品格”三位一体的诗歌创作要旨的具体呈现。
三、重忠孝，重大节，坚守儒家伦理精神，深怀忧国济世意识
洪氏自幼便在母亲的教育下饱受儒家传统文化的濡染，具有很深的传统国学根柢。法式善《皇清奉直大夫翰林院编修洪稚存先生行状》云：“太宜人尝举‘宜其室家’命之属对，遽应声曰‘饱乎仁义’，太宜人颇奇之。”[15]孙星衍《清故奉直大夫翰林院编修加三级洪君墓碑铭》云：“君性伉直，好善疾恶，自称不能容物，慕古人节义事，不喜胡广《中庸》。”[16]赵尔巽主编《清史稿·洪亮吉传》云：“长身火色，性豪迈，喜论当世事。”[17]伍崇曜《粤雅堂丛书北江诗话跋》云：“志行气节，为儒林引重。”[5]108很显然，洪氏从小接受的都是儒家传统文化中关于仁、礼、忠、孝、志、节的思想内涵，所以，他的一生总是心系朝野，忧国忧民，铁肩道义，做君子儒。这与他将“品格”置于诗文创作之首位的观念是表里如一、相吻合的。因此，对于那些具有忠孝节义、忧国忧民情怀的诗人与作品，他总是极力称许并乐于“说项”的。如云：“王文简诗，律体胜于古体，五、七绝句又胜于五、七律。余最爱其《国士桥》一篇云：‘国士桥边水，千秋恨不穷。如闻柱厉叔，死报莒敖公。’《蟂矶夫人祠》一篇云：‘霸气江东久寂寥，永安宫殿莽萧萧。都将家国无穷恨，分付浔阳上下潮。’以为此非诗人之诗，可与知人论世矣。”[8]56国士桥，在山东莒县，此桥因纪念柱厉叔忠君不二、以身殉国而得名。莒敖公，春秋时莒国国君，柱厉叔臣之。柱厉叔文韬武略，刚直不阿，忠心直谏，勤于王事。但莒敖公亲小人，远贤臣，忠奸莫辨，国势日衰，民不聊生。柱厉叔多次上书，莒敖公却置之不理，万般无奈，柱厉叔便愤然挂冠而去，隐于海岛。不久，柱厉叔闻知莒敖公国破人亡，痛心疾首，不听友人劝阻，毅然决定回莒。回莒国后，他独立五孔桥头，见城廓依旧，敖公已亡，怆然泪下，纵身一跃投河而亡。后人为了纪念柱厉叔忠君爱国、视死如归的悲壮之举 ，遂将此桥称名为“国士桥”。柱厉叔为国殉身的爱国精神与后来屈原等人为国献身的壮举，在中国历史上始终是备受推崇与弘扬的。洪氏对王士祯《国士桥》中所歌咏的忠诚爱国的柱厉叔是十分钦敬的，故称之为“最爱”。这正是洪氏一贯倡导的儒家君子忠君守节、忧国济世美德情怀的体现。再看七言绝句《蟂矶夫人祠》，蟂矶，地名，在安徽芜湖西江中，矶上旧有灵泽夫人 （俗传即三国时刘备妻、孙权妹孙尚香）祠。当时，孙夫人因吴、蜀不和而悲愤自杀，后来人们为了永久纪念她，遂建此祠。首二句描写东吴孙权与西蜀刘备政权的萧条荒凉景象，后二句写孙夫人将家国之恨托付于浔阳江上下起伏的滔滔浪潮，强烈抒发了诗人深沉悲痛的家国情怀。这正是洪氏甚为敬仰的地方，故而他认为“此非诗人之诗，可与知人论世矣。”王士祯是清代著名的诗人，在此诗中，他以史学家的敏锐眼光，真实反映历史客观事实，从而具有“知人论世”的“史诗”的重要价值，由此体现了洪氏浓厚的家国意识与儒家忧国济世的博大襟怀，此乃洪氏之所以推许王士祯诗作的原因之一。 正如王国均《重刊北江诗话序》所云：“先生立身以忠孝为大，论学以经史为宗，论诗以《三百篇》为主……夫不探昆仑之源者，不足与（于）观水;不登泰岱之巅者，不足与（于）观山。诵先生之诗话，必相见先生之胸襟，而后能知其扶植根柢，陶冶性灵，作诗家之指南者，若是其难能而可贵也。”[3]此处所论洪氏“立身以忠孝为大”就是强调作者“品格”之高尚，“论学以经史为宗”就是突出作者“学识”之丰赡，“论诗以《三百篇》为主”就是重视“性情”之真挚。而“品格”“学识”“性情”三方面的诗歌创作达成，就必须承传与弘扬我国优秀传统思想、文化及文学，这样方可“扶植根柢，陶冶性灵，作诗家之指南者。”
四、洪氏诗学观在其诗作中的体现
