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史学家赵翼说过这样一句话：“秦汉间为天地一大变局”。这个大变局的实质在于，它开创了两千年大一统的农业帝国的政治局面。对于大一统的农业帝国来说，统治者所面临的主要挑战，并不是外来政治实体的对抗，而是王朝在时间上的延续。只要能够保证内部的平衡、稳定与秩序，保证人和土地的结合，文明就可以得到生存、发展与繁荣，出现所谓的盛世。用孟子的话说，是“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相反，如果统治者对百姓横征暴敛、竭泽而渔，所带来的往往是王朝的速亡。因此历代明智的统治者都会以轻徭薄赋、量入为出这种低成本的统治策略为基本国策，在与民生息的同时，尽量避免不必要的行政开支，避免采取过度的对外扩张和大兴土木，并尽量通过政治的教化而不是军事的强压来维护社会秩序。这就是所谓“仁政”的内涵。中国历代的那些封建盛世，往往被认为就是实施仁政的结果。
　　然而历史的悖论是，再伟大的封建盛世也都是短暂的，再实施仁政的封建王朝也无法摆脱盛极而衰的宿命。那些无法持续的古代盛世，折射出来的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治国之道中的特殊困境。
　　古代盛世无法持续的一个原因是王朝政治的周期性衰败。从历史上来看，形成盛世的前提之一，是君王与官僚的自我约束，这需要有“明君贤臣”。所以明智的统治者一定是强调“为政以德”的。然而在中国古代，君王的权力是绝对的，王权之下没有分封等级制下那种能与王权相抗的贵族，有的只是官僚与百姓，而二者毫无疑问都是臣民。在这种制度下，君王固然被要求有道德的自律，臣民也只能寄希望出现所谓的明君。被推崇为官方意识形态的理学，其重心就在于“格君非”。道德的约束永远是软性的，在现实的政治中，古代君王可以随心所欲地剥夺任何人的生命与财产，只要他愿意的话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制止他。权力的傲慢往往会导致封建统治者的自我放纵，使得所谓的道德自律成为一纸空谈。对于古代官僚来说也是如此。在现实的政治运作中，被期望成为“贤臣”的古代官僚，在贪念的驱使下会有为自己谋私利的冲动。以道德的自许始，以腐败的结果终，这一幕几乎在所有的封建王朝都重复上演过。
　　古代盛世无法持续的另一个原因是人口的周期性膨胀。土地占有相对平均、百姓可以安居乐业，这是形成古代盛世的前提。古代盛世的结果往往是士民繁庶、人丁兴旺，而盛世所带来的人口增加又必然会带来土地的紧张。加上由于禀赋、机会、权力等因素的差异，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产生贫富分化。在土地是主要社会财富的古代，贫富分化的直接表现形式就是土地向特定人群不断集中。当土地集中由于人口的增加而进一步加剧的时候，越来越多的农民就会失去土地而变成流民，由此产生严重的社会问题，引发社会的失序。为了应对失序的社会，封建王朝不得不打破过去奉行的轻徭薄赋、量入为出的政策，开始实施强征，而强征又必然会引发更大的社会矛盾。于是封建王朝挥之不去的噩梦——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就可能发生。在天下大乱中，封建王朝的鼎盛最终成为追忆。动荡与破坏导致人口下降，人口和土地的矛盾得以缓和，旧的废墟上建立了新的封建王朝，人们也就开始期盼着新一轮盛世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