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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春节后，我进入蒲圻二中读高一，住在城关东街的表姑家。表姑的女儿韩丽，也就是我的表妹，神神秘秘地告诉我：我们班上有个叫王敏的同学，住在南门头，是王天相的孙女。
在现在的赤壁，过去的蒲圻，王天相可谓是传奇般的人物。
上小学时，爷爷在新店公社供销合作社当炊事员。由于离我就读的龙会桥学校不到一公里的路程，便经常去爷爷那里蹭饭吃，有时还在那里睡觉。听在合作社工作的叔叔阿姨们说：王天相是毛主席的马夫，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一名老红军。解放初期，组织上安排他创办蒲圻县第一个军人供销合作社并担任社长。他看到许多农民来买东西时，畏畏缩缩，瞄了一眼就摇了摇头，叹息了一声就走，十分奇怪：“你们干啥子嘛？想买东西就买嘛，摇哪样（什么）头？”农民们两手一摊：“没钱怎么买东西？”“毛大哥讲过了的，革命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现在革命胜利了，共产主义了，你们要哪样，我拿给你们不就行了。”这些话是不是王天相的原话，我不得而知。但农民都比较实在，既然买东西不要钱，那就拿吧。一来二去，合作社就被王天相“卖”空了，“卖”垮了。
坊间传闻，说王天相有一支毛主席亲手赠送的手枪，上刻草书“毛泽东”三个字。“文革”期间，造反派想把王天相抓去批斗，还在一个下雪的冬夜包围了他的住宅。但他毫无惧色，将手枪放在桌上，刻字的那面朝上，一言不发，吓得造反派连忙撤退。还据说，王天相的老婆是富农的遗孀，孩子都是带过来的。老婆要是与他观点不一致，或者说了让他感觉是反动的话，他便打电话到公安局，叫人把他老婆抓起来;到没有人做饭了，自己和孩子肚子饿了的时候，就又打电话到公安局，叫人把他老婆放回来做饭。公安局的警察都知道他的秉性，也就没有为难他老婆，仅只是在他面前走走过场而已。当然，这些仅仅是民间流传的故事，没有人去证实，也没有必要去证实。但恰恰说明了王天相坦坦荡荡，疾恶如仇，念念不忘毛主席的教诲。
当时，二中的初二年级，好像有5个班。与表妹关系甚好、同为3班的同学吴凤秀，住在北街。那时，吴凤秀每次都是从北街走到东街，然后约表妹一起上学。据她俩说，王敏经常给他们讲她爷爷的故事。
王天相是四川巴中人，早年叫王天祥，兄弟8人，他是老五。他的三哥王天德，是中共地下党员。当时，红军在驻地鼎山开设门诊救治伤病员，宣传革命精神。1933年7月，在三哥的指引下，王天相和四哥王天鹏参加了红军。
王天相身材不高，只有1.6米左右。他虽没有文化，但脑袋灵活好使，行动敏捷。最初，他在红一方面军从事“特务”工作。有一次他带8个侦察员身穿便衣执行任务，走到村口发现6个“民团”各拿枪押着一个五花大绑的“老百姓”往村外赶。他组织大家埋伏在路两边的树丛里，待目标移近，出其不意地制服了“民团”，救出了“老百姓”。后来，他才知道被解救的“老百姓”是中共地下党员。不久，王天相由他们引荐调入中央警卫团做警卫，从此有机会与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領导经常见面。
长征期间，王天相与众勇士一道冒着枪林弹雨，抢渡大渡河，被授予纪念章。爬雪山、过草地时，他几乎一直都跟随毛主席，给毛主席放马、喂马。一次，部队休整，他牵着毛主席的“坐骑”在一块草坪放牧，蓦然发现有一颗地雷。为保证人马的安全，他挥鞭驱马跳开，自己则迅速扑倒在地，躲过了一劫。
长征途中，毛主席经常用极其幽默的湖南口音与身边的警卫员交谈，并根据各人的特征取诨号，让大家感到十分亲切、轻松自然，豪无拘谨之感。王天相面相上看有点“憨”，但行动敏捷，特别机灵，毛主席诙谐地对他说：给你取个“穿山甲”的雅号，同意啵？
“毛大哥赐号，是我的福分。”王天相经常称主席为“大哥”，直到上个世纪50年代，他作为老红军到杨家岭李家港小学讲革命史，还这么称呼毛主席。当时，就被人低声责怪：“毛主席是伟人，你是什么人？记住，以后不管在什么场合都不能叫毛大哥，要叫毛主席。”
