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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中非经济关系只限于政府层面。但在新时期，随着双方经贸关系的飞速发展，政府、国企、私企、个人以及侨胞等多层面的“中国角色”以不同方式发挥着作用，使得中非经济关系变得复杂化和多元化。随之也必然出现一些新问题。
半个世纪以来，中非关系可简要归结为“政治上的互助”和“经济上的共赢”。在新中国成立伊始，非洲是作为政治盟友进入中国外交视野的，中非经济合作服务于中国外交和政治，两者的经济关系也限于中国对非援助，中国“勒紧裤腰带”为阶级弟兄援建的坦赞铁路，为中非友好树起了永久的丰碑。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转移，非洲也突出了“外交为经济服务”的思想，传统意义上的理想主义、国际主义和意识形态色彩明显淡化，中非经济关系也不再只是政治关系的陪衬，双方的合作趋于务实、稳定和平等互利。
新时期中非经济关系内涵丰富
在过去，中非是国际舞台上的“难兄难弟”，在反帝、反霸、反殖问题上互予援手。如今，“难兄难弟”逐步朝着“全天候的朋友”的方向发展，而双方富有活力的经贸关系为“全天候的朋友”关系的构建发挥了最为重要的作用。虽然也有人士认为，对比西方和非洲的经贸关系，中非经贸关系并无二致，大家都是通过市场方式各取所需。但要对此深入剖析，此说法可能过于简单，因为它解释不了为何近年来非洲越来越倾向中国的投资?为何中国在非洲市场能“后发而先至”?
首先，中国与非洲国家的经济关系是多方面的。中非在农业、医疗、教育、人力资源开发、投资、贸易领域的合作早已开始，双方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的合作则凸显成熟，因此仅认为资源与矿产是中非合作的全部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拿石油为例，非洲出口到中国的不到非洲总产量的10％，剩余部分基本上卖给了欧美。
市场化的运作程序的确成为中非经济关系的发展态势，但与西方最大不同之处在于，中国始终秉承“互不干涉内政”原则，坚持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合作方式。中非都曾有过不堪回忆的“被殖民史”，共有的历史烙印让中国不但自己对主权问题高度重视，同样也能很好地站在非洲角度来思考问题，正如阿尔及利亚总统布特弗利卡所说：“主权是穷国护卫自己尊严和利益的最后一面盾牌。”但由于长期的积贫积弱，非洲国家的经济发展严重依赖于外部的投资和援助，对“援助大户”西方提出的苛刻条件也只能无奈接受。西方在20世纪末提出“经济结构调整”计划，把援助和调整挂钩，谁不接受IMF和世界银行开出的“药方”，谁就得不到援助和投资。然而过急、过快的市场开放和民主化，把非洲固定在了经济全球化下的最底层，部分民主化过急的非洲国家普遍涌现出“弱政府”，政府的效率和执行力成为非洲经济发展的薄弱一环。中国根据自身发展经验深刻感受到自力更生和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是何等重要。因此在非洲问题上，中国认为非洲经济发展列车上“司机应该是非洲人”，国际社会须尽帮扶义务，但不能越俎代庖，非洲所需要的不是“华盛顿共识”，也不是所谓的“北京共识”，而是“非洲共识”。
