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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国的技术领先优势
饕餮,龙之五子,有头无身,大嘴贪食。这上古传说中的神兽,原来其实是有身子的,只是它太过贪吃了,居然把自己的身体也当做食物吃掉,于是就成了如今的模样,只剩了头和一张大嘴。由于它吃的太多,最终被撑死。
奉行着军国主义的秦国,正如这饕餮般逐步蚕食鲸吞着关东六国的土地,最终走向自我毁灭,同这神兽的下场倒是颇有几分异曲同工。
秦国的商鞅化,没因商鞅的死去而终结,反而愈演愈烈,这与其他政治改革相比,最值得称道的莫过于没有人去政空。社会制度固化,尚需要时间来进行,正如一架机器,各部分零件组合到一起,总会有些不适,于是需要磨合。在运行一段时间,各部分零件习惯于这种运行方式后,它的最大潜能就会被释放出来。
秦国的这架战争机器,在几代秦王的磨合操作下,于公元前230年终于彻底迸发出了所向披靡的威力,至公元前221年,关东六国全部被秦的铁蹄征服。十年战争,秦歼灭六国军队高达160余万。
从制度上看,胜利的天平是倾向于秦国的;而经济能力上,也是秦国占尽优势;于技术能力上,秦国也遥遥领先于关东六国。
关于技术能力的甄别,有考古学家对陕西省临潼县兵马俑的考证为凭据:在俑坑中所发现的武器,其制造精度接近于现代化流水线工程的水平,而工艺上,也非常的巧妙。典型的如弩,根据复原的测试可知,秦弩的射程应该能够达到300米,有效杀伤距离在150米之内。这样恐怖的杀伤距离几乎可以接近现代化的火器。而巧妙的机簧组合,可以使扣动扳机变得异常轻巧,这无疑会大大提高瞄准击发的精度,也降低了使用者的操作难度。相对于当时的远距离攻击武器弓来说,占据了绝对的优势。
为秦弩配备的箭,所使用的箭头全部是三棱形而无倒刺。有倒刺的箭头,在创伤后无疑更难医治,然而因倒刺的风翼过高而产生的风阻,则容易使箭头偏离目标,从而降低杀伤效果。反观秦制的无倒刺箭头,由于拥有三个锋利的棱角,在击中目标的瞬间,棱的锋刃处就会形成切割力,使得箭头能更有效地穿透铠甲,直达人体,反倒达到了最大的杀伤效果。
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考古专家们实际测量秦制箭头后,居然惊奇地发现,箭头的三个弧面几乎完全相同,是一种接近完美的流线型箭头。这样的箭头,意味着和现代的子弹形状近似,换句话说,秦人凭经验设计出了符合现代空气动力学规律的武器。
毫无疑问,秦制弩箭,这种高攻击能力的输出组合很可能代表了当时的最高科技,是当时技术含量最高的武器。然而仅仅这些,就足以令当代人所震惊且动容。至于其他的接近于制式化的秦制武器,也都同样精密而富于杀伤力,如青铜长剑、秦戈等等,同样展现了与其时代不相吻合的科技含量。
弗朗西斯·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小平同志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无论从这两者哪一个角度,都能说通秦国军事能力强大的道理。
而仅仅军事杀伤能力强大,并不足以构成秦灭六国的充分条件。对此,黄仁宇先生在他的《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一书中提到过,地质、气候等一系列自然环境的变迁,可能是促进秦统一天下的催化剂。
技术领先不如经济领先
尽管战国末年农业技术水平有所提高,看天吃饭却仍然是无可回避的客观现实,气候对农业的影响,足以左右一切,即灾荒之年可能颗粒无收。这样的结果,对于以农业经济为主的社会群落来说是场无法承受的灾难。社会群落内无法完成赈灾工作,就要向群落外求助,其他群落辅助赈灾往往不是无条件的,甚至会拒绝赈灾。为了活命,民众会自发地,或有组织地对其他经济尚良好的地区采用暴力,以获取基本生存条件。为此而产生的社会摩擦,乃至武装冲突,都已司空见惯。
