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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许多已经商业化的国有企业，国家应该把持有的股份降低到50%以下，不必担心失去对企业的控制
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已经在很多方面有所突破，但如果下面两个方面的问题得不到很好解决，改革效果将大受影响。
其一，国有企业要真正落实“政企分开”。
政企分开有两个含义，一是指人事制度完全分开，不能把企业雇员当成公务员看待, 也不能再套用公务员的薪水标准，否则不利于企业效率，影响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比如说，一个国有银行的员工，如果其工资按公务员等级发放，就會比外资银行的同行差若干倍；一旦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国有银行的优秀人才将大量流失，那么谈何与外资银行竞争? 此外，在企业做事的人，不要再想什么行政级别；做官的人，也不要想同时去企业赚钱。只有在政企分开后，企业的人事权才可以完全集中在企业，企业才有可能按照市场规律完全支配人事和工资水平。
政企分开的第二个含义是，对许多已经商业化的国有企业，国家应该把持有的股份降低到50%以下，不必担心失去对企业的控制。政府有很多其它手段控制企业，有法律上的手段，如《反垄断法》，还有监管的办法，不需要用控股的手段；政府不需要拥有超过50%的股份，甚至不需要持有股份。比如，外资在中国经营一个发电厂，总要遵守中国的法律，电价也要接受中国的监管；电厂是否有政府资本，其实无关紧要。
我常开玩笑说，在美国，企业赚一块钱要缴五毛钱税，政府等于是企业的一半合伙人。美国政府“负盈不负亏”，企业亏了它不赔，盈了却分企业一半。可是在中国，企业虽然是政府全资拥有，但政府实际上“负亏不负盈”，赚了钱政府看不见，亏了却全是政府的；企业名义上全是政府拥有，还不如不是政府的。关键在于，政府最后能够控制和支配多少资源。
这次中海油收购优尼科失败，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母公司大部分股份是政府持有。当然，少数关系到国家安全的企业，可以保持100%的国家持股。
还需要明确，持股与监管是两回事。就算是国家全资拥有的企业，监管不好，还是会出问题。
其二，走出国有企业“无主”困境。
国有企业的负责人一般只任职数年。企业不是自己的，任期又短，必然会有短期行为。这在外国也不例外。在极少数情况下，没有“主”的企业也能办好，但这些企业都有非常特殊的企业文化，能把不是自己的东西当成自己的。
一般来说，企业要是有“主”的话，应当有亲自经营的大股东，因为大股东不会有短期行为。企业投资会因此更小心，经营行为才能走上正轨，因为亏了大部分都是自己的钱。现在国有企业的经营者没有股份，亏了不是自己的钱，赚了有钱分，“负盈不负亏”，一定会出问题。美国福特公司这种企业，不会有很短期的行为；香港成功的企业，大部分都是家族控股的企业。无“主”的企业，经营者有很大的道德风险。你请我来做六年，我就会拼命把股价做好，投资风险大的项目，赌一赌，赚一笔就走，反正亏了不是我的。
当然，对有大股东的公司，也需要进行规范，要它有很大的透明度要求，不能让它欺负小股东。
至于如何实现这种国有企业所有者的转移，从“无主” 变成“有主”，从长远看，还是要通过股票市场。同时，要想真正降低道德风险，就要降低贷款与资本金的比例，增加资本金，也要通过股票市场。为此，需要积极解决现在股票市场的许多问题。
中国许多好的股票，如“中石油”、“中国电信”，都没有在国内A股上市。这种好股票，为什么中国人不能买，只能卖给外国人？根本说不出道理来。对企业来说，A股的市盈率(P/E)比香港高，在A股上市比在香港上市可以募集更多资金。十多年前需要外汇，在国外上市还有点道理，现在是外汇过多，为什么还要到国外上市，增加自己的负担？
当然，能在国外上市，有助于提高企业的治理水平。但这些企业可以在国内和国外同时上市，同时符合内地、香港和美国的监管要求，这样企业的股票就会有更多的投资者购买，可能卖得更高的市盈率。所以一定要突破，让最好的股票在中国国内上市。最好的股票不在中国国内上市，怎能建立健康的股票市场？
此外，应鼓励上市公司多发现金股息，有能力付现金股息的企业，经营情况一定还不错。怎样鼓励现金股息呢？可以把现金股息从税后改为税前。现在是双重负税，企业付了所得税后，股东再付一次股息税。现金股息改为税前，就是与利息同样对待了。企业付的现金股息，不必付企业所得税。现在积极改的话，对股票市场会有很正面的作用。