非洲对中国的友好，也缘于在援助上中国“言必行，行必果”。援助对于非洲经济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的对非援助总能不打折扣地兑现，这在国际社会上是难能可贵的。在2006年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中国确定未来三年对非八项举措，当时西方曾怀疑过中国的兑现能力。但时至今日，即便是在全球经济危机的阴霾下，八项举措仍如期完成，其中包括对非援助规模增加一倍，并超额为非洲建立了14个农业技术中心(原计划10个)。相对比，2005年苏格兰鹰谷峰会上，G8集团承诺在2010年前每年向非洲提供至少250亿美元援助，但过去几年，兑现的资金比承诺减少了一半，以至于在近年来的历届G8会议上，非洲国家领导人总是要西方不要奢谈新的援助方案，非洲对“口惠而实不至”的方案不感兴趣。
中非经济上的互补，则像一只“无形的手”把双方拉近。这种互补性可分为产品、产业结构上的互补和发展理念上的互补。首先，中国需要非洲的资源来保障自身经济发展，而中国的加入也让非洲在市场中有了更多的选择余地，不再面对“只能把资源卖给西方跨国公司”的“单项选择”，非洲真正成为自己资源的主人。此外，物美价廉的中国日用工业品是让非洲百姓能够买得起的商品，客观上提高了当地民众的生活水平，而在金融危机下，中国的产业升级换代，也为非洲工业的振兴提供了机遇。其次，在发展理念上，中国和非洲同是发展中国家，非洲所面临的减贫问题、外资利用问题、振兴民营企业问题，都是中国曾经历过或正面对的问题，中国能够以非洲听得懂、做得到的话语和方式让其来分享自己的发展经验，因此在很多会议中，非洲官员和学者总爱探究“中国模式”，想明白中国是如何解决13亿人的温饱问题。有数据测算，中国对非洲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达20％左右。近年来，和中国经济关系紧密的苏丹和安哥拉成为非洲经济增速最快的国家，安哥拉增速甚至位居垒球之首。
中非合作论坛助推中非经济关系
中非合作论坛是应中非关系发展形势而成立的。冷战后，非洲在西方国际政治棋局上被“边缘化”，西方援助也随之减少，加上不合理的国际经贸规则，非洲国家经济发展举步维艰。为摆脱困境，寻觅发展机遇，非洲国家把目光锁定在“老朋友”中国身上。应双方要求，中非合作论坛在2000年顺势而出。
论坛已成为中非经济关系进一步提升的“助推器”。自第二届中非合作论坛起，即加入了“中非企业家大会”，为双方企业家提供了直接交流的平台，每次大会都能达成10多亿美元合作协议。为加大中非经济关系的可持续性，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之后，由国家开发银行出面，中国成立了首期规模为10亿美元的官方性质的私人股本基金——中非发展，其最终规模将达50亿美元。该基金的业务是对投资非洲的中国企业进行股权和准股权投资，至今该基金已安排对非投资20多个项目，安排投资5亿多美元，带动中企对非投资20多亿美元。
论坛成立来的九年也是中非经贸关系的“飞跃发展期”。2000年中非贸易额突破100亿，而到2008年中非贸易额突破1000亿。同时，为增强非洲产品在中国市场的竞争力，中国给予非洲部分产品零关税待遇，目前受惠商品已增加到近500个税目，中国进口非洲受惠商品近九亿美元。
2009年11月初在埃及召开的第四届中非合作论坛，把双方经贸关系又提升至一个新高度。为增强双方经济的依存度和可持续性，为让经贸发展的硕果惠及普通百姓，温家宝总理宣布的新八项举措把重点放在了非洲自身发展能力建设和非洲民生之上，承诺向非洲提供百亿美元优惠性援助，并划拨10亿 美元为非洲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解“燃眉之急”，首次把农业、教育和医疗分别单独列为专项提出。此外，中国还承诺到2012年“给予非洲与中国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95％的产品免关税待遇”，此措施对扩大非洲产品出口的功效，可匹敌美国对非有着战略性的《非洲增长与机遇法案》。
老朋友，新问题