一个社会群落,往往作为同一个经济体存在,其控制资源越多,抵御风险能力也就越强。比如说这个经济体控制土地疆域极广,部分地区发生灾荒,那么其他地区的农业收成可以赈济受灾地区,群落内就可以解决问题,不仅会降低经济问题引发社会动荡的风险,还会使其他相关的矛盾得到良好的缓冲。
因此说,相对大一些的经济体,其经济稳定程度要高于小的经济体,尤其在以农耕为主的社会群落里。出于对经济的考虑,如为了降低抗击经济风险的成本等,一些小的社会群落选择了合并成大的社会群落。
社会群落的合并通常不会和平进行,合并的最大阻力来自于群落的食利阶层,尤其是综合实力较弱的社会群落中,这种征兆更为明显。根据社会的金字塔模型可知,塔尖只有一个。在一个群落里,断然不能双塔尖并存,为了保证自身的利益,弱群落中的食利阶层会拼命抵制这种合并,甚至会组织武装力量反抗。
食利阶层用于抵制群落合并的常见理由是民族或宗教,也有文化、生活习惯等借口。从社会运行成本的角度来看,这些非物质因素的确可能影响到不同社会群落的有效融合,使运行成本陡增。然而在物质因素的制约下,它们却显得渺小而微不足道,没有什么比大部分群落成员的生存及生存舒适感更重要。物质因素的选择,往往是社会群落中大部分成员的选择,更是历史的选择。尽管旧食利阶层为社会群落的合并设置了种种人为障碍,可是在历史条件适宜的情况下,许多群落仍然合并了,这并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是谓大势所趋,不可避免。
应该说,群落合并最经济的做法是尽量降低暴力带来的破坏性,这取决于反对合并者的数量及反对意志的坚定程度。倘若群落中绝大部分成员坚持抵制合并,那么合并是不可能成功的,除非以纯武力彻底消灭另一群落的有生力量。这就丧失了经济意义,其结果是带来的是大片空旷的土地、荒芜的人烟和累累的白骨。
群落的合并不同于争夺生存空间,虽然二者的社会行为表现形式都是战争。往往这两者又很难界定,唯一的鉴别办法,是看社会的实际运转情形。首先,群落合并不拒绝另一群落成员进入社会,更不会以灭绝种族为手段或目的。
简单些说,对新纳入群落中成员采取同等的社会待遇的政策,即是群落合并;对于另一群落成员采取非同等社会待遇的政策,如奴役、驱逐甚至屠杀等,并以此手段拒绝纳入自己的社会群落,就是争夺生存空间。
《孙子兵法》提到过“攻心为上”,从本质上讲是降低战争成本的策略。将其放大来看,应用于社会群落合并,道理亦然。既是“攻心”,就要有战略战术,就要打击人性中最脆弱的点:恐惧与贪婪。以力吓之,以利诱之是千百年来通行的准则,从无变更。
两个及两个以上社会群落合并,会消灭一部分旧食利阶层,使原社会金字塔架构中的塔尖堕入塔腰,甚至塔底,或者更极端一些:彻底消灭。和平合并的群落,旧食利阶层变成次食利阶层概率较大,但仍有风险。风险源于现食利阶层的不安,惧怕旧食利阶层的社会影响力,以及他未被消灭的政治力量。为了避免旧食利阶层有能力组织力量威胁到自身利益的风险,及早将其政治动员能力彻底瓦解掉才是首选要务。暂时允许旧食利阶层做次食利阶层,是为了稳定形式,从长久来看,旧食利阶层在新的社会群落里终归是要被消灭的。
由此看来,综合实力较弱的社会群落中,食利阶层反对群落合并也就不足为奇了。
天灾人祸中的吃饭问题
或许前文说得有些抽象,略微复杂了些,请容许我把问题简化处理。
当天灾来临,颗粒无收,饿殍遍野的时候,秦国军队的实力只要建立在足够和对手抗衡,从而保证自身的经济价值不受敌方侵犯的前提条件下,那么它征服对手的最好武器就会是仓库里储备雄厚的粮食。
而历史似乎也正验证了这难以掩盖的规律:在公元前236年,中华大地上发生了重大的旱灾,到了农历六月,才下了雨。就在同年,秦攻占了赵九座城池。如果仅仅孤立地看,这两者似乎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然而仅仅6年之后,赵再次发生了重大的旱灾,而次年秦赵的战争再次爆发,就不得不令人深思——历史上的相似之处,总有些令人玩味的疑点。