洪亮吉是乾嘉诗坛风格独特、成就卓异的杰出诗人，今存诗5 500余首。他曾评论自己的诗是“如激湍峻岭，殊少回旋。”[8]7可见其诗歌具有气势磅礴、奔放豪迈的阳刚之美。洪氏从伊犁赦回后自编反映新疆奇异景观与奇特感受的《荷戈》《赐环》二诗集，海内题诗者不下百余家，其中赵翼题诗颇具代表性：“人间第一最奇景，必待第一奇才领。”[18]毕沅《吴会英才集》云：“洪常博奇思独造远出常情，五古歌行杰立一世。”[19]1700张维屏《听松庐诗话》云：“洪北江诗有真氣，亦有奇气。”[19]1701又云：“先生绝句有奇情快论者。”[20}伍崇曜《粤雅堂丛书北江诗话跋》云：“代荷戈万里，奇气喷薄而出，益如天马行空，不可羁靮。”[5]108由上述诸位诗评家的“奇景”“奇才”“真气”“奇气”“奇情”等关键词综而观之，其实就是洪氏所倡导的“性情”“学识”“品格”的具体呈现。下面拟选择几首诗作，窥探一下洪氏诗学主张的实践效果。
先看其抒发“性情”的代表作，如《天山歌》：
地脉至此断，天山已包天。
日月何处栖？总挂青松巅。
穷冬棱棱朔风裂，雪复包山没山骨。
峰形积古谁得窥？上有鸿濛万年雪。
天山之石绿如玉，雪与石光皆染绿。
半空石堕冰忽开，对面居然落飞瀑。
青松冈头鼠陆梁，一一竞欲餐天光。
沿林弱雉飞不起，经月饱啖松花香。
人行山口雪没踪，山腹久已藏春风。
始知灵境迥然异，气候顿与三霄通。
我谓长城不须筑，此险天教限沙漠。
山南山北尔许长，瀚海黄河兹起伏。
他时逐客倘得还，置冢亦象祁连山。
控弦纵逊骠骑霍，投笔或似扶风班。
别家近已忘年载，日出沧溟倘家在。
连峰偶一望东南，云气濛濛生腹背。
九州我昔历险夷，五岳顶上都标题。
南条北条等闲耳，太乙太室输此奇。
君不见奇钟塞外天奚取？风力吹人猛飞举。
一峰缺处补一云，人欲出山云不许。[1]1202
洪氏因于嘉庆四年（1799）上书“极陈时政”，以翰林无言事之责而获罪削职，发往新疆伊犁。此诗作于次年二月遣戍伊犁途中，是歌咏天山的千古绝唱！此时，诗人虽然是戴罪之人，但他依然对祖国的大好河山充满着深爱之情。全诗40句，可分前后两部分，前第一部分为前20句，诗人以新奇之眼光、神奇之笔法，倾情描摹天山的独特景物;第二部分为后20句，诗人以豪旷之胸怀，浓厚之笔墨，尽兴抒发对天山的奇思遐想与狂热之爱，景中含情、情中见景、情景交融，意境壮美、笔力雄健、真气弥漫。纵观全诗，洪氏所倡导的“诗文之可传者有五”的“性”“情”“气”“趣”“格”五字要素，一一可见。这里的“格”，是洪氏反对沈德潜一派死守格律之作诗之法，主张灵动活泼的用韵或转韵格式。本诗就是四句一转韵的格式，朗朗上口，声情并茂。此诗最大的特征，主要在于一个“奇”字。诸如奇景、奇情、奇思、奇气、奇趣等，而最终则落实到此诗的真“性情”上。王英志指出：“诗人身处逆境，而如此达观，毫无悲戚怨尤之意，这是诗人狂放性格的又一种表现，是早年狂放性格的升华。”[21]
洪氏《自西安至安邑临黄二景仁奉挽四首》其一，更是一首“性情”至诗，其云：
生何憔悴死何愁，早觉年来与命雠。
病已支床还出塞，家从典屋半居舟。
魂归好入王官谷，名在空县太白楼。
一事语君传欲定，卅年心血有人收。[1]561
洪氏与黄仲则是同乡诗友，情同手足、友谊笃厚。此是洪氏悼念黄景仁四首七律诗的第一首，首联总言其一生命运多舛，悲悯不已;颈联写其病魔缠身、颠沛流离的贫病生活，催人泪下;颔联称其魂归胜景、名比李白，由衷佩慕;尾联告慰友人，道德文章必将传诵、流芳百世，慰藉英灵。全诗高度概括了黄仲则一生的曲折经历，情深意厚，真切感人，事中寓情、情中见事、情溢字中、意满句外。其他如“交空四海唯余我，魂到重泉更付书”“共哭寝门思往日，独临遗殡怅生平”“才人奇气难消歇，六月松风刮殡寒”云云，皆为肺腑挚言，令人椎心泣血，不能卒读。袁枚云：“纵笔先须问性情，风裁休宋未元明。”（《答曾南村论诗》）读洪氏的这类“性情”之诗，正有此共鸣。
再看其体现“学识”的代表作，如《宗忠简祠》：
六百年来气不磨，江干遗庙郁嵯峨。
迎门九派东归海，卧榻三呼北渡河。
梦里铜驼余涕泪，望中铁骑敢经过？
刘琨祖逖应同传，未了忠心尚枕戈。[1]1365