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中非经济关系只限于政府层面，但在新时期，随着双方经贸关系的飞速发展，政府、国企、私企、个人以及侨胞等多层面的“中国角色”以不同方式发挥着作用，使得中非经济关系变得复杂化和多元化。随之也必然出现一些新问题。
首先，由于发展阶段的相似，双方经济存在同质化特点，因此之间经济的竞争必然更为直接，甚至波及草根阶层。而处于后工业化时代的欧美，除了农业领域外，同非洲在产业领域的竞争比较少，西方一般都把重点放在非洲的资源、金融业和对非贸易上。在制造业领域，中国已拥有较成熟的产业链，“世界工厂”的影响波及全球，这对非洲的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存在一定的冲击，非洲一些政客也爱把本国的失业问题和“中国制造”相挂钩，这在尼日利亚和南非已初现端倪。此外，在非洲的一些中国小商贩同当地生意人存在着竞争，也易引发误解。
第二，中非社会文化交流的欠缺会阻碍经济关系的提升。近年来虽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和国人走入非洲，但了解非洲社会文化的少之又少。比如，非洲人生性“乐天知命”，即使生活困窘，但仍不忘要享受生活的乐趣，往往不愿像中国劳工那样，为了完成工期来加班加点，而有些国人则认为这是懒散的表现，因此不愿雇佣当地劳工，常引发劳资纠纷或同当地工会的矛盾。
第三，中国企业和中国商人形象有待进一步改善和加强。近年来，部分企业和商人的盲目短视、急功近利，严重损害了中国在非的形象，甚至还有少数不法商贩从国内向非洲倒卖假冒伪劣产品。2005年，一家中企在赞比亚的铜矿发生爆炸，46位非洲弟兄罹难，对中非关系造成了巨大损失。除安全问题外，暴露出的低工资、待遇恶劣等问题更引发人们对中企在非角色的反思。而且，相比印度企业的“狼群意识”和“家族意识”，一些在非中资企业缺乏团结意识，恶性竞争、相互打压的行为仍时有出现。此外，中企的社会责任意识仍需进一步提升，相比西方公司，中企在做慈善公益事业上的积极性仍显不够。
第四，在外部环境方面，西方一直在非洲宣传“中国威胁论”和“新殖民主义论”，对中非经济关系影响恶劣。西方话语权在非洲处于强势地位，西方媒体通常把中国形容为一个“短视的经济恐龙”。欧美作为既得利益者，出于“酸葡萄”心理对中国的恶意攻击虽与事实完全不符，但却能够对非洲民众产生很大的影响。
尽管中非经济关系总体形势让人欢欣鼓舞，不断在突破中前行，但存在的问题亦须重视。这需要通过政府和企业做好前期的规划和调研工作，认真分析非洲国家经济水平、产业结构、消费能力和社会文化，着眼于长期发展战略和可持续性的经贸关系。我对非外交政策也需做出相应调整，政府部门做好协调和管理工作，以适应新时期下的中非经济关系。
半个世纪以来，中非关系可简要归结为“政治上的互助”和“经济上的共赢”。在新中国成立伊始，非洲是作为政治盟友进入中国外交视野的，中非经济合作服务于中国外交和政治，两者的经济关系也限于中国对非援助，中国“勒紧裤腰带”为阶级弟兄援建的坦赞铁路，为中非友好树起了永久的丰碑。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转移，非洲也突出了“外交为经济服务”的思想，传统意义上的理想主义、国际主义和意识形态色彩明显淡化，中非经济关系也不再只是政治关系的陪衬，双方的合作趋于务实、稳定和平等互利。
新时期中非经济关系内涵丰富
在过去，中非是国际舞台上的“难兄难弟”，在反帝、反霸、反殖问题上互予援手。如今，“难兄难弟”逐步朝着“全天候的朋友”的方向发展，而双方富有活力的经贸关系为“全天候的朋友”关系的构建发挥了最为重要的作用。虽然也有人士认为，对比西方和非洲的经贸关系，中非经贸关系并无二致，大家都是通过市场方式各取所需。但要对此深入剖析，此说法可能过于简单，因为它解释不了为何近年来非洲越来越倾向中国的投资?为何中国在非洲市场能“后发而先至”?
