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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经济”“绿色资本主义”和“社会生态转型”是近年来国际学术界广泛讨论的新议题。2015年4月1日—10日，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与德国罗莎·卢森堡基金会合作，分别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和同济大学等国内著名高校，举办了“绿色资本主义与社会生态转型”系列研讨会。与会专家围绕这些议题，以及它们对于中国生态马克思主义和生态文明建设研究的相关性，展开了热烈而深入的讨论。现将部分发言整理发表，以飨读者。
作为一种分析框架的绿色资本主义与社会生态转型
自2012年的里约纪念峰会以来，“绿色经济”概念已经成为国际可持续话语中的一个热门术语。鉴于欧美社会深陷其中的经济危机，以及越来越多人们认识到可持续政治很难得到有效的落实，政治家们将他们的目标与希望转向了所谓的绿色经济。结果是，包括联合国、欧盟委员会等在内的各种版本的“绿色新政”“绿色经济倡议”“绿色增长战略”和“绿色技术转型”报告纷纷出炉。这些报告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它们都声称，现行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模式正在陷入困境，而“绿色经济”和“绿色增长”不仅可以摆脱当前的经济（发展）危机，还将会导向一种双赢或多赢的绿色未来。但是，这些研究报告就像从未质疑过经济增长的必要性和合意性一样，也没有认真讨论过绿色经济目标或潜能的实现可能会遇到的结构性阻力与障碍。比如，除了根深蒂固的资本主义逐利性市场和技术发展机制，以及作为其基础的统治性权力关系和社会自然关系，我们还必须注意到，包括中国与巴西在内的新兴经济体正在成为世界稀缺资源强有力的国家竞争者，现行的国家规制框架基本上是在保护和促进不可持续的生产实践与消费实践，绿色经济在许多情况下被等同于绿色增长，开放市场与剧烈竞争的自由主义政治正在导致一些全球南方国家的去工业化，以及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而来的一种以西方为主导的“帝国式生活方式”（imperial mode of living）的全球化。由于目前关于“绿色经济”的讨论几乎没有触及这些结构性阻力或“硬事实”，可以预见，“绿色经济”作为一种综合性的经济社会变革战略，很难取得其所声称的宏大或“多赢”目标。也正因为如此，一些学者已指出，绿色经济战略很可能会沦落为像20世纪90年代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一样的命运。但在笔者看来，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因为事实是，欧美国家经济的一种“选择性”绿化正在发生。只不过，可以确信的是，这种高度部门性与区域选择性的绿化，将会很难有效解决环境恶化和贫穷难题，更不会着眼于形成新的富裕形式及其概念。而这其中最大的危险是，绿色经济战略将会以其他部门和地区为代价来推进或实现。
与“绿色经济”密切相关的一个概念是“绿色资本主义”。如果仅仅从“绿色增长”或“生态现代化”的现实可能性的意义上来讨论绿色资本主义，那么，这至少在像德国和奥地利这样的核心欧盟国家中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更为重要的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绿色经济战略的实施与推进可以有助于一种特定的“社会自然关系”（借助于国家）即绿色资本主义的出现。资本主义当然是一种社会性关系，但同时也是一种社会自然关系。就像所有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社会自然关系一样，“绿色资本主义”将是选择性的，允许某些人获得更多的收入和享受更高的生活水准，但同时却排斥其他人和地区，甚至破坏后者的物质生活基础。也就是说，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作为对绿色经济或“危机应对”战略的回应，一种“选择性的”“绿色资本主义”（集中于某些特定议题或政策领域的绿化）是可能的，或正在形成中的。这种绿色资本主义之所以可能，除了由于资本主义经济本身发展的时空不均衡性，还由于当前国际经济政治秩序方面的原因。尤其是“帝国式生活方式”的霸权，使得欧美国家在国际劳动分工、自然资源获取、环境污染空间使用等方面依然处于一种优势地位，因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或新兴经济体中的精英阶层都无意识地把这种“帝国式生活方式”本身视为自己的目标或追求。但我们必须看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方式和规制方式的这种有限绿化，几乎必然是排斥性的——不仅不可能阻止或消除环境破坏，而且会意味着剥夺与统治结构（关系）的再生产。
对于全球左翼来说，就像“绿色经济”和“绿色增长”只不过是资本主义调控其增长与积累危机的政策工具一样，“绿色资本主义”只是资本主义漫长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新阶段，尽管它也许是一个我们目前还很难预测其时间长度的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但作为一个分析性概念，“绿色资本主义”给我们的最主要的启示是，既要正确认识其反生态和社会不公正的本性——就像生态马克思主义者早已阐明的那样，又要在这样一种历史性进程中积极寻求综合性的“社会生态转型”的机遇或可能性。对于前者来说，自然生态的资本化占用和损害代价外部化，历来就是资本主义内在逻辑的一个方面。当前，在绿色旗帜下的诸多改良性政策与制度调整并不会改变这一本质，而且很可能会更加以发展中国家的生态代价与社会代价为前提。对于后者来说，一方面，全球新左翼或“绿色左翼”必须能够真正在全球层面上团结起来，欧洲左翼在应对经济与金融危机中所表现出的歧见——比如在针对希腊新政府反紧缩政策的立场上——令人遗憾，相应地，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国家崛起过程中的左翼共识与团结就显得尤为重要；另一方面，新一代左翼或“绿色左翼”要对未来变革的目标、动力和机制有一种更宽广的理解与主动构建，努力成为一种能够团结各种反对或超越“绿色资本主义”力量的“转型左翼”（不再过分集中于分配公正性议题）或“多彩左翼”（世界左翼力量的重组）。
