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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是顶天立地的一代巨人，但同时也是情趣非凡的血肉之躯。紧张繁忙的工作之余，他不仅喜欢听京剧、游泳、打乒乓球、跳舞，也偶尔玩玩麻将、打打扑克。在风雨如磐的非常年代，他曾以玩麻将作掩护从事革命活动；在艰苦卓绝的峥嵘岁月，他曾用打牌来调剂紧张的神经。他往往心不在“牌”，而是寓工作于娱乐之中，把娱乐看成带休息的思考和工作；他一生长于思索，常能从牌中悟出许多道理，并把它们和现实社会政治生活联系起来。打牌丰富了毛泽东的业余生活，也彰显着他独特的个性。
利用打牌“煽风点火”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是开天辟地的大事件。由于在上海的会场受到暗探注意和外国巡捕搜查，中共“一大”最后一天的会议改在浙江南湖的一艘游艇上举行。为了安全，他们租了一副麻将倒在一张八仙桌上作幌子。当大会进行最后一项议程选举中央领导机构时，湖面上响起了汽艇的声音，代表们收起刚刚讨论通过的文件，哗啦哗啦搓起麻将来，毛泽东也参与其中。在风雨飘摇的年代，以打麻将作掩护成就了一个伟大的事业。这艘在波涛中轻轻摇晃的画舫，成了历史的见证，也成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摇篮。
在美丽的飘峰山脚下，有一个秀丽的村庄———湖南省长沙县开慧乡板仓冲，这就是杨开慧烈士的故乡。１９２０年冬毛泽东与杨开慧结为革命伴侣后，一对新人回板仓度蜜月，到１９２７年８月夫妇俩在板仓诀别，其间，毛泽东曾几次到板仓。在反动派进行追捕时，板仓也成了毛泽东的避难之所和从事革命活动的地方，然而嗅觉灵敏的敌人亦闻风而至。一天晚饭后，毛泽东在“板仓杨寓”以玩麻将为名召开会议。他们一边故意把麻将玩得哗哗响，一边商量工作。工作布置完后，毛泽东要开会的同志先走，等他们安全出去后自己才最后离开。可等他刚迈出门槛，就被两个便衣特务堵住，其中一个掏出手枪对着毛泽东，气势汹汹地盘问：“毛润之在里面吗？”毛泽东轻蔑地瞧了他们一眼，沉着镇定地指了指房里说：“他们正在玩牌，正好缺人，老总何不进去试试运气？”说完便从容地挑起放在门边的水桶，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两个特务信以为真，急忙冲进屋，挑开门帘往里一看，一个人影也没有。他们知道上了当，转身就追，可只见两只水桶静静地站在路上，毛泽东早已无影无踪。敌人气得嗷嗷直叫，狠狠地把水桶翻了个底朝天。
１９２５年２月６日，毛泽东同杨开慧携毛岸英、毛岸青回到故乡韶山“养疴”。时值春节，农民们常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打麻将、玩骨牌，毛泽东亦参与其中，并借此向乡亲们了解情况，宣传革命道理。很快，韶山组织了秘密农会，建立起雪耻会。６月中旬，中国农村最早的共产党支部之一韶山党支部成立，毛泽东的家几乎成了党员和积极分子秘密开会和活动的场所。为安全起见，他们一般以打牌作掩护，毛泽东的隔壁邻居、１１岁的毛爱桂便义务为他们望风。毛泽东嘱咐他：“如果有不认识的人朝这边走过来，你就马上打个信号，是吃饭时就喊‘吃饭’，不是吃饭时就唱几句山歌。”小爱桂乖巧机灵，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他便成了毛泽东以及韶山党支部称职的“哨兵”。