首先，中国与非洲国家的经济关系是多方面的。中非在农业、医疗、教育、人力资源开发、投资、贸易领域的合作早已开始，双方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的合作则凸显成熟，因此仅认为资源与矿产是中非合作的全部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拿石油为例，非洲出口到中国的不到非洲总产量的10％，剩余部分基本上卖给了欧美。
市场化的运作程序的确成为中非经济关系的发展态势，但与西方最大不同之处在于，中国始终秉承“互不干涉内政”原则，坚持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合作方式。中非都曾有过不堪回忆的“被殖民史”，共有的历史烙印让中国不但自己对主权问题高度重视，同样也能很好地站在非洲角度来思考问题，正如阿尔及利亚总统布特弗利卡所说：“主权是穷国护卫自己尊严和利益的最后一面盾牌。”但由于长期的积贫积弱，非洲国家的经济发展严重依赖于外部的投资和援助，对“援助大户”西方提出的苛刻条件也只能无奈接受。西方在20世纪末提出“经济结构调整”计划，把援助和调整挂钩，谁不接受IMF和世界银行开出的“药方”，谁就得不到援助和投资。然而过急、过快的市场开放和民主化，把非洲固定在了经济全球化下的最底层，部分民主化过急的非洲国家普遍涌现出“弱政府”，政府的效率和执行力成为非洲经济发展的薄弱一环。中国根据自身发展经验深刻感受到自力更生和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是何等重要。因此在非洲问题上，中国认为非洲经济发展列车上“司机应该是非洲人”，国际社会须尽帮扶义务，但不能越俎代庖，非洲所需要的不是“华盛顿共识”，也不是所谓的“北京共识”，而是“非洲共识”。
非洲对中国的友好，也缘于在援助上中国“言必行，行必果”。援助对于非洲经济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的对非援助总能不打折扣地兑现，这在国际社会上是难能可贵的。在2006年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中国确定未来三年对非八项举措，当时西方曾怀疑过中国的兑现能力。但时至今日，即便是在全球经济危机的阴霾下，八项举措仍如期完成，其中包括对非援助规模增加一倍，并超额为非洲建立了14个农业技术中心(原计划10个)。相对比，2005年苏格兰鹰谷峰会上，G8集团承诺在2010年前每年向非洲提供至少250亿美元援助，但过去几年，兑现的资金比承诺减少了一半，以至于在近年来的历届G8会议上，非洲国家领导人总是要西方不要奢谈新的援助方案，非洲对“口惠而实不至”的方案不感兴趣。
中非经济上的互补，则像一只“无形的手”把双方拉近。这种互补性可分为产品、产业结构上的互补和发展理念上的互补。首先，中国需要非洲的资源来保障自身经济发展，而中国的加入也让非洲在市场中有了更多的选择余地，不再面对“只能把资源卖给西方跨国公司”的“单项选择”，非洲真正成为自己资源的主人。此外，物美价廉的中国日用工业品是让非洲百姓能够买得起的商品，客观上提高了当地民众的生活水平，而在金融危机下，中国的产业升级换代，也为非洲工业的振兴提供了机遇。其次，在发展理念上，中国和非洲同是发展中国家，非洲所面临的减贫问题、外资利用问题、振兴民营企业问题，都是中国曾经历过或正面对的问题，中国能够以非洲听得懂、做得到的话语和方式让其来分享自己的发展经验，因此在很多会议中，非洲官员和学者总爱探究“中国模式”，想明白中国是如何解决13亿人的温饱问题。有数据测算，中国对非洲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达20％左右。近年来，和中国经济关系紧密的苏丹和安哥拉成为非洲经济增速最快的国家，安哥拉增速甚至位居垒球之首。
中非合作论坛助推中非经济关系
中非合作论坛是应中非关系发展形势而成立的。冷战后，非洲在西方国际政治棋局上被“边缘化”，西方援助也随之减少，加上不合理的国际经贸规则，非洲国家经济发展举步维艰。为摆脱困境，寻觅发展机遇，非洲国家把目光锁定在“老朋友”中国身上。应双方要求，中非合作论坛在2000年顺势而出。