宗忠简，即北宋抗金名将宗泽，其祠在江苏镇江市东郊宗泽路。由于他的抗金大计为投降派所阻，忧愤成疾，临死时连呼三声“渡河”，卒谥“忠简”。此为诗人瞻仰宗泽遗庙后的感怀之作，缅怀其一生的抗金业绩，歌颂其至死不忘恢复国土的爱国主义精神。首联直写英雄豪气不灭、遗庙壮观的情形，爱国志士高大形象呼之欲出;颔联以百川归海喻中华民族之统一愿望，而宗泽一生志在恢复北土，于病榻临终之际还三呼北渡黄河，如此爱国赤诚，令人感动;颈联借助于晋代英雄索靖有感于天下将乱、哀叹洛阳宫门铜驼将掩埋于荆棘中之典故，表明宗泽恢复北土壮志不衰，料定金兵是不敢过何渡江的，称颂宗泽当年的赫赫威望;尾联写晋代英雄祖逖“中流击楫”、刘琨“枕戈待旦”以及祖逖与刘琨“闻鸡起舞”的典故，表明宗泽与他们都是一脉相承的不忘民族统一大业的爱国英雄，赞美之情至此已臻高潮。此诗大气凛然、磅礴，充满刚健之气，尤其是全诗八句除前三句外，后五句皆用典故，自然洽切、巧妙融合，合人合事合情合理，体现了洪氏“学识”功底之丰厚。因为“学识”是抒发诗歌“性情”的根基，若“学识”有限，表达就会捉襟见肘，难以充分而周全，诗人也就难以尽“性”尽“情”。只有“学识”丰厚，方能尽情挥洒，收到理想的表达效果。此诗堪称是以深厚“学识”功底，尽情抒发歌颂英雄爱国主义精神的典范之作。 再看其彰显“品格”的代表作，如《悯旱》：
整日帷车坐，偏愁云气晴。
客行殊望雨，敢说为苍生。[1]589
此诗以第一人称叙写自己于行事公务途中，眼见严重旱情而同情人民疾苦的悲悯情怀，语朴情真、思想深刻。此诗的意思是说，诗人坐在有帷幔的车子中，云气晴朗，本是美事，可诗人却偏偏生愁，只是因为日久干旱，老百姓的庄稼几乎都要干枯而死了，眼前是一片“野田禾稻半枯焦”的悲惨景象。对于素有“爱民如子”仁怀的诗人而言，怎能不与“农夫心内如汤煮”一样的焦急生愁呢。“客行”指诗人自己，此时此刻，他特别希望老天爷开眼降恩，为天下百姓快快下场倾盆大雨，以缓解严重之旱情。“敢说”，就是不敢说，其实这是诗人的谦辞，由此更加突出了诗人由衷悯农的真切感情，诗人“以民为本”之儒家传统美德，与唐代诗人李绅《悯农二首》具有其曲同工之妙，历来为人们所称道。诗人由己及人、民胞物与的高尚品格与仁厚情怀，实在是难能可贵的。正因为如此，诗人才能写出真情实感、丝毫无虚的悯农佳作。正如沈德潜《说诗晬语》卷上云：“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诗。”[22]显然，诗人之“品格”对于诗作的作用与意义实在太重要了。“品格”不端，是写不出好诗的。要写出好诗，就必定要有好“品格”。洪氏坚持将“性”字摆在“性”“情”等“五字”首位，强调“性情”“学识”“品格”三位一体的重要性，其用意是不言而喻的。
从洪氏的几首诗例，分别就“性情”“学识”“品格”三方面进行了简析，可以证明其诗学观在诗作中的践行是成功的。其实，就以上几首诗例观之，言“性情”中亦含“学识”与“品格”，叙“学识”中亦寓“性情”与“品格”，论“品格”中，亦寄“性情”與“学识”，三者之间互为关联，亦有侧重。至于洪氏的“性”“情”“气”“趣”“格”五字诗学观，在这几首诗中也都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有所呈现。总之，洪氏之诗作，无疑是其诗学观的自然体现与良好印证，故而其诗学观的可靠性、适时性、可行性、感染性，也就别具理论含量与实用价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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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赵文清
The Poetic View of Beijiang Poetry and Its Poetic
Presentation from Hong Liangji