毛爱桂后来回忆说：“从那次主席让我打山歌开始，我算是真正懂事。因为我的认真，从没塌过场。有时主席怕我打野，或提醒，或和我一起望望风。”依靠所成立的组织，毛泽东在韶山组织农民开展了“平粜阻禁”、夺取韶山教育大权等斗争。湖南省长赵恒惕恨之入骨，在得到密报后，电令湘潭县团防局派快兵逮捕毛泽东。获知消息的毛泽东８月２８日晚在几位农民的护送下离开了上屋场。可刚走不久，一队枪兵就追了起来，从屋前塘基上经过时，他们碰到一个放哨的农民，劈头就问：“毛泽东在家不？”“在！正在家里推牌九。”这个农民一本正经地回答。满心欢喜的敌人把上屋场团团围住，可是，在屋里屋外搜了半天，也不见一个人影。他们自知上当，急忙回头找那个农民，他也同样不见踪影。
事隔三十多年后的１９５９年６月，毛泽东回到故乡韶山，他还依然记得当年打牌的情景。毛泽东在李文贵家与乡亲们交谈，当得知刚进来的邹长卫是他少时私熟同学邹普勋的儿子时，他忽然想起了打牌，便问：“还有没有牌？”“主席要打牌？”李文贵问。“打一打试试看，好久不打牌了。”毛泽东笑着对邹长卫说：“过去我经常和你父亲打牌，他还偷我的铜角子哩！”当然，毛泽东此时只是叙叙旧而已，并没有打牌。别梦依稀，触景生情，他忘不掉的是当年那白色恐怖的环境中，利用打牌联系群众、发动群众、“煽风点火”的一段特殊经历。
“一个有趣的牌手”
陕北延安的宝塔山下，延水河边，毛泽东一住就是十年。他埋头在窑洞里写文章、批文件，坐的时间一长竟患上了慢性肩关节炎，多时没有治好，就是因为他的手臂活动太少，影响了功能的恢复。为这件事，医务人员动了不少脑筋，各自出了不少主意，促使毛泽东多活动。一天，领受“任务”的朱仲丽走进毛泽东的办公室，这时他已伏案工作了很长时间。毛泽东似乎已知道她的来意，不等她开口，便抢先说：“我猜猜看，你是来陪我打麻将的吧？”“是呀，这是为了使您活动活动肩臂关节。”“又来做好事了。不过，打麻将是很浪费时间的咧！”毛泽东很不情愿地说。但朱仲丽仍然苦苦劝说，一副不达目的誓不休的样子。毛泽东被缠得没有办法，只好同意了。他无可奈何地说：“唉，你们的嘴就是厉害。好嘛，医院开来处方一个，打麻将四圈，目的是帮助肩关节的功能恢复。”毛泽东笑了笑：“麻将牌是打过的，那是在青年时代。十几年没有搬这些砖块儿了。好，难得今日有缘。”窑洞里，顿时响起了一片笑声，杂夹着哗哗啦啦洗牌的声音。
打起麻将来，四个人也要争个输赢。朱仲丽“慷慨仗义”，常常故意出一张好牌给毛泽东，他笑呵呵地连和了两盘，面前的筹码棍子红红绿绿地叠了一大摊。他笑着说：“如果是开赌场，只要朱仲丽坐在我的上家，我敢下注几万元，必成大富翁。”他接着转向朱仲丽：“你这位同志是不是在收买我，给我金钱炮弹，叫我当资本家？”“不，我不善于打麻将，所以不会扣下家的牌。”朱仲丽假意地说。毛泽东取笑她：“你要是在赌场里打牌，恐怕连裤子也要送进当铺！”他的话惹得大家哈哈大笑。同往常一样，在打过一阵麻将之后，毛泽东说：“好啦，今天又听了你们的话，搬了花砖，摸进一块又打出一块，运动了肩胛关节，服从了医生的命令，到此为止吧！”说完，他便起身走到办公桌前坐下，继续工作。
毛泽东打麻将，也打扑克。工作之余，他常与家人及身边工作人员打扑克，四个人围成一桌，或各自为战争上游，或两人配对坐庄家，轮不到上场的则在旁边观战助战，其乐也融融。在延安时，毛泽东偶有闲暇的时候，也常邀请美国记者斯诺到他的窑洞去打扑克。毛泽东打牌的特点是有声有色，自得其乐。他笑声朗朗，从来不会摆出哲学家般的那种凝神、严肃的神态。他略通桥牌，但牌技并不高明，但他喜欢唱“空城计”，叫牌时不拘规则，手上没有大牌时却满不在乎，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让人摸不着虚实。