而旧时的民谣曾如此说道:“赵为号,秦为笑,以为不信,视地之生毛”,倒是足以反应出当时是怎样一番情形。
公元前230年是一个多事之秋,秦吞并了韩,死了华阳太后,又发生了地震,产生了相当一批流离失所的难民。地震带来的直接负面效应是摧毁了震区居民的一切生存条件,如居所、食物、工作。以秦多年来积累的雄厚经济基础来看,赈济灾民并非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然而对于以扩张为基本国策的秦来说,这无疑是扩军的良好契机:大量丧失生存资源的劳动力可以迅速地转化成战斗力。还有一点不可忽视的是,秦当时的从军制度是供给粮食的。换句话说,当兵打仗就有饭吃,还有机会搏一搏爵位,让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有所好转。
反观赵,经过早些年的长平、邯郸之战,青壮年劳动力大部分在战场上折损,又遭遇了旱灾,综合国力受损之巨,使得这战国早年的军事强国显得岌岌可危,犹如风烛残年的垂迈老者。
两相对比可见,战争尚未开始前,胜负早已一目了然,赵覆灭已是必然,只不过是时间问题罢了。受衣食所迫,寻求赈济的灾民纷纷倒向秦,军队也无心恋战,秦军在赵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有力的抵抗就长驱直入,将赵的土地尽数并入怀中。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秦军以骁勇嗜杀闻名,但在征服赵,甚至在一年前征服韩之后,都没有大规模的屠杀事件发生,这显然有点蹊跷。如果当时的秦军仍沿袭着以人头换爵位的军功制度,大规模的屠杀恐怕是不可避免的。没有出现这样的行为,除去军纪严格外,几乎可以反证出,秦军的军功制度是有所变化的,同时也能佐证,当时秦军并未遭遇到有效的抵抗,否则也不能如此迅速就将对峙百年以上的僵局改写。
谁有钱谁当老板
纵观秦统一六国之战,除去楚国外,对其他五国均无可圈可点的战役发生,忽略军事力量对比差距因素,我们不得不对当时的经济受气候影响这一重大因素考虑在内。上溯到公元前243年,自这一年起,接连的二十几年里,神州大地上的自然灾害频发,加上频繁的战事,连绵不绝的天灾人祸,导致了这片土地上所有社会群落的经济秩序都产生了大的动荡,并且不得恢复。
在经济同样受到创伤后,经济资源的储备和制度的力量就迸发了出来,这个时候,国与国之间比拼的是经济的弹性。弹性越好,经济链条的韧性就越足,经济秩序的恢复能力就越强。而经济弹性差的,经济链条就直接断裂掉,以至于导致整个经济秩序的崩溃。那么未崩溃的经济体系整合已崩溃的经济体系也就不足为怪了。
由上不难判断,秦统一六国中,强大的秦军除去充当武力输出工具外,更重大的意义在于作为战略威慑性工具存在,如现代战争中的原子弹。真正作为大一统的常规武器,当属雄厚的经济资源储备。在灾难面前,秦有能力利用自己的储备赈灾,才使得关中六国几乎彻底放弃了抵抗。
唯一做出抵抗的楚,除了民风彪悍外,更重要的原因是,由于昔日在经济上非常富足,军力强盛,才具备了对抗的欲望和条件。然而骤然的灾难沉重的打击了楚的经济,又经历了一场大规模战争的消耗,使其经济秩序彻底紊乱。而秦再次发动的战争来得又如此迅速,半点休养生息的机会都不留给楚,在战争与经济匮乏的双重压力下,民心军心日渐涣散,最终使这战国时期的老牌强国踏上了覆灭之路。