1947年3月，蒋介石把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其重点进攻方向之一就是陕甘宁边区，而首当其冲的就是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所在地延安。我军为保存力量，根据战略需要，灵活转移。一天傍晚，大部队与蒋军交火时，被“十八道凉水河”拦住了去路。中央后勤机关决定：凡是会水的战士，均带5个人泅渡过河。
由于天气寒冷，王天相带2个人过河后，身子冷得直哆嗦，返回上岸尚未蹲下身子，左膀右臂和背部就趴了两男一女。他感觉不好使劲，心里有点烦，便用四川话骂道，背你娘的脚，让我喘一口气。随着右臂使劲往后一捣，一人被捣翻在地。就在这时，王天相只觉一股冷风朝头上袭去，他机灵地躲开，一根手杖打在了右臂上。王天相有点恼怒，边转身边掏“家伙”。心想：今天就是我的团长，我都要和他干一架。当他睁大眼睛，看到揍他的是庄严威仪的朱德总司令时，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朱德总司令瞪了他一眼，厉声道，今天别人背5个人过河，你要背10个人过河，少一个或有一个出现意外，就叫你们团长提着你的脑袋来见我。
解放战争时期，王天相参加淮海、平津等战役后，随大军南下，在30军90师268团担任排长。部队进驻大别山后，王天相带着两个警卫打扮成老百姓，到山下集市买粮。走到一粮铺前，见一位老汉捶打着两只空箩筐嚎啕大哭。王天相忙上前去问他为啥哭，老汉泣不成声道：这是么世道哦！我卖一担谷子换了两块银元，去购盐时，盐老板把两块银元一摸一瞧，说是假的。天啦！我受骗了，再去找买谷子的国民党论理，他们不认了，还用枪托儿搡我。王天相忿然道：害人的国民党该千刀万剐。便将老汉手里的两块假银元接过来，顺手放在胸前口袋里，将自己带来的两块真银元给了老汉。
王天相三人购买了一批粮食后，刚离开集市就被蒋军发现了。他让两个警卫迅速把粮食藏起来，分头撤离，自己留下来掩护。正当他撤退时，遭遇左右两路向他逼近的蒋军。危急之际，一颗手榴弹在左边的蒋军中开花，措手不及的蒋军被炸飞一片。原来，是我军接应的战士及时赶到。右边的蒋军见状，开始仓皇逃窜。而就在此时，右边一个军官模样的家伙逃命之时，转身朝王天相的胸部连开了两枪。 王天相站在那儿没有倒下，一摸胸口不疼，却摸着了两颗子弹头。那是因为两块重叠的假银元挡住了子弹，一块打崩裂了，另一块打凹陷了。粮食调运到部队后，王天相的战友拿过两块坏损的银元打趣地对大家说：王排长今天差点见了阎王，要不是这两块假银元救了他的命，我们现在该向他献花圈了。
后来，王天相调到沔阳军分区担任后勤科长，继续负责部队的粮食储备供给和调运工作。有一次，他在运粮途中遭遇蒋军，左胯部中弹，虽被军医取了弹头，但仍有一小块弹片由于钻入较深，无法取出。王天相当时年轻，感觉无碍。但年龄大了以后，每遇阴雨天胯部就酸胀疼痛。
1949年初夏，解放大军从洪湖乌林渡江进入赤壁，在赵李桥的羊楼司击溃了国民党残余势力，解放了蒲圻。从此，王天相结束了军旅生涯，转业到了蒲圻。
关于王天相把军人供销合作社“卖”垮之事，王敏证实是真的：
爷爷把合作社“卖”空了之后，省里通知他去开会。有人怕他因“搞垮”了合作社而坐牢，叫他把行李一并带上。同去开会的人也怕受牵连，害怕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爷爷却丝毫不惧，吃饭时不但把自己桌上的饭菜吃了，还把别人桌上的也吃了，然后到客房里呼呼大睡，像没事一样。
下午开会，坐在主席台上主持会议的领导问：“蒲圻的王天相来了吗？”
“来了。”爷爷很镇静。
“听说你把合作社“卖”垮了，是不是？”
“不错！”爷爷亮开嗓门：“我一没贪污，二没浪费。共产党闹革命，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嘛！”
主席台上的一排领导哄然大笑，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
王敏说，她爷爷在新中国成立后，曾被毛主席接见，还去过三次北京。