但桥牌这种游戏必须真正有实力才能取胜，所以毛泽东很少有完成定约的时候。但他一点也不在乎胜负，照样打得热热闹闹。合作者有时嘴里嘀咕几句，有大胆的甚至表现出不悦的神情。但毛泽东依然乐呵呵的，毫不在意，有时还规劝几句：“玩牌么，就是玩一玩，不要太认真了。”他的这种态度让那几个争强好胜的人简直无可奈何。这就是毛泽东，牌桌上的毛泽东，他留给斯诺的印象是：他是“一个有趣的牌手。对打牌太不经心，以致会使任何严肃的对手感到不愉快，而其却很快乐。赌注非常大，但全是假的。”
毛泽东的女儿李敏也曾经回忆说：“有时候，爸爸需要换换方式休息，我们也可以随心地跟在他的身边，跑在他的左右，共享这人间天伦之乐。有时爸爸想玩玩扑克牌，我们虽然也会玩什么‘杜拉克’之类，但都自知不是爸爸的对手，谁上阵谁成为爸爸手下的败兵。所以每到这时候，我们就得甘拜下风，退到一旁观战，看爸爸与身边的工作人员‘战斗’了。有时还在一旁自作聪明地出点小点子，给爸爸支支招儿。这时候，爸爸绝对不责怪我们随意议论、插嘴。我们更多的时候则是忠实的观众。为胜利者鼓掌，为失败者加油就成了我们的光荣任务。”
借“牌”发挥深邃哲理耐人寻味
一般人打牌聚精会神，专心致志，而毛泽东则不然，他从不单纯为玩而玩。他经常一边打牌，一边不停地抽烟，同时脑海里又在想着党、国家和军队的大事。一旦他的问题思考成熟，即便是活动刚刚开始或大家玩兴正浓，他也会立即起身，匆匆离席，赶到办公桌前继续紧张地工作。有时，毛泽东打麻将还特别健谈，他能从麻将的排列组合中找出辩证关系，进而借题发挥，讲述一些引人深思的哲理。
一天，毛泽东和叶剑英等人打麻将。第一盘开始时，毛泽东就幽默地说：“咱们今天‘搬砖头’喽！”大家以为他只是随口说句笑话罢了而没有在意，谁知他又连说了几遍“搬砖头喽！”“搬砖头喽！”毛泽东觉察到在座的人不理解，就解释说：“打麻将好比面对着这么一堆‘砖头’。这堆‘砖头’好比一项艰巨的工作。对这项艰巨的工作，不仅要用力气一次一次、一摞一摞地把它搬完，还要开动脑筋，发挥智慧，施展才能，就像调兵遣将、进攻敌人一样，灵活运用这一块一块‘砖头’，使它们各得其所，充分发挥作用。你们说，对不对？”大家这才明白他一再说“搬砖头”的含义，都笑了起来。这次打麻将一连数盘，毛泽东越打越有兴趣，他边打边说：“打麻将这里边有辩证法。有人一看到手中的‘点数’不好，就摇头叹气，这种态度，我看不可取。世界上一切事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打麻将也一样，就是最坏的‘点数’，只要统筹调配、安排使用得当，就会以劣代优，以弱胜强。相反，胸无全局，调配失利，再好的‘点数’拿在手里，也会转胜为败。最好的可能变成最坏的，最坏的也可能变成最好的。事在人为！”说到这里，他爽朗地哈哈大笑，他忽然站起身来，向在座的说了声“对不起”，就脚步匆匆地回到办公室去了。
毛泽东还曾巧妙地借助麻将术语做人的思想工作，把“打平和”的思维用于搞统一战线。１９４９年４月，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北京举行和平谈判，双方代表团经过半个月的谈判达成《国内和平协定》之后，毛泽东分别会见了参加和谈的国民党代表。４月中旬的一天，曾任国民党军令部次长、国防部参谋次长的刘斐接到了毛泽东的邀约。想到要去见共产党的领袖，刘斐心中不无忐忑之感。见面后，毛泽东与刘斐聊起了家常，他问：“刘先生，你是湖南人？”“我是醴陵人。和主席邻县，是老乡。”毛泽东高兴地说：“啊，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哩！”听着这亲切的湖南乡音，刘斐的紧张心情缓和了许多。接着，毛泽东谈起共产党和谈的诚意，并征求对协定的意见。毛泽东还扳着指头说：“李宗仁现在是六亲无靠哩！”他接着语气诚恳地说：“我看六亲中最靠得住的还是共产党，只要你们真心和谈，我们共产党是说话算数的，是守信用的。”
