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世纪初的中国，有过这样一个人。
　　他用渗血带泪的歌哭和呐喊，应和着时代浪潮的滚滚涛声。
　　他的热血使他的诗得到最大限度的升值，他的壮烈的死使他成为一代激进诗人的翘楚。
　　这里说的是周实。
　　周实，字实丹，号无尽，别号吴劲，江苏淮安人，生于一八八五年，死于一九一一年。
　　他留下了一部《无尽庵遗集》。
　　
　　翻开《无尽庵遗集》，一股刚猛之气，英武之气、燥热之气迎面扑来。
　　他是诗人，却志不在诗：“实逢时多乱，大道未窥，蜉蝣岁月，皆作虫吟，然而朝揽镜，夜枕戈，身弱志壮，窃不愿以诗人二字了此一生也。”(《诗话·卷二》)那个时代激进的知识分子，谁愿“以诗人二字了此一生”呢？周实的诗作中，大有“天下事舍我其谁”的气概。“耻以文章示流俗，欲于世界造光明。”(《中秋偕同人览园小集赋此志慨》)“史册千年皆复辙，男儿中夜着先鞭。”(《和啸汉抹陵杂感韵》)“安能万里长风日，不负千年大厦材”(《赠遐迫》)创造历史的英雄意识融合着敢为天下先的冒险精神，周实的确是以叱咤乾坤的领袖人物自期的。
　　他生而逢辰。清朝人赵翼说：“国家不幸诗人幸。”我想：更是“国家不幸英雄幸”。固然，中国也有“宁为太平犬，勿为乱世人”的古话，但那是对不指望做“英雄”的芸芸众生而言。比起太平盛世来，乱世为希冀成为“英雄”的人们提供着更多的机会。何况，周实的青春时代，恰逢旷古未有的新旧嬗替的“乱世”。伟大的变革的时代使他的生命焕发光辉，他向往着横刀立马的雄风。“会当挽强压骏逐单于，沙场不负好身手。他年金刀铁弹化作雪花飞，一洗乾坤净无垢。”(《雪中偕内子饮酒歌》)占着时代的风光，“身弱志壮”的他，才能摆出这般豪勇的架势。当血沸衷肠，豪情鼓荡，他一定领略到了太平时代人们难以想象的幸福。人生幸福的形式多种多样，并非哪一代青年都有机会品尝参与英雄事业的幸福。或许这幸福足以补偿他人生的短暂。“饱尝冰雪肠犹热，惯走风尘骨愈遒。”他确曾为自己有可能充当历史壮剧中的角色感到自豪和荣光。
　　但周实也曾以深切的悲怆叹息“生不逢辰”。一九一一年的一个美好的暮春之夜，他竟写道：“晓风残月凄凉极，……我生遑惜不逢辰。”(《和柳亚子伤春韵即以奉赠》)周实与他的同代人首当其冲地承受着时代的痛苦、民族的痛苦，周实已经意识到了自己命运中所包含的悲剧性。曾几何时，在经历磨难和挫折之后，他开始明白自己有的只是文才、诗才，却并无“千年大厦材”：
　　
　　欲斩鲸鲵破浪来，黄龙久负凯旋杯。舌焦毕竟谁相听，心死真堪赋大哀。浪窃文名何所用，荡平世乱已无才。独怜九辩悲秋者，志事无端总化灰。
　　(《叠<书感>韵》)
　　
　　诗人，毕竟是诗人。尽管那一批激进诗人率先迎接了新时代的曙光，尽管他们沸腾着一腔英雄血，在实际的政治斗争中，却往往眼高识暗，志大才疏。在较为凝重的人生体验中，自视甚高的周实也终于有了自我反省：“种种狂言成画虎”，“金戈铁马情空壮”，“淑身救世仍无策”(《书感》)，可谓深郁至痛。
　　对周实这一代人的精神结构与行为方式，我们可以从他的诗中得到一些认识。
　　
　　寒宵与月共婵娟，醉抚瑶琴独怅然。不为寻仇方慕侠，却因多乱学游仙。尘埃野马悲人世，猿鹤沙虫吊史编。我自生前缘业重，悲欢万种日相缠。
　　(《寒夜枯坐》)
　　