1956年6月，应该是毛主席畅游长江，写下《水调歌头·游泳》的时候。一天，县里通知王天相，说有中央领导接见。出于保密，通知的人沒有告诉是哪位中央领导，但王天相猜想可能是毛主席。他知道主席不会忘记当年的警卫和工作人员，包括他这个马夫。于是，他上穿白绸衣，下穿黑绸裤，脚着大头牛皮凉鞋，想让主席看看新中国成立后，人们的生活水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王天相到武汉后，被人领着走向黄鹤楼附近的一栋楼房。守门的警卫不让进，要他出示证件，他说是上面通知他来的，有中央领导要接见他。警卫进去了一会儿，出来把他带了进去。见到日思夜想的毛主席，王天相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毛主席朝他上下打量了一番，用幽默的湖南口音说：“穿山甲，你大变样了，这大头凉鞋擦得这么亮，简直把你这个穿山甲的影子都照出来啦！”
王天相没有读过书，不懂毛主席说这话的意思。他去问别人，谁都不敢臆断毛主席的话，也就不知怎么回答他。他心里认为，毛主席是在批评他“翻身忘本”。回到家里，他脱下了装束，换上了昔日的旧军装，连牛皮凉鞋也换成草鞋。王天相的举动，让养子王修齐很不高兴。那套装束，是家里人为他去见中央领导，特意准备的;那双大头牛皮凉鞋，是他亲自为爸爸擦亮的。
1959年春节期间，王天相与时任蒲圻县车埠区枫桥公社党委副书记但昭清等接到通知，前往北京参观。这次，他穿得很朴素，脚上还打着长征时花格状绑带，希望这种“革命本色”能够得到主席夸奖。由于手头比较拮据，他还想找毛主席要点钱。可是，毛主席这次不在北京，而是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央会议。
1963年，65岁的王天相退休了。随后几年，相继遇上“破四旧”和“文化大革命”，造反派甚至想抓王天相去批斗。后来听说他是毛主席身边的卫士后，就没向他下手。
1979年冬，我放学经过原县委大礼堂，听到礼堂里传出哀乐，看到黑底白字的横幅写着“深切哀悼王天相同志”，才知道这位令人尊敬的老红军，不幸病故。
王天相故去了，名字刻在赤壁市烈士陵园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上。但他在革命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扶贫济困、乐于助人的故事，却至今在赤壁流传不衰。
在现在的赤壁，过去的蒲圻，王天相可谓是传奇般的人物。
上小学时，爷爷在新店公社供销合作社当炊事员。由于离我就读的龙会桥学校不到一公里的路程，便经常去爷爷那里蹭饭吃，有时还在那里睡觉。听在合作社工作的叔叔阿姨们说：王天相是毛主席的马夫，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一名老红军。解放初期，组织上安排他创办蒲圻县第一个军人供销合作社并担任社长。他看到许多农民来买东西时，畏畏缩缩，瞄了一眼就摇了摇头，叹息了一声就走，十分奇怪：“你们干啥子嘛？想买东西就买嘛，摇哪样（什么）头？”农民们两手一摊：“没钱怎么买东西？”“毛大哥讲过了的，革命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现在革命胜利了，共产主义了，你们要哪样，我拿给你们不就行了。”这些话是不是王天相的原话，我不得而知。但农民都比较实在，既然买东西不要钱，那就拿吧。一来二去，合作社就被王天相“卖”空了，“卖”垮了。
坊间传闻，说王天相有一支毛主席亲手赠送的手枪，上刻草书“毛泽东”三个字。“文革”期间，造反派想把王天相抓去批斗，还在一个下雪的冬夜包围了他的住宅。但他毫无惧色，将手枪放在桌上，刻字的那面朝上，一言不发，吓得造反派连忙撤退。还据说，王天相的老婆是富农的遗孀，孩子都是带过来的。老婆要是与他观点不一致，或者说了让他感觉是反动的话，他便打电话到公安局，叫人把他老婆抓起来;到没有人做饭了，自己和孩子肚子饿了的时候，就又打电话到公安局，叫人把他老婆放回来做饭。公安局的警察都知道他的秉性，也就没有为难他老婆，仅只是在他面前走走过场而已。当然，这些仅仅是民间流传的故事，没有人去证实，也没有必要去证实。但恰恰说明了王天相坦坦荡荡，疾恶如仇，念念不忘毛主席的教诲。
当时，二中的初二年级，好像有5个班。与表妹关系甚好、同为3班的同学吴凤秀，住在北街。那时，吴凤秀每次都是从北街走到东街，然后约表妹一起上学。据她俩说，王敏经常给他们讲她爷爷的故事。