在谈判期间，刘斐心里确实是自相矛盾的。在谈判桌上，他是国民党的代表，总要为国民党争得一点好处；但离开了谈判桌，他却又不得不考虑自己的归宿，回南京？还是留北京？这使他的思想斗争激烈得难以承受，对前途感到茫然无着。毛泽东留他们一起吃顿饭，边吃边谈，刘斐也感到食不甘味。当谈到个人爱好时，刘斐趁机把心中的疑虑用说笑的方式说给毛泽东，他试探着问：“您会打麻将吗？”毛泽东随口答道：“晓得些，晓得些。”刘斐接着问：“你爱打清一色呢，还是喜欢打平和？”毛泽东顿时明白了他提出这个问题的用意，笑得差点把饭喷出来，立即回答道：“平和，平和，只要和了就行了。”一语双关，点破迷津。刘斐会心地笑了，他钦佩毛泽东思维敏捷，心胸宽阔。毛泽东那寓意深远的回答不仅使他倍加叹服，顾虑皆释，而且也坚定了他选择新道路、向共产党靠拢的决心，于是，他立刻说道：“平和好，那么还有我一份。”
由于国民党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和谈破裂，国民党反动派假和平真战争的面目也暴露无遗。刘斐深为愤慨，决定不再南返，他下定决心，留在北京，完成了他个人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选择。新中国成立后，刘斐出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水利部部长、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副主席。刘斐感慨地说，是毛主席“为我指明了为人民服务的方向和道路，毛主席是我革命的良师”，“３０多年来的耳闻目睹和亲身感受，使我深深体会到：中国共产党对为人民做过好事的人，总是不会忘记的。”
责任编校张荣辉
利用打牌“煽风点火”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是开天辟地的大事件。由于在上海的会场受到暗探注意和外国巡捕搜查，中共“一大”最后一天的会议改在浙江南湖的一艘游艇上举行。为了安全，他们租了一副麻将倒在一张八仙桌上作幌子。当大会进行最后一项议程选举中央领导机构时，湖面上响起了汽艇的声音，代表们收起刚刚讨论通过的文件，哗啦哗啦搓起麻将来，毛泽东也参与其中。在风雨飘摇的年代，以打麻将作掩护成就了一个伟大的事业。这艘在波涛中轻轻摇晃的画舫，成了历史的见证，也成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摇篮。
在美丽的飘峰山脚下，有一个秀丽的村庄———湖南省长沙县开慧乡板仓冲，这就是杨开慧烈士的故乡。１９２０年冬毛泽东与杨开慧结为革命伴侣后，一对新人回板仓度蜜月，到１９２７年８月夫妇俩在板仓诀别，其间，毛泽东曾几次到板仓。在反动派进行追捕时，板仓也成了毛泽东的避难之所和从事革命活动的地方，然而嗅觉灵敏的敌人亦闻风而至。一天晚饭后，毛泽东在“板仓杨寓”以玩麻将为名召开会议。他们一边故意把麻将玩得哗哗响，一边商量工作。工作布置完后，毛泽东要开会的同志先走，等他们安全出去后自己才最后离开。可等他刚迈出门槛，就被两个便衣特务堵住，其中一个掏出手枪对着毛泽东，气势汹汹地盘问：“毛润之在里面吗？”毛泽东轻蔑地瞧了他们一眼，沉着镇定地指了指房里说：“他们正在玩牌，正好缺人，老总何不进去试试运气？”说完便从容地挑起放在门边的水桶，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两个特务信以为真，急忙冲进屋，挑开门帘往里一看，一个人影也没有。他们知道上了当，转身就追，可只见两只水桶静静地站在路上，毛泽东早已无影无踪。敌人气得嗷嗷直叫，狠狠地把水桶翻了个底朝天。