论坛已成为中非经济关系进一步提升的“助推器”。自第二届中非合作论坛起，即加入了“中非企业家大会”，为双方企业家提供了直接交流的平台，每次大会都能达成10多亿美元合作协议。为加大中非经济关系的可持续性，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之后，由国家开发银行出面，中国成立了首期规模为10亿美元的官方性质的私人股本基金——中非发展，其最终规模将达50亿美元。该基金的业务是对投资非洲的中国企业进行股权和准股权投资，至今该基金已安排对非投资20多个项目，安排投资5亿多美元，带动中企对非投资20多亿美元。
论坛成立来的九年也是中非经贸关系的“飞跃发展期”。2000年中非贸易额突破100亿，而到2008年中非贸易额突破1000亿。同时，为增强非洲产品在中国市场的竞争力，中国给予非洲部分产品零关税待遇，目前受惠商品已增加到近500个税目，中国进口非洲受惠商品近九亿美元。
2009年11月初在埃及召开的第四届中非合作论坛，把双方经贸关系又提升至一个新高度。为增强双方经济的依存度和可持续性，为让经贸发展的硕果惠及普通百姓，温家宝总理宣布的新八项举措把重点放在了非洲自身发展能力建设和非洲民生之上，承诺向非洲提供百亿美元优惠性援助，并划拨10亿 美元为非洲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解“燃眉之急”，首次把农业、教育和医疗分别单独列为专项提出。此外，中国还承诺到2012年“给予非洲与中国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95％的产品免关税待遇”，此措施对扩大非洲产品出口的功效，可匹敌美国对非有着战略性的《非洲增长与机遇法案》。
老朋友，新问题
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中非经济关系只限于政府层面，但在新时期，随着双方经贸关系的飞速发展，政府、国企、私企、个人以及侨胞等多层面的“中国角色”以不同方式发挥着作用，使得中非经济关系变得复杂化和多元化。随之也必然出现一些新问题。
首先，由于发展阶段的相似，双方经济存在同质化特点，因此之间经济的竞争必然更为直接，甚至波及草根阶层。而处于后工业化时代的欧美，除了农业领域外，同非洲在产业领域的竞争比较少，西方一般都把重点放在非洲的资源、金融业和对非贸易上。在制造业领域，中国已拥有较成熟的产业链，“世界工厂”的影响波及全球，这对非洲的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存在一定的冲击，非洲一些政客也爱把本国的失业问题和“中国制造”相挂钩，这在尼日利亚和南非已初现端倪。此外，在非洲的一些中国小商贩同当地生意人存在着竞争，也易引发误解。
第二，中非社会文化交流的欠缺会阻碍经济关系的提升。近年来虽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和国人走入非洲，但了解非洲社会文化的少之又少。比如，非洲人生性“乐天知命”，即使生活困窘，但仍不忘要享受生活的乐趣，往往不愿像中国劳工那样，为了完成工期来加班加点，而有些国人则认为这是懒散的表现，因此不愿雇佣当地劳工，常引发劳资纠纷或同当地工会的矛盾。
第三，中国企业和中国商人形象有待进一步改善和加强。近年来，部分企业和商人的盲目短视、急功近利，严重损害了中国在非的形象，甚至还有少数不法商贩从国内向非洲倒卖假冒伪劣产品。2005年，一家中企在赞比亚的铜矿发生爆炸，46位非洲弟兄罹难，对中非关系造成了巨大损失。除安全问题外，暴露出的低工资、待遇恶劣等问题更引发人们对中企在非角色的反思。而且，相比印度企业的“狼群意识”和“家族意识”，一些在非中资企业缺乏团结意识，恶性竞争、相互打压的行为仍时有出现。此外，中企的社会责任意识仍需进一步提升，相比西方公司，中企在做慈善公益事业上的积极性仍显不够。
第四，在外部环境方面，西方一直在非洲宣传“中国威胁论”和“新殖民主义论”，对中非经济关系影响恶劣。西方话语权在非洲处于强势地位，西方媒体通常把中国形容为一个“短视的经济恐龙”。欧美作为既得利益者，出于“酸葡萄”心理对中国的恶意攻击虽与事实完全不符，但却能够对非洲民众产生很大的影响。
尽管中非经济关系总体形势让人欢欣鼓舞，不断在突破中前行，但存在的问题亦须重视。这需要通过政府和企业做好前期的规划和调研工作，认真分析非洲国家经济水平、产业结构、消费能力和社会文化，着眼于长期发展战略和可持续性的经贸关系。我对非外交政策也需做出相应调整，政府部门做好协调和管理工作，以适应新时期下的中非经济关系。