作者为香港中文大学校长
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已经在很多方面有所突破，但如果下面两个方面的问题得不到很好解决，改革效果将大受影响。
其一，国有企业要真正落实“政企分开”。
政企分开有两个含义，一是指人事制度完全分开，不能把企业雇员当成公务员看待, 也不能再套用公务员的薪水标准，否则不利于企业效率，影响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比如说，一个国有银行的员工，如果其工资按公务员等级发放，就會比外资银行的同行差若干倍；一旦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国有银行的优秀人才将大量流失，那么谈何与外资银行竞争? 此外，在企业做事的人，不要再想什么行政级别；做官的人，也不要想同时去企业赚钱。只有在政企分开后，企业的人事权才可以完全集中在企业，企业才有可能按照市场规律完全支配人事和工资水平。
政企分开的第二个含义是，对许多已经商业化的国有企业，国家应该把持有的股份降低到50%以下，不必担心失去对企业的控制。政府有很多其它手段控制企业，有法律上的手段，如《反垄断法》，还有监管的办法，不需要用控股的手段；政府不需要拥有超过50%的股份，甚至不需要持有股份。比如，外资在中国经营一个发电厂，总要遵守中国的法律，电价也要接受中国的监管；电厂是否有政府资本，其实无关紧要。
我常开玩笑说，在美国，企业赚一块钱要缴五毛钱税，政府等于是企业的一半合伙人。美国政府“负盈不负亏”，企业亏了它不赔，盈了却分企业一半。可是在中国，企业虽然是政府全资拥有，但政府实际上“负亏不负盈”，赚了钱政府看不见，亏了却全是政府的；企业名义上全是政府拥有，还不如不是政府的。关键在于，政府最后能够控制和支配多少资源。
这次中海油收购优尼科失败，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母公司大部分股份是政府持有。当然，少数关系到国家安全的企业，可以保持100%的国家持股。
还需要明确，持股与监管是两回事。就算是国家全资拥有的企业，监管不好，还是会出问题。
其二，走出国有企业“无主”困境。
国有企业的负责人一般只任职数年。企业不是自己的，任期又短，必然会有短期行为。这在外国也不例外。在极少数情况下，没有“主”的企业也能办好，但这些企业都有非常特殊的企业文化，能把不是自己的东西当成自己的。
一般来说，企业要是有“主”的话，应当有亲自经营的大股东，因为大股东不会有短期行为。企业投资会因此更小心，经营行为才能走上正轨，因为亏了大部分都是自己的钱。现在国有企业的经营者没有股份，亏了不是自己的钱，赚了有钱分，“负盈不负亏”，一定会出问题。美国福特公司这种企业，不会有很短期的行为；香港成功的企业，大部分都是家族控股的企业。无“主”的企业，经营者有很大的道德风险。你请我来做六年，我就会拼命把股价做好，投资风险大的项目，赌一赌，赚一笔就走，反正亏了不是我的。
当然，对有大股东的公司，也需要进行规范，要它有很大的透明度要求，不能让它欺负小股东。
至于如何实现这种国有企业所有者的转移，从“无主” 变成“有主”，从长远看，还是要通过股票市场。同时，要想真正降低道德风险，就要降低贷款与资本金的比例，增加资本金，也要通过股票市场。为此，需要积极解决现在股票市场的许多问题。
中国许多好的股票，如“中石油”、“中国电信”，都没有在国内A股上市。这种好股票，为什么中国人不能买，只能卖给外国人？根本说不出道理来。对企业来说，A股的市盈率(P/E)比香港高，在A股上市比在香港上市可以募集更多资金。十多年前需要外汇，在国外上市还有点道理，现在是外汇过多，为什么还要到国外上市，增加自己的负担？
当然，能在国外上市，有助于提高企业的治理水平。但这些企业可以在国内和国外同时上市，同时符合内地、香港和美国的监管要求，这样企业的股票就会有更多的投资者购买，可能卖得更高的市盈率。所以一定要突破，让最好的股票在中国国内上市。最好的股票不在中国国内上市，怎能建立健康的股票市场？
此外，应鼓励上市公司多发现金股息，有能力付现金股息的企业，经营情况一定还不错。怎样鼓励现金股息呢？可以把现金股息从税后改为税前。现在是双重负税，企业付了所得税后，股东再付一次股息税。现金股息改为税前，就是与利息同样对待了。企业付的现金股息，不必付企业所得税。现在积极改的话，对股票市场会有很正面的作用。
作者为香港中文大学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