王天相是四川巴中人，早年叫王天祥，兄弟8人，他是老五。他的三哥王天德，是中共地下党员。当时，红军在驻地鼎山开设门诊救治伤病员，宣传革命精神。1933年7月，在三哥的指引下，王天相和四哥王天鹏参加了红军。
王天相身材不高，只有1.6米左右。他虽没有文化，但脑袋灵活好使，行动敏捷。最初，他在红一方面军从事“特务”工作。有一次他带8个侦察员身穿便衣执行任务，走到村口发现6个“民团”各拿枪押着一个五花大绑的“老百姓”往村外赶。他组织大家埋伏在路两边的树丛里，待目标移近，出其不意地制服了“民团”，救出了“老百姓”。后来，他才知道被解救的“老百姓”是中共地下党员。不久，王天相由他们引荐调入中央警卫团做警卫，从此有机会与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領导经常见面。
长征期间，王天相与众勇士一道冒着枪林弹雨，抢渡大渡河，被授予纪念章。爬雪山、过草地时，他几乎一直都跟随毛主席，给毛主席放马、喂马。一次，部队休整，他牵着毛主席的“坐骑”在一块草坪放牧，蓦然发现有一颗地雷。为保证人马的安全，他挥鞭驱马跳开，自己则迅速扑倒在地，躲过了一劫。
长征途中，毛主席经常用极其幽默的湖南口音与身边的警卫员交谈，并根据各人的特征取诨号，让大家感到十分亲切、轻松自然，豪无拘谨之感。王天相面相上看有点“憨”，但行动敏捷，特别机灵，毛主席诙谐地对他说：给你取个“穿山甲”的雅号，同意啵？
“毛大哥赐号，是我的福分。”王天相经常称主席为“大哥”，直到上个世纪50年代，他作为老红军到杨家岭李家港小学讲革命史，还这么称呼毛主席。当时，就被人低声责怪：“毛主席是伟人，你是什么人？记住，以后不管在什么场合都不能叫毛大哥，要叫毛主席。”
1947年3月，蒋介石把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其重点进攻方向之一就是陕甘宁边区，而首当其冲的就是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所在地延安。我军为保存力量，根据战略需要，灵活转移。一天傍晚，大部队与蒋军交火时，被“十八道凉水河”拦住了去路。中央后勤机关决定：凡是会水的战士，均带5个人泅渡过河。
由于天气寒冷，王天相带2个人过河后，身子冷得直哆嗦，返回上岸尚未蹲下身子，左膀右臂和背部就趴了两男一女。他感觉不好使劲，心里有点烦，便用四川话骂道，背你娘的脚，让我喘一口气。随着右臂使劲往后一捣，一人被捣翻在地。就在这时，王天相只觉一股冷风朝头上袭去，他机灵地躲开，一根手杖打在了右臂上。王天相有点恼怒，边转身边掏“家伙”。心想：今天就是我的团长，我都要和他干一架。当他睁大眼睛，看到揍他的是庄严威仪的朱德总司令时，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朱德总司令瞪了他一眼，厉声道，今天别人背5个人过河，你要背10个人过河，少一个或有一个出现意外，就叫你们团长提着你的脑袋来见我。
解放战争时期，王天相参加淮海、平津等战役后，随大军南下，在30军90师268团担任排长。部队进驻大别山后，王天相带着两个警卫打扮成老百姓，到山下集市买粮。走到一粮铺前，见一位老汉捶打着两只空箩筐嚎啕大哭。王天相忙上前去问他为啥哭，老汉泣不成声道：这是么世道哦！我卖一担谷子换了两块银元，去购盐时，盐老板把两块银元一摸一瞧，说是假的。天啦！我受骗了，再去找买谷子的国民党论理，他们不认了，还用枪托儿搡我。王天相忿然道：害人的国民党该千刀万剐。便将老汉手里的两块假银元接过来，顺手放在胸前口袋里，将自己带来的两块真银元给了老汉。
王天相三人购买了一批粮食后，刚离开集市就被蒋军发现了。他让两个警卫迅速把粮食藏起来，分头撤离，自己留下来掩护。正当他撤退时，遭遇左右两路向他逼近的蒋军。危急之际，一颗手榴弹在左边的蒋军中开花，措手不及的蒋军被炸飞一片。原来，是我军接应的战士及时赶到。右边的蒋军见状，开始仓皇逃窜。而就在此时，右边一个军官模样的家伙逃命之时，转身朝王天相的胸部连开了两枪。 王天相站在那儿没有倒下，一摸胸口不疼，却摸着了两颗子弹头。那是因为两块重叠的假银元挡住了子弹，一块打崩裂了，另一块打凹陷了。粮食调运到部队后，王天相的战友拿过两块坏损的银元打趣地对大家说：王排长今天差点见了阎王，要不是这两块假银元救了他的命，我们现在该向他献花圈了。