总的来说,秦统一六国绝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多年积累的必然结果,是自然环境的变迁导致了旧经济秩序无法维系,于是出现了整合,也令新的秩序有了诞生的基础。从考古学家得到的信息中可知,地质变化和气候变迁是长期趋势,并且是不可逆的,短期内,经济秩序难以恢复,各个社会群落间因对经济风险防范的需求,也有了合并的需要。因此从长远来看,中华大地走向统一是种必然,即便不是秦来统一,也会有其他强有力的社会群落来统一,并构成一个完整而强大的经济体。
公元前221年,韩、赵、魏、楚、燕、齐六国全部灭亡,至此神州大地统一,成为了一个国家,这在中华历史上首开先河,为亘古所未有。秦王政觉得“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于是下令群臣讨论该采用什么样的帝号。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廷尉李斯等认为:秦王政“德兼三皇,功盖五帝”,拟上尊号“秦皇”,命为“制”,令为“诏”,自称为“朕”。经秦王政审定后,决定去“秦”,取“皇”,并采纳上古帝位称号,留“帝”,合称为“皇帝”,其他均如众所讨论。之后又探讨了给死去的君主议定谥号的问题,秦王政认为这是“子议父,臣议君”,很不妥当,于是下令废除谥法,自号“始皇帝”,后世依次为“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
从秦王政的理想来看,他雄心壮志地试图打造一个千秋万代的帝国,然而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却为这段历史画上了一个遗憾的句号,众所周知,秦王朝是个短命的王朝,只经历了十五个春秋。
秦帝国究竟因何而亡,两千年来,众说纷纭,而这始终是个悬而未解之谜。
西汉儒生贾谊的一篇《过秦论》,把一顶残暴的大帽子扣在了成为皇帝的秦王政的头上,并且给秦帝国贴上了暴政的道德标签。在后世的历史中,儒家把持了话语权,使得 “暴政亡秦”的说法以讹传讹地流传了两千年。难道事情真如传闻中的那样,秦帝国是亡于暴政?这其中恐怕还有很多令人费解的疑点,似乎问题也不尽如一句“不施仁政”那么简单。
饕餮,龙之五子,有头无身,大嘴贪食。这上古传说中的神兽,原来其实是有身子的,只是它太过贪吃了,居然把自己的身体也当做食物吃掉,于是就成了如今的模样,只剩了头和一张大嘴。由于它吃的太多,最终被撑死。
奉行着军国主义的秦国,正如这饕餮般逐步蚕食鲸吞着关东六国的土地,最终走向自我毁灭,同这神兽的下场倒是颇有几分异曲同工。
秦国的商鞅化,没因商鞅的死去而终结,反而愈演愈烈,这与其他政治改革相比,最值得称道的莫过于没有人去政空。社会制度固化,尚需要时间来进行,正如一架机器,各部分零件组合到一起,总会有些不适,于是需要磨合。在运行一段时间,各部分零件习惯于这种运行方式后,它的最大潜能就会被释放出来。
秦国的这架战争机器,在几代秦王的磨合操作下,于公元前230年终于彻底迸发出了所向披靡的威力,至公元前221年,关东六国全部被秦的铁蹄征服。十年战争,秦歼灭六国军队高达160余万。
从制度上看,胜利的天平是倾向于秦国的;而经济能力上,也是秦国占尽优势;于技术能力上,秦国也遥遥领先于关东六国。
关于技术能力的甄别,有考古学家对陕西省临潼县兵马俑的考证为凭据:在俑坑中所发现的武器,其制造精度接近于现代化流水线工程的水平,而工艺上,也非常的巧妙。典型的如弩,根据复原的测试可知,秦弩的射程应该能够达到300米,有效杀伤距离在150米之内。这样恐怖的杀伤距离几乎可以接近现代化的火器。而巧妙的机簧组合,可以使扣动扳机变得异常轻巧,这无疑会大大提高瞄准击发的精度,也降低了使用者的操作难度。相对于当时的远距离攻击武器弓来说,占据了绝对的优势。
为秦弩配备的箭,所使用的箭头全部是三棱形而无倒刺。有倒刺的箭头,在创伤后无疑更难医治,然而因倒刺的风翼过高而产生的风阻,则容易使箭头偏离目标,从而降低杀伤效果。反观秦制的无倒刺箭头,由于拥有三个锋利的棱角,在击中目标的瞬间,棱的锋刃处就会形成切割力,使得箭头能更有效地穿透铠甲,直达人体,反倒达到了最大的杀伤效果。