１９２５年２月６日，毛泽东同杨开慧携毛岸英、毛岸青回到故乡韶山“养疴”。时值春节，农民们常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打麻将、玩骨牌，毛泽东亦参与其中，并借此向乡亲们了解情况，宣传革命道理。很快，韶山组织了秘密农会，建立起雪耻会。６月中旬，中国农村最早的共产党支部之一韶山党支部成立，毛泽东的家几乎成了党员和积极分子秘密开会和活动的场所。为安全起见，他们一般以打牌作掩护，毛泽东的隔壁邻居、１１岁的毛爱桂便义务为他们望风。毛泽东嘱咐他：“如果有不认识的人朝这边走过来，你就马上打个信号，是吃饭时就喊‘吃饭’，不是吃饭时就唱几句山歌。”小爱桂乖巧机灵，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他便成了毛泽东以及韶山党支部称职的“哨兵”。毛爱桂后来回忆说：“从那次主席让我打山歌开始，我算是真正懂事。因为我的认真，从没塌过场。有时主席怕我打野，或提醒，或和我一起望望风。”依靠所成立的组织，毛泽东在韶山组织农民开展了“平粜阻禁”、夺取韶山教育大权等斗争。湖南省长赵恒惕恨之入骨，在得到密报后，电令湘潭县团防局派快兵逮捕毛泽东。获知消息的毛泽东８月２８日晚在几位农民的护送下离开了上屋场。可刚走不久，一队枪兵就追了起来，从屋前塘基上经过时，他们碰到一个放哨的农民，劈头就问：“毛泽东在家不？”“在！正在家里推牌九。”这个农民一本正经地回答。满心欢喜的敌人把上屋场团团围住，可是，在屋里屋外搜了半天，也不见一个人影。他们自知上当，急忙回头找那个农民，他也同样不见踪影。
事隔三十多年后的１９５９年６月，毛泽东回到故乡韶山，他还依然记得当年打牌的情景。毛泽东在李文贵家与乡亲们交谈，当得知刚进来的邹长卫是他少时私熟同学邹普勋的儿子时，他忽然想起了打牌，便问：“还有没有牌？”“主席要打牌？”李文贵问。“打一打试试看，好久不打牌了。”毛泽东笑着对邹长卫说：“过去我经常和你父亲打牌，他还偷我的铜角子哩！”当然，毛泽东此时只是叙叙旧而已，并没有打牌。别梦依稀，触景生情，他忘不掉的是当年那白色恐怖的环境中，利用打牌联系群众、发动群众、“煽风点火”的一段特殊经历。
“一个有趣的牌手”
陕北延安的宝塔山下，延水河边，毛泽东一住就是十年。他埋头在窑洞里写文章、批文件，坐的时间一长竟患上了慢性肩关节炎，多时没有治好，就是因为他的手臂活动太少，影响了功能的恢复。为这件事，医务人员动了不少脑筋，各自出了不少主意，促使毛泽东多活动。一天，领受“任务”的朱仲丽走进毛泽东的办公室，这时他已伏案工作了很长时间。毛泽东似乎已知道她的来意，不等她开口，便抢先说：“我猜猜看，你是来陪我打麻将的吧？”“是呀，这是为了使您活动活动肩臂关节。”“又来做好事了。不过，打麻将是很浪费时间的咧！”毛泽东很不情愿地说。但朱仲丽仍然苦苦劝说，一副不达目的誓不休的样子。毛泽东被缠得没有办法，只好同意了。他无可奈何地说：“唉，你们的嘴就是厉害。好嘛，医院开来处方一个，打麻将四圈，目的是帮助肩关节的功能恢复。”毛泽东笑了笑：“麻将牌是打过的，那是在青年时代。十几年没有搬这些砖块儿了。好，难得今日有缘。”窑洞里，顿时响起了一片笑声，杂夹着哗哗啦啦洗牌的声音。