[作者简介：乌尔里希·布兰德（Ulrich Brand），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政治系教授，主要从事国际政治经济学、政治生态学和国际环境与资源政治研究，著有《后新自由主义：作为反霸权战略的行动冲突》（2011）等。]
作为一种分析框架的绿色资本主义与社会生态转型
自2012年的里约纪念峰会以来，“绿色经济”概念已经成为国际可持续话语中的一个热门术语。鉴于欧美社会深陷其中的经济危机，以及越来越多人们认识到可持续政治很难得到有效的落实，政治家们将他们的目标与希望转向了所谓的绿色经济。结果是，包括联合国、欧盟委员会等在内的各种版本的“绿色新政”“绿色经济倡议”“绿色增长战略”和“绿色技术转型”报告纷纷出炉。这些报告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它们都声称，现行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模式正在陷入困境，而“绿色经济”和“绿色增长”不仅可以摆脱当前的经济（发展）危机，还将会导向一种双赢或多赢的绿色未来。但是，这些研究报告就像从未质疑过经济增长的必要性和合意性一样，也没有认真讨论过绿色经济目标或潜能的实现可能会遇到的结构性阻力与障碍。比如，除了根深蒂固的资本主义逐利性市场和技术发展机制，以及作为其基础的统治性权力关系和社会自然关系，我们还必须注意到，包括中国与巴西在内的新兴经济体正在成为世界稀缺资源强有力的国家竞争者，现行的国家规制框架基本上是在保护和促进不可持续的生产实践与消费实践，绿色经济在许多情况下被等同于绿色增长，开放市场与剧烈竞争的自由主义政治正在导致一些全球南方国家的去工业化，以及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而来的一种以西方为主导的“帝国式生活方式”（imperial mode of living）的全球化。由于目前关于“绿色经济”的讨论几乎没有触及这些结构性阻力或“硬事实”，可以预见，“绿色经济”作为一种综合性的经济社会变革战略，很难取得其所声称的宏大或“多赢”目标。也正因为如此，一些学者已指出，绿色经济战略很可能会沦落为像20世纪90年代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一样的命运。但在笔者看来，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因为事实是，欧美国家经济的一种“选择性”绿化正在发生。只不过，可以确信的是，这种高度部门性与区域选择性的绿化，将会很难有效解决环境恶化和贫穷难题，更不会着眼于形成新的富裕形式及其概念。而这其中最大的危险是，绿色经济战略将会以其他部门和地区为代价来推进或实现。
与“绿色经济”密切相关的一个概念是“绿色资本主义”。如果仅仅从“绿色增长”或“生态现代化”的现实可能性的意义上来讨论绿色资本主义，那么，这至少在像德国和奥地利这样的核心欧盟国家中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更为重要的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绿色经济战略的实施与推进可以有助于一种特定的“社会自然关系”（借助于国家）即绿色资本主义的出现。资本主义当然是一种社会性关系，但同时也是一种社会自然关系。就像所有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社会自然关系一样，“绿色资本主义”将是选择性的，允许某些人获得更多的收入和享受更高的生活水准，但同时却排斥其他人和地区，甚至破坏后者的物质生活基础。也就是说，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作为对绿色经济或“危机应对”战略的回应，一种“选择性的”“绿色资本主义”（集中于某些特定议题或政策领域的绿化）是可能的，或正在形成中的。这种绿色资本主义之所以可能，除了由于资本主义经济本身发展的时空不均衡性，还由于当前国际经济政治秩序方面的原因。尤其是“帝国式生活方式”的霸权，使得欧美国家在国际劳动分工、自然资源获取、环境污染空间使用等方面依然处于一种优势地位，因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或新兴经济体中的精英阶层都无意识地把这种“帝国式生活方式”本身视为自己的目标或追求。但我们必须看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方式和规制方式的这种有限绿化，几乎必然是排斥性的——不仅不可能阻止或消除环境破坏，而且会意味着剥夺与统治结构（关系）的再生产。
对于全球左翼来说，就像“绿色经济”和“绿色增长”只不过是资本主义调控其增长与积累危机的政策工具一样，“绿色资本主义”只是资本主义漫长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新阶段，尽管它也许是一个我们目前还很难预测其时间长度的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但作为一个分析性概念，“绿色资本主义”给我们的最主要的启示是，既要正确认识其反生态和社会不公正的本性——就像生态马克思主义者早已阐明的那样，又要在这样一种历史性进程中积极寻求综合性的“社会生态转型”的机遇或可能性。对于前者来说，自然生态的资本化占用和损害代价外部化，历来就是资本主义内在逻辑的一个方面。当前，在绿色旗帜下的诸多改良性政策与制度调整并不会改变这一本质，而且很可能会更加以发展中国家的生态代价与社会代价为前提。对于后者来说，一方面，全球新左翼或“绿色左翼”必须能够真正在全球层面上团结起来，欧洲左翼在应对经济与金融危机中所表现出的歧见——比如在针对希腊新政府反紧缩政策的立场上——令人遗憾，相应地，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国家崛起过程中的左翼共识与团结就显得尤为重要；另一方面，新一代左翼或“绿色左翼”要对未来变革的目标、动力和机制有一种更宽广的理解与主动构建，努力成为一种能够团结各种反对或超越“绿色资本主义”力量的“转型左翼”（不再过分集中于分配公正性议题）或“多彩左翼”（世界左翼力量的重组）。
[作者简介：乌尔里希·布兰德（Ulrich Brand），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政治系教授，主要从事国际政治经济学、政治生态学和国际环境与资源政治研究，著有《后新自由主义：作为反霸权战略的行动冲突》（2011）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