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考古专家们实际测量秦制箭头后,居然惊奇地发现,箭头的三个弧面几乎完全相同,是一种接近完美的流线型箭头。这样的箭头,意味着和现代的子弹形状近似,换句话说,秦人凭经验设计出了符合现代空气动力学规律的武器。
毫无疑问,秦制弩箭,这种高攻击能力的输出组合很可能代表了当时的最高科技,是当时技术含量最高的武器。然而仅仅这些,就足以令当代人所震惊且动容。至于其他的接近于制式化的秦制武器,也都同样精密而富于杀伤力,如青铜长剑、秦戈等等,同样展现了与其时代不相吻合的科技含量。
弗朗西斯·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小平同志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无论从这两者哪一个角度,都能说通秦国军事能力强大的道理。
而仅仅军事杀伤能力强大,并不足以构成秦灭六国的充分条件。对此,黄仁宇先生在他的《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一书中提到过,地质、气候等一系列自然环境的变迁,可能是促进秦统一天下的催化剂。
技术领先不如经济领先
尽管战国末年农业技术水平有所提高,看天吃饭却仍然是无可回避的客观现实,气候对农业的影响,足以左右一切,即灾荒之年可能颗粒无收。这样的结果,对于以农业经济为主的社会群落来说是场无法承受的灾难。社会群落内无法完成赈灾工作,就要向群落外求助,其他群落辅助赈灾往往不是无条件的,甚至会拒绝赈灾。为了活命,民众会自发地,或有组织地对其他经济尚良好的地区采用暴力,以获取基本生存条件。为此而产生的社会摩擦,乃至武装冲突,都已司空见惯。
一个社会群落,往往作为同一个经济体存在,其控制资源越多,抵御风险能力也就越强。比如说这个经济体控制土地疆域极广,部分地区发生灾荒,那么其他地区的农业收成可以赈济受灾地区,群落内就可以解决问题,不仅会降低经济问题引发社会动荡的风险,还会使其他相关的矛盾得到良好的缓冲。
因此说,相对大一些的经济体,其经济稳定程度要高于小的经济体,尤其在以农耕为主的社会群落里。出于对经济的考虑,如为了降低抗击经济风险的成本等,一些小的社会群落选择了合并成大的社会群落。
社会群落的合并通常不会和平进行,合并的最大阻力来自于群落的食利阶层,尤其是综合实力较弱的社会群落中,这种征兆更为明显。根据社会的金字塔模型可知,塔尖只有一个。在一个群落里,断然不能双塔尖并存,为了保证自身的利益,弱群落中的食利阶层会拼命抵制这种合并,甚至会组织武装力量反抗。
食利阶层用于抵制群落合并的常见理由是民族或宗教,也有文化、生活习惯等借口。从社会运行成本的角度来看,这些非物质因素的确可能影响到不同社会群落的有效融合,使运行成本陡增。然而在物质因素的制约下,它们却显得渺小而微不足道,没有什么比大部分群落成员的生存及生存舒适感更重要。物质因素的选择,往往是社会群落中大部分成员的选择,更是历史的选择。尽管旧食利阶层为社会群落的合并设置了种种人为障碍,可是在历史条件适宜的情况下,许多群落仍然合并了,这并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是谓大势所趋,不可避免。
应该说,群落合并最经济的做法是尽量降低暴力带来的破坏性,这取决于反对合并者的数量及反对意志的坚定程度。倘若群落中绝大部分成员坚持抵制合并,那么合并是不可能成功的,除非以纯武力彻底消灭另一群落的有生力量。这就丧失了经济意义,其结果是带来的是大片空旷的土地、荒芜的人烟和累累的白骨。
群落的合并不同于争夺生存空间,虽然二者的社会行为表现形式都是战争。往往这两者又很难界定,唯一的鉴别办法,是看社会的实际运转情形。首先,群落合并不拒绝另一群落成员进入社会,更不会以灭绝种族为手段或目的。