打起麻将来，四个人也要争个输赢。朱仲丽“慷慨仗义”，常常故意出一张好牌给毛泽东，他笑呵呵地连和了两盘，面前的筹码棍子红红绿绿地叠了一大摊。他笑着说：“如果是开赌场，只要朱仲丽坐在我的上家，我敢下注几万元，必成大富翁。”他接着转向朱仲丽：“你这位同志是不是在收买我，给我金钱炮弹，叫我当资本家？”“不，我不善于打麻将，所以不会扣下家的牌。”朱仲丽假意地说。毛泽东取笑她：“你要是在赌场里打牌，恐怕连裤子也要送进当铺！”他的话惹得大家哈哈大笑。同往常一样，在打过一阵麻将之后，毛泽东说：“好啦，今天又听了你们的话，搬了花砖，摸进一块又打出一块，运动了肩胛关节，服从了医生的命令，到此为止吧！”说完，他便起身走到办公桌前坐下，继续工作。
毛泽东打麻将，也打扑克。工作之余，他常与家人及身边工作人员打扑克，四个人围成一桌，或各自为战争上游，或两人配对坐庄家，轮不到上场的则在旁边观战助战，其乐也融融。在延安时，毛泽东偶有闲暇的时候，也常邀请美国记者斯诺到他的窑洞去打扑克。毛泽东打牌的特点是有声有色，自得其乐。他笑声朗朗，从来不会摆出哲学家般的那种凝神、严肃的神态。他略通桥牌，但牌技并不高明，但他喜欢唱“空城计”，叫牌时不拘规则，手上没有大牌时却满不在乎，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让人摸不着虚实。但桥牌这种游戏必须真正有实力才能取胜，所以毛泽东很少有完成定约的时候。但他一点也不在乎胜负，照样打得热热闹闹。合作者有时嘴里嘀咕几句，有大胆的甚至表现出不悦的神情。但毛泽东依然乐呵呵的，毫不在意，有时还规劝几句：“玩牌么，就是玩一玩，不要太认真了。”他的这种态度让那几个争强好胜的人简直无可奈何。这就是毛泽东，牌桌上的毛泽东，他留给斯诺的印象是：他是“一个有趣的牌手。对打牌太不经心，以致会使任何严肃的对手感到不愉快，而其却很快乐。赌注非常大，但全是假的。”
毛泽东的女儿李敏也曾经回忆说：“有时候，爸爸需要换换方式休息，我们也可以随心地跟在他的身边，跑在他的左右，共享这人间天伦之乐。有时爸爸想玩玩扑克牌，我们虽然也会玩什么‘杜拉克’之类，但都自知不是爸爸的对手，谁上阵谁成为爸爸手下的败兵。所以每到这时候，我们就得甘拜下风，退到一旁观战，看爸爸与身边的工作人员‘战斗’了。有时还在一旁自作聪明地出点小点子，给爸爸支支招儿。这时候，爸爸绝对不责怪我们随意议论、插嘴。我们更多的时候则是忠实的观众。为胜利者鼓掌，为失败者加油就成了我们的光荣任务。”
借“牌”发挥深邃哲理耐人寻味
一般人打牌聚精会神，专心致志，而毛泽东则不然，他从不单纯为玩而玩。他经常一边打牌，一边不停地抽烟，同时脑海里又在想着党、国家和军队的大事。一旦他的问题思考成熟，即便是活动刚刚开始或大家玩兴正浓，他也会立即起身，匆匆离席，赶到办公桌前继续紧张地工作。有时，毛泽东打麻将还特别健谈，他能从麻将的排列组合中找出辩证关系，进而借题发挥，讲述一些引人深思的哲理。
一天，毛泽东和叶剑英等人打麻将。第一盘开始时，毛泽东就幽默地说：“咱们今天‘搬砖头’喽！”大家以为他只是随口说句笑话罢了而没有在意，谁知他又连说了几遍“搬砖头喽！”“搬砖头喽！”毛泽东觉察到在座的人不理解，就解释说：“打麻将好比面对着这么一堆‘砖头’。这堆‘砖头’好比一项艰巨的工作。对这项艰巨的工作，不仅要用力气一次一次、一摞一摞地把它搬完，还要开动脑筋，发挥智慧，施展才能，就像调兵遣将、进攻敌人一样，灵活运用这一块一块‘砖头’，使它们各得其所，充分发挥作用。你们说，对不对？”大家这才明白他一再说“搬砖头”的含义，都笑了起来。