LI Jinkun
（School of Literature， Jiangsu University， Zhenjiang 212013， China）
Abstract： Hong Liangji had a profound complex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especially concerned carrying forward the fine tradition of The Book of Songs， and the role of poetry teaching. In Qianjia period， when poetic world was full of different schools， his poetry book Beijiang Poetry had a unique insight with the initiative idea different from that of Shen Deqian’s “style theory”， Yuan Mei’s“spiritual creation theory”， Weng Fanggang’s “texture theory”， and other new and fresh poetic views. He believed that the poetry creation should reflect five elements： “character”， “emotion”， “temperament”， “fun” and “style”. Hong’s theory of “style” is to oppose the practice of paying attention to rules blindly，and to have true temperament and taste. On the basis of the five elements， he also put forward the poetic view of “temperament”， “knowledge” and “morale”， which are quite comprehensive in poetry creation. These viewpoints are also well embodied in his own poems， proving the accuracy and feasibility of his poetic views. Anyhow， Hong’s book maintained the old and displayed the new， in accordance with the objective and neutral views which are fairly close to poetry aesthetics and the poetic rules of development. It was outstanding in the poetic comment world in Qing dynasty， not only conducive to the poetry creation of Qing dynasty， but also shows its place in the whole poetic history.
Key words： Hong Liangji; Beijiang Poetry; the poetic view; poetry art; poetry creation; poetic the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