简单些说,对新纳入群落中成员采取同等的社会待遇的政策,即是群落合并;对于另一群落成员采取非同等社会待遇的政策,如奴役、驱逐甚至屠杀等,并以此手段拒绝纳入自己的社会群落,就是争夺生存空间。
《孙子兵法》提到过“攻心为上”,从本质上讲是降低战争成本的策略。将其放大来看,应用于社会群落合并,道理亦然。既是“攻心”,就要有战略战术,就要打击人性中最脆弱的点:恐惧与贪婪。以力吓之,以利诱之是千百年来通行的准则,从无变更。
两个及两个以上社会群落合并,会消灭一部分旧食利阶层,使原社会金字塔架构中的塔尖堕入塔腰,甚至塔底,或者更极端一些:彻底消灭。和平合并的群落,旧食利阶层变成次食利阶层概率较大,但仍有风险。风险源于现食利阶层的不安,惧怕旧食利阶层的社会影响力,以及他未被消灭的政治力量。为了避免旧食利阶层有能力组织力量威胁到自身利益的风险,及早将其政治动员能力彻底瓦解掉才是首选要务。暂时允许旧食利阶层做次食利阶层,是为了稳定形式,从长久来看,旧食利阶层在新的社会群落里终归是要被消灭的。
由此看来,综合实力较弱的社会群落中,食利阶层反对群落合并也就不足为奇了。
天灾人祸中的吃饭问题
或许前文说得有些抽象,略微复杂了些,请容许我把问题简化处理。
当天灾来临,颗粒无收,饿殍遍野的时候,秦国军队的实力只要建立在足够和对手抗衡,从而保证自身的经济价值不受敌方侵犯的前提条件下,那么它征服对手的最好武器就会是仓库里储备雄厚的粮食。
而历史似乎也正验证了这难以掩盖的规律:在公元前236年,中华大地上发生了重大的旱灾,到了农历六月,才下了雨。就在同年,秦攻占了赵九座城池。如果仅仅孤立地看,这两者似乎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然而仅仅6年之后,赵再次发生了重大的旱灾,而次年秦赵的战争再次爆发,就不得不令人深思——历史上的相似之处,总有些令人玩味的疑点。
而旧时的民谣曾如此说道:“赵为号,秦为笑,以为不信,视地之生毛”,倒是足以反应出当时是怎样一番情形。
公元前230年是一个多事之秋,秦吞并了韩,死了华阳太后,又发生了地震,产生了相当一批流离失所的难民。地震带来的直接负面效应是摧毁了震区居民的一切生存条件,如居所、食物、工作。以秦多年来积累的雄厚经济基础来看,赈济灾民并非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然而对于以扩张为基本国策的秦来说,这无疑是扩军的良好契机:大量丧失生存资源的劳动力可以迅速地转化成战斗力。还有一点不可忽视的是,秦当时的从军制度是供给粮食的。换句话说,当兵打仗就有饭吃,还有机会搏一搏爵位,让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有所好转。
反观赵,经过早些年的长平、邯郸之战,青壮年劳动力大部分在战场上折损,又遭遇了旱灾,综合国力受损之巨,使得这战国早年的军事强国显得岌岌可危,犹如风烛残年的垂迈老者。
两相对比可见,战争尚未开始前,胜负早已一目了然,赵覆灭已是必然,只不过是时间问题罢了。受衣食所迫,寻求赈济的灾民纷纷倒向秦,军队也无心恋战,秦军在赵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有力的抵抗就长驱直入,将赵的土地尽数并入怀中。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秦军以骁勇嗜杀闻名,但在征服赵,甚至在一年前征服韩之后,都没有大规模的屠杀事件发生,这显然有点蹊跷。如果当时的秦军仍沿袭着以人头换爵位的军功制度,大规模的屠杀恐怕是不可避免的。没有出现这样的行为,除去军纪严格外,几乎可以反证出,秦军的军功制度是有所变化的,同时也能佐证,当时秦军并未遭遇到有效的抵抗,否则也不能如此迅速就将对峙百年以上的僵局改写。