后来，王天相调到沔阳军分区担任后勤科长，继续负责部队的粮食储备供给和调运工作。有一次，他在运粮途中遭遇蒋军，左胯部中弹，虽被军医取了弹头，但仍有一小块弹片由于钻入较深，无法取出。王天相当时年轻，感觉无碍。但年龄大了以后，每遇阴雨天胯部就酸胀疼痛。
1949年初夏，解放大军从洪湖乌林渡江进入赤壁，在赵李桥的羊楼司击溃了国民党残余势力，解放了蒲圻。从此，王天相结束了军旅生涯，转业到了蒲圻。
关于王天相把军人供销合作社“卖”垮之事，王敏证实是真的：
爷爷把合作社“卖”空了之后，省里通知他去开会。有人怕他因“搞垮”了合作社而坐牢，叫他把行李一并带上。同去开会的人也怕受牵连，害怕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爷爷却丝毫不惧，吃饭时不但把自己桌上的饭菜吃了，还把别人桌上的也吃了，然后到客房里呼呼大睡，像没事一样。
下午开会，坐在主席台上主持会议的领导问：“蒲圻的王天相来了吗？”
“来了。”爷爷很镇静。
“听说你把合作社“卖”垮了，是不是？”
“不错！”爷爷亮开嗓门：“我一没贪污，二没浪费。共产党闹革命，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嘛！”
主席台上的一排领导哄然大笑，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
王敏说，她爷爷在新中国成立后，曾被毛主席接见，还去过三次北京。
1956年6月，应该是毛主席畅游长江，写下《水调歌头·游泳》的时候。一天，县里通知王天相，说有中央领导接见。出于保密，通知的人沒有告诉是哪位中央领导，但王天相猜想可能是毛主席。他知道主席不会忘记当年的警卫和工作人员，包括他这个马夫。于是，他上穿白绸衣，下穿黑绸裤，脚着大头牛皮凉鞋，想让主席看看新中国成立后，人们的生活水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王天相到武汉后，被人领着走向黄鹤楼附近的一栋楼房。守门的警卫不让进，要他出示证件，他说是上面通知他来的，有中央领导要接见他。警卫进去了一会儿，出来把他带了进去。见到日思夜想的毛主席，王天相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毛主席朝他上下打量了一番，用幽默的湖南口音说：“穿山甲，你大变样了，这大头凉鞋擦得这么亮，简直把你这个穿山甲的影子都照出来啦！”
王天相没有读过书，不懂毛主席说这话的意思。他去问别人，谁都不敢臆断毛主席的话，也就不知怎么回答他。他心里认为，毛主席是在批评他“翻身忘本”。回到家里，他脱下了装束，换上了昔日的旧军装，连牛皮凉鞋也换成草鞋。王天相的举动，让养子王修齐很不高兴。那套装束，是家里人为他去见中央领导，特意准备的;那双大头牛皮凉鞋，是他亲自为爸爸擦亮的。
1959年春节期间，王天相与时任蒲圻县车埠区枫桥公社党委副书记但昭清等接到通知，前往北京参观。这次，他穿得很朴素，脚上还打着长征时花格状绑带，希望这种“革命本色”能够得到主席夸奖。由于手头比较拮据，他还想找毛主席要点钱。可是，毛主席这次不在北京，而是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央会议。
1963年，65岁的王天相退休了。随后几年，相继遇上“破四旧”和“文化大革命”，造反派甚至想抓王天相去批斗。后来听说他是毛主席身边的卫士后，就没向他下手。
1979年冬，我放学经过原县委大礼堂，听到礼堂里传出哀乐，看到黑底白字的横幅写着“深切哀悼王天相同志”，才知道这位令人尊敬的老红军，不幸病故。
王天相故去了，名字刻在赤壁市烈士陵园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上。但他在革命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扶贫济困、乐于助人的故事，却至今在赤壁流传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