这次打麻将一连数盘，毛泽东越打越有兴趣，他边打边说：“打麻将这里边有辩证法。有人一看到手中的‘点数’不好，就摇头叹气，这种态度，我看不可取。世界上一切事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打麻将也一样，就是最坏的‘点数’，只要统筹调配、安排使用得当，就会以劣代优，以弱胜强。相反，胸无全局，调配失利，再好的‘点数’拿在手里，也会转胜为败。最好的可能变成最坏的，最坏的也可能变成最好的。事在人为！”说到这里，他爽朗地哈哈大笑，他忽然站起身来，向在座的说了声“对不起”，就脚步匆匆地回到办公室去了。
毛泽东还曾巧妙地借助麻将术语做人的思想工作，把“打平和”的思维用于搞统一战线。１９４９年４月，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北京举行和平谈判，双方代表团经过半个月的谈判达成《国内和平协定》之后，毛泽东分别会见了参加和谈的国民党代表。４月中旬的一天，曾任国民党军令部次长、国防部参谋次长的刘斐接到了毛泽东的邀约。想到要去见共产党的领袖，刘斐心中不无忐忑之感。见面后，毛泽东与刘斐聊起了家常，他问：“刘先生，你是湖南人？”“我是醴陵人。和主席邻县，是老乡。”毛泽东高兴地说：“啊，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哩！”听着这亲切的湖南乡音，刘斐的紧张心情缓和了许多。接着，毛泽东谈起共产党和谈的诚意，并征求对协定的意见。毛泽东还扳着指头说：“李宗仁现在是六亲无靠哩！”他接着语气诚恳地说：“我看六亲中最靠得住的还是共产党，只要你们真心和谈，我们共产党是说话算数的，是守信用的。”
在谈判期间，刘斐心里确实是自相矛盾的。在谈判桌上，他是国民党的代表，总要为国民党争得一点好处；但离开了谈判桌，他却又不得不考虑自己的归宿，回南京？还是留北京？这使他的思想斗争激烈得难以承受，对前途感到茫然无着。毛泽东留他们一起吃顿饭，边吃边谈，刘斐也感到食不甘味。当谈到个人爱好时，刘斐趁机把心中的疑虑用说笑的方式说给毛泽东，他试探着问：“您会打麻将吗？”毛泽东随口答道：“晓得些，晓得些。”刘斐接着问：“你爱打清一色呢，还是喜欢打平和？”毛泽东顿时明白了他提出这个问题的用意，笑得差点把饭喷出来，立即回答道：“平和，平和，只要和了就行了。”一语双关，点破迷津。刘斐会心地笑了，他钦佩毛泽东思维敏捷，心胸宽阔。毛泽东那寓意深远的回答不仅使他倍加叹服，顾虑皆释，而且也坚定了他选择新道路、向共产党靠拢的决心，于是，他立刻说道：“平和好，那么还有我一份。”
由于国民党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和谈破裂，国民党反动派假和平真战争的面目也暴露无遗。刘斐深为愤慨，决定不再南返，他下定决心，留在北京，完成了他个人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选择。新中国成立后，刘斐出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水利部部长、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副主席。刘斐感慨地说，是毛主席“为我指明了为人民服务的方向和道路，毛主席是我革命的良师”，“３０多年来的耳闻目睹和亲身感受，使我深深体会到：中国共产党对为人民做过好事的人，总是不会忘记的。”
责任编校张荣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