谁有钱谁当老板
纵观秦统一六国之战,除去楚国外,对其他五国均无可圈可点的战役发生,忽略军事力量对比差距因素,我们不得不对当时的经济受气候影响这一重大因素考虑在内。上溯到公元前243年,自这一年起,接连的二十几年里,神州大地上的自然灾害频发,加上频繁的战事,连绵不绝的天灾人祸,导致了这片土地上所有社会群落的经济秩序都产生了大的动荡,并且不得恢复。
在经济同样受到创伤后,经济资源的储备和制度的力量就迸发了出来,这个时候,国与国之间比拼的是经济的弹性。弹性越好,经济链条的韧性就越足,经济秩序的恢复能力就越强。而经济弹性差的,经济链条就直接断裂掉,以至于导致整个经济秩序的崩溃。那么未崩溃的经济体系整合已崩溃的经济体系也就不足为怪了。
由上不难判断,秦统一六国中,强大的秦军除去充当武力输出工具外,更重大的意义在于作为战略威慑性工具存在,如现代战争中的原子弹。真正作为大一统的常规武器,当属雄厚的经济资源储备。在灾难面前,秦有能力利用自己的储备赈灾,才使得关中六国几乎彻底放弃了抵抗。
唯一做出抵抗的楚,除了民风彪悍外,更重要的原因是,由于昔日在经济上非常富足,军力强盛,才具备了对抗的欲望和条件。然而骤然的灾难沉重的打击了楚的经济,又经历了一场大规模战争的消耗,使其经济秩序彻底紊乱。而秦再次发动的战争来得又如此迅速,半点休养生息的机会都不留给楚,在战争与经济匮乏的双重压力下,民心军心日渐涣散,最终使这战国时期的老牌强国踏上了覆灭之路。
总的来说,秦统一六国绝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多年积累的必然结果,是自然环境的变迁导致了旧经济秩序无法维系,于是出现了整合,也令新的秩序有了诞生的基础。从考古学家得到的信息中可知,地质变化和气候变迁是长期趋势,并且是不可逆的,短期内,经济秩序难以恢复,各个社会群落间因对经济风险防范的需求,也有了合并的需要。因此从长远来看,中华大地走向统一是种必然,即便不是秦来统一,也会有其他强有力的社会群落来统一,并构成一个完整而强大的经济体。
公元前221年,韩、赵、魏、楚、燕、齐六国全部灭亡,至此神州大地统一,成为了一个国家,这在中华历史上首开先河,为亘古所未有。秦王政觉得“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于是下令群臣讨论该采用什么样的帝号。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廷尉李斯等认为:秦王政“德兼三皇,功盖五帝”,拟上尊号“秦皇”,命为“制”,令为“诏”,自称为“朕”。经秦王政审定后,决定去“秦”,取“皇”,并采纳上古帝位称号,留“帝”,合称为“皇帝”,其他均如众所讨论。之后又探讨了给死去的君主议定谥号的问题,秦王政认为这是“子议父,臣议君”,很不妥当,于是下令废除谥法,自号“始皇帝”,后世依次为“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
从秦王政的理想来看,他雄心壮志地试图打造一个千秋万代的帝国,然而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却为这段历史画上了一个遗憾的句号,众所周知,秦王朝是个短命的王朝,只经历了十五个春秋。
秦帝国究竟因何而亡,两千年来,众说纷纭,而这始终是个悬而未解之谜。
西汉儒生贾谊的一篇《过秦论》,把一顶残暴的大帽子扣在了成为皇帝的秦王政的头上,并且给秦帝国贴上了暴政的道德标签。在后世的历史中,儒家把持了话语权,使得 “暴政亡秦”的说法以讹传讹地流传了两千年。难道事情真如传闻中的那样,秦帝国是亡于暴政?这其中恐怕还有很多令人费解的疑点,似乎问题也不尽如一句“不施仁政”那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