　　“慕侠”是实，面“游仙”不过是激愤之语。他在另一首《痛哭》诗中所说“匣中夜夜青锋啸，愿作人豪不羡仙”才是肺腑之言。那时的知识分子学儒、学侠、学佛、学墨，却对道家思想有明显的疏离。周实在一首《无尽庵独坐》中写道：“立身儒与侠，知己剑兼箫。”他从“儒”那里获得了社会使命感，从“侠”那里汲取着尚武精神。周实也爱佛，他的《杂兴》、《游出永济寺》等诗作，都表明他曾认真地揣摩过佛理。佛家的解脱被他演化为人生的执着，佛家的生死彻悟被他升华为献身的热情。“心头垒垒公私战，战胜私心即佛心。”(《杂兴·之一》)“不如蜕却皮来去，极苦翻成极乐看。”(《病中》)那一代知识分子没有能建立起新的精神结构，但他们已经对传统所指示的精神道路有所选择和调整，从而突破了“儒道互济”的心理模式，尽管有时候，他们仍会在悒郁悲戚的恶劣心绪中表述一些渺茫的出世的向往。然而，那超脱的、隐逸的神仙境界毕竟一去而不可复得了。实际上，那时的激进知识分子们，已经封锁了自己的精神退路。以认真的、执着的人生态度去体认壮志难酬的悲慨，周实也领受了至深的心理煎熬。
　　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时，周实无疑感到自己平生抱负得以舒展的机会到来了，他立即翻涌起献身的激情。他在《消息》一诗中写道：“英雄已分沙场死。”作为一个崇尚热血和黑铁的革命志士，他早就千百次设想过自己的死——一种热烈而辉煌的死。就在此前一年，他曾写道：“山川广漠埋名易，风雨纵横就死难。”(《病中·之一》)他和他的同志们无比热烈地、不无偏狭地礼赞牺牲精神，崇尚冒险进取，乐死不避。这其中不无病态的殉难者心理：恨不得即刻就死，以成就一不畏死之英雄。为响应武昌起义，周实在淮安组织学生队起事，出任队长。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十七日，被反动势力阴谋杀害。
　　他身受七弹，死得惨烈。他的死，使全国革命党人为之震动、为之悲恸。
　　他所期望的，正是这样的死。
　　
　　周实的生涯中，还值得一提的是“酒”。
　　他自号“山阳酒徒”，与周人菊为友，“一樽相对，各倾肺腑，酒酣，实丹诗兴大发，不择笔，不择纸，随意涂抹，人菊见则录存，明天出示实丹，实丹醉后之作，或忆或不忆了。”(郑逸梅编《南北丛谈》202—203页)这种饮酒作诗的狂态，极容易使我们想起中国古代文人的行为方式和情感方式。
　　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分析阮籍的饮酒，说：“不独由于他的思想，大半倒在环境。其时司马氏已想篡位，而阮籍名声很大，所以他讲话就极难，只好多饮酒，少讲话，而且即使讲话讲错了，也可以借醉得到人的原谅。”饮酒确曾是中国文人应付环境的手段之一，然而，饮酒又不只具有这样的避祸的意义，它常常成为诱发艺术灵感的触媒。在酩酊状态下，中国古代诗人被礼教束缚着的心灵有时能得到比较自在的驰骋，从而显示出中国文学的一种弥足珍贵的气度——狂放。
　　辛亥革命时期的诗歌是诗与酒结缘的一次回光返照。那时的著名诗人，无不是著名的酒徒。南社的活动自始至终没有离开过饮酒。南社集会，称为“雅集”，筹交错，大醉方休，周实在南社诗人中早就享有酒名。
　　周实是希冀在豪饮中增强胆量和对人生的信心。借着酒劲，他会有超出常态的格外激昂的言行。酒也给他的诗增添了不羁的才情和倜傥的气度，赋予他的作品以与时代精神相吻合的阳刚气概。酩酊状态下亢奋的歌哭，增加了诗中情感挪腾跳跃的幅度，常常使一些本来停留在政治宣传层次的作品弥漫着热烈感人的精神气氛。
　　李白曾高唱：“人生得意须尽欢。”辛亥革命时期战斗着的激进诗人，其实有着更为强烈的及时享受人生的欲望。对于周实来说，舍身而为国、为群，是天经地义、无上光荣的事。他常常以无畏的、甚至迫不及待的口吻写到“死”，但愈是有随时可能牺牲的精神准备，及时享受人生的欲望就愈为强烈。饮酒，无论独酌、对酌、雅集，都给他增添着生命情趣。通宵达旦的尽兴豪饮，是他宣泄人生追求的方式。从周实的大量饮酒诗可以看出，他颇有意表现自己孤傲乖戾的癖性，然而，他引为自得的狂放不羁的享受方式却并不曾使世俗惊骇，应该说，周实用以表现自己叛逆情绪的种种方式仍然不超出中国传统文